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美国时我倒并不十分依依不舍，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将来还要去那里，至于怎样去，什么时候再去，我就不知道了。然而，我又很盼望回到伦敦，再去住我们那套舒适的小公寓。自从我去美国演出，它就成为我心中的圣地了。
我很久没获得雪尼的消息。他在最后一封信里，说外祖父在我们那儿住着。但是，我抵达伦敦，雪尼去车站接我时告诉我，他已经退掉了那套公寓，因为他已经结婚，现在搬到布里克斯顿路带家具出租的房子里去了。这对我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那个曾经使我的生活富有意义的地方，那个给我安慰的小小避风港，那个值得骄傲的家，现在没有了……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我只好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了一间后房。但住在那儿，我感到很忧郁，于是决意尽快重去美国。第一天晚上，伦敦对我的归来显得很冷漠，就像是一个空空的投币赌博机，见人投进去一枚钱币一样，显得满不在乎。
雪尼已经结婚，并且每天晚上都要工作，所以我很少去看他；但是到星期日，我们两人一起去探望母亲。那天我们都很烦恼，因为她的病情不大好。她前一晌老是吵闹，不停地唱赞美诗，曾经被关在软壁病房里。看护事先把这情形告诉了我们。那天雪尼进去看她，但是我没勇气进去，所以在外面等候着。雪尼出来时显得很愁闷，说医生给母亲施了冰水淋浴刺激疗法，她脸色发了青。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定让她进私人医院——我们现在负担得起医疗费用了——把她转进了已故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丹·伦诺曾经住过的那家医院。
我一天天感到更加孤寂，完全像个流离失所的人。如果能够回到我们那套小公寓里，相信我的情绪会两样的。当然，当时我也不是完全灰心丧气。从美国回来后，英国的风俗习惯、熟悉的生活、亲密的联系都深深地打动了我。那是一个美丽的英国夏季，它那富有浪漫色彩的可爱之处是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我的老板卡诺先生，邀我乘他那艘房船到塔格岛度周末。那艘船设备考究，装有红木镶板，辟了几间客厅。一到晚上，五颜六色的彩灯通明，热闹好看。那是一个可爱的、温暖的晚上，饭后我们坐在上甲板的彩灯下喝着咖啡吸着烟。这是英国风味，我不再留恋其他国家了。
忽然，听见有人扯着一条油滑恶俗的假嗓子尖声怪叫：“啊呀呀，瞧我这条漂亮船呀，大伙儿瞧呀！瞧我这条漂亮船呀！还有这些灯！哈！哈！哈！”到后来叫喊声变成了恶意嘲谑的狂笑。我们打量是谁在这样放肆，这时只看见一个男子，身穿白色法兰绒衣服，坐在一条划艇上，一个女人斜倚在后座上。这样一对人，好像是《笨拙》周刊上的漫画人物。卡诺从栏杆上探出身子，向他大声咂嘴，但是他继续狂笑。“现在咱们只有一个办法，”我说，“必须做得像他想象的那样粗俗。”于是我破口大骂，把最粗野的话都骂了出来，那个女人听得不好意思了，那个男子飞快地把船划走了。
这混蛋这样可笑地耻笑我们，并不是为了批评我们趣味低级，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势利偏见，认为我们是下等人在出风头。他永远也不会向白金汉宫狂笑大喊“啊呀呀，瞧我住的是多么大的房子呀！”或是向皇室加冕时乘的车大声嚷嚷。我在英国，随时随地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种阶级的划分。看来，这类英国人总是喜欢轻易做出判断，将别人的社会地位看低。
我们的剧团从美国回来后重新登台，在伦敦各个游艺场连演了十四个星期。戏很受欢迎，观众的反应非常好，但是我一直在想，我们还会不会再去美国。我爱英国，然而我不可能在英国生活下去，我心中总是感到不安，想到自己终究难以摆脱低微的出身。所以，当我听到我们又被邀请去美国巡回演出时，我觉得有出头的希望了。
星期日我和雪尼去探望母亲，她身体似乎略好了一些；雪尼去外地之前，我们曾一起共进晚餐。在伦敦的最后那个晚上，我心情混乱，感到很愁闷，于是又去伦敦西区漫步，一路走一路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些街道了。”
这次我们乘“奥林匹克”号的二等舱抵达纽约。最后轮机声逐渐减轻，说明我们的船已驶近目的地。这次到美国，我感到很亲切——这里都是外国人，我这个外国人已经跟其他许多外国人交上了朋友。
我不但喜欢纽约，而且渴望到西部去，重新见见那些此前邂逅的新交，现在我已认定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比如蒙大拿州比尤特那个当酒吧伙计的爱尔兰人、明尼阿波利斯那个殷勤好客的百万富翁地产商人、圣保罗那个曾经和我亲热了一个星期的美丽姑娘、盐湖城那个苏格兰矿山主麦卡比、塔科马那个对人和气的牙医，还有旧金山的格劳曼一家。
去太平洋沿岸之前，我们演出的场所是“小地方”，也就是芝加哥和费城郊区以及福尔里弗和德卢斯等工业城镇里的小戏院。
我仍像以往那样单独寄宿在外面。这样也有好处，因为我可以有机会多学一些知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抱有学习的决心，只是始终不曾付诸实施。
当时有那么一伙人，热心地要多学一些东西。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的动机不像他们那样单纯，我之所以要获得知识，并不是因为爱好知识，而是想要免得由于愚昧无知而受人轻视。所以，一有空我就去逛旧书店。
在费城，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了一本罗伯特·英格索尔[71]的《论文演说集》。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英格索尔的无神论投合了我的想法，我也认为，《旧约》中描写的那种可怕的残酷是对人类精神的侮辱。后来我又找到了爱默生的作品。我读了他的那篇《谈独立》，觉得自己继承了宝贵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接着是阅读叔本华的著作。我买了三卷本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但只是偶尔翻阅一下，四十年来始终不曾精读一遍。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至今仍然使我感到困惑。我觉得，他那满腔热情过分地热烈了，他作为一位民族诗人过分地神秘了。在化装室里，休息时间我有时候还喜欢看看吐温、坡、霍桑、欧文和黑兹利特的作品。在第二轮巡回演出期间，也许我并没能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读很多古典作品，但是我却充分地体会了下层娱乐行业中的沉闷和乏味。
在轮回上演剧院演低级歌舞剧，叫人灰心丧气。一星期演七天，每天演三场，有时候甚至要演四场，这样拼命苦干时，我对美国所抱的希望一时烟消云散。相比之下，在英国演歌舞剧就像到了天堂一样。我们在英国每星期只演六天，每晚只演两场。但有一点是差强人意的：在美国我们可以稍许多攒下一点钱。
我们一连演了五个月，沉闷无聊的演出让我心灰意懒，所以，等到我们在费城有一个星期的休假时，我高兴极了。我正需要有一些变化，需要改变一下环境——需要忘记我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我已经厌烦低级歌舞剧沉闷的演出，决定尽量享受一星期富有浪漫色彩的闲适生活。我已经攒了很多钱，一下子想开了，决心痛痛快快地花一场。为什么不花呢？我省吃俭用地攒下了这些钱，等到有朝一日没活干时，又得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干吗不趁现在稍许花一点呢？
我买了一件昂贵的睡衣和一个时髦的旅行箱，总共花了75美元。店员十分客气：“我们可以给您送去吗，先生？”单是这一句话，就给了我一种优越感。我现在要去纽约，要一洗演低级歌舞剧的积郁和烦闷，要摆脱掉这行的单调生活。
我去阿斯特酒店定了一间当时认为是相当豪华的房间。我穿着我那件下摆裁成圆角的时髦外套，戴着圆顶帽，拿着手杖，当然，还提着我那个小旅行箱。看到酒店大堂富丽堂皇，客人们趾高气扬，我在客房登记的时候微微有点哆嗦。
房钱是4.5美元一天。我怯生生地问，要不要预先付款。前台十分客气，殷勤地说：“哦，不用，先生，不必预先付。”
我走过金碧辉煌、奢华富丽的大堂，情绪上很激动，所以，一到房间里，我只觉得想哭。我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会儿仔细看浴室里精致考究的水龙头，一会儿试一试充沛畅急的冷热水。多么豪华的生活，可以尽情享受！
我洗了澡，梳好头发，穿上新浴衣，准备充分享受我用4.5美元的代价换来的奢侈生活……我很想阅读一点什么东西，看一份什么报纸。但是我不好意思打电话让人送一份报纸。于是我搬起一把椅子，在房间当中坐下，打量四周的一切，我在繁华富丽中觉出了忧郁。
过了一会儿，我穿上衣服，走下楼去。我问清了大餐厅在哪里。吃晚饭还早；餐厅里只有一两个人在用餐，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是空着的。领班把我领到窗口一张桌子跟前：“您这儿坐好吗，先生？”
“哪儿都行。”我用我最悦耳的英国口音说。
突然间，一众侍者们一窝蜂赶到我跟前，送来冰水，递上菜单，端上黄油和面包。由于心情过于激动，我并不觉得饿。但是我还是做做样子，点了清炖肉汤、烤仔鸡和餐后吃的香草冰淇淋。侍者递给我一张酒单，我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点了半瓶香槟。我只顾扮演自己的角色，无心品尝那些酒菜。吃完饭，我赏了侍者1美元小费，这在当时是特别阔气的了。但是，想到一路走出来时侍者们向我鞠躬和注视，我觉得这点钱花得还是值得的。我毫无目的地回到房间里，在那儿坐了十分钟，然后洗了手，走了出去。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爽适，我的心情也爽适，我踏着稳定的步子，向大都会歌剧院走去。那里正在上演《唐豪瑟》[72]。我从来没看过整出大型歌剧，只是在歌舞剧中看过片段，我不喜欢它。但是这会儿我却很有兴致看一下。我买了一张票，在二楼厅座里占了一个位子。歌剧里说的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也不知道情节。但是，当那死去的公主在朝圣者的合唱中被抬过场时，我伤心地哭了。那出戏仿佛总结了我辛苦的一生。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我不知道邻座的观众对我有什么看法，但是我走出剧院时步履蹒跚，情绪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我净拣最黑暗的街道走，因为我已经受不了百老汇大街的繁华喧闹，我不能立即回到酒店的房间里，必须先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来，等到恢复了平静，我准备直接回去睡觉。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刚要走进酒店时，忽然迎头遇见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他以前是海蒂那个歌舞团的经理。因为他是海蒂的哥哥，所以我和他交了朋友。现在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过他了。
“查理！你上哪儿去呀？”他问。
我漫不经意地向阿斯特酒店的方向点了点头：“我正要回去睡觉。”
这句话对阿瑟产生了影响。
他身边还有两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了，然后提议大家一起去麦迪逊大街他的公寓里喝咖啡，闲谈一会儿。
那是一套很舒适的公寓，大家随意坐下，东拉西扯地闲谈起来，阿瑟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提我们过去的事情。同时，知道我住在阿斯特酒店，他很想探听我的底细。但是我守口如瓶，只说我来纽约度两三天假。
阿瑟已和当年住在坎伯韦尔时大不相同。他现在是他姐夫弗兰克·J.古尔德的助手，已经成为一个很阔绰的商人。我听他聊天，感到更加愁闷无聊。阿瑟提到他的一个朋友时，说：“那是一个有教养的小伙子，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很好的。”我听到他这样关心门第，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我和阿瑟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了。
我在纽约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就决定回费城。虽然那一天给我带来了所需要的变化，但也使我感到愁闷和孤寂。现在我又需要朋友了。我期待星期一早晨的演出，期待遇到我的那些同事。无论沉闷的工作多么令人心烦，那一天美好的生活已经使我感到满足。
回到费城后，我信步走进剧院。里夫斯先生收到了一封电报，他拆电报时我刚巧在旁边。他说：“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拍给你的。”电文是：“剧团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相似之人？如有，请其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24号凯塞尔和鲍曼事务所联系。”
我们剧团里并没有姓这个姓的人，但是里夫斯说，这也许是指卓别林。这时我激动起来，因为，据我所知，隆加克大厦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大厦里满是律师事务所，记得我有一位阔绰的伯母住在美国什么地方。于是我想入非非：会不会是她故世了，给我留下了一笔财产。于是我就复了一封电报给凯塞尔和鲍曼事务所，说剧团里有一位卓别林，也许是他们要找的人。我焦急地等待着回电。回电当天到了。我拆开电报。电文是：“可否请卓别林速来我事务所？”
我心情激动，满怀希望，第二天搭了早班车去纽约，从费城到那里只消两个半小时。我不知道将遇到什么事情——只是在幻想：自己坐在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听人家宣读一份遗嘱。
但是，一到那儿，我就有些失望，因为凯塞尔和鲍曼并不是什么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家电影公司。然而，真实情况却是够刺激的。
查尔斯·凯塞尔是基斯顿喜剧电影公司的股东之一，他说麦克·塞内先生曾看到我在第42街美国音乐厅扮演一个酒鬼，如果我确实是那个演员的话，他很想邀我代替福特·斯特林先生。我过去常常想到要拍电影，甚至和剧团经理里夫斯提议合伙，买下所有卡诺剧团的独幕剧上映权来拍电影。但是里夫斯顾虑重重，不敢贸然行事，因为我们对拍电影都是外行。
凯塞尔先生问我可曾看过基斯顿的喜剧电影。我当然看过好几部，但是我没说那些都是胡打混闹、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只有一个黑眼睛的漂亮姑娘，名叫梅布尔·诺曼的，我觉得很讨人喜欢，也只是由于她的穿插，那些电影才值得一看。我对基斯顿的喜剧电影并不十分热心，但是我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这一行我只消干它一年，再回去演歌舞剧就是国际名星了。再说，这意味着新奇的生活，有趣的环境。凯塞尔说，合同签订后，我要拍三部电影，周薪是150美元。这比我当时在卡诺剧团里拿的薪酬要多上一倍，但是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我一星期至少要有200美元。凯塞尔先生说，这要由塞内先生决定，他将通知在加州的塞内先生，然后让我知道他们商量的结果。
我等候凯塞尔的回音时，心神不宁。也许，我要的价太高了吧？最后回信来了，公司愿意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薪水头三个月是每周150美元，其余九个月是每周175美元，我从来不曾拿过这么多钱。合同将从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剧院的演期结束时开始。
多谢上帝保佑，我们在洛杉矶皇后剧院的演出大受欢迎。这是一出叫《俱乐部之夜》的喜剧。我扮演一个老态龙钟的酒鬼，看上去至少有五十岁。塞内先生也去看了那出戏，演出结束，他向我祝贺。在那次短暂的谈话中，我注意到他的魁梧身材、厚唇、大嘴、窄脑门和大腮帮子，这些特征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在猜想，将来他和我共事时能否融洽。那次谈话中我一直十分紧张，唯恐他对我不满意。
他随口问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他们的公司。我说，9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卡诺剧团的合同期满，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在堪萨斯城和剧团分手时，感到很不安。剧团即将返回英国，而我则将去往洛杉矶，全靠自己去打天下，我感到不是太有把握。在最后一场演出之前，我请大伙儿喝了酒，想到要和他们分别，不觉依依不舍。
剧团里的一个演员，叫阿瑟·丹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我，他想要捉弄我一次，悄悄对我说，剧团要赠给我一件小小的礼物。我听了这话很是感动。但是结果根本没这么一回事。等大伙儿都走出化装室，小弗雷德·卡诺老实告诉我说，丹多本来还准备先发表一篇演说，再送给我那件礼物，但是我请大家喝了酒，他就再没勇气玩这套了，把那所谓的礼物留在了化装台上的镜子后面。原来那是一个空烟盒，外面包了锡纸，里面装了一些用剩了的油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