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路上忐忑不已，最后到了洛杉矶，在一家叫“大北”的小酒店里开了一间房。第一天晚上，我的假日是像工作日那样度过的。我去卡诺剧团从前演出的皇后剧院看第二场戏。检票员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塞内先生和梅布尔·诺曼小姐坐在后面两排，问我可要和他们坐到一起去。我很激动，大家悄声简短介绍了以后，就一起看戏。散了场，我们沿主街走了几步，在一家德式地下餐馆里吃饭。塞内先生看到我那么年轻，感到很惊奇。“我还以为你年纪要大得多呢。”他说。我觉出他对我有点不放心，就很着急，因为想起塞内的喜剧演员都是一些样子挺老的人。弗雷德·梅斯已经五十岁开外，福特·斯特林也四十多岁了。我回答说：“我化装后可以要多老有多老。”但是梅布尔·诺曼的态度使我心定了一些。其实，即使当时对我有什么看法，她也不会表示出来。塞内先生说我不必立即开始工作，但是应当先到伊登代尔的电影制片厂去，熟悉一下那里的人。我们离开餐馆，一起匆匆跳上了塞内先生那辆漂亮的跑车，我被送回了酒店。
第二天早晨，我乘电车去洛杉矶郊区的伊登代尔。那是一片尚未定型的地方，它好像自己还没打定主意，究竟是要做一个普通的住宅区，还是要成为一个半工业区。那儿有几处堆积木材和抛弃废铜烂铁的地方，此外还有几座看来是无人管理的小农场，面朝公路的地方盖了一两间木头房子的商店。经过多次询问，我走到基斯顿电影公司的对面。制片厂占地一百五十英尺见方，外面围了一道绿色的栅栏，里面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子。要进去的话，必须先走完一条花园里的小路，穿过一所平房——那片地方，看来和伊登代尔一样，也是不曾定型的。我站在对面公路上向它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考虑到底要不要进去。
午饭时间到了，我看着那些演员，男的，女的，都不曾卸装，还有基斯顿警察[73]，一起从平房里拥了出来。他们穿过公路，走进一家小卖部，出来时都吃着三明治和热狗。一些人扯着粗嗓子追着另一些人大声喊：“喂，汉克，加油呀！”“叫斯利姆赶快呀！”
我忽然难为情起来，赶快走到路拐角，离远点的地方，留心看塞内先生或者诺曼小姐会不会从平房里出来，但是我没看见他们。我在那儿站了半小时，然后决定回酒店去。当时要我走进制片厂，去面对那伙人，是一件没法办到的事。接连两天，我都是已经走到了制片厂外面，但是没勇气进去。到第三天，塞内先生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只得找了个理由。他说：“这就来吧，我们等着你。”于是我去到那里，大着胆子走进那所平房，说我要见塞内先生。
塞内见我去了很高兴，立即把我带到制片厂里。我完全被那里的情景吸引住了。柔和的光线均匀地布在整个布景上。日光从一幅幅宽阔的白色亚麻布上折射下来，被分散开，给每样东西增添了一种虚无缥缈的色彩。这样分散光线，是为了在日光下拍电影。
塞内给我介绍了一两位演员，这时我对拍电影的过程产生了兴趣。一排并列着三个布景，三个喜剧剧组正分头在拍电影。那情形就好像是在看世界博览会一样。一个布景里，梅布尔·诺曼正在一边乒乒乓乓捶门，一边叫喊：“让我进来呀！”接着摄影机停下了，一场戏拍完了——我没想到，电影是这样零七碎八地拍成的。
我要接替的那位主要演员福特·斯特林，这时候正在另一个布景里拍电影。塞内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福特即将脱离基斯顿，去和环球组建自己的电影公司。他非常受观众欢迎，制片厂里所有的人都跟他要好。他们围着他的布景看，对他热情地笑着。
塞内把我拉到一边，向我解释他们拍电影的手法：“我们没有电影剧本——我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故事的自然发展演下去。最后形成一个追赶打闹的场面，这就是我们的喜剧主要的结构。”
这个方法很有启发性，但是我个人厌恶追赶打闹的场面。这种演法会埋没演员的个性；虽然我对电影一行懂得极少，但是我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个性更为重要。
那天，我从这个布景走到那个布景，看几个剧组怎样拍电影。他们好像都在模仿福特·斯特林。这使我很烦恼，因为福特的风格和我的不一样。他扮演一个处境尴尬的荷兰人，在整场戏里都说带有荷兰口音的话，临时编词，这很招人笑，但一经拍成默片，效果就不够理想了。我不知道塞内要我怎样演。他看过我的戏，一定知道我不适于福特那一类型的喜剧；我的风格恰巧和他的相反。然而，在这个制片厂里，每一个故事、每一个镜头，都是有意或无意地为福特·斯特林设计的；就连罗斯科·阿巴克尔也在走斯特林的路子。
这个电影制片厂从前显然是一片农场。梅布尔·诺曼的化装室设在旧平房里，隔壁的另一间房是给普通女演员化装用的。平房对面的建筑，从前肯定是个谷仓，现在改成了统间化装室，在里面化装的是一些小演员和基斯顿警察，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前演马戏的丑角或职业拳击手。分配给我的是麦克·塞内、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尔等主角演员用的化装室。那是另一个谷仓式的建筑，从前也许是存放马具的地方。除梅布尔·诺曼以外，还有几个美丽的姑娘。那里有一种美与丑混合而成的奇特无比的氛围。
接连好几天，我一直在制片厂里到处溜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拍戏。我偶尔看见塞内走过，但是他总是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我。我感到很不安，担心他会后悔邀请我加入基斯顿，所以我神经上就一直很紧张。
每天，我心情的好坏都由塞内决定。如果他碰巧看见了我，朝我笑一笑，这就给我增添了希望。厂里其他人都对我抱一种观望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也有人在怀疑我代替福特·斯特林是否能够胜任。
星期六到了，塞内显得十分亲切。他说：“到办公室领你的薪水去。”我对他说，我更急于要工作。我很想和他谈一谈有关模仿福特·斯特林的问题，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别着急，咱们以后再谈。”
九天过去了，一直这样闲着，我紧张得很痛苦。但是福特总是安慰我，下班后他有时候让我搭他的车到闹市区，我们一起在亚历山德里亚酒吧喝酒，和他的几个朋友碰头。他有一个朋友，叫埃尔默·埃尔斯沃思，我起先很不喜欢他，觉得这个人相当粗俗。他老是半开玩笑地讥刺我：“我知道你要顶福特的位子了。可是，你能逗人笑吗？”
“这我不敢夸口。”我尴尬地说。他这样取笑，我感到很窘，尤其是当着福特的面。幸而福特很客气，他用这两句话给我解了围：“你没看到他在皇后剧院扮演酒鬼吗？非常逗人笑。”
“可是，他还没把我逗笑过呢。”埃尔斯沃思说。
埃尔斯沃思是个大块头，浑身臃肿，像是患了腺体肥大。他带着一副愁闷和猥琐的神情，有一张光溜溜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一张皮肤松弛的嘴，一笑就显出缺了两颗门牙。福特还一本正经地悄声告诉我，他是一位文学、经济和政治学权威，是美国知识最渊博的人，并且富有幽默感。然而我却不能欣赏他的这些优点，总是设法躲开他。可是，一天晚上，在亚历山德里亚酒吧里，他说：“这个英国佬已经开始拍戏了吗？”
“还没开始。”我惶悚不安地笑着说。
“我说，你最好是能逗人笑呀。”
这位先生几次挖苦我，这时我以牙还牙地说：“是呀，如果我能够有一半像您的长相这样逗人笑，那么我就成功啦。”
“哎呀！这句俏皮话可真够挖苦的，对吗？单凭这句话，我就得请他喝一杯。”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塞内出去拍外景，梅布尔·诺曼和福特·斯特林的剧组也都跟着去了，电影制片厂里没剩下几个人。地位仅次于塞内的基斯顿总导演亨利·莱尔曼先生准备拍一部新片，要我在里面扮演一个新闻记者。莱尔曼这个人很虚荣，因为自己导演了几部成功的喜剧片，就沾沾自喜。他老是说他不需要什么个性，说他的影片能招笑，完全依靠剪辑的技巧。
我们没有电影故事，需要用一些喜剧手法来拍一部关于印刷厂的纪录片。我穿了一件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贴上了两撇翘胡子。我们已经要开拍了，莱尔曼还在想笑料。我那时刚到基斯顿，当然很热心，想要给他出点主意。但是，我与莱尔曼之间就此产生了矛盾。在会见报馆编辑的那一场戏里，我加进了所有我能想得出的点子，甚至给剧组里其他人出主意。虽然拍这部影片只花了三天时间，但是我认为我们拍了一些非常逗笑的镜头。然而，当我看到成片时，我伤了心。剪辑的人剪去了所有招笑的地方，把影片割裂得我都认不出来了。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年后，亨利·莱尔曼自己说了出来，是他故意给剪去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认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我和莱尔曼拍电影的第二天，塞内拍完外景回来了。福特·斯特林占了一片场地，阿巴克尔占了另一片场地，三个剧组同时拍戏，到处都挤满了人。我穿着平时穿的衣服，没什么事情可做，就站在塞内看得见的地方。他站在梅布尔身边，嘴里叼着一支雪茄，正在仔细打量一个酒店大堂的布景。“咱们现在需要一点笑料呀，”他说，接着就向我转过身来，“你扮一个丑角吧。什么样的都行。”
我不知道应该扮成什么样。我不喜欢新闻记者的装扮。去化装室的路上，我忽然有了主意：我要穿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和一双大鞋子，拿一根手杖，戴一顶圆顶礼帽。我要每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裤子是松垮垮的，上衣是紧绷绷的，礼帽是小的，鞋子是大的。我起先有点犹豫，不知道应该扮得年老还是年轻，后来想起塞内希望我是一个年纪大得多的人，于是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我想，这样可以显得年纪大一些，但又不致遮住了我的表情。
我对这人物的性格是心中无数的。但是，一经装扮好，那身衣服和化装就使我体会到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开始对他有了了解，等到一上场，那个人物就活生生地出现了。我站在塞内跟前，装出那个人物的样子，一边大摇大摆地走着，一边挥着我的手杖，在他面前来回踱步。笑料和点子纷至沓来，在我脑海中不断涌现。
麦克·塞内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富有热情。他一看到他觉得好笑的地方就尽情地笑，他站在那儿咯咯咯地笑得浑身直哆嗦。而这鼓舞了我，于是我向他解释这个人物的个性：“你瞧，这个家伙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个流浪汉，一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他感到孤单，永远想过浪漫的生活，做冒险的事情。你会把他当作一个科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公爵，一个玩马球的。然而，他只会拾拾香烟头，或者抢孩子的糖果。当然，如果看准机会，他也会对着夫人小姐的屁股踢上一脚——但只有在非常愤怒的时候他才会那样！”
我这样演了十几分钟，招得塞内不停地笑。“很好，”他说，“这就上场去吧，看你能玩点什么出来。”就像莱尔曼拍影片时一样，我并不知道剧情是什么，只知道戏里穿插的是梅布尔·诺曼和她丈夫以及一个情人之间的纠纷。
无论演哪出喜剧，态度是最为重要的，而找到某种态度也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酒店大堂那场戏里，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骗子，正冒充酒店客人，但实际上是一个只想要找一个安身之处的流浪汉。我走进酒店大堂，绊倒在一位夫人的脚上。我转过身去向她抬了抬帽子表示道歉，接着刚扭转身，又绊倒在一个痰盂上，于是又转过身去向痰盂抬了抬帽子。摄影机后面的人都笑起来了。
这时候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其中不仅有其他剧组里的演员，而且有布景人员、木匠、服装管理员。这对我确实是一种鼓励。等到排演结束时，已经有众多观众在哈哈大笑。不一会儿，我看见福特·斯特林越过别人的肩头向我们这面张望。拍摄完毕，我知道自己演得很不错。
那天下班，我到化装室去时，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尔正在那里卸装。大家没说什么，但可以觉察出气氛中有暗流涌动。福特和罗斯科都喜欢我，但是，我能觉察出他们内心中的矛盾。
这个镜头很长，一共拍了75英尺的胶片。后来塞内先生和莱尔曼先生争论，是否应该全部放映，因为喜剧的一个镜头一般不超过10英尺。我说：“既然是逗笑的，长短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他们决定让这个镜头映足75英尺。这身衣服已经使我受到这个人物的感染，我当时就决定，此后不管再演什么戏，我要永远穿这身衣服。
那天傍晚，我和一个配角演员一同搭电车回住处。他说：“伙计，你这一炮可打响了；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在片场招得大伙儿那样笑过，连福特·斯特林也没有过——你瞧见他那张脸了吧，盯着你瞅，他是在研究你啊！”
“但愿上映时观众也那样笑。”我说时克制着自己的得意。
又过了几天，在亚历山德里亚酒吧里，我无意中听到福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埃尔默·埃尔斯沃思形容我扮演的人物：“瞧那家伙，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一双扁平脚，你从来没见过那样肮脏邋遢、一副可怜相的小瘪三，他抓痒的样子，就好像是在胳肢窝里捉毛虱似的——他真会逗人乐呀。”
我扮演的人物与众不同，是美国人不熟悉的，甚至连我也不熟悉。但是，一穿上那身衣服，我就感觉到实有其人，感觉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说真的，他会使我转种种荒唐古怪的念头。在我没有打扮和化装成这样一个流浪汉之前，这一切都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和一个配角演员混得挺熟，每天晚上乘电车回去时，他总是详细地告诉我那天电影制片厂里的人对我的反应，还有他本人对我那些点子的想法。“那个点子妙极了，在洗指碗里蘸湿手指，再在那个老头的大胡子上擦干净——厂里的人从来没见过那种。”他这样一件件地说下去，我听了十分得意。
每逢塞内做我的导演时，我就感到很自在，因为一切都是由我即兴演出的。同时，由于大家对自己都没有绝对的把握（甚至导演也是如此），我就认为自己并不比导演知道的更少。这样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开始提出建议，塞内也总是立刻加以采纳。于是我相信自己是具有创作能力的，是能够自己编写故事的。的确，这是由于受到了塞内的鼓舞。但是，当时我只是使塞内满意了，我还没有使观众满意。
第二部影片又是由莱尔曼导演。莱尔曼即将离开塞内，与斯特林合作，但为了酬谢塞内，他在合同期满后将多待两个星期。这次和他合作时，我又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他对我提出的意见总是笑嘻嘻地听着，但是一条也不采纳。“在剧院里这样演也许会逗人笑，”他老是这样说，“但是，在影片里，咱们可没时间这样演。咱们必须不停地活动——拍喜剧片就是要你追我赶的。”
我不同意他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幽默总是幽默，”我争辩说，“不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舞台上。”然而他老是说那套废话，坚持按照基斯顿的老办法行事。一切动作都得快——快步飞跑，爬上屋顶和电车，跳到河里，扎进码头那面的水里。虽然必须遵守那些拍喜剧片的原则，我偶尔也会插进去一两段自己做的有趣动作，然而，像以前一样，他总是设法在剪辑室里把它们剪得面目全非。
我不相信莱尔曼会在塞内面前说我的好话。莱尔曼走后，我被派去跟另一位导演尼古拉斯先生拍片，这位先生老气横秋，年纪已近六十岁，他自从电影问世以来就从事这一行。我也跟他闹别扭。他设计的一个搞笑场面是揪住一个丑角的脖子，把他从这个布景赶到那个布景。我要做一些更细腻的动作，但是他也不肯听我的。“咱们没时间呀，没时间呀！”他老是这样嚷嚷。他完全要走福特·斯特林的路子。我只稍许违拗了他一下，他就去向塞内报告，说他没法跟我这个混蛋合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塞内导演的影片《梅布尔的困境》在商业区里上映了。我提心吊胆地夹在观众们中间看那部电影。福特·斯特林一出现，观众们照例一阵骚动，发出了笑声，但我出场后却是一片冰冷的沉寂。看到所有我在酒店大堂里做的那些滑稽动作，观众们几乎都不笑。影片继续放映下去，他们开始小声笑了，接着是大声笑了，将近结束时又是一两次哄堂大笑。我在这次放映中发现，观众们并不歧视新演员。
我不知道塞内对我所做的初步努力是否满意。我想他是失望的。因为，过了一两天，他来找我了：“你听我说，他们都在埋怨，说没法跟你合作。”我竭力向他解释，说我工作认真，一心要把影片拍好。“你呀，”塞内冷冷地说，“只要能照着我们的话去做，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第二天我又和尼古拉斯拌嘴了，这次我发了火。“随便哪个每天领3美元的临时演员，都能做你叫我干的这些活儿，”我对大伙儿说，“我为的是要拍一些好影片，不单单是被你们赶来赶去，从电车上摔下来。我不能就这样每星期拿150美元。”
可怜的尼古拉斯“老爹”（我们给他起的绰号）气坏了。“这一行我已经干了十多年，”他说，“你他妈的又懂些什么？”我试图说服他，但是没有用。我试图说服剧组里的其他人，但是他们也不同意我的看法。“哦，他知道，他知道，他干这一行，资格要比你老多啦。”一个老演员说。
我先后拍了大约五部影片，尽管他们在剪辑室里大刀阔斧地删除，但是我仍然设法在其中几部里保留了我自己想出的滑稽动作。我熟悉他们的剪片方法，于是总把逗笑的动作和点子安排在出场和下场的时候，知道他们要剪去这些镜头是困难的。同时我一有机会就去学习剪片。我在洗印间和剪辑室里跑出跑进，留心看工作人员怎样剪辑。
我一心想要自编自导喜剧片，于是就去和塞内谈这个计划。但是，他不听我的主意，反而叫我去听刚开始做导演的梅布尔·诺曼的指挥。这一下可把我气坏了，虽然梅布尔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但我不相信她能当一个好导演，因此第一天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争吵。当时我们在洛杉矶郊区拍外景；其中有一个镜头，梅布尔要我拿着水龙皮带在公路上浇水，后来坏人的车在路面上打滑了。我建议我先站在水龙皮带上，水放不出来了，等我俯身向里看，无意中脚离开皮带，水直喷到我脸上。但是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咱们没时间啦！咱们没时间啦！照着我说的演吧。”
单是这句话我就受不了——何况这句话又出自一个漂亮姑娘之口：“对不起，诺曼小姐，我不能照着你的话做。我不相信你有资格指导我。”
拍摄场景是在大路当中，我离开那儿，在人行道边坐下。可爱的梅布尔那年刚二十岁，长得漂亮动人，是大家的宠儿，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这会儿她坐在摄影机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顶撞过她。我也觉得她美丽可爱，并且心里还对她有那么一丝柔情，但我有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摄影人员和全体演员立刻围住了梅布尔，大家一起商量对策。后来梅布尔告诉我，当时有一两个临时演员很想要揍我一顿，但是她拦住了他们。然后，她派了副导演过来，问我是否打算拍下去。于是我走到大路对面她坐的地方。“对不起，”我表示歉意，“我根本看不出哪里有趣好笑。但是，如果你允许我在笑料方面出一点主意的话……”她不屑和我争辩。“很好，”她说，“既然你不肯照着我的话做，我们就回制片厂去吧。”虽然当时的情形很僵，但是我对此毫不在意，我只耸了耸肩膀。那天的工作倒没受多大损失，我们从上午9点起就开始拍戏了。这会儿已经是下午5点多，太阳很快落山了。
回到制片厂，我正在洗去油彩，塞内冲进了化装室。“他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
我试着向他解释。“影片里缺少笑料，”我说，“可是诺曼小姐什么意见都不肯听。”
“叫你怎样演，你就怎样演，要不你就走，不管什么合同不合同。”他说。
当时我十分镇静。“塞内先生，”我回答，“我来这儿以前，也能混口饭吃。你要辞我，就请辞掉我吧，但是，我对待工作是认真的，我和你同样心急，想要拍一部好影片。”
他一句话不说，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我和朋友一同乘电车回去时，我把这件事说给他听。
“太可惜啦，你这阵子演得很不错呢。”他说。
“你看他们会辞了我吗？”为掩饰焦急的心情，我嬉笑着说。
“我不会觉得奇怪的。塞内离开化装室的时候，我看他简直像发了疯一样。”
“好吧，反正我不在乎。我腰包里已经有1500美元，除了回英国的路费，还有多余。不过，我明天还是得去一趟，如果他们不要我……那么也是活该啦。”
第二天早晨8点有一次排演，我不知道应当怎么办才好，于是，我就坐在化装室里等着，也没上装。大约到了7点50分，塞内向门里探进头来。“查理，我有几句话和你谈一谈，咱们到梅布尔的化装室里去吧。”他的声音听来特别和气。
“好的，塞内先生。”我一边说一边跟他走去。
梅布尔不在那儿，她在试片房里看样片。
“你听我说，”塞内说，“梅布尔很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都认为你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他这样前倨后恭，让我感到意外，态度立刻软了下来。“我当然十分尊重诺曼小姐，”我说，“但是我不相信她有资格做导演——她毕竟年纪太轻了。”
“不管你怎样想，你还是宽宏大量，帮帮忙吧。”塞内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就是这样尽力而为的嘛。”
“好吧，那你就勉为其难，和她合作下去吧。”
“你听我说，如果你让我自己导演，你就不会再有这些麻烦了。”我说。
塞内沉吟了一下：“如果拍出来的片子不能上映，这笔费用由谁来付呢？”
“由我来付，”我回答，“我把1500美元存在随便哪家银行里，如果片子不能上映，那笔钱就是你们的。”
塞内思索了一会儿：“你有电影故事吗？”
“当然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好吧，”塞内说，“和梅布尔拍完了这部影片，我另做安排吧。”我们十分友好地握了手。后来我去向梅布尔道了歉，那天晚上塞内陪我们两人出去吃饭。第二天，梅布尔对我和气极了。她甚至跑来向我讨主意。摄影人员和其他演员都迷惑不解，我们就这样很圆满地拍完了这部影片。塞内突然改变态度，使我莫名其妙。过了几个月，我才了解了原因：塞内已经打算在那个星期结束时解雇我，但就在我和梅布尔吵架后的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纽约办事处发来的电报，催他赶快多拍几部卓别林的影片，因为那里大量地需要这样的片子。
基斯顿喜剧电影公司发行的影片，平均为二十个拷贝。如果印到三十个拷贝，就会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了。上一部影片，也就是我所拍的第四部影片，已经印到了四十五个拷贝，但要求添印的订货单还是有增无已。因此，收到电报后，塞内变得和气了。
那个年代里，导演技巧是很简单的。我只需要为演员的出场和下场辨清左右方向就行了。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从右边下场，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从左边出场；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面对着摄影机从银幕上消失，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背朝着摄影机在银幕上出现。当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规则。
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发现摄影机的位置不但能影响观众的心理，而且能说明一场电影的情节；实际上它也是决定电影风格的关键。摄影机离得稍近一点或者稍远一点，可以增强或者削弱效果。精简动作很重要，除非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否则演员没必要走太多的路，走路的动作是缺乏戏剧性的。因此，摄影机的位置会影响画面，使演员的出场显得好看。摄影机的位置使电影增添了变化。特写镜头并不比远景镜头更能起强调作用。采用特写镜头是一个情感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远景反而能够起更大的强调作用。
我早期出演的喜剧片《溜冰场》里，就有这样的例子。流浪汉走上溜冰场，跷着一只脚溜冰，一边滑一边转圈，跌倒在一群人当中，闹得笑话百出，结果是一大堆人都在摄影机的前景中倒在冰上，而流浪汉却溜到溜冰场的后面，变成背景中一个极小的影子，坐在一群观众当中，若无其事地看他引起的一场混乱。让流浪汉在远处显出一个小影子，反而要比给他拍一个特写镜头更招人笑。
刚开始导演第一部影片时，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有把握，实际上我有点心慌。但是，等到塞内看了第一天拍的影片，我放心了。那部影片叫《遇雨》。它并不是一部轰动全国的影片，但它挺招人笑，并且很能卖座。片子拍完后，我急于知道塞内的反应如何。他从试片房里出来时，我等在那儿。“怎么，你准备开始拍下一部了吗？”他问。从那时候起，我就自编自导所有的喜剧片。每拍好一部影片，塞内给我25美元额外津贴，作为奖励。
塞内现在完全把我当作了自家人，每天晚上都请我吃饭。他总是向我介绍其他剧组拍摄的内容，而我总是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主意，这些主意我认为只有我自己明白，别人都不容易理解，但是塞内听了总是哈哈大笑，最后都采用了。
现在我坐在观众中看自己的影片时，发现他们的反应和从前不同了。观众们看到影片上映出基斯顿喜剧电影公司的字样时，总有一阵骚动和兴奋；刚看见我在影片中出现，还没有看到我做什么动作，他们已经发出欢畅的笑声，这使我十分得意。观众们都非常喜爱我，我心想：如果能够一直这样下去，我可以心满意足了。加上津贴，我的收入是每星期200美元。
自从埋头工作，我就很少有空再去亚历山德里亚酒吧，也没机会再碰到我那位爱挖苦人的朋友埃尔默·埃尔斯沃思。但是，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在街上遇见了他。“喂，你听着，”他说，“我最近看了几部你的影片，说真的，你演得太好啦！你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我这并不是在瞎捧你。你真会逗笑！早先你为什么不说呀？”不用说，后来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基斯顿的人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我也让他们学会了不少东西。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对技巧、舞台艺术或表演手法知道得很少，而我把这一切从剧院里带给了他们。他们对自然哑剧也懂得很少。每逢要遮蔽后景，导演总会叫三四个演员，一溜儿面对着摄影机站着；如果要表示“我要娶你的女儿”，演员总是做一些容易看懂的手势，先指自己，再指左手无名指，然后指那个姑娘。他们做手势时，很少顾及含蓄与效果，而我在这方面就显得出色多了。在出演早期的电影时，我知道我在许多地方占了便宜；于是，就像一位地质学家一样，我进入了一片蕴藏丰富、待人开发的领域。我认为那是我的职业生涯中最富刺激性的一个时期，因为我正开始发现一些奇妙的东西。
事业做得顺利，人就容易讨喜，所以我和制片厂里所有的人都混得很熟。临时演员、布景人员、服装管理员、摄影人员，都亲切地管我叫“查理”。虽然我并不喜欢跟所有人都那么热络，但是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这种亲热说明了我在事业上的成功。
现在我对自己的计划满怀信心，而在这一点上我是应当感谢塞内的。虽然塞内和我一样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相信自己的趣味，并且使我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的工作方式使我有了信心，那种工作方式应该是正确的。我第一天来到制片厂里的时候，听到他说：“我们没有电影剧本——我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故事的自然发展演下去。”这几句话丰富了我的想象。
这样从事创作，使我觉得拍电影的工作富有刺激性。从前在舞台上演出时，我的日常工作很呆板，缺少变化，每天晚上都重复着同样的一套；舞台上的动作一经排练好，固定下来了，就难得有机会加以改变。在舞台演出中，唯一促发改变的是：一出戏演得很成功或很失败。但是拍电影更加自由。拍电影使我有一种冒险的感觉。塞内常说“你认为根据这个笑料拍一部片子好吗”或者“闹市区里大马路上发大水了”这一类的话，它们往往会发展成为一部基斯顿的喜剧片。正是这种迷人的、不受拘束的精神，让我感到快乐，因为它激发了我的创造力。拍电影是那么自由，又是那么容易——不像研究文学，不像从事写作；拍电影只需要想到一件事，然后围绕着那件事去找笑料，并随着它的发展编出一个故事来。
举一个例子，在《查理的过去》一片中，我一出场就开了一个玩笑。我出来时像史前人那样打扮，披着一张熊皮，看了看四面的景色，然后从熊皮上拔下一些毛，装在我的烟斗里。这样一个场景，已可以发展出一个有关史前人的故事，展开一系列爱情、对抗、斗争和追逐情节。我们在基斯顿拍电影，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我后来想到，除了笑料以外，还要给我的影片增添一些新的成分。影片《新看门人》中有一场戏是经理开除了我。我恳求他发发慈悲，把我留下来，我做出哀求的手势，表示我家里人多，有好几个小孩。当时有一个名叫多萝茜·达文波特的老演员站在一边，排演的时候我朝她看了一眼，不觉吃了一惊：她竟真的哭起来了。“我知道你这是在逗观众乐，”她说，“可是我看了忍不住要哭啊。”她证实了我的感受：我能够逗人笑，同样也能够惹人哭。
要不是因为有一种娇柔美丽作为调剂，制片厂中那种男性的粗犷氛围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正是由于梅布尔·诺曼，制片厂才会那样吸引人。梅布尔长得非常漂亮：一对双眼皮很深的大眼睛，两角微翘的丰满嘴唇，一副幽默和娇憨的神态。她性情轻松愉快，为人善良和蔼，慷慨大方，所以我们都喜欢她。
大家常常谈到，梅布尔是怎样照顾女服装管理员的孩子的，又是怎样跟摄影师开玩笑的。梅布尔喜欢我，但只是像妹妹喜欢哥哥一样，因为那时候她对塞内情有独钟。由于塞内的关系，我才常常和梅布尔在一起；我们三个人总是一起吃饭，饭后塞内在酒店大堂里打盹，我就和梅布尔一起去电影院或咖啡馆里消磨一个小时，然后走回去唤醒塞内。有人也许会想，我们俩这样亲近，总会发展出一段恋爱来吧，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说起来未免令人怅惘，我们始终只不过是要好的朋友。
但是有一次，梅布尔、罗斯科·阿巴克尔和我在旧金山一家剧院参加公益活动，我和梅布尔差点闹出事情来。那是一个大家都很兴奋的晚上，我们三个人的亮相非常成功。梅布尔把衣服忘在化装室里，叫我陪她一起去取。阿巴克尔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车上等着我们。一时间，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容光焕发，艳丽动人，我把披肩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吻了她，她也吻了我。要不是有人在等着，我们也许还会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后来，我也曾试图和她继续发展下去，但是没有成功。“不可以，查理，”她笑嘻嘻地说，“我不是你这一类型的，你也不是我这一类型的。”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好莱坞还只有雏形——钻石大王吉姆·布雷迪[74]来到了洛杉矶。一同来到的还有多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钻石大王吉姆招待起客人来挥霍无度。有一次他在亚历山大酒店举办晚宴，客人们当中有多莉孪生姐妹和她们的丈夫、卡洛塔·蒙特里、莎拉·伯恩哈特剧中的男主角卢·泰勒金、麦克·塞内、梅布尔·诺曼、布兰奇·斯威特和纳特·古德温。多莉孪生姐妹长得美丽动人。她们姐妹俩同她们的丈夫和钻石大王吉姆·布雷迪几乎形影不离，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没法猜透。
钻石大王吉姆是一个很独特的美国式人物，但看上去却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英国佬。第一天晚上，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看到他袖口上和衬衫胸前的纽扣都是钻石，每一颗钻石都比一枚先令还要大。过了几天，我们在纳特·古德温的水上餐厅里吃晚饭，这次钻石大王吉姆戴的是一套翡翠首饰，每一块翡翠足足有一个小火柴盒那么大。起先我还以为他戴这些翡翠是为了开玩笑，就很天真地问他那些可是真翡翠。他说都是真的。“可是，”我惊奇地说，“这简直叫人无法相信。”他说：“如果你要看好看的翡翠，瞧这儿。”他说着揭起了背心，给我看一条尺寸像昆斯伯里侯爵[75]冠军腰带的带子，上面缀满了我从来不曾见过的大翡翠。他还很得意地告诉我，他有十套宝石首饰，每天晚上轮换着戴。
那年是1914年，我刚二十五岁，正值春秋鼎盛，我热爱自己的工作，不仅因为我的事业一帆风顺，而且因为这份工作十分有趣，它使我有机会见到所有的电影明星，我迷恋过他们。玛丽·璧克馥[76]、布兰奇·斯威特、米兰·库珀、克拉拉·金布尔·杨、吉许姐妹，她们一个个都天姿国色，面对这些美女，恍如身历仙境。
托马斯·因斯[77]常在电影制片厂里烧烤、跳舞，他的制片厂设在圣莫尼卡北部面临太平洋的旷野中。那些夜晚是多么美妙迷人啊——小伙子和美丽的姑娘在露天舞池中翩翩起舞，和着如泣如诉的乐声和轻轻拍打附近海岸的浪涛声。
佩吉·皮尔斯长得特别俏丽，细巧妍美的面庞、白腻似雪的颈项、娇娆迷人的姿态，第一次使我无法自持。我进基斯顿的第三个星期才看到她，因为她患感冒，前两个星期没有去制片厂。后来我们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我快乐得心花怒放。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去上班时，我只想要见到她。
每逢星期日，我就到她父母住的公寓里去看她。每次都要互诉衷肠，每次都经历煎熬。是呀，佩吉是爱我的，但是我们没能走到一起。她一再拒绝我，到后来我在失望中放弃了。那时候我并不想要和任何人结婚。自由确实是一场冒险。没有一个女人是和我心中那个模糊的形象相符合的。
每一个制片厂有如一个家庭。一星期可以拍一部影片；拍摄一部长片，从来不需要超过两三个星期。我们是在日光下拍片，因此选中了加州，那儿每年有九个月是阳光充足的。
弧光灯大约在1915年问世，但是基斯顿从来不使用弧光灯，因为灯光会闪烁，不及日光下拍的清楚，而且布置那些灯也费时间。基斯顿拍一部喜剧片，很少需要花一星期以上的时间，有一次我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拍完了一部短片，片名是《二十分钟的爱情》，上映时观众的笑声始终不绝。《面团与炸药》是一部最能卖座的短片，拍摄时只花了九天工夫，但用去了1800美元。由于超过基斯顿喜剧片的预算，我那25美元的津贴被扣除了。塞内说，要捞回本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当作两大本影片放映，后来他们采用了这个办法，头一年里就卖了13余万美元。
我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包括《二十分钟的爱情》《面团与炸药》《奇怪的气体》《舞台工作人员》等。在这段时间里，我也曾经同梅布尔和玛丽·杜丝勒[78]合拍过一部长片。和玛丽的合作是愉快的，但是我认为那部影片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后来我又开始导演自己的影片，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
我把雪尼介绍给了塞内；卓别林这个姓氏现在已经很吃香，所以他乐于添用一个我们家族的人。塞内和雪尼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周薪200美元，这要比我当时的报酬多出25美元。雪尼和他的妻子刚从英国来，一天在我要去拍外景时来到了电影制片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问他我的影片在英国上映的情形。
他说，我的名字还没有在广告上出现，就有许多游艺场的演员兴冲冲地告诉他，他们看到了一位新近成名的美国喜剧电影明星。雪尼还说，他去向发行方打听什么时候放映那些影片时，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就请他看了三部影片。他独自坐在放映室里，笑得像一个傻子。
“你看了那些，有什么想法？”我问他。
雪尼并不表示惊奇。“哦，我早知道你会一举成名的。”他信心十足地说。
麦克·塞内是洛杉矶体育俱乐部的会员，他可以把临时会员证赠给自己的朋友，于是他送了我一张。市内所有的单身汉和生意人，都把那儿当作聚会的地方，那是一个很考究的俱乐部，二楼有一间大餐厅和几间娱乐室，夫人小姐们晚上都可以去那儿玩，此外还设有一个酒吧。
我在最上面一层楼租了一间很幽静的大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和一部分藏书，隔壁住的是五月百货商店（市内最大的一家商店）的老板莫斯·汉伯格。租金在当时算是很便宜的。我每星期付12美元房钱，就可以享受俱乐部里的一切设施，包括很考究的健身房和游泳池，服务也非常周到。一共算下来，我每星期花费75美元，过上了奢侈的生活，包括时常请朋友喝酒，偶尔还请客吃饭。
俱乐部里有一种友爱的气氛。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这种气氛也没有被打乱。人们都以为战争六个月内就会结束，听到基钦纳勋爵预言，这一仗要打上四年，都认为是荒谬之言。许多人听到宣战的消息都感到高兴，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扮演德国人了。胜利是不成问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内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当时还没有进入激战阶段，而加州离战场又是那么遥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塞内谈到要和我续签合同，想要知道我的条件。我对观众的欢迎程度已经相当有数，但同时又知道，好景是不长的，我相信，按照我现在这样的速度拍片，不到一年，我的一点玩意儿就要玩光了，所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每星期领1000美元！”我胸有成竹地说。
塞内被吓倒了。“可是，连我还拿不到这个数目呢。”他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是，如果贴出你的名字，观众可不会像看到我的名字那样排队买票。”
“也许如此，”塞内说，“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组织的支持，你也会完蛋的。”接着他警告道：“你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话也是事实，因为福特脱离基斯顿电影公司后，混得并不大好。但是我对塞内说：“我拍一部喜剧片，只需要一个公园、一个警察、一个漂亮姑娘。”我有几部最能卖座的影片，就是单靠这点配搭拍出来的。
塞内拍电报给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如何答复我的要求和续签条款。后来，塞内来找我，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样吧，还有四个月才期满，现在取消你原来的合同，从今天起每星期给你500美元，一年后加到700美元，两年后再加到1500美元。这样，平均每星期你也可以拿到1000美元了。”
“麦克，”我回答，“如果你们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第一年是1500美元，第二年是700美元，第三年是500美元，我就同意。”
“可这是多么疯狂的想法呀。”塞内说。
此后大家就不再谈起续签合同的事情。
再为基斯顿工作一个月就要期满了，但是并没有其他电影公司来邀我。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塞内一定是知道了我的底细，所以才这样耐心等待着。往常，每拍完一部影片，他就要跑来找我，开着玩笑催我拍下一部；现在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工作，但是他一直不来找我。他对我是客气的，但也是冷漠的。
即使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仍旧没有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其他人来邀我，就让我自己来经营吧。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有信心，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工作。我清楚地记得从这个时刻起我开始有了强烈的念头：当时我正凑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
雪尼自从加入基斯顿电影公司，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有一部在世界各地打破票房纪录的影片，叫作《潜艇海盗》，雪尼在那部影片里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摄影技巧。看见他这样成功，我就去约他合作，由我们共同开办一家公司。我说：“咱们只要有一架摄影机和一片场地就行了。”但是雪尼很保守。他认为这件事太冒险。“而且，”他补充说，“这样的高薪，我以前还从未领过，我不愿放弃。”于是他又在基斯顿电影公司工作了一年。
有一天，环球电影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他愿意以每英尺12美分的价格买我拍的影片，但是不答应给我1000美元的周薪，所以最后没谈出一个结果。
一个名叫杰斯·罗宾斯的年轻人，代表埃山奈[79]电影公司来见我，他听说，我要在签订合同之前先分到1万美元的津贴，周薪要1250美元。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鲜主意。在他提到这个办法以前，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要1万美元的津贴，然而，自那时起，我就一直惦记着这个方案了。
那天晚上，我请罗宾斯吃饭，尽让他一个人讲话。他是直接代表埃山奈电影公司的G.M.安德森先生来的，安德森绰号布朗科·比利[80]，是乔治·K.斯普尔先生的合伙人，他愿意给我1250美元的周薪，但是罗宾斯对是否有津贴还不能肯定。我耸了耸肩膀。“看来，他们惯用这一招，”我说，“价钱都喊得挺高，可就是不肯拿出现款来。”后来，罗宾斯打电话到旧金山找安德森，说其他条件已经谈妥，但是我要现付1万美元。过了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回到桌边。“一切都谈妥了，”他说，“明天你就可以分到1万美元。”
我高兴极了。事情好得简直不大像是真的。然而，扫兴得很，第二天早上罗宾斯只给了我一张600美元的支票，说安德森先生就要亲自来洛杉矶，现付1万美元的事将由他来办理。后来，安德森到了，他兴致极好，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但是仍旧没有把那1万美元拿出来：“等咱们到了芝加哥，这件事就会由我的合伙人斯普尔先生办妥的。”
我虽然有点犯疑，但是不愿意妄加揣测，仍旧很乐观。我要再为基斯顿电影公司工作两个星期。我必须拍完最后一部影片《查理的过去》，这很难，因为我老是惦记着许多事情，很难集中思想。尽管如此，这部影片终于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