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知名人士，都在这时参观了我们的电影制片厂，这些人当中有梅尔巴[100]、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101]、帕德雷夫斯基[102]、尼金斯基[103]和巴甫洛娃。
帕德雷夫斯基有一种迷人的魅力，但同时又有一种庸俗的气质，一种过分自高自大的神态。他的外表让人印象深刻：头发很长，斜搭在嘴唇上边的胡子让他显得严肃，下巴上那撮小胡子使我隐约觉察出他有一种神秘的虚荣感。每次他开演奏会，大厅里的灯光暗淡下来，气氛阴郁森严，他要在琴凳上坐下时，我总觉得，有人会抽掉他屁股底下的凳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纽约丽兹酒店里遇见他，向他热情地打招呼，问他是否准备在纽约演奏。他庄重地说：“在为敝国政府公务外出期间，我是不举行演奏会的。”
后来帕德雷夫斯基当了波兰总理，但是我对此事和克里孟梭[104]有同感，克里孟梭在即将签署《凡尔赛和约》的一次会议上对帕德雷夫斯基说：“像您这样一位天才艺术家，怎么会不惜降低身份，搞起政治来了？”
伟大的钢琴家利奥波德·戈多夫斯基身材矮小，圆圆的脸上老是堆满了笑，显得那么朴实和幽默。他去洛杉矶开完演奏会，在当地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我常常去看他。星期日，我有幸去听他练琴，看他那双特别小的手施展出高超的技巧，是那么灵活。
尼金斯基和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员也来电影制片厂参观。他是一个神情严肃、长相漂亮的人，高高的颧骨、忧郁的眼睛，好像一个俗家打扮的僧侣。当时我们正在拍《疗养》。他坐在摄影机后面看我拍戏，我觉得那场戏挺逗笑，但是他却一直板着脸。其他的人看了都大笑，唯独他越来越忧郁。临别前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只淡淡地说他非常欣赏我的演技，问可不可以再来参观。“当然欢迎。”我说。此后两天里，他又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拍戏。到了最后一天，我关照摄影师别在摄影机里装胶片，因为知道，受了尼金斯基的忧郁的影响，我那些逗笑的动作是做不好的。然而，每天看完以后，他总要赞扬我几句。“您的喜剧是芭蕾舞型的，您是一位舞蹈家。”他说。
我还没看过俄罗斯芭蕾舞团，也没看过其他芭蕾舞团的演出。但是，就在那个周末，我被邀请去看一场午后演出。
到了剧院，佳吉列夫[105]出来欢迎我；佳吉列夫是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他表示抱歉，唯恐那天演出的节目我不太喜欢。“可惜演的不是《牧神的午后》，”他说，“我想您喜欢看那个。”接着他就转身对经理说：“告诉尼金斯基，休息后咱们演《牧神的午后》给夏洛[106]看吧。”
第一场芭蕾舞剧是《山鲁佐德》[107]。我对它不大满意。动作太多了，舞蹈太少了，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08]的音乐又有那么多重复。但接下来是尼金斯基跳双人舞，他一出场，我就像触了电一样。世界上的天才我见过少数几位，其中一位就是尼金斯基。他像是一位仙人，有一种催眠的力量，忧郁的表情给人一种超凡出世之感；每一个动作都富有诗意，每一次跳跃都能引发我离奇的幻想。
他此前关照佳吉列夫在休息时间带我到他的化装室去。我到了那里，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了。对于伟大的艺术，不能够单凭使劲扭自己的手指，或用什么语言来表示欣赏。我只默默地坐在他的化装室里，留神看镜子里那张奇怪的脸，看他在脸颊上画绿色的圈儿，装扮成牧神。他不善于敷衍应酬，只问了一些有关我的电影的无关紧要的话，而我也只能简单地答复他。休息时间结束，催场铃响了，我说要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去了。
“别走，别走，还早着呢。”他说。
这时有人敲门：“尼金斯基先生，序乐奏完了。”
我露出了着急的神色。
“没关系，”他说，“时间还多着呢。”
我感到惊奇，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还是先走吧？”
“不，不，让他们再奏一次序乐。”
最后佳吉列夫冲进了化装室：“上场吧，上场吧！观众们已经在鼓掌了。”
“让他们等着好啦，这样更有趣。”尼金斯基说，接着又泛泛地问了我一些话。
我觉得很窘。“我可真得回到我的位子上去了。”我说。
在《牧神的午后》中，尼金斯基的演技是空前绝后的。他所创造的神奇的世界、在美丽的树林阴影中藏身的悲哀的幽灵、在神秘气氛中四下徜徉的热情与忧郁之神：所有这一切的情趣，他好像毫不费力，只用了几个简单的手势就表达出来了。
六个月以后，尼金斯基疯了。那天下午，在他的化装室里，他让观众们等候他出场时，他已经微露出精神失常的迹象。我亲眼看见，一个极度敏感的心灵，怎样开始离开这个被战争的残酷破坏了的人间，进入另一个他自己梦想的世界。
达到任何一门艺术崇高境界的人都是罕见的。巴甫洛娃就是这样一位罕见的艺人。她的表演总是深深地打动了我。她的艺术虽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但同时又具有一种淡薄而鲜艳的色彩，娇柔得就像一片白玫瑰花瓣一样。她舞蹈时的每一个动作都恰恰保持着重心。她出场的时候，无论多么愉快和媚人，但我看了总是想哭。
我是在“帕芙”（巴甫洛娃的朋友都这样称呼她）来好莱坞环球电影制片厂拍一部新片的时候和她认识的，此后我们就成了知己。可惜旧式摄影机的速度无法拍出她舞蹈中的抒情趣味，因此她那伟大的艺术失传了。
有一次，为表示感谢，俄国领事馆设宴招待巴甫洛娃，我也参加了。那是一次国际友人的宴会，场面很隆重。来宾在席上一再祝酒，发表讲话，有的人说法语，有的人说俄语。英国来宾被邀请发言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轮到我讲话之前，一位教授用俄语发言，盛赞巴甫洛娃的艺术。他一时热泪盈眶，随即走到巴甫洛娃跟前，热情地吻她。我心想，下面我无论怎样表述，总是难以出彩的了，于是我站起来说，由于我的英语不足以形容巴甫洛娃艺术的伟大，我要用中国话来讲。接着我就胡乱地说了一通中文，也仿效那位教授把声音越提越高，最后比那位教授更加热情地吻巴甫洛娃：我把一块餐巾罩在我和她的头上，不停地吻她。来宾哄堂大笑，打破了席上严肃的气氛。
莎拉·伯恩哈特[109]在奥尔菲姆歌剧院演出。当然，她年事已高，已经到了艺术生涯行将结束之时，所以我无法对她的演技做出正确的评价。然而，杜丝[110]来到洛杉矶时，虽然也已经衰老，舞台生涯即将结束，但她那天才的光辉并未因此而暗淡下去。那次陪她演出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意大利剧团。一个漂亮的青年男演员在她出场前已做了非常出色的表演，成功地占据了舞台中心。杜丝怎样才能胜过这个演技精湛的青年人呢？我不禁猜想。
这时，从舞台左边，杜丝毫不引人注意地穿过一条拱道出场。她在一架大钢琴上的一篮白菊花后面站住，开始很悠闲地重新整理那些花朵。大厅中飘过了轻微的惊叹声，我的注意力立即离开了那个青年演员，集中在杜丝身上。这时她既不去看那青年演员，也不去理会其他的角色，只管安静地整理那些花朵，并把她带来的几朵花添了进去。她把花整理好了，慢慢地走到斜对面舞台的外角，坐在炉边一张安乐椅上，望着壁炉里的火焰。有一次，只有那一次，她望了望那个青年，于是一切人类的智慧与精神的苦痛都在那一顾盼中流露了出来。然后，她一面继续聆听，一面烤着手——多么美丽和灵敏的一双手啊。
男演员先说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话，随后，她一面瞧着炉火，一面平静地叙述。她说话时，毫无一般演员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她的声音仿佛是从悲哀的热情的余烬中发出来的。我一句话也听不懂，然而，我意识到，我正面对着一位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最伟大的演员。
与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111]爵士配戏的女主角康斯坦斯·科莉尔[112]，接受了三角电影公司的聘请，和赫伯特合拍电影，扮演麦克白夫人。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有好多次在陛下剧院的顶层楼座看她的戏，对她在《不朽城》中的表演，以及在《雾都孤儿》中扮南茜[113]的演技，钦佩到了极点。有一天在利维咖啡馆里，看到一张送到我桌上的条子，说科莉尔小姐想要见我，问我是否可以到她桌上去时，我就很高兴地过去了。自从那次见面以后，我们的交情始终不衰。康斯坦斯秉性忠厚，赤诚待人，并且热爱生活。她还喜欢给人介绍朋友。她想让我认识赫伯特爵士，还要我见见一个叫道格拉斯·范朋克[114]的青年，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之处。
据我所知，赫伯特爵士是英国戏剧界的一位巨擘，也是技术最精湛的一位演员，他不但能激发观众的思想，还能掌握他们的情绪。他演《雾都孤儿》里的费金[115]，又是招人笑，又是叫人害怕。他能很容易地造成一种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他只要用一只烤面包的叉，玩笑般轻轻地戳一戳小活闪[116]，观众们看了就会毛骨悚然，特里对人物的构思设想，永远出色过人。他扮演的滑稽的斯文加利[117]就是一个例子；他能使观众相信真有这样一个古怪人物，并且能使这个人物具有幽默感与诗意。剧评家说他过分强调了独特风格，这话也对，但是他会很有效地利用这些独特风格。他的演技是十分现代的。他对《恺撒大帝》的理解也是独出心裁的。他演葬礼那场中的马克·安东尼[118]时，并不像其他演员那样向一群人慷慨陈词，而是透出了冷漠和轻蔑，不把那些人放在眼里，只敷衍了事地说上一席话。
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时，就看过赫伯特爵士许多拿手戏，所以，康斯坦斯单约赫伯特爵士和他女儿艾丽斯吃饭，邀我去作陪时，我非常兴奋。我们约好在亚历山大酒店赫伯特爵士的房间里会面。我故意晚一点去，希望康斯坦斯先到那里，否则单独见面我会感到紧张，但是，当赫伯特爵士叫我进他的房间时，那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他的影片导演约翰·爱默生一人。
“啊，进来，卓别林，”赫伯特爵士说，“我从康斯坦斯那里久闻大名！”
他向我介绍了爱默生，然后解释说，他们刚刚在研究《麦克白》里的几场布景。不一会儿，爱默生走了，我忽然羞涩起来。
“很抱歉，让您等着，”赫伯特爵士坐在我对面一张安乐椅里说，“我们刚才在讨论怎样为女巫那场戏加强效果。”
“哦——哦。”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如果在气球上挂些薄纱，让它们飘在空中，那场的效果会更好。您以为怎样？”
“哦——哦……太妙啦！”
这时赫伯特爵士不再往下说了，他朝我望了望：“您的事业非常顺利，对吗？”
“这算不了什么。”我含糊不清地说，好像是在道歉。
“可是，现在您举世闻名了！在英国和法国，士兵们还唱您的歌呢。”
“有这样的事？”我假装不知道。
他又朝我望了望——我看出来，他对我有了一些看法，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色。接着，他站起来了：“康斯坦斯还不来。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她有什么事情。现在让您见见我的女儿艾丽斯吧。”他说着从屋子里走了出去。
我舒了一口气，因为想到来的是一个孩子，像我这样低水平的人就可以和她谈谈学校和电影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姑娘走进了房间，手里拿着一支长长的烟嘴，用宽亮低沉的声音说：“您好，卓别林先生。大概，我是世界上唯一不曾看过您电影的人吧。”
我惶窘地笑着点了点头。
艾丽斯长得像个斯堪的纳维亚人，金色短发，小翘鼻子，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那年她刚十八岁，样子非常吸引人，带有五月市[119]那种浮华的气息，她十五岁那年就已经出版了一本诗集。
“康斯坦斯老是谈到您。”她说。
我又惶窘地笑着点了点头。
后来赫伯特爵士回来了，说康斯坦斯因为要试戏装不能来了，我们不要等她吃饭了。
天呀！和这两个陌生人一起，这一晚叫我怎样过呀？我心里十分着急，跟着他们默默地走出房间，默默地走进电梯，默默地步入餐厅，在桌前坐下，仿佛我们是刚送完了殡回来的。
可怜的赫伯特爵士和艾丽斯竭力找话说。但不久艾丽斯死了这条心，向椅背上一靠，四面打量那间餐厅。我只巴望快点上菜，吃菜可以有助于缓解我极度紧张的情绪……父女俩交换了几句话，接着就谈到法国南部、罗马和萨尔茨堡——问我是否到过那些地方，问我是否看过马克斯·莱因哈特导演的戏。
我表示遗憾地摇摇头。
赫伯特爵士仔细地打量我：“我看，您应当出去旅行。”
我告诉他，现在根本没时间去旅行，接着我说：“您瞧，赫伯特爵士，我的成功来得太突然了，我简直没时间跟上它，但是，早在十四岁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看过您演斯文加利，演费金，演安东尼，演福尔斯塔夫[120]，有的我看过好多次，打那时候起，您就成了我崇拜的偶像。我没法想象您下了台是什么样子。您是一位传奇人物。今天晚上，和您一起在洛杉矶吃饭，这件事使我太激动了。”
赫伯特爵士被我的话感动了。“真的呀！”他重复说，“真的呀！”
打那天晚上起，我们就成了知己。赫伯特爵士偶尔来看我，于是我们三个人，赫伯特、艾丽斯和我，就一起共进晚餐。有时候康斯坦斯也来了，我们就一同去维克多·雨果餐馆，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那缠绵悱恻的室内音乐。
我已经从康斯坦斯口中，听到了许多有关道格拉斯·范朋克的描绘：他是如何风趣，如何有才华，不但个性富有吸引力，而且茶余饭后还能谈笑风生。那时候，我并不喜欢才华外露的年轻人，尤其不喜欢茶余饭后喋喋不休的人。但是，有一天几个人约好在道格拉斯家里聚餐。
后来道格拉斯和我都谈起过那天晚上的情景。赴席之前，我曾向康斯坦斯推说身上不快，但是她无论如何要我去。于是我决定假装头痛，准备早些离开那儿。范朋克说，那天他也感到紧张，听到门铃响时，赶快跑进地下室，那里有一张台球桌，他就打起了台球。但是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做了一辈子亲密的朋友。
道格拉斯之所以能赢得公众的喜爱，并非出于偶然。他在电影里体现出的精神，那种乐观心情和必胜信念，都是十分投合美国人的趣味的，也可以说是投合各国人的趣味的。他有一种不平凡的吸引力与风趣，以及一种真挚的、童稚的热情，并以这一切感染了观众。和他熟悉后，我发现他是绝对诚实的，因为他承认自己喜欢做一个势利小人，还说凡是事业上成功的人都对他有吸引力。
虽然道格拉斯已经走红，但是他总是盛赞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成就表示谦虚。他常常说我和玛丽·璧克馥是天才，而他只是小有才能而已。当然，实际并非如此；道格拉斯是有创造力的，也是有气魄的。
道格拉斯为拍摄《罗宾汉》特地辟了一片十英亩的场地做布景，城堡上面是巨大的堞口，外面是吊桥，比真正的城堡要大得多。他得意扬扬地领我去看那吊桥。“壮观呀，”我说，“要是我的喜剧片用这个布景开场，那该有多妙呀：放下吊桥，然后，我抱出我的猫儿，再把牛奶拿进去。”
他的朋友从牛仔到国王，形形色色都有，而他对这些人个个都感兴趣。甚至对他的牛仔朋友查理·麦克，那个油嘴滑舌、废话连篇的家伙，他也非常感兴趣。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查理常常会在门口装腔作势地说：“瞧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呀，道格拉斯。”接着他又向餐厅里东张西望：“可惜呀，从桌子跟前到壁炉那儿太远了，吐痰不方便呀。”说到这里，他蹲下身来，说他妻子怎样控诉他“虐啊……待”，要和他“离啊……婚”。“我说，法官呀，讲到虐啊……待，我整个身体也斗不过那女人的一根小指头呀。再说，无论是哪个家伙，放起枪来谁也别想比得上那个娘儿们。她呀，能叫我在我们家那棵老树后面跳来跳去，东躲西闪，到后来呀，你能透过那些窟窿眼看到树的另一面！”我感觉到，查理说的那套荒诞无稽之谈，是在去道格拉斯家之前排练过的。
道格拉斯的住宅以前是给猎人住的，那是一座外表相当寒碜的二层小屋，盖在一片丘陵上，现在那儿叫贝弗利山，而当时则是布满残梗断株、四面一片荒瘠的丘陵。碱质土壤和山艾树散发着强烈的辛辣气味，闻了嗓子里干燥，鼻孔里发酸。
在那个年代，贝弗利山看上去像是一片荒废的地产投资区。条条小路隐没在旷野中，空悠悠的街道上只看到一些电灯柱子和白色灯罩，多数灯罩已经残缺，被客栈里的醉汉开枪击碎了。
道格拉斯·范朋克是第一个在贝弗利山定居的电影明星，他常常邀我去他家度周末。深夜我在卧室里听到成群去垃圾箱里抢食的山狗在嗥叫。那嗥声仿佛钟鸣，凄厉而可怕。
平时经常有两三个助手住在道格拉斯那儿：给他写电影剧本的汤姆·杰拉蒂、前奥林匹克运动健将卡尔，此外还有两个牛仔。我同汤姆和道格拉斯的交谊，有些像三个火枪手的关系。
每逢星期日早晨，道格拉斯总要事先备好一队矮种马，我们天不亮就起身，骑马越过山地去看日出。牛仔拴好马，生起营火，准备好咖啡、烤饼和咸肉。我们看日出时，道格拉斯总是高谈阔论，而我总是在一边开玩笑，埋怨夜里没睡好，说看日出还需要有几个女性一起。然而，那样早骑马出去遨游，确实富有浪漫色彩。只有道格拉斯能强迫我骑马，尽管我再三埋怨，说人们不该过分爱怜这牲口，还说马是下贱的、倔强的、笨拙的。
道格拉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了婚。每天晚上他都要邀一些朋友去吃饭，其中有他正在狂恋的玛丽·璧克馥。他们俩对恋爱一事也都像受惊的兔子一样。我常常劝他们宁可同居，不要结婚，不必受形式的拘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这种违反常规的想法。由于我曾经竭力反对，最后他们结婚时请了所有的朋友，单单没有请我。
在那些日子里，我和道格拉斯常常侈谈哲学，我总认为人生是空虚的。但是道格拉斯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上天注定的，我们的一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每当道格拉斯谈神秘的哲理谈到热情激动时，我就觉得他可笑。记得，一个很热的夏夜，我们俩爬上了大水塔的顶端，一边坐在那儿谈天，一边欣赏贝弗利荒野瑰丽的景色。月亮晶莹灿亮，群星闪耀着神秘的光辉，我谈到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看呀！”道格拉斯热情激动地说着向天空比画了一个弧形，“瞧那月亮！再瞧那千千万万的星！世间之所以有这一切美丽的景象，肯定存在着一个理由吧？这一定是为了要完成一种天命！这一定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美好的目的，而你我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部分呀！”说到这里，他向我转过身，突然兴奋起来：“上天为什么会赋予你这种才能，让你利用电影这一神妙的工具，让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看到你？”
“又为什么把这工具送给了路易斯·伯特·梅耶[121]和华纳兄弟电影公司？”我接过来说。道格拉斯听了大笑起来。
道格拉斯醉心于浪漫情调，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我到他那儿去度周末，有时候凌晨3点睡得正熟，突然被吵醒，我透过浓雾，只见一支夏威夷乐队正在草地上向玛丽演奏小夜曲。那情景是动人的，然而，除非亲自参与其事，否则很难体会到其中的情趣。正是由于这些孩子气的性情，大家都觉得道格拉斯可爱。
道格拉斯爱玩耍作乐，养了许多狼狗和警犬，出去时就让它们蹲在“凯迪拉克”牌敞篷汽车的后座上。他就是喜欢这一类的玩意儿。
好莱坞很快就变成了作者、演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圣地。许多知名作家，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吉尔伯特·帕克[122]爵士、威廉·约翰·洛克[123]、雷克斯·比奇[124]、约瑟夫·赫格谢默[125]、萨默塞特·毛姆、古韦纳尔·莫里斯[126]、伊瓦涅斯[127]、艾莉诺·格林[128]、伊迪斯·沃顿[129]、凯瑟琳·诺里斯[130]，以及其他许多人。
萨默塞特·毛姆从来没有住在好莱坞写文章，但是他所写的电影故事极受好莱坞欢迎。有一次他在好莱坞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去南太平洋诸岛，在那里写一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后来，在筵席上，他给我和道格拉斯讲了一篇故事《萨迪·汤普森》，据他说，那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后来被改编成《雨》。我一直认为《雨》是一个最完美的剧本。戴维森牧师和他的妻子都是形象非常生动的人物，他们比萨迪·汤普森更有趣。如果戴维森牧师一角能由赫伯特爵士扮演，那部电影该有多么精彩！他会把这个角色演得文雅、冷酷、油滑、可怕。
在好莱坞那种环境里，竟然会有一家规划凌乱、设备简陋、仓库似的好莱坞酒店。这酒店一跃成名，正像一个村姑喜出望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一样。房价异常昂贵，因为从洛杉矶通往好莱坞的公路几乎没法通行，而一般文坛名流又都要住在电影制片厂附近。凡是到过那家酒店的人都会茫然失措，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艾莉诺·格林在那家酒店里包了两间卧房，把一间改为客厅，她先把一些枕头包上浅色的布，再把它们铺在床上，这样那张床看上去就像是一张沙发。她就在这间房间里招待客人。
我第一回见到艾莉诺，是她宴请十个客人的那一次。我们去餐厅之前，一起在她的房间里喝鸡尾酒，客人中我是第一个到的。“啊，”她双手捧住我的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说，“让我仔细看看你。多么奇怪啊！我还以为你的眼睛是褐色的呢，没想到完全是蓝色的呀。”虽然一瞬间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但后来就觉得她很可爱了。
艾莉诺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典型人物，然而她的小说《三星期》却震撼了爱德华七世的英国社会。小说中的主角保罗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年轻英国人，他和一位王后有过一段风流韵事，王后先爱过他，后来才嫁给了那个年老的国王。当然，那个小太子实际是保罗的儿子。其他客人还没来时，艾莉诺把我带到另一间屋子里，那儿四壁挂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年轻英国军官的照片。她一挥手说：“瞧这些都是我的保罗呀。”
她很喜欢玩魔术。记得一天下午，玛丽·璧克馥说感到很疲劳，但是又睡不着。当时我们都在玛丽的房间里。“指给我看哪一面是北方。”艾莉诺吩咐。接着她就把一根手指轻轻地放在玛丽的额上，反复说：“现在，她睡熟了！”道格拉斯和我悄悄地走过去，看了看玛丽，她的眼睫毛还在微微颤动。事后玛丽告诉我们，她当时不得不假装睡熟，并且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艾莉诺一直留在房间里守着她。
一般人都以为艾莉诺容易激动，其实她倒是最冷静的。然而，设想电影里的恋爱故事时，她却天真得像个小姑娘一样：女人总是把睫毛偎贴在情人的面颊上，或是在虎皮毯上做出一副愁怨的样子。
她给好莱坞写的三部曲，一部比一部更短促。第一部叫《三星期》，第二部叫《他的一小时》，第三部叫《她的片刻》。《她的片刻》含意很微妙。小说讲到一位大家闺秀（由葛洛丽亚·斯旺森扮演）即将出嫁，但那男人并不是她所爱的。当时他们俩在热带丛林里建了一个观察哨。有一天她独自骑马出去，由于对植物学很感兴趣，所以下马去仔细看一朵罕见的花儿。她刚向花俯下身子，一条极毒的蝮蛇突然蹿了出来，对准她的胸部咬了一口，葛洛丽亚捂着胸部狂喊，那个她真正喜爱的男人（由英俊的汤米·米恩扮演）恰巧从附近走过，听见了她的喊声。他赶快从丛林中跑了出来：“怎么回事？”
她指着那条毒蛇：“我被它咬了！”
“咬了哪里？”
她指了指她的胸部。
“那是最毒的呀！”汤米说，他当然指的是那条蛇，“快，必须急救！一刻也不能耽搁！”
一般会用止血带，即用一条手帕缚在被咬伤处的周围，以阻止毒汁进入血液循环，但那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离医生住的地方有好几英里路。他突然把她抱起，扯掉了她的衬衫，她光艳白皙的肩膀露了出来，然后他把她扭转了身，以免被摄影机拍到，接着就俯身凑向她，去吮那毒汁，边吮边吐。由于这样的吮吸治疗，她终于嫁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