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爆发时，一般人以为最多只会持续四个月，因为现代战争会造成可怖的伤亡，人们一定会要求早日结束这种野蛮行为。然而，我们估计错了。疯狂破坏和残酷屠杀的风暴，竟然延续了四年之久，这确实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发动了一场世界规模的大屠杀，却无法遏止它。成千上万的人参加战斗，陷于死亡，这时大家才急于知道，这场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它又是如何爆发的。种种解释都不太清楚。有人说，是因为一位大公被暗杀了；然而，单为此事就在全世界燃起一场熊熊战火，这是很难说得通的。人们需要一个更为现实的说明。于是有人说，发动这场战争，是为了要在全世界奠定民主的基础。虽然有些人并没有作战的必要，但大家同样地受到了损害，这种“民主”也是够凄惨的。千百万人丧生后，“民主”这个词开始变得醒目。结果是，皇帝的宝座倒塌了，共和国成立了，欧洲的整个面目改变了。
但是，美国政府直到1915年还宣称，它是“不屑于作战的”[133]。于是人们就编出了歌曲《我养孩子，不要他当兵》。如果不是“卢西塔尼亚”号沉没[134]，大家是尽可以把这支歌一直唱下去的——沉船事件发生后，大家唱起了截然不同的歌曲《在战场上》以及其他聊以自慰的小调。在“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以前，加州人几乎没有感觉到欧洲战场的压力。供应并不缺乏，物品无须配给。人们为红十字会组织了游园活动和聚会，并以此为借口举行社交活动。在一次盛会上，一位夫人为了要在十分豪华的筵席上坐在我身边而向红十字会捐了2万美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体会到可怕的战争的现实性了。
截至1918年，美国已经两次发动自由公债募购运动，我同玛丽·璧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都被邀去参加在华盛顿正式动员的第三次自由公债募购运动。
我给第一国家电影公司拍摄的第一部影片《狗的生活》已经接近完成。由于必须在发动公债募购运动的同时放映这部影片，我接连三天三夜没睡，忙着剪辑片子。剪辑工作完毕，我已筋疲力尽，在火车上整整睡了两天。我睡醒后，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写演讲稿。我因为以前从未做过正式演讲，所以非常紧张，于是道格拉斯建议，我可以先试着向那些在车站欢迎我们的人演讲一次。后来，火车在一个什么站停下了，有很多人聚集在火车的游览车厢后面。道格拉斯当即介绍了玛丽，她发表了一篇简短的演说，然后道格拉斯再介绍我，但是，我刚开始讲话，火车就开动了。车离人群渐远，我讲得也就更加流利和活泼，后来一群人影变得更小了，我的信心也增强了。
到了华盛顿，我们都像大人物似的列队经过大街，最后抵达足球场，在那里发表了我们的第一次演讲。
讲台是用一些粗制木板搭成的，上面悬了旗帜，挂了横幅。一些陆海军代表站在台下，其中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站在我旁边，于是我们就攀谈起来。我告诉他，我以前从未做过演讲，所以现在很紧张。“没什么可怕的，”他信心十足地说，“想到啥您就说啥；叫他们买公债，可别说笑话。”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我反而去安慰他。
不一会儿，我听见介绍到我了，于是我学范朋克的姿势跳上了讲台，像开机关枪似的一口气不停地说了下去：“德国人已经到了你们的大门口！我们必须拦住他们！只要你们买自由公债，我们就能够拦住他们！记住了，每买一份公债，你就救活了一个士兵——一位母亲的儿子！——就可以早日打胜这一仗！”我说得又快又兴奋，结果从台上滑了下来，我拉住了玛丽·德蕾丝勒，两个人一起栽在那个年轻人的头上，当时那个年轻人任海军助理部长，他就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
正式仪式结束后，我们按照预定程序去白宫会见威尔逊总统。我们又是紧张又是兴奋，一起被领进了绿厅[135]。忽然门开了，一位秘书走进来，兴冲冲地说：“请排成一列，向前一步走。”接着总统进来了。
玛丽·璧克馥第一个开始：“群众的热情令人十分满意，总统先生，我相信公债募购会超出限额。”
“确实会超出限额，会……”我完全是语无伦次地插嘴说。
总统露出迷惑的神情向我瞥了一眼，接着说了一个笑话，讲一位内阁部长怎样喜欢他的威士忌。大家很有礼貌地笑了，然后退了出来。
道格拉斯和玛丽选了北方几个州去推销公债，而我因为以前没有去过南方，就选了南方的几个州。我把我的朋友罗布·瓦格纳——一位作家和肖像画家——从洛杉矶邀来陪我一起去。广告做得很热闹，操作得也很得法，结果我卖了好几百万美元的公债。
我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城市里，那儿的接待委员会主席是当地的一位巨商。他承认曾安排十个男孩在火车站准备把奶油蛋糕扔在我脸上，但是后来看见我们下车时随从很多，才临时改变了主意。
就是这位先生后来请我们赴宴，几位美国将军也去了，其中斯科特[136]将军显然很厌恶这个商人。他在筵席上说：“瞧咱们这位主人跟一根香蕉有什么两样？”[137]这时空气显得有点紧张了。“好，你们可以给香蕉剥皮嘛。”
讲到南方绅士，我在佐治亚州奥古斯塔遇到了其中一位典型人物，这个人是公债募购委员会负责人亨肖法官。他曾寄来一封信，说我们到达奥古斯塔的那一天刚巧是我的生日，所以要在城郊俱乐部设宴为我祝寿。想到将参加一次盛会，并将和许多人应酬，我决定婉言谢绝，直接回酒店去。
我们历次抵达火车站，都有许多人欢迎我们，并有当地铜管乐队奏乐。但是到了奥古斯塔，只来了亨肖法官一个人，他穿着一件黑色府绸外衣，戴着一顶被太阳晒黄了的旧巴拿马草帽。他对人文静有礼，做了自我介绍以后，就赶过来一辆老式四轮马车，说要把我和罗布送到酒店里。
我们在车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忽然这位法官把话扯开了：“我之所以爱看你的喜剧片，就是因为你掌握了一些基本原理——你知道，一个人身体上最不体面的部分就是屁股，这一点在你的喜剧片里被证实了。哪怕是一位仪表堂堂的绅士，只要你对着他的屁股踢上一脚，他的庄严就完蛋了。即使是在总统的就职大典那样庄重的场合，只要你从总统后面走过去，对准他的屁股踢上一脚，那庄严的气氛也就被打破了。”我们的马车在阳光下行驶，他怪模怪样地侧转了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毫无疑问，屁股是一个羞人的地方啊。”
我用胳膊肘碰了碰罗布，悄声说：“他们要给我过生日了。”
过生日和开会被安排在同一天。亨肖另外只请了三个朋友，他对小型宴会表示歉意，还说他很自私，喜欢单独和我们在一起，不愿让别人分享了这份快乐。
高尔夫球俱乐部环境很幽美。高大的树木把影子投在碧绿的草坪上，给四周增添了一种宁静的美，我们一共六个人，围着一张圆桌坐在阳台上，桌上放着一个点亮了蜡烛的生日蛋糕。
法官细嚼着芹菜，炯炯闪亮的眼睛向我和罗布望了望：“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要在奥古斯塔推销很多公债……我不大会安排这类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本地人都知道你们来了。”
我称赞那地方环境优美。“是呀，”他说，“可惜缺少了一样东西——薄荷冰酒[138]。”
大家从这句话谈到了禁酒的可能性，又谈到了禁酒的利弊。“根据医学报告，”罗布说，“禁酒是有益公众健康的。医学杂志上说，如果禁止喝威士忌，患胃溃疡的病人就会减少。”
法官露出不高兴的神情。“你不能从胃的角度来评价威士忌，威士忌是灵魂的粮食！”接着，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查理，今天是你二十九岁生日，你还没结婚吧？”
“没结婚，”我笑了起来，“你结婚了吗？”
“没结婚呀，”他闷闷不乐地叹了口气，“经我审理的离婚案件也太多了。但是，如果我现在年轻的话，我是要结婚的；过单身生活太冷清了。不过，我又是一个赞成离婚的人。我相信，在佐治亚州，人们对我这个法官是最有意见的。如果夫妻们不愿意在一起生活下去，我是不会勉强他们的。”
稍停，罗布看了看他的表。“如果是八点半开会，”他说，“咱们该快点了。”
法官很悠闲地细嚼着芹菜。“时间多着呢，”他说，“咱们还是聊聊吧。我就是喜欢闲聊。”
去开会的途中，我们穿过了一个小小的公园。公园里至少有二十多座参议员的塑像，它们那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很可笑，有的把一只手背在后面，把另一只手叉在腰里，手里还拿着个卷轴。我开玩笑说，它们完全可以扮演法官刚才谈到的喜剧片中被踢屁股的配角。
“可不是，”他快活地说，“看上去它们还真是神气呢。”
他还把我们邀到他家里，那是一幢美丽的老式佐治亚房子，据说华盛顿“还真的在这儿睡过觉”，里面是美国18世纪古色古香的陈设。
“多么美丽。”我说。
“是呀，只是少了一位夫人，就像一个珠宝箱一样空着啊。所以，别耽误得太晚啦，查理。”
在南方各地，我们还访问了好几个军事训练营，看到许多愁苦的面孔。最后在纽约华尔街国库分库外进行了一次公债募集活动，那是我们旅行活动的高潮，玛丽、道格拉斯和我一共卖了200万美元以上的公债。
当时纽约的情景是令人沮丧的，到处都可以感觉到军国主义的魔影。这情形是无法避免的。一时美国人都仿佛是从同一个模型中铸出来的：只知道服从命令，首先信仰的就是战争。我从酒店十二层楼的窗子里，听到军乐队沿着麦迪逊大街（仿佛是穿过阴森的峡谷）勉强奏出了轻快的曲调，但那声音是愁郁的，我只见他们一路有气无力地慢慢走向炮台公园，然后上船远渡重洋。
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偶尔也会有意无意地发现一点幽默情趣。七队军乐队要穿过鲍尔公园，去接受纽约市长的检阅。威尔逊·迈兹纳[139]佩着一枚引人注目的徽章，站在运动场外，拦住每一队军乐队，关照他们在经过市长的大看台时要奏国歌。但是，等到市长和所有的人为此起立了四次以后，迈兹纳只得通知乐队，请他们别再奏了。
离开洛杉矶，参加第三次自由公债募购运动之前，我见到了玛丽·多萝。她来好莱坞，是给派拉蒙电影公司拍电影的。她喜欢看卓别林的影片，有一次对康斯坦斯·科莉尔说，她到了好莱坞只要见一个人，那就是查理·卓别林——她再也不会想到，她从前和卓别林在伦敦约克公爵剧院里合演过戏。
于是，我又见到了玛丽·多萝。那情景有点像是在演一出浪漫戏的第二幕。康斯坦斯介绍了我以后，我说：“可是，我们以前已经见过了呀。那时候你使我很伤心。我在偷偷地爱你呀。”玛丽仍旧和从前一样美丽，她透过她的长柄眼镜看我，说：“瞧我多么兴奋啊。”我接着向她解释，说我就是《福尔摩斯》里的比利。后来我们在花园里共进晚餐。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夜，我在烛光下谈到一个暗恋着她的青年的苦闷，还告诉她，在约克公爵剧院里，我是怎样算准了她离开化装室的时间，然后又是怎样在楼梯上和她打一个照面，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句“晚上好”。我们谈起了伦敦和巴黎；玛丽很爱巴黎，于是我们又谈到小酒馆，谈到咖啡馆，谈到马克西姆酒店和香榭丽舍大街……
现在，玛丽到纽约来了！她一经获悉我住在丽兹酒店，就写了封信给我，邀我到她的公寓里吃饭。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查理：
我的公寓在香榭丽舍大街（麦迪逊大街）附近，我们可以在这里吃晚饭，或者是去马克西姆酒店（克罗尼酒店）。饭后，如果你高兴的话，我们可以乘车去森林[140]（中央公园）一带兜风……
但是，那些地方我们都没有去，两个人只在玛丽的公寓里很安静地吃了一顿饭。
我回到洛杉矶，又住进了体育俱乐部，开始考虑我的工作。拍摄《狗的生活》一片花了较长的时间，用了更多的钱，超出了我的预算。但是我并不为此烦恼，因为到了合同行将期满的时候，这一切都可以扯平。我着急的是，下一部片子拍什么。后来，我忽然想到：为什么不拍一部以这场战争为题材的喜剧片呢？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几个朋友，但是他们听了都摇头。德米尔说：“这时候拿战争开玩笑是危险的。”但是，危险也罢，不危险也罢，这个题材激起了我的兴趣。
根据原来的计划，《从军记》要拍五大本。开头是“家庭生活”，中间是“战争经过”，结尾是“大摆筵席”，席上所有的首脑一起庆祝我英勇地活捉了德皇。当然，最后是我从梦中惊醒了。
战争前面和后面的几段都被删掉了。筵席那场始终就没拍，但是开头的一段是拍出来的。喜剧片里采用了暗示的手法，观众们看到夏洛和他的四个孩子一路走回家。有一阵子他离开了孩子们，然后一个人走了回去，一面擦嘴，一面打嗝。他刚走到家里，影片上就立刻出现了一个煎锅，锅砸在他的脑袋上，他的妻子没露面，但是厨房里一根绳上晾了一件肥大的女衬衫，暗示她的身材有多么肥胖。
在第二段里，夏洛接受入伍体检，照着吩咐把全身脱得精光。他看见一个斜角玻璃门上印着“弗朗塞斯医师”。这时里面映出一个走来开门的身影，他以为那是一个女的，就逃进另一扇门，可是一下子发现自己到了许多用玻璃隔开的办公室的迷宫中，那里许多女职员正在忙着办公。一个女职员刚一抬头，他已经闪到一张桌子后边，但这样一来又在另一个女职员面前丑态毕露，他逃进另一扇门，跑进更多用玻璃隔开的办公室，离他原先的地方越来越远，直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阳台上，赤条条地对着下面一条人群熙攘的大道。这一段虽然拍了出来，但是后来并没有采用。我认为，夏洛最好还是当一个没有背景和来历的人，所以，他在银幕上一出现，已经是到了军队里。
《从军记》是在沸腾的热浪中拍摄的。在一棵伪装的树里拍戏（有一段戏，我就是这样拍的），实在不好受。我这人不喜欢拍外景，因为在外面拍电影容易分心。注意力和热情，都会被一阵风给吹散。
这部影片花了很长时间才拍完，但结果我对它并不满意，而这就使电影制片厂里其他人也有了同样的感觉，后来道格拉斯·范朋克要看这部影片。他陪同一个朋友来了，我说我非常失望，真想要把它扔进垃圾箱。只有我们三个人坐在放映室里看试片。影片一开映，范朋克就纵声大笑，笑声只在几阵剧烈咳嗽的当儿略停了停。可爱的道格拉斯，是我最伟大的观众。影片放映完，我们一起走到外面日光底下，他笑出的眼泪还没有干。
“你真的觉得它那样好笑吗？”我不相信他的话。
他向他那个朋友转过身去。“猜他打算怎样？他要把它扔进垃圾箱呀！”道格拉斯只做了这样一句评论。
《从军记》轰动全国，成为大战期间士兵最爱看的一部影片，拍摄工作所花的时间又比我预计的长，并且成本也比《狗的生活》更高。这时我一心要拍出更好的影片，就想到第一国家电影公司是否可以给我一些补助。自从我加入这家公司，它就如日中天，签下了多位制片人和其他影星，每拍一部影片，要给他们25万美元，外加百分之五十的红利。这些人的影片比我的喜剧片成本低，也更容易摄制——当然，票房也比我的低。
我去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的经理J.D.威廉斯谈这件事，他说要提出来让董事们讨论。我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足够补偿我的额外开销就行了；至于额外开销，每部影片是不会超过1万或1.5万美元的。他说一星期内董事们将在洛杉矶开会，我可以自己去和他们谈一谈。
在那些日子里，电影院老板都是些粗俗的商人，在他们眼里，影片只是论英尺计价的商品。我认为，我当时为自己申辩的那几句话说得合情合理，并且也很诚恳。我说，我需要增加一些补贴，因为我花的钱和时间都超出了我的预算，即使我是个工人，我也可以要求通用汽车公司提高我的工资。听完了我的话，大家都不开口，后来他们的发言人着急了。“你瞧，查理，这是谈好了的交易，”他说，“你既然已经签订了合同，我们认为你就要履行合同。”
我的回答也很干脆：“我可以在两个月内交出那六部影片，如果你们要那种片子的话。”
“那就随你的便啦，查理。”他沉着地说。
我接下去说：“我要求加钱，只是为了要保持作品的水平。你们这样漠不关心，说明你们既不懂人的心理，又缺乏远见。要知道，这会儿你们不是在买卖香肠，而是在对待一个人的工作热情。”然而什么也没法打动他们。我不能理解他们的态度，因为我被认为是全国最能卖座的演员。
“我相信，这件事多少和电影业的这次开会有关系，”我哥哥雪尼说，“谣传所有的电影制片公司要组成一个托拉斯。”
过了一天，雪尼见到了道格拉斯和玛丽。他们也很着急，因为他们的合同即将期满，但是派拉蒙电影公司并不过问这件事。道格拉斯和雪尼的看法相同，也认为这和传说中电影业的联合有关：“我们最好是请一位侦探去侦察一下，了解一些内幕。”
我们都赞成雇用一个侦探。后来我们请了一位非常机灵能干、姿色动人的女侦探。不久就有一家资本雄厚的电影公司的总经理约她幽会。根据她的报告，她在亚历山大酒店的大堂里遇见了这个人，朝他笑了笑，然后托词认错了人。那天晚上，这位经理就约她去吃饭。我们从她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位经理油嘴滑舌、爱吹牛，并且是个好色之人。她接连着陪他出去了三个晚上，每次都用诺言笼络，再用托词避开他。与此同时，她全部探听清楚了电影业中的动态。这位经理和他的同事正要联合所有的电影公司，组成一个资本4000万美元的托拉斯，和美国所有的电影院老板签订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从而对他们进行操纵。经理告诉她，他们打算把电影业建立在一个合理的商业基础上，再不容许一伙疯狂的演员操纵，不能让他们坐享巨额的薪金。这就是她探查到的主要内容，而我们只要知道这些就够了。我们四个人把这份报告给D.W.格里菲斯和比尔·哈特[141]看了，他们的反应也和我们的一样。
雪尼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向电影院老板宣布，说要成立我们的电影公司，准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影片，保持独立的身份，我们就可以挫败他们的托拉斯计划，因为当时我们是电影业中最能卖座的演员。其实，原来我们并不打算这样干到底。我们的目的不过是要阻止电影院老板和计划中的托拉斯签订为期五年的合同，因为，只要没有我们这些影星参加，这项计划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了。我们决定，趁他们开会的前一天晚上，一起去亚历山大酒店的大餐厅吃饭，然后向报界发表声明。
那天晚上，我同玛丽·璧克馥、D.W.格里菲斯、比尔·哈特和道格拉斯·范朋克等，一起坐在大餐厅的一张桌子边。那效果是够刺激的。J.D.威廉斯没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他第一个走进来，一看见我们，就慌忙退出去了。其他的电影公司经理一个个走到门口，向里面望了望，又匆匆忙忙地离开，而我们则坐在那儿大谈生意，还在台布上写一些巨额数字。每当一个电影公司经理走进餐厅，道格拉斯就突然胡言乱语一气，说什么“这些天，卷心菜对大花生，干货对猪肉，它们起了很大的作用呀”。格里菲斯和比尔·哈特都以为他发疯了。
不一会儿，已经有六七个记者坐在我们的桌边，把我们的话记录下来。我们发表声明，说我们正在筹备成立联美电影公司，以便保护我们的独立性，对抗即将组成的托拉斯。后来这消息被当作头版新闻登出来了。
第二天，好几家电影公司的经理都愿意辞去现任职务，来担任我们公司的经理，他们宁愿领很低的薪水，只要能够在新公司里分享红利。看到他们做出这样的反应，我们决定把原订的计划进行到底。于是联美电影公司就这样成立了。
我们在玛丽·璧克馥家开了一次会。每个人出席时都带了一位律师和一位经理。到会的人很多，所以大家发表意见时，就像是在举行一次公开演讲一样。不瞒大家说，我一发言就会紧张。但是玛丽在法律和商业方面的精明使我感到惊奇。她熟悉这方面所有的专门用语：分期偿还债券、红利后取股等等。她知道所有的公司条例，说第七页第一节第二十七条是和法律不一致的，还冷静地指出了第四节第二十四条是和另一条重复或抵触的。在这种情况下，她不仅使我惊讶，而且更使我伤心，“美国甜姐儿”竟会有这样一面，这是我此前不了解的。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向我们的代表慷慨陈词时说：“诸位先生们，我们按理应当……”我听了大笑起来，不禁重复说：“按理应当！按理应当！”
玛丽不但以美丽出名，而且以精明见称。我记得，梅布尔·诺曼第一次把她介绍给我的时候说：“这位是海蒂·格林[142]，她又叫玛丽·璧克馥。”
我参加那些商务会议，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幸亏我哥哥在商业方面和玛丽同样老练；道格拉斯虽然显出了一副满不在意的神情，但实际上比我们都精明。我们的律师争论法律名词时，他像个小学生似的在一边玩笑，但是等到读那些公司条例时，他一个逗号也没有漏过。
情愿辞去自己现任职务并加入我们的电影公司经理当中，有一位是派拉蒙电影公司的创办人和经理阿道夫·朱科尔[143]。朱科尔是一个性情活泼、身材矮小、态度和蔼可亲的人，他的长相和满腔热情都和拿破仑很相似。谈生意时，他的话极为生动，很有说服力。“你们呀，”他说话时一口匈牙利口音，“你们完全有权利充分享受你们应得的利益，因为你们是艺术家！是你们在从事创作！有了你们才会有人来看电影。”这时我们客气了几句。“你们即将成立的公司，我认为是电影业中阵容最强的，如果……如果，”他加重语气说，“经营得法的话。要是一方面有你们动脑筋，另一方面有我来出主意，那该有多美呀！”
他就这样谈他的理想和信念，向我们娓娓动听地说下去；他承认曾经计划合并电影院和制片厂，但是又说他愿意放弃这一切，加入我们一伙。他说话的口气透出了稳重和亲切：“你们竟然把我当作你们的敌人！可我是你们的朋友呀——是艺术家的朋友呀。要知道，我是第一个把电影理想化的人呀！是谁清除了那些肮脏的5分钱电影院[144]？是谁给你们添设了那些舒适的座位？是我给你们建造了大影院，提高了票价，这样你们才能够靠拍电影赚大钱的呀。可是你们，你们这些人反而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
朱科尔既是一位伟大的演员，又是一位不寻常的商人。他建立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轮回上演电影院。但是，他要合股加入我们公司的事，始终没有谈成。
过了不到六个月，玛丽和道格拉斯已经开始给新成立的公司拍电影了，但是我还得给第一国家电影公司拍完六部喜剧片。第一国家电影公司对我那样不讲情面，使我非常恼火，这就妨碍了我的工作进展。我愿意出价收购我签下的合同，并额外补贴他们10万美元的利润，但是公司拒绝了。
由于影星中只有玛丽和道格拉斯的影片由我们公司发行，所以他们经常向我埋怨，怪我没拍电影，说他们的负担太重。他们以百分之二十的极低价格发行影片，公司负了100万美元的债。可是，我的影片《淘金记》一放映，立即偿清了所有的债务，玛丽和道格拉斯的气也消了，此后不再埋怨了。
战事日趋激烈。欧洲各地正在进行残酷的屠杀和破坏。在训练营里，人们学习怎样用刺刀进攻——怎样吆喝，怎样冲锋，怎样把刺刀扎进敌人的肚子。如果刺刀卡在敌人的胯里，就向肚子开一枪，把刀拔出来。大家变得歇斯底里起来。逃避兵役的人要被判处五年徒刑，每个人都得随身携带入伍登记证。年轻人几乎都穿上了军服；一个人如果不穿军服，别人可能就要看他的入伍登记证，或者，女性就要送他一根白羽毛[145]。
一些报纸提出了批评，指责我不去参军。另一些报纸为我辩解，说我拍喜剧片比当兵更重要。
美国军队抵达法国时，新兵缺乏作战经验，却要立即参战。他们不听那些已经血战了三年的英法战士的忠告，全凭血气之勇投入战斗，结果死伤了成千上万的人。接连几个星期，传来的消息是令人沮丧的；报上刊出了大量美军伤亡人员的姓名。此后几个月，战事进入沉寂期，美国士兵和协约国的其他军队都在战壕中坚守阵地，在泥污血泊中度过苦闷的日子。
最后，协约军开始推进。我们的旗子开始在地图上逐渐向前移动。每天都有成群的人急切地望着那些旗子。敌军的阵线终于被突破，但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接着报上刊出了黑体字的大标题：德皇逃亡荷兰！再后来，头版全版刊出了这几个字：停战协定签订！消息传来，我正在体育俱乐部我的房间里。瞬息间，下面马路上乱成了一片；汽车揿喇叭，工厂鸣汽笛，军号开始狂吼，整天整夜吵个不停。人们都快活得像发了疯一样——有的唱歌，有的跳舞，有的拥抱，有的接吻，有的调情。和平终于到来了！
生活中没有了战争，人们就好像突然从牢狱中被释放出来一样。我们出于惯性，此后几个月仍旧一直担心忘了带入伍登记证。不管胜利意味着什么，协约国终于胜利了。但是，究竟是否赢得了和平，人们仍旧不能肯定。只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们以前所熟悉的文化将不会维持原样了，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的基本礼节也随之消失了——然而，话又说回来了，礼节在任何时代都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