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寂感是可厌的。它会使人有一种难以捉摸的忧郁，觉得自己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和兴趣，并为此感到有点羞怯。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我的孤寂感使我遇事畏缩，我虽然具备一切交友的条件——年轻、有钱、有名气，却在纽约独自四下彷徨，感到百无聊赖。记得我有一次遇见美丽的英国音乐喜剧明星乔茜·柯林斯，那时她正在第五大道上走着，忽然碰到了我。“哦，”她很亲切地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只觉得自己像是有什么行为不检之处被人发现了似的。我笑了笑，说我正要去和几个朋友吃午餐，但是，我真想向她说实话——我很寂寞，很想约她去吃饭——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同一天下午，我在大都会歌剧院附近溜达，碰见了大卫·贝拉斯科[87]的女婿莫里斯·格斯特。以前我在洛杉矶见过格斯特。他是以倒卖戏票起家的，这行生意在我初到纽约的那段时间里是很风行的。格斯特后来因承包剧院而暴富。上演马克斯·莱因哈特[88]导演的那出场面宏大的《奇迹》时，他赚了很多钱。格斯特有斯拉夫血统：白皙的面孔、蚕豆形的大眼睛、阔嘴、厚唇，看上去有些像劣版图书上奥斯卡·王尔德的画像。他很容易激动，对人说话时简直有点盛气凌人。
“真见鬼，你这一阵到哪儿去啦？”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他又问，“真见鬼，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
我对他说，这会儿我要去散步。
“见鬼！你不会一个人散步的！这会儿你到底上哪儿？”
“不上哪儿，”我委婉地说，“只是出来透透新鲜空气。”
“跟我来！”他说时把我拉向他去的那个方向，紧勾住我的一条胳膊，叫我没法逃走，“我要把你介绍给一位真正有价值的人——一位你应当和他交朋友的人。”
“你要上哪儿去呀？”我急着问。
“让你去会我的朋友卡鲁索[89]。”他说。
我怎么推辞也没用。
“卡鲁索和杰拉尔丁·法拉尔[90]今天有一出日场戏，他们俩合演《卡门》。”
“可是我——”
“我的上帝，你总不至于害怕了吧！卡鲁索这个人很可爱——和你一样质朴，富有人情味。他看见你，要快活死啦，他在想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再三对他说，我要去散步，去呼吸点新鲜空气。
“这对你比呼吸新鲜空气更有益！”
我被他拉着穿过大都会歌剧院的休息室，匆匆忙忙沿着过道走向两个空位。
“你先坐，”格斯特悄声说，“我等到休息时间再来。”他一说完这话，就沿过道走得无影无踪了。
我以前听过几次《卡门》的音乐，但是这次听来有点不像。我看了看我的节目单；是呀，是星期三，这一天上演的是《卡门》呀。但是，演奏的却是另一个曲调，我听来也很熟悉，它更像是《弄臣》。我被闹糊涂了。这一幕结束前大约两分钟，格斯特悄悄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
“这演的是《卡门》吗？”我小声问。
“是呀，”他回答，“你没拿到节目单吗？”
他一把夺过了节目单。“可不是，”他悄声说，“卡鲁索和杰拉尔丁·法拉尔，星期三日场，《卡门》——瞧这上面！”
幕落了，他拉着我沿着一排座位走到通向后台的边门。
几个穿软底靴的人正在那里换布景，我觉得自己老是妨碍到他们工作。那儿的气氛仿佛是一个迷梦。出现在梦中的是一个身材瘦长、神情严肃的人，胡子翘着，敏锐的眼睛从高处瞪着我。他站在舞台中央，布景在他身边移来移去，他露出了一副担忧的神情。
“加蒂——卡萨扎先生，我的老朋友，你好呀？”格斯特说时向他伸出了手。
加蒂——卡萨扎跟他握了握手，做了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然后嘟哝了几句什么。格斯特向我转过身来。“你猜对了，演的不是《卡门》，是《弄臣》。杰拉尔丁·法拉尔在演出前最后一分钟请假，她着凉了。这位是查理·卓别林，”格斯特说，“我现在领他去见卡鲁索，也许可以鼓起他的兴致来。你和我们一起去吧。”但是加蒂——卡萨扎哭丧着脸摇了摇头。
“他的化装室在哪儿？”
加蒂——卡萨扎唤来了舞台经理后说：“他会领你们去的。”
我直觉地警告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打扰卡鲁索，我把这意思向格斯特说了。
“你别傻气啦。”他说。
于是我们沿着过道向卡鲁索的化装室一路摸索过去。“是谁把灯熄了，”舞台经理说，“等一等，我去找开关。”
“你听我说，”格斯特说，“有人等着我呢，我可得先走一步了。”
“你不是真要走吧？”我赶紧问他。
“会有人照应你的。”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已经走了，我被留在一片黑暗中。舞台经理擦亮了一根火柴。“我们到了。”他说，接着就轻轻地敲了敲门。只听见一个意大利口音的人在里面吼了一声。
我的朋友用意大利语作答，他最后说的是：“查理·卓别林！”
又听见一声吼。
“听我说，”我悄声说，“还是下次再来吧。”
“不，不。”他说，他这时已经是在完成一件使命。门开了一条缝，那个上了装的人向外面的黑暗里望过来。我的朋友满怀委屈地说明了我是什么人。
“哦！”上了装的人说，随即关上了门。后来，门又开了。他说：“请进来吧！”
这次小小的成功，好像使我的朋友振作起了精神。我们走进去时，卡鲁索背朝着我们坐在化装台前，正对着一面镜子修剪他的小胡子。“啊，先生，”我的朋友高兴地说，“我很荣幸，向您介绍电影界的卡鲁索——查理·卓别林先生。”
卡鲁索向镜子里点了点头，继续修剪他的小胡子。
最后他站起来，一边束腰带，一边仔细打量我：“你演得很红了，对吗？你挣了很多钱。”
“是呀。”我笑着说。
“你肯定十分快乐。”
“可不是。”我接着向舞台经理看了一眼。
“那很好。”他高兴地说，暗示我们可以走了。
我站起来，向卡鲁索笑了笑：“我不想错过斗牛那场戏。”
“那是《卡门》里的一场，现在演的是《弄臣》。”他说着和我握手。“哦，对，可不是！哈哈！”
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已经尽可能地融入了纽约，于是心想，不必等到对这花花世界厌腻了，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吧。再说，我也急于要履行新合同，开始工作了。
我回到洛杉矶，下榻当地最豪华的酒店，也就是坐落在第五大道与主街拐角上的亚历山大酒店。这家酒店的建筑是洛可可式的：大堂里有大理石柱和水晶枝形吊灯，大厅当中铺着那张近似神话的“百万金元地毯”——大笔电影买卖成交的地方。人们之所以开玩笑，给它取这样一个名字，一半是因为那些专爱传播小道消息或俨然以电影业赞助者自居的人，常常站在那张地毯上，满口里谈的都是天文数字。
亚伯拉罕森就在那张地毯上发了财，他租借了电影制片厂里的一片场地，雇用了几个失业的演员，出售低价拍摄的影片。一般人管这种影片叫“贫民区”影片。已故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经理哈利·科恩就是以拍摄贫民区影片起家的。
亚伯拉罕森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承认自己并不喜爱艺术，拍摄影片只是为了赚钱。他说话时俄语口音很重，导演影片时老是向女主角吆喝：“好，从屁股后边走上场。”（意思是，从后面走上场。）“这会儿你到镜子跟前去，照一照你自己。哎呀！我多美呀！现在，混搅他20英尺吧。”（意思是，要用自己临时穿插的动作拍20英尺影片。）女主角往往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年轻姑娘，穿的是光着脖子的宽大衣服，露出大片胸部。亚伯拉罕森老是叫她面对着摄影机时弯下腰来系鞋带、摇摇篮，或抚摸一条狗。亚伯拉罕森就这样赚了200万美元，然后，很聪明地趁早洗手不干了。
锡德·格劳曼被百万金元地毯从旧金山吸引来，在洛杉矶洽谈他那造价百万美元的剧院的修建。后来洛杉矶日趋繁荣，锡德也随之成了富豪。他做起广告来异想天开，但也真有他的办法，有一次他让两辆汽车在全市飞驰，车上的人互相对开空枪，车后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的广告是：“格劳曼百万金元大剧院献映《地狱》”。一时洛杉矶为之轰动。
锡德还发明了一些小玩意儿。他想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让好莱坞明星在他的中国剧院外的湿水泥地上留下手脚印迹；不知怎的，影星们居然都照做了。后来这件事竟变得几乎和接受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光荣。
我住进亚历山大酒店的头一天，前台交给我一封莫德·费莉小姐的来信。费莉是一位名演员，曾同亨利·欧文爵士和威廉·吉勒特合演过戏，在戏里担任女主角。她星期三将在好莱坞酒店请巴甫洛娃[91]吃饭，邀我作陪。我当然很高兴。虽然以前不曾见过费莉小姐，但是我在伦敦到处都看到印着她相片的明信片，对她的美貌是一向倾慕的。
赴宴的前一天，我叫我的秘书打电话去问一下是不是便饭，如果不是，我就要打黑领带。
“您是哪一位？”费莉小姐问。
“我是卓别林先生的秘书，他过来陪您用餐，星期三晚上——”
费莉小姐仿佛觉得诧异。“哦，当然是便饭。”她说。
费莉小姐在好莱坞酒店的门厅里等我。她仍旧是那样美丽。我们东扯西拉至少闲聊了半个小时，我开始觉得奇怪：怎么其他的客人还没到。
最后她说：“我们进去吃饭好吗？”
真没想到，只有我们两个人！
费莉小姐美丽动人，同时又非常缄默，我隔着餐桌看着她，猜测她单独和我见面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时间我脑海中闪过了一些荒唐的遐想——但是，看来她并没有觉察出我那些不可告人的念头。我开始进行试探，想知道她要我来是为了什么。“真有趣，”我兴冲冲地说，“单是咱们俩吃饭！”
她茫然地笑了。
“饭后咱们做点什么有趣的事吧，”我说，“到夜总会去，或者，做点什么别的事情。”
她微微露出惊讶的神气，迟疑了一下：“今天晚上恐怕我得早点休息，因为明天早晨我要开始排演《麦克白》。”
我的试探遭到了挫折。我完全被闹糊涂了。幸而第一道菜上来了，我们一时都默默地吃着。两人都觉察到，有什么事情不大对头。费莉小姐迟疑了一下：“我怕，今天晚上您感到相当沉闷呢。”
“非常有趣。”我回答说。
“可惜，三个月前我请巴甫洛娃吃饭，那一次您没来，我知道您也认识她。现在才晓得，原来您当时在纽约。”
“对不起。”我说着赶快取出了费莉小姐的信，这时我才去看日期。接着，我把信递给她。“您瞧，”我大笑起来，“我迟到了三个月！”
在1910年的洛杉矶，可以看到美国西部拓荒者与实业界巨头时代的结束，当时我还受到过众多这类人物的款待。
其中一位是已故的威廉·A.克拉克[92]，这位拥有数百万家财的铁路巨头和铜矿大王是一个业余音乐家，他每年都要捐给爱乐交响乐团15万美元，自己在乐团的第二小提琴组里客串表演。
“死谷苏格兰佬”是一个诡秘莫测的人物，他性情爽快，长得肥头大耳，戴一顶十加仑帽，穿一件红衬衫和一套蓝斜纹粗布工作服，每天晚上在斯普林街一带的地下室餐馆和夜总会里滥设宴会，挥金如土，给小费都是百元大票，过了一阵，他神秘地销声匿迹了，再过大约一个月，他又出现了，又开宴会了，接连着好些年，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谁也不知道他的钱是哪儿来的。有人相信他在死谷里有一座秘矿，试图跟踪他，但是他总能避开那些尾随他的人，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探出他的秘密。1940年去世之前，他在死谷沙漠里造了一座巨大的城堡，那个奇怪的建筑物耗费了他50多万美元。城堡至今仍在那儿，但已在烈日的照射下逐渐干腐。
帕萨迪纳[93]的克兰妮——盖特夫人拥有4000万美元的家财，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她曾经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支付律师辩护费。
格伦·柯蒂斯[94]当时正在给塞内拍电影，表演了惊险的飞行绝技，同时也在筹措资本，准备创建现在规模巨大的柯蒂斯飞机制造工业。
A.P.季安尼尼[95]还在经营两家小银行，它们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美国银行。
霍华德·休斯[96]的父亲是现代油钻的发明人，霍华德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从事飞机制造业，将自己的财富大大增值。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平时住在一家三等酒店里，一般很少露面，总是在电话中经营他那庞大的企业帝国。他兴之所至，还拍摄一些电影，有些影片，如已故的琼·哈洛主演的《地狱天使》等，曾经风靡一时。
在那些日子里，我日常的娱乐是去弗农体育馆看星期五晚场杰克·多伊尔的拳赛，去奥尔菲姆剧院看星期一夜场的轻歌舞剧，去摩罗斯科剧院看星期四固定戏班的演出，偶尔也去爱乐音乐厅听交响乐。
洛杉矶体育俱乐部是当地上流社会人士和商界名流集中的地方，他们一般都在喝鸡尾酒的时候去那里聚会。在那里就好像是到了外国人居留区里一样。
一个在电影里演小配角的年轻人，常常坐在娱乐室里，这个很孤寂的人名叫范伦铁诺[97]，他到好莱坞来试试自己的运气，但是并不顺利。他是由另一个名叫杰克·吉尔伯特[98]的小配角介绍给我们的。此后大约有一年，我再没见到范伦铁诺；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跃成为了大明星。等我再见到他时，他开始还显得很腼腆，后来我说：“自从我上次和你见面以后，你已经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他听了大笑起来，此后就不再感到拘束，和我亲热起来。
范伦铁诺总是带着一副忧郁的神情。成名后他并不自大，反而显得更加谦虚。他人很聪明，并且态度安详、毫不虚荣。他对女性具有一种极大的诱惑力，但和她们的关系都维持得不好，女人嫁了他，就会做出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有一次婚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洗片室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生了关系，常常和那人躲到暗室里去。没有谁比范伦铁诺更能吸引女性，也没有谁比他更会上女性的当了。
我现在开始准备履行我那67万美元的合同。代表互助电影公司处理一切事务的考尔菲尔德先生在好莱坞中心区租了一个电影制片厂。我组织了一个阵容很强的小班底，其中包括埃德娜·普文斯、埃里克·坎贝尔、亨利·伯格曼、艾伯特·奥斯汀、劳埃德·培根、约翰·兰德、弗兰克·乔·科尔曼、利奥·怀特等人，于是我很有把握地开始工作。
第一部影片《百货店巡视员》拍得很成功。影片里有一个百货公司里的场景，我将追逐场面设在自动升降梯上。后来塞内看了这部影片，说：“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要用自动升降梯呢？”
不久我就驾轻就熟地工作起来，每个月拍一部两大本的喜剧片。《百货店巡视员》拍好以后，接着是《救火员》《流浪乐手》《凌晨一点》《伯爵》《当铺》《银幕背后》《溜冰场》《安乐街》《疗养》《移民》《冒险者》。拍完这十二部喜剧片，一共只花了大约十六个月的时间，包括由于我伤风感冒以及因其他小事故而停拍的时间在内。
有时候剧情中出了问题，我感到不容易解决了，就会暂停工作，竭力思索，在化装室里搜索枯肠，来回踱步，或者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布景后面，想办法解决难题。只要一看见经理或演员们瞅着我，我就会感到难堪，尤其是因为互助电影公司要负担制片费用，考尔菲尔德先生还在监视拍片的进度。
我总是远远地看到他穿过那片场地。只要一看见他的身影，我就清楚地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一点东西也没拍出来，可是总开销倒增加了不少。这时我总是挺“温柔地”暗示（像敲打大铁锤那样“温柔”），我思索问题的时候，不喜欢看见有人在我旁边，或者感觉到他们在为我着急。
白白地泡了一天以后，考尔菲尔德先生总是故意趁我离开制片厂的时候，仿佛不经意地遇见了我，装出很轻松的神气向我打招呼，接着就问：“思路来了吗？”
“糟透了！我大概是完蛋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这时他总是发出毫无表情的声音，那是他装出来的笑声：“别着急，思路会来的。”
有时候，一天已近结束，所有的念头想到后又都放弃，我已经陷入绝望，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然自己跳了出来，仿佛在大理石地面上扫去了一层积灰，露出了我一直寻找的美丽的镶嵌花纹。一时紧张情绪消失了，制片厂里活跃起来了，瞧考尔菲尔德先生那一阵笑啊！
拍摄所有的影片，我的演员从来没有受过伤。凡是激烈的场面，都像舞蹈那样经过了仔细认真的排演。打耳光的动作都是假装的。不论场面有多么混乱，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做的动作，一切都是配准了时间的。拍影片时出工伤事故是不可宽恕的，因为影片中所有的效果，包括狂风、暴雨、地震、沉船、奇灾巨变等，都是可以做假的。
摄制这些影片，只出过一次事故，那是在拍摄《安乐街》的时候。当时我把一盏街灯向一个恶棍头上压下去，要用煤气熏他，可是灯头掉了下来，锋利的铁边落在我的鼻梁上，后来医生给我缝了两针。
给互助电影公司拍电影的那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一段工作时间。我那年二十七岁，心情轻松、无忧无虑，有着无限美妙的前景，人们都对我友好，生活过得有趣，不久我将成为百万富翁：这一切简直有点不可思议。金钱不断地涌进我的钱柜。每星期1万美元的收入已经积累到了几十万美元。现在我的身价已是40万，再过几天我的身价将是50万。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我记得，J.P.摩根[99]的朋友玛克幸·埃利奥特有一次对我说：“金钱是一件应该忘记的东西。”但是我说，它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东西。
毫无疑问，一个人一旦出人头地，就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当时凡是我遇见的人，都对我笑逐颜开。我虽然是一个暴发户，但我的意见总会受到别人的认真对待。有些人，虽然刚和我认识，但已经愿意和我做最亲密的朋友，像亲属似的关心我的问题。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快活，可惜我天性不适于和人亲热。我喜欢交朋友，就像我喜欢听音乐一样——必须是有兴致的时候才会喜欢。但是，像我这样随心所欲，有时候是会感到孤独的。
我的合同将要期满的一天，我哥哥踏入体育俱乐部我的卧室里，高兴地说：“喂，查理，你现在已经属于百万富翁阶级了。我刚给你谈了一笔交易：替第一国家电影公司拍八部两大本的喜剧片，报酬是120万美元。”
我刚洗完澡，腰里围着一条毛巾，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拉小提琴，拉的是《霍夫曼的故事》：“哼——哼，我想，这可太美啦。”
雪尼突然大笑：“我会永远记得你这副样子：屁股上围着一条毛巾，手里拉着小提琴，听说我签订了120万美元的合同，你的反应是这样！”
我承认当时确实有点装腔作势，因为我想到了需要做的事情——这笔钱可不是容易挣的呀。
然而，眼前的一切财富，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虽然已经习惯拥有这些财富，但是还不习惯使用这些财富。我挣到了神话似的一笔钱——但是它仅代表一些数字，实际上我还没有看到它。所以，我必须做些事情，来证明我确实拥有这些钱。于是，我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贴身男仆，买了一辆汽车，用了一个车夫。一天，我走过一家汽车展厅，看到一辆七座的蒸汽汽车，当时那是美国最考究的汽车。它是那么华丽，简直不像是用于出售的。但是，我走进店里，问：“这卖多少钱？”
“4900美元。”
“我要这辆车。”我说。
那个人吃了一惊，试图拖延一下，不准备就这样立即成交。“您不要看看发动机吗？”他问。
“看不看都一样——我不懂那些玩意儿。”我回答。但是，我又用大拇指揿了揿轮胎，表示自己有点内行。
做成这笔交易很简单：只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名，那辆车就属于我了。
怎样投资是个问题，我对此道是外行，但雪尼对这方面的术语都很熟悉：他懂得账面价值、资本利润、优先股和普通股、甲乙两类定额、可转换股票和债券、工业受托人、储蓄银行的合法证券等。在那些日子里，投资的机会很多。洛杉矶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怂恿我和他合伙，每人投资25万美元，买下洛杉矶谷的一大片土地。现在我的投资本利可以达到5000万美元，因为后来那儿发现了石油，成为加州最富的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