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基斯顿电影公司，确实令人依依不舍，因为我已经和塞内以及全体同事有了感情。我没向大家道别，我没勇气那样做。过程十分简单。星期六晚上我做完了影片剪辑工作，之后的星期一和安德森先生启程赴旧金山；抵达该地时，他那辆新买的奔驰牌绿色汽车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我们停下在圣弗朗西斯酒店吃了午饭，就向奈尔斯进发，安德森在那里设有一个规模不大的电影制片厂，专为埃山奈公司拍摄安德森的牛仔比利西部电影。
奈尔斯坐落在铁路沿线，从旧金山乘汽车到那儿只需要一小时。那是一个只有四百个居民的小镇，居民多种紫花苜蓿和畜养牲口。电影制片厂设在一片空地中央，离市镇大约有四英里。我一见那个制片厂，心都冷了，它的样子实在叫人泄气。屋顶是用玻璃铺的，夏天在里面工作肯定很热。安德森说，芝加哥的制片厂会使我满意，那地方拍喜剧片的设备也更好。我在奈尔斯只待了一小时，安德森利用这一会儿工夫和工作人员处理了一些事务。接着我们就离开了该地，再回到旧金山，从旧金山乘火车赴芝加哥。
我很喜欢安德森的个性，他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在火车上招待我，就像是在照看自己的兄弟似的，每到一站就要买一些杂志和糖果。他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对人腼腆，不多讲话，谈到公事时总是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担心。这件事会办妥的。”他不跟人多交谈，好像神思恍惚。但是我觉出他这人骨子里是很精明的。
那次的旅程很有趣。在火车上遇到了三个人。我们在餐车里就注意到了他们。其中两个人外表很神气，但另一个人却显得和他们不大相称，那是一个服装朴素、样子粗鲁的人。看到他们在一起进餐，我们觉得很奇怪。我们猜想，大概那两个人是工程师，而另一个显得落落寡合的是干粗活的工人吧。我们离开了餐车，其中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包房，向我们介绍了自己。他说他是圣路易斯的警察局长，刚才认出了布朗科·比利。他和同事正把一名罪犯从圣康坦监狱押到圣路易斯去处绞刑，因为不能单独留下罪犯一个人，所以问我们是否可以到他们的包房里，去见见那位地方检察官。
“我想，你们也许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吧。”警察局长神神秘秘地说，“这个家伙作案累累。圣路易斯的警察逮捕了他，他请求警察准许他去自己的房间，从箱子里拿几件衣服；他在箱子里找东西的时候，突然抽出一支枪，打死了警察，然后逃到加州。后来他在那里深夜行窃，当场被捕，被判了三年徒刑。刑满出狱的时候，地方检察官和我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我们要处他绞刑。”
我和安德森来到他们的包房。警察局长是一个性情快活、身材矮胖的人，脸上老是带着笑，眼睛闪闪发亮。地方检察官看起来比较严肃。
警察局长介绍了我们，然后说：“请坐。”接着他又向犯人转过身去。“这是汉克，”他说，“我们送他回圣路易斯，有点麻烦事等着他呢。”
汉克冷笑了笑，但是没说什么。他年纪已近五十岁，是一个身高六英尺的大汉。他和安德森握手，说：“我见过您好多次了，布朗科·比利，说真的，您那样开枪，那样拦路抢劫，我从来没见过演得比您更好的人了。”汉克说他对我知道的极少，因为他在圣康坦待了三年：“外面发生了许多事情，可是我都不知道啊。”
虽然大家谈笑风生，但是我感到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于是只是一边听着警察局长谈话，一边朝他淡淡地笑着。
“这是一个强横霸道的世界呀。”布朗科·比利说。
“是呀，”警察局长说，“我们要使它变得好一点。汉克总该明白这个意思。”
“当然。”汉克粗声粗气地说。
警察局长开始讲他的道理：“汉克一走出圣康坦，我就这样对他说了。我说，如果他对我们规规矩矩，我们就对他客客气气。我们不愿意用手铐，不愿意多麻烦；现在他只戴了一副脚镣。”
“一副脚镣！那是什么呀？”我问。
“您连脚镣都没见过吗？”警察局长说，“撩起你的裤腿来，汉克。”
汉克撩起裤腿，一副镀镍的脚镣，大约有五英寸长，三英寸厚，四十磅重，很服贴地套在他的脚踝上。从这件刑具，大家谈到了最新式的脚镣。警察局长解释，说这种特制的脚镣里有一层橡皮衬垫，犯人戴着可以舒适一点。
“他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吗？”我问。
“嗯，那就要看情形啦。”警察局长说时轻蔑地看了看犯人。
汉克阴郁而神秘地笑了笑。
我们一直坐到吃晚饭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了，我们谈到了汉克再度被捕的经过。警察局长解释，从监狱间交换的信息中，他们收集到了一些照片和指印，断定汉克就是他们要缉捕归案的人。于是他们就在汉克要出狱的那一天，赶到了圣康坦监狱的大门口。
“可不是吗，”警察局长眨巴着小眼睛，瞅着汉克说，“我们在街对面等着他。不一会儿，汉克走出了监狱的边门。”说到这里，警察局长用食指在鼻子边抹了一下，向汉克狡猾地指了指，露出阴险的冷笑，慢条斯理地说：“我——看——那就是——我们要的那个人！”
他继续说下去，安德森和我都听呆了。“我们约法三章，”警察局长说，“如果他对我们规规矩矩，我们就对他客客气气。我们带他去吃早餐，请他吃烤饼、咸猪肉和鸡蛋。喏，他现在乘的是头等车厢。这要比戴着脚镣手铐受苦好多了。”
汉克笑了笑，嘴里嘟哝道：“如果存心的话，引渡的时候我是可以拒捕的。”
警察局长向他冷冷地看了一眼。“那对你不会有多大好处的，汉克，”他慢腾腾地说，“只不过是稍微多耽误一点时间。像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头等车厢，不是更好吗？”
“我想，是更好吧。”汉克迟钝地说。
火车驶近汉克的目的地时，他几乎是用爱怜的口气谈起了圣路易斯的监狱。他想到要被其他囚犯审问，露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气：“我在想，我在袋鼠法庭[81]上受审时，那些黑猩猩会怎样对待我。大概，他们会捞走我所有的烟草和香烟。”
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对待汉克，就好像斗牛士怜爱即将杀死的那头牛一样。他们要下车了，那天是12月的最后一天，所以我们道别时，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都祝我们新年快乐。汉克也和我们握手，他阴沉沉地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向他道别。他残酷又懦弱地犯下罪行，但是，看他戴着沉甸甸的脚镣一瘸一拐地走下火车，我又希望他能逢凶化吉。后来，我们听说他被绞死了。
我们抵达芝加哥时，电影制片厂经理前来迎接，但是斯普尔先生没有来。经理说，斯普尔先生有事到外地去了，要等到元旦假期以后才会回来。我当时并没把斯普尔不在的事看得很重要，因为电影制片厂也要等到元旦以后才有事情可做。我和安德森一家共度新年前夜。元旦那天，安德森启程去加州，他向我保证，斯普尔一回来，就会把所有事情都办妥，包括给我1万美元。电影制片厂设在工业区里，从前那儿分明是一所仓库。第二天早晨我到了那里，斯普尔仍旧没来，也没有为我的工作安排留下什么话。我立刻觉察出这件事有点蹊跷，相信工作人员一定知道一些底细，只是不肯吐露罢了。但是我并没有为这件事担心；我相信只要能拍出一部好影片，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我问经理，我是否可以获得厂内人员的全力配合，并自由使用厂里的一切设备。“当然可以，”他回答，“这件事安德森先生已经吩咐过了。”
“那么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我说。
“很好，”他回答，“您可以到二楼去找剧本组负责人露爱娜·帕森斯小姐，她会给您一个剧本。”
“我不用别人的剧本，我自个儿编。”我爽气地说。
我当时脾气很大，因为这些人好像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清楚，斯普尔又不露面；而且，厂里的工作人员死气沉沉，像银行职员一样拿着领料单到处走来走去，像是在信托公司里——总之，他们办事的派头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但制出的影片却并不如此。楼上办公室里，各组的房间被隔成许多像出纳员坐的小格子。那气氛是完全不利于创作的。每天一到6点，哪怕是一场戏导演正拍到一半，电灯也会被熄灭，所有人都会回家。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演员调配组。“我想要组织一个班底，”我冷冷地说，“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派给我几个这会儿没其他工作的演员？”
他们让我看了几个他们认为可能合适的人。一个眼睛有点斜视的演员，名叫本·特平的，看来还有些演技，当时埃山奈没有派什么活儿给他。我立刻看中了这个人，就选用了他。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担任主角的女演员。我找了几个人来看，其中一个似乎还可以，那是公司刚录用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姑娘。但是，咳，我的天呀！我竟然没法叫她做出反应。她实在让人不满意，最后我只好死了心，把她打发了。过了许多年，葛洛丽亚·斯旺森对我说，那个姑娘就是她，当时她抱负很大，不想拍打打闹闹的喜剧片，所以存心不和我合作。
当时埃山奈的大明星弗朗西斯·X.布什曼，觉察出了我不满意这个地方。“不管你对这个电影制片厂怎样看，”他说，“相对而言，它还是好的。”然而，它并不好；我不喜欢这个电影制片厂，也不喜欢“相对而言”这个词。此后情形越来越糟了。我要看样片时，他们就让我看原来的底片，为的是要节省制正片的费用。这使我大为吃惊。我要他们拿出正片来，他们当时的反应就好像我是存心要叫他们破产似的。他们老是沾沾自喜，容易满足。他们是最早拍电影的制片厂，仗着自己享有专利权，可以进行垄断，根本不考虑要拍出好电影。虽然其他公司正在制出更好的影片，向埃山奈的专利权挑战，但是埃山奈仍旧自鸣得意，每到星期一早晨分配剧本时，总是随随便便的，就像是发纸牌一样。
我已经快要拍完第一部影片《他的新工作》，两个星期过去了，但是斯普尔先生仍旧没回来。我没有分到1万美元，也没有领到薪水，于是就很瞧不起他这个人。“斯普尔先生跑到哪儿去了？”我去质问那些高级职员。他们很窘，都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我毫不掩饰我的鄙视，问他们斯普尔先生是否一向是这样办事的。
此后，又过了几年，我才从斯普尔本人口中获悉当时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斯普尔以前从来没有听过我的名字，所以一经知道安德森和我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薪水定为每星期1250美元，还要分给我1万美元的津贴，就拍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给安德森，问他是不是发了疯。而等他打听清楚，知道安德森和我签订合同，只是听了杰斯·罗宾斯的推荐，完全是一次投机，他就更加担心了。当时他雇用的喜剧演员，待遇最好的周薪只有75美元，而他们所拍的喜剧片都很难收回成本。因此斯普尔离开了芝加哥。
可是，斯普尔一回来，和几个朋友在芝加哥一家大酒店吃饭时，没想到那几个朋友都向他道喜，祝贺我加入了他的公司。而且，以往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报界人士拥到电影制片厂，挖掘查理·卓别林的新闻。于是，他就想到要做一个测试。他给了一个小侍者25美分，叫他在酒店里找我。小侍者在大堂里叫喊“查理·卓别林先生，有人找”，这时酒店里的人聚集了起来，到后来一片热闹欢腾。这是第一件事，它说明我是多么受人欢迎。第二件事发生在影片交易所里，当时斯普尔不在。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我的电影还未开拍，就已经预售出六十五个拷贝，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事，我的影片刚拍完，就售出了一百三十五个拷贝，订货单还在不断地涌进来。公司立即把售价从每英尺13美分提高到每英尺25美分。
斯普尔终于露面了，于是我和他谈到我的薪水和津贴。他一迭声地赔礼道歉，向我解释说，他早已关照了办事人员，叫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妥。他还没看到合同，但是以为办事人员是知道的。我听了他这篇鬼话很生气。“你害怕些什么呢？”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想要的话，你现在仍旧可以取消合同嘛——实际上，我认为你们已经撕毁了合同。”
斯普尔长得高大肥胖，说话的口气很柔和，要不是因为面色苍白，皮肤松弛，突出的上嘴唇翘在下嘴唇上边，几乎可以说他的长相是漂亮的。
“如果你这样想，那我感到很遗憾，”他说，“但是，你得知道，查理，我们是一个信誉卓著的公司，一向遵守我们的合同。”
“可是，这一次你们就没遵守合同。”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这就处理这件事情。”他说。
“我倒不着急。”我讥讽地说。
我在芝加哥那段短短的时间里，斯普尔想尽了方法安抚我，但是我怎么也没法和他热乎起来。我说我不喜欢在芝加哥工作，如果他要好的效果，应当设法让我去加州。“我们会竭尽一切使你高兴，”他说，“你想去奈尔斯吗？”
我并不太喜欢那儿，但是我更喜欢安德森，觉得他比斯普尔好；所以，《他的新工作》一拍好，我就去了奈尔斯。
布朗科·比利的西部影片，全是在奈尔斯拍的；那些影片都是一本[82]长的，他一天就可以拍好一部。他有七个情节，总是颠来倒去地反复拍，最后从这些影片中赚了几百万美元。他不是一直在工作。有时候，他会在一个星期内拍上七部一大本的西部电影，然后接连休假六个星期。
奈尔斯的电影制片厂周围建了好几所加州式小平房，是布朗科·比利建来给公司的员工住的，还有一所大平房是给他自己住的。他对我说，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和他合住一所房子。我听了这个建议很高兴。拥有百万家财的牛仔布朗科·比利，曾在芝加哥他妻子的豪宅里款待过我，今后在奈尔斯和他一起住，生活至少是不会差的吧。
走进他的平房，天色已经昏暗；一开电灯，我不禁大吃一惊。里面竟是那么空荡冷落。房间里只摆着一张旧铁床，床头上空悬着一只电灯泡。房内其他的家具，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和一张椅子。靠近床边是一个木箱，上面摆着一个黄铜烟灰盘，里面满是烟蒂。分给我的那间屋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少了一个装什物的箱子。所有的东西都不好用。卫生间真叫人没法形容。必须用壶在浴盆龙头下接满水，倒在抽水马桶的水箱里，才会有水冲下来。这就是拥有几百万家财的牛仔G.M.安德森的住宅。
我开始认定安德森是一个怪人。虽然是一位百万富翁，但是他从来没想过舒适生活；他心目中的享乐，只不过是买几辆色彩艳丽的汽车，捧几个拳击手，开一家剧院，制作几场音乐剧而已。他不在奈尔斯拍电影时，多半是去了旧金山，住在价格低廉的小酒店里。这个脾气古怪的人性情诡异、喜怒无常，喜动不喜静，喜欢过孤独的生活；虽然有漂亮的妻子和女儿住在芝加哥，但是他却难得去看她们。他们分开居住，各自过活。
从一个制片厂调到另一个制片厂，确实是一件麻烦事。我必须重新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也就是说，必须挑选一个令人满意的摄影师、一个副导演、一个固定的班底。要组成一个固定的班底是困难的，因为在奈尔斯可供选择的人很少。除了安德森的牛仔演员剧组，奈尔斯还有一个剧组，那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专门拍喜剧片的剧组。安德森不拍电影的时候，这个剧组会继续拍戏，维持开销。剧组里有十二个演员，多数是演牛仔的。我又非要物色一个漂亮姑娘担任女主角。我一心急于要工作。虽然还没编好剧本，但是我已经吩咐工作人员去搭一个很考究的咖啡馆的布景。我灵感枯竭时，咖啡馆的布景往往会使我想出笑料或剧情。趁他们搭布景的时候我和安德森去了旧金山，要在他的音乐喜剧团里合唱的姑娘中找一个担任女主角的演员。那些姑娘虽然很会演戏，但都不适合拍电影。一个给安德森演牛仔的帅气的德裔小伙子卡尔·斯特劳斯，说他知道有一个偶尔去希尔街塔特咖啡馆的姑娘。他并不认识这个姑娘，只知道她长得很漂亮，咖啡馆的老板也许会知道她的住址。
塔特先生和这个姑娘挺熟，知道她叫埃德娜·普文斯，是从内华达州洛夫洛克来的，现在和她已经出嫁的姐姐住在一起。我们立刻和她联系，约她在圣弗朗西斯酒店会面。她不只是漂亮，而是很美。那次会面时，她显得忧郁而严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那时刚结束一段恋爱关系。她进过大学，读过商业课程。她是一个安静沉默的姑娘，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一张细巧的嘴。她那样严肃，我怀疑她是否会演戏，是否有幽默感。虽然怀有这些想法，我们仍旧聘请了她。她至少可以给我的喜剧片加一些点缀。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奈尔斯，但是咖啡馆还没有布置好，工作人员把布景搭得粗糙又难看，这个电影制片厂在工艺方面显然是不够水准的。我吩咐他们再做一些修改，然后自己开始思索剧情。我想到，这部影片可以叫《漫漫长夜》，讲的是一个酒鬼怎样去寻欢作乐——单凭这些，我已经可以开拍一部影片，然后我指定本·特平担任配角。电影开拍的前一天，安德森剧组里的一个演员邀我去吃夜宵。他招待得很简单，大家只喝了啤酒，吃了三明治。我们一行大约二十个人，普文斯小姐也在内。吃完夜宵，有的人玩牌，还有几个人随便坐下来闲聊。后来我们谈到了催眠术，我吹牛说我会催眠。我夸口说，我能在六十秒内使屋子里任何一个人被催眠。我说得活灵活现，大多数人信以为真，但是埃德娜不相信。
她大笑起来：“胡说！谁也没法把我催眠！”
“你呀，”我说，“正是最理想的对象。我和你打10美元的赌，我能在六十秒内叫你昏睡过去。”
“好吧，”埃德娜说，“我就和你赌。”
“当心呀，如果以后你觉得不舒服，可别怪我呀——当然，也不会很严重。”我试着吓唬她，想叫她不敢打赌，但是她很坚决。有一个女的劝她别让我做催眠。“瞧你真傻气。”她对埃德娜说。
“我还是要赌。”埃德娜冷静地说。
“好极了，”我说，“我要你紧贴着墙站好，和其他人离远点，这样我可以使你全心投入。”
她照着我的话做了，露出毫不介意的微笑。这时候屋子里的人都来了兴致。
“谁来计时？”我说。
“别忘了，”埃德娜说，“你要在六十秒钟内让我睡着。”
“你要在六十秒内完全失去知觉。”我说。
“开始！”计时的人说。我立刻装模作样，做了两三个手势，两眼紧盯着她的眼睛。接着，我凑近她的脸，悄声说：“假装一下！”我又做了几个手势：“你要失去知觉了，你已经在失去知觉，失去知觉！”
然后我朝后退，她开始摇晃。我立刻抱住她。看的人当中有两个人惊呼起来。“快来人！”我说，“来帮我把她放在榻上。”
她“醒”过来时，装出了一脸迷茫，说感到很疲劳。虽然她尽可以赢得这场打赌，向大家证明她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为了闹着玩儿，她很大方地放弃了应得的彩头。这件事引起了我对她的重视和好感，并且使我相信，她是富有幽默感的。
我在奈尔斯拍了四部喜剧片，但是制片厂的设备欠佳，我总感到不满意，不能安心工作。于是我向安德森提议，要去洛杉矶，因为那里有更好的设备。他同意了，但他之所以同意，另有一个缘故：本地的制片厂太小，人手又缺，不够让三个剧组同时拍戏，而我正在垄断那个制片厂。于是，经过协商，他在洛杉矶市中心博伊尔高地租借了一个小制片厂。
我们在那里拍戏的时候，来了两个新近从事这一行的年轻人哈尔·罗奇和哈罗德·劳埃德[83]，他们也来租借制片厂的场地。
我新拍的喜剧片一上映，市价就随着上涨一次，于是埃山奈公司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条件。放映我的喜剧片的剧院，如果放映一部长达两本的片子，每天至少要付50美元的租金。这样算下来，每一部影片公司就可以预收5万美元以上的租金。
一天晚上，我回到当时住的斯托尔酒店（一家中等酒店，但它是新开的，房间很舒适），洛杉矶的《考察家报》打来了紧急电话。这家报社转达了从纽约收到的一封电报：
愿出25000美元，请卓别林来纽约竞技场剧院登台，每晚十五分钟，为期两周。无意妨碍其正式工作。
我立刻打电话到旧金山找安德森。那时已经很晚，电话打不通，直到凌晨3点才找到了他。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收到的电报，问他可否让我离开两星期，去挣那25000美元。我说，我可以在去纽约的火车上编剧，到了那边就能编完。但是安德森不同意我去。
我卧室的窗子正对着酒店的楼梯井，只要一说话，所有的屋子都会发出回声。电话里听不清楚，我不得不把这几句话大声喊上几遍：“两星期净赚25000美元，我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呀！”
楼上的一扇窗打开了，只听见一个声音喊道：“别废话啦，睡你的觉去吧，你这个混蛋。”
安德森在电话里说，如果我给埃山奈再拍一部长达两本的喜剧片，公司就偿付我25000美元。他答应第二天来洛杉矶，把钱给我，并签订一份协议。我打完电话，熄了灯，睡上床，忽然想起刚才楼上那个人的话，于是又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子，向上边喊了一句：“去你妈的！”
安德森第二天抵达洛杉矶，带来了一张25000美元的支票，而邀我去的那家公司却于两星期后倒闭了。我的运气真好呀。
回到洛杉矶，我比从前更快乐了。虽然博伊尔高地的制片厂附近是贫民区，但那里离我哥哥住的地方很近，我晚上有时候可以看到他。他仍旧在基斯顿，他和基斯顿的合同要比我和埃山奈的合同大约早一个月期满。看到我的事业一帆风顺，他打算全职做我的经纪人。据报道，我每拍一部新影片，声望就随着提高一级。我看到买票的观众列成长队，知道我在洛杉矶很受欢迎，但不知道在其他地方如何。在纽约，所有的百货公司和杂货店都在出售根据我扮演的角色制成的玩具和塑像。齐格菲歌舞团的姑娘们都扮演卓别林，她们也不顾难看，贴上小胡子，戴上圆顶礼帽，穿上大皮鞋和肥裤子，唱一支歌，叫《那双查理·卓别林的脚》。
各式各样的广告邀约使我们应接不暇，要做广告的有书籍、衣服、蜡烛、玩具、香烟、牙膏等等。影迷的信件一堆又一堆，越来越多，复信成了一个问题。雪尼坚持说，必须答复所有来信，哪怕是多出一笔开销，也得另添一位秘书。
雪尼向安德森提议，公司除发行影片以外，还可以出售我的照片。否则净让电影院老板去赚这些钱，是不公平的。埃山奈虽然把我的影片卖出了成百上千个拷贝，但都是按照老式的销售方法经营的。雪尼建议，应当根据座位多少，向更大的电影院按比例提高售价。如果采用这个办法，每部影片就可以至少多收10万美元。安德森认为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违反了电影托拉斯的策略，影响到六千家电影院的利益，而这些电影院购买影片的规则和方法又是不可变更的；很少有电影院老板愿意按照这种条件付款。
后来，《电影先驱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埃山奈公司已放弃原来出售影片的办法，将根据每家电影院座位的多少，像雪尼建议的那样，按比例提高售价。正如雪尼所说，这样一来，我拍的影片每一部可以多卖10万美元。这条新闻使我警觉起来。我每星期只拿1250美元，编剧、演出和导演都由我一人包办，于是我开始诉苦，说工作太紧张，我以后拍影片需要更多的时间。自签订一年期的合同，我每两三个星期就能拍好一部喜剧片。芝加哥方面很快做出反应；斯普尔搭火车赶到洛杉矶，同意我每拍一部影片另分1万美元，作为额外奖金。受到这一鼓励，我的精神也就好起来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D.W.格里菲斯拍完了他的成名巨作《一个国家的诞生》，一跃成为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毫无疑问，他是拍无声影片的天才。他的影片虽然具有情节剧的特点，而且有时失于夸张和荒唐，但总是能够独创一格，所以他的每部影片都值得一看。
德米尔[84]开头拍的几部影片，如《轻歌齐唱》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卡门》，让人对他寄予厚望，但是自《男女之间》以后，他的作品就一直脱离不了闺阁裙钗的小圈子。他的《卡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拍了一部两大本的影片来取笑《卡门》，那是我给埃山奈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但是，我离开埃山奈后，他们竟把我已经剪去的片段又都搜集起来，加了进去，将影片延长至四大本，这件事把我气得病了两天。这个很不光彩的行为给了我一个教训，从此以后，我在每一份合同上都规定：凡是我已经摄制好的影片，公司不得对其做任何删节、增添或篡改。
我的合同行将期满，斯普尔又赶到滨海地区，带来了一个据说是好到极点的建议。他要我给他拍十二部两大本的影片，他愿意给我35万美元的报酬，并由他支付制片的一切费用。我对他说，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我要他先付15万美元。于是，我和斯普尔的谈话到此结束了。
未来，未来——多么美妙的未来啊！未来将把我引到哪里？前景令人眼花缭乱。金钱，成就，一切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纷至沓来；一切是那么迷人，那么可怕——又是那么奇妙！
雪尼在纽约逐个考虑那些邀请我的公司所提出的待遇，而我则在了结《卡门》的拍摄工作，当时我住在圣莫尼卡滨海的一所房子里。晚上我有时候在圣莫尼卡码头尽头纳特·古德温开的餐馆里吃饭。纳特·古德温被公认为美国舞台上最成功的演员，擅演轻喜剧。他演莎士比亚的戏和现代轻喜剧，名噪一时。他是亨利·欧文爵士的知己，先后结婚八次，每一任妻子都以艳名著称。玛克辛·埃利奥特[85]是他的第五任妻子，他给她起的绰号也很奇怪，叫“罗马元老院议员”。“可是，”他说，“她长得真美，并且非常聪明。”纳特性情和蔼，很有修养，并富有幽默感，但年事已高，不再登台。我虽然不曾看过他的演出，可是久闻他的大名，对他十分敬佩。
我和纳特成了莫逆之交；秋寒料峭的黄昏，我们常常沿着荒凉的海滨人行道散步。天气萧瑟愁人，我内心却常常非常激动。他听说我拍完影片将去纽约，向我提出了一些极其有益的忠告。“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你到了纽约，可不要走近百老汇大街，不要和观众见面。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误：他们喜欢抛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样只会毁灭了他们给观众造成的假象。”他说这话时声音低沉又浑厚。“到处都会有人邀请你，”他接下去说，“但是，你可别接受那些邀请。选择一两个人做朋友也就够了，其余的，就让他们成为你想象中的人吧。许多红演员都错以为应当接受社交上所有的邀请。约翰·德鲁[86]就是前车之鉴。他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去所有人的家里，结果人家都不去看他的电影了。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客厅里看到他了。你已经迷住了一般观众，如果要继续迷住他们，你就得离他们远一点。”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我们沿着荒寂的海边漫步，这些谈话听来是美妙的，也是愁郁的——纳特的事业已经告终，而我的则刚刚开始。
《卡门》的剪辑工作一结束，我就赶快收拾了一个小提包，走出化装室，直接搭6点开往纽约的火车。我拍了一个电报给雪尼，告诉他我动身和抵达的时间。
我坐的是一列慢车，要五天才到。我独自坐在一个开放式的隔间里——在那些日子里，我没上装时是不会被人认出来的。火车走的是南面的一条路线，要经过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将在下午7点到达该地。我打算去刮脸，但是已经有几个乘客在盥洗室里，所以我只好等着。结果，火车已驶近阿马里洛，但我仍穿着一身内衣。后来，火车缓缓地进了站，突然被沸腾的人群围住了。我从盥洗室的窗子里偷偷地向外张望，只见车站四周乱哄哄地挤满了一大群人。柱子上挂着横幅，悬着旗帜，站台上摆了几张长桌，桌上摆了茶点。我想，这大概是在欢迎或欢送本地的什么要人吧，于是我把肥皂沫涂在脸上。但是喧闹声更响了，后来我清楚地听见有人问：“他在哪儿？”接着一群人冲进了车厢，他们在走道里跑来跑去，大喊着：“他在哪儿？查理·卓别林呢？”
“什么事？”我应声说。
“我们代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长和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请您和我们一起喝点冷饮，吃点点心。”
我突然被吓呆了。“我不能去呀，瞧我这副样子！”我透过满脸的肥皂沫说。
“哦，没关系嘛，查理。只要穿上衬衫打上领带就行，这就去和大伙儿见面吧。”
我慌慌忙忙地洗了脸，也不去管只剃了一半的胡子，就穿上一件衬衫，打了一条领带，一边扣上衣的纽扣，一边走下车去。
人们向我欢呼。市长很费力地发表演说：“卓别林先生，我代表阿马里洛所有崇拜您的观众——”但是他的声音被不断的欢呼声淹没了。他又开始说：“卓别林先生，我代表阿马里洛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这时人群拥过来，把市长直推到我身上，然后把我们俩都挤到了火车旁边，一时间市长已经忘了他的欢迎词，只想到我们的安全问题。
“退后呀！”警察们一边嚷嚷，一边在人群中向我们挤过来。
市长已经对欢迎一事失去兴致，用微带粗鲁的口气对警察和我说：“好吧，查理，咱们弄完这件事，你就可以回到车上去了。”
我们推推搡搡，挤到了桌子跟前，大伙儿也安静下来了，市长这才能够发表他的欢迎词。他用一个勺子在桌上敲了敲：“卓别林先生，您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的朋友们，感谢您带给他们的一切快乐，请您跟我们一起吃点三明治，喝杯可口可乐吧。”
他致完了欢迎词，一边问我是否可以讲几句话，一边催我登上那张桌子，于是我就在桌子上含糊不清地讲了几句，大意是说，我很高兴来到阿马里洛，对这次激动人心的盛大欢迎感到惊喜，毕生不会忘记这件事等等。接着，我就了座，开始和市长攀谈。
我问他怎么会知道我来的消息。他说：“是通过电报员知道的。”原来我拍给雪尼的那封电报先发到了阿马里洛，然后转到堪萨斯城、芝加哥和纽约，电报员把这消息透露给了报社。
我回到车上，懒洋洋地在我的位子上坐下，一时心里一片空白。火车里一阵骚动，人们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都呆呆地瞅着我，咯咯咯地笑着。我不能完全理解或充分体会在阿马里洛所发生的一切。我太激动了，于是紧张地坐在那儿，又是高兴又是愁闷。
火车还没开，有人给我送来了几封电报。一封电报是：“欢迎，查理，我们堪萨斯城的居民恭候大驾。”另一封是：“已备下轿车，供抵达芝加哥转车之用。”再有一封是：“可否下榻布莱克斯通酒店？”火车驶近堪萨斯城，人们沿铁道的一边站着，一边欢呼，一边挥帽子。
堪萨斯城的大火车站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警察已无法控制从外面不断拥过来的人群。靠着火车放了一把梯子，以便我爬上车顶去和人群见面。我重复了在阿马里洛说的几句客套话。这时又送来了更多的电报，邀我去参观一些学校和其他机构。我把电报都塞进手提包里，准备到纽约再答复。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一路上都是人，他们站在铁路枢纽旁或空地上，车过时向我招手。我很想尽情地享受这种乐趣，但同时又想到，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如果演一两出胡打乱闹的喜剧就能引起这样的轰动，那么，在那些知名人士中，也许不乏招摇撞骗的事情吧？从前我老是想要公众注意我，现在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说来也矛盾，这会儿我反而感到愁闷和孤寂，觉得自己和大众分隔开了。
到了芝加哥，我需要到另一个火车站转车，人群在出口处夹道欢呼，看着我上了一辆轿车。我被送到布莱克斯通酒店，酒店已经给我准备了一间套房，让我在去纽约前略事休息。
在布莱克斯通酒店里，我收到了纽约警察局长发来的电报，请我在第125号街下车，而不要像原先安排的那样去中央火车站，因为已经有许多人在那儿等着了。
雪尼乘了一辆轿车在第125号街接我，他又是紧张又是兴奋。说话时他压低了声音。“你猜怎么着？”他说，“人群一大早就聚集在火车站，自从你离开洛杉矶，报社每天都发布新闻简报。”他给我看一份报纸，上面用大黑体字印着：“他已来到本市！”另一行标题是：“查理就在人群中！”在去酒店的路上他告诉我，他已经和互助电影公司谈妥，他们给我的报酬是一年67万美元，每星期付1万美元，等通过体检，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就先付15万美元。他已约好律师吃午饭，整个下午都不得闲，所以准备让我在广场酒店下车，他已经给我在那儿定了一间房间，明天早晨再来看我。
正像哈姆雷特说的：“现在可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天下午，我在马路上到处溜达，看看橱窗，不时漫无目的地在街道拐角上停下。瞧我这是怎么啦？现在正是我飞黄腾达的时候——我一身打扮得整整齐齐，竟然没一个地方可以去。如何才能认识社会上那些有趣的人物呢？看来，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但是我却不认识他们；我现在变得心事重重，只觉得自己可怜，被忧郁的情绪困扰着。记得基斯顿一个很红的喜剧演员说过：“现在咱们的目的可达到了，查理，你说对吗？”“达到了哪里呢？”我心想。
我记起了纳特·古德温的忠告：“不要走近百老汇大街。”但是，对我来说，百老汇大街只是一片沙漠。我所想到的是，应当在这支胜利狂想曲的伴奏下去见几个老朋友——我不是也有几个老朋友住在纽约、伦敦和其他地方吗？现在我需要一个特殊的观众——我去看看海蒂·凯利吧。自从演电影以来，我就再没听到过她的消息——她的反应一定很有趣。
那时海蒂和她姐姐弗兰克·古尔德夫人住在纽约。我沿着第五大道走下去，她姐姐的住址是834号。我在那幢房子前停下了，心想海蒂是否在里面，但是我没勇气敲门。也许，她会走出来，我就可以有意无意地遇到她了。我等了大约半小时，一直在附近徘徊，但是没一个人从那幢房子里出来，也没一个人进去。
我到哥伦布圆形广场的蔡尔兹餐馆里，点了一客烤饼和一杯咖啡。女侍者漫不经心地招待我，后来，我叫她添一块黄油时被她认了出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餐馆里所有的人，包括厨房里的伙计，一个个都盯着我看。最后我不得不在餐馆里里外外一大群人当中挤开一条路，乘上一辆路过的出租汽车逃走了。
接连两天，我在纽约到处漫步，但是没遇见一个熟人，我一会儿快乐兴奋，一会儿郁郁寡欢。这两天里，保险公司的医师给我做了体检。过了几天，雪尼得意扬扬地来到酒店里：“一切都解决了，你的体检合格了。”
接着就是办理签署合同的例行手续。我领那张15万美元的支票时拍了照。那天晚上，在纽约时报广场上，我夹在一群人当中，看电光广告绕过纽约时报大厦映出的新闻。新闻标题是：“卓别林与互助电影公司签订年薪67万美元合同。”我站在那里，无动于衷地看那广告，仿佛那是别人的新闻。一时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的情感已被耗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