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船开赴魁北克，冒着十分恶劣的天气，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二天。有三天，船舵坏了，差点抛锚。但是，想到自己是往另一个国家去，我感到轻松愉快。我们乘的是艘取道加拿大的牲口船，虽然船上那次没载牲口，却有许多老鼠，它们傲然盘踞在舱铺底下，后来我把一只鞋向它们扔去，它们才跑开了。
9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船在迷雾中绕过纽芬兰。最后我们看见了大陆。那天下着细雨，圣劳伦斯河两岸显得很荒凉。从船上望过去，魁北克好像是老哈姆雷特的鬼魂徘徊的那堵城墙，于是我开始猜想，美国是什么样儿。
但是，当我们的船向多伦多驶近时，田野在一片秋色中越来越美丽，这激起了我更大的希望。我们在多伦多换火车，到美国移民局办理手续。一个星期日，早晨10点，我们终于到达纽约。在纽约时代广场走下有轨电车时，我感到有些扫兴。报纸在大街上和人行道边被风刮得到处都是，百老汇大街看起来很不齐整，像是一个刚起床还没梳妆打扮的女人。几乎每一个拐角上，都摆着有搁脚板的高椅子，人们只穿着衬衫，很舒坦地坐在椅子上，让擦鞋的人擦亮他们的皮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收拾打扮的事都是在马路上进行的。许多人像是外地来的，无所事事地站在人行道旁，仿佛刚离开火车站，趁换乘火车的间歇在这里消磨时间。
然而，这就是纽约，这就是富有冒险情趣、令人茫然失措、使人感到有点害怕的纽约。相反，巴黎给我的却是一种亲切的感觉。虽然我不会说法语，但是在巴黎，我在设有小餐馆和露天咖啡馆的每一个拐角上都感到自己受到了欢迎。然而，纽约基本上是一个做大生意的地方。高大的摩天楼高傲无情，它们根本不理会普通老百姓的方便；即使在酒吧里，也没有给顾客们坐的地方，只有一道长长的铜栏杆，可以让人搁搁脚，那些大众光顾的饮食店，虽然收拾得很干净，铺着白色的大理石，看上去却是那么冷淡，一点人情味也没有。
我在第43街附近，也就是如今的纽约时报大厦那里，在一幢褐色砂石砌的房子里租了一间后房。房间阴暗龌龊，这时我开始怀念伦敦和我们的那套公寓房间。地下室是一间洗衣房，平常每天熨平和烘干衣服时散发着臭气，更使我感到不舒服。
头一天我就感到很窘迫。在餐馆点菜，我简直是在受罪，因为我操的是英国口音，并且话讲得很慢。许多人说得又快又急，我感到很不自在，担心我那样结结巴巴地讲话，会浪费他们的时间。
我不习惯那种轻快的节拍。在纽约，即使是一个做小买卖的，干起活来也那么利落。擦皮鞋的人利落地抖动擦鞋布，酒吧的伙计利落地送上啤酒，让那杯酒在光滑的柜台上一直滑溜到你面前。卖苏打水的伙计给你来一客鸡蛋麦乳精，就像一个灵活的杂技演员在变戏法。他飞快地抄起一只玻璃杯，抓到了什么就往里面放，一些香草精、一团冰淇淋、两匙麦芽酒，再来一个生鸡蛋，他叭的一下磕碎鸡蛋，然后加上牛奶，把所有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容器里摇了摇，不到一分钟就端上来了。
第一天白天，我在大道上看见许多人都显得寂寞孤僻；另一些人则端起架子大摇大摆，好像那块地方是他们买下来的。许多人的举动看起来很生硬，仿佛待人和蔼客气就是软弱无能似的。但是，一到晚上，当我随着一群穿夏装的人走在百老汇大街上时，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我们离开英国时是9月中旬[60]，天气已经转凉，但抵达纽约后却进入了晴暖宜人的晚秋，气温在二十六七度。我沿百老汇大街走着，千百万盏电灯亮了，五光十色，像是鲜丽的珠宝。在那温暖的黑夜里，我的态度转变了，我认识到美国的意义了：摩天大楼、绚烂悦目的灯光、争强斗胜的广告，燃起了我的希望，激发了我的斗志。“就是这里！”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应当待的地方！”
百老汇大街上的所有人都像是从事娱乐行业的；演员、玩杂耍的、演马戏的、表演其他游艺的，到处都是：他们在马路上、酒店里、百货公司里谈论自己的表演。可以听到许多剧院老板的名字：李·舒伯特、马丁·贝克、威廉·莫里斯、珀西·威廉斯、克劳和厄兰格、弗罗曼、沙利文和康西丁、潘塔吉。打杂的女仆、开电梯的工人、侍者、电车上的售票员、酒吧里的伙计、送奶工、面包师傅：他们谈起话来都像是演出经纪人。可以在街头听到一些谈话的片段，几位看起来像是农妇的慈祥的老太太说：“他刚去过西部，给潘塔吉一天演三场。[61]只要有合适的脚本，那孩子将来准会是一个挂头牌的歌舞剧演员。”一个看门的说：“你看到艾尔·乔尔森在冬花园演的戏了吗？他肯定把更好的戏码留给杰克剧院了。”
每天报纸上都用整版的篇幅刊载演出信息，编排得就像是赛程表一样，并且，也像报道赛马一样，把歌舞剧按照受欢迎程度分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我们还没有进入比赛，但我急于知道，我们演完后将在表格上排什么名次。我们约定只在珀西·威廉轮回上演剧院演六个星期。暂时还没有其他剧院来邀我们续演下去。我们在美国待多久，全由这次演出的成绩决定。如果演砸了，我们就得回英国去了。
我们定了一间供排练用的房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排练《银猿》。绰号“怪物”的老沃克，是著名的德鲁里巷丑角，那年已经七旬开外，虽然有一条低沉宽亮的嗓子，但是我们在排练时发现他咬字不准，而这次主要由他来解释剧情。比如“要做出过火的招笑举动，ad libitum[62]”这样一句话，他怎么也不会说。第一天晚上，他结结巴巴地说成了“Ablib blum”，后来又说成了“ablibum”，他始终不曾说对过。
卡诺在美国名气很响。所以报纸上把我们排在第一流演员的上面。我虽然讨厌这出独幕剧，但当然要竭力把它演好。我也希望，像卡诺所说的那样，这出戏“最合美国人的胃口”。
第一天晚上出场前我紧张不安，一直捏着一把汗。看见那些美国演员在条幕后面望着我们，我感到局促不安。我一出场说的那句笑话，在英国是非常招笑的，并且可以用来预测当天的演出是否成功。那是一个露营的场景。我拿着一只茶杯，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阿奇 （由我扮演）早上好，赫德森。你可以给我一点水吗？
赫德森 当然可以。你要水干什么？
阿奇 我要洗澡。
（观众只发出了轻微的笑声，接着就是一片冰冷的寂静。）
赫德森 你昨儿晚上睡得好吗，阿奇？
阿奇 哦，睡得糟透了。我梦见一条毛毛虫追我。
仍旧是一片死寂。于是，我们就这样沉闷地演了下去，只看见条幕后面美国演员的脸越拉越长。还没等我们演完，他们都走光了。
那是一出沉闷无聊的独幕剧，我早就劝卡诺不要把它排为主打戏。我们的剧目里还有其他有趣得多的独幕剧，比如《溜冰》《漂亮窃贼》《邮局》《议员珀金斯先生》等，那些戏美国观众看了会感兴趣的。但是卡诺非常固执。
在外国演出遭到失败，至少是令人沮丧的。每天晚上演出的都是热情洋溢、妙趣横生的英国喜剧，但面对的却是冷漠沉默的观众，那确实是令人难堪的。我们就像一伙逃犯似的在剧院里偷偷地走进走出。接连六个星期，我们一直在忍受这种羞辱。其他演员都躲开我们，好像我们害了瘟病似的。我们聚集在条幕后面，准备继续演下一场时，都垂头丧气，含羞带愧，那情形就像是列好队等候枪毙一样。
我受到这种冷遇，感到很孤独，但幸亏我独自居住，我的自卑感至少可以不至于影响其他人。白天，我总是沿着那些漫长得没有尽头、不知道会把我引到哪儿的大道散步，到动物园、公园、水族馆和博物馆里去解闷。自从我们的戏演砸以后，我就觉得纽约非常可怕：建筑物太高了，物竞天择的氛围压倒了我。第五大道上那些华丽的房屋并不是什么住宅，而是表彰成功的纪念碑。那些高大的建筑和时髦的商店，都好像在无情地提醒我，我不配待在这里。
有时候我横穿整座城市，向很远的贫民区走去。我穿过麦迪逊广场的公园，看见那儿有好些奇形怪状的孤苦老人，坐在板凳上，呆滞的神情中透出绝望，两眼直瞪着双脚。后来，我继续向前走，到了第三大道和第二大道。那里的穷人看来是那么冷酷、怨怒、冷漠，有在地上爬的，有尖着嗓子叫的，有哭的，有笑的，有挤在门口附近或消防梯上的，也有拥上街头的。我看了那景象就感到很沮丧，急着想要回到百老汇大街了。
美国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想到什么就做什么，老是不知疲倦地进行尝试。他们衷心向往的是“名利双收”。此外还有：“意外成功！”“一鸣惊人！”“倾销存货！”“捞了钞票就跑！”“改换行业！”这些都是不安本分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振作了我的精神。说来也矛盾，戏演砸以后，我反而感到轻松了，觉得没有拘束了。在美国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呀。我干吗要死守着演戏这一行呢！我又不是一个献身于艺术的人。我尽可以改行嘛！于是我又有了信心。我决定，无论如何，我要在美国待下去。
为了在失意中寻求排遣，我想到了求知识学文化；于是我开始到旧书店里去看书。我买了一些课本——一本凯洛格[63]的《修辞学》、一本英语语法、一部拉丁语词典。我下定决心，要研究这几本书。可惜我没能坚持到底。我只略翻了翻那些书，便把它们藏在箱底，一股脑儿都给忘了——直到第二次去美国时，我才又取出来看。
我们抵达纽约的第一个星期，在海报上看到一出叫《格斯·爱德华的学生时代》的戏，是由一个童伶班演的。这个戏班里有一个很能吸引人的小家伙，年纪虽小，却很老练。他对赌香烟画片的瘾头很大，老是要和舞台工作人员或其他人掷骰子赌画片，当时那种画片拿到联合雪茄烟商店去，可以兑换各式奖品，从镀镍的咖啡壶一直到大钢琴。这个叽里呱啦、话说得特别快的童伶，名叫沃尔特·温切尔[64]；又过了好些年，他的话仍旧说得那么快，然而，他写的报道却往往有失实之处。
虽然我们的戏演砸了，但是戏剧界对我个人却做了极好的评价。《剧艺报》的赛姆·西尔弗曼谈到我的时候说：“那个剧团里至少还有一个很能逗笑的英国人，他总有一天会使美国人为他倾倒的。”
这时候我们都已准备演满六个星期就卷铺盖回英国了。但是第三个星期，在第五大道剧院演出时，观众多数是当管家和仆役的英国人。我真没想到，那个星期一晚上一开演，我们就赢得了一个满堂彩。每句笑话都把观众招得哄堂大笑。剧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感到很惊奇，我原本预料又会看到往常那种冷落的场面。大概，由于演出时很随意，我感到轻松自在。因此我那天演得很成功。
那个星期，一位剧院经理人看了我们的戏，邀我们去西部给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剧院巡回演出二十个星期。我们准备演低级歌舞剧，每天要演三场。
虽然为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剧院第一次演出时，我们没能够一炮而红，但是，和其他的剧团比起来，成绩还算过得去。在那个年代，美国中西部是可爱的。生活节拍比较缓慢，气氛富有浪漫色彩；每一家药店和酒吧门口，都摆着一张摇骰子的桌子，可以赌店里出售的任何东西。每逢星期日早晨，大街上能一直听到骰子在摇动中发出亲切悦耳的声音；我有好多次用10美分赢到了价值1美元的东西。
中西部的生活费用很低。小酒店的一间房，含一日三餐，一星期收7美元。食品卖得特别便宜。我们剧团一般会去酒吧吃柜台上的便餐。只要出5美分，就可以喝一杯啤酒，再在柜台上随意挑一样可口的餐点，有猪肘、火腿片、土豆色拉、沙丁鱼、通心粉、干酪烘制的布丁、各色各样的香肠片、碎猪肝红肠、意大利香肠和热狗。我们剧团里，有人贪便宜，吃得很多，盘子摞起了一大堆，直到伙计跑来干涉他们：“喂！你们要把这一大堆盘子运到哪里去——是准备到克朗代克[65]去吗？”
我们剧团里一共有十五个人（或许不止十五个），除了支付火车卧铺车票钱外，每人至少可以从自己的薪酬里省下一半的钱。我的薪酬是一星期75美元，我坚持按时把50美元存进曼哈顿银行。
我们巡回演出的目的地是太平洋沿岸地区。戏码和我们排在一起、跟我们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得克萨斯州人，他是演空中飞人的，当时他正在三心二意，不知道应当继续和他的伙伴演空中飞人，还是应当改行做一个职业拳击家。我每天早晨和他练拳，虽然他长得比我更高更重，我却能够随意地击中他。后来我们成了极要好的朋友，每次练完拳，我们总是一起出去吃午饭。他告诉我，他家里人是得克萨斯州的普通农民，于是他就谈到了农场上的生活。不久我们就想到要放弃演戏，两人合伙养猪。
我们合起来有2000美元，两人大做发财梦；我们计划在阿肯色买50美分一英亩的地，开始时买2000英亩，用其余的钱买猪和整理那片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按照倍增生殖率计算，猪平均每年一窝五头，五年里我们就可以每人赚10万美元。
坐在火车上，我们从窗子里望出去，看到养猪场，就激动得什么似的。我们吃饭、睡觉、做梦，都想到了猪。要不是因为买了一本科学养猪的书，我真会放弃演戏去养猪；可是看到书里那样生动地描写阉猪的技术，我的满腔热情都冷了下去，终于把干这行的念头抛在脑后了。
这次巡回演出时，我随身带了我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从十六岁那年起，我每天都要在卧室里练四到六小时的琴，每星期我都请剧院乐队指挥或者他介绍的人教我。因为我用左手拉琴，所以提琴上的弦都是按左手的需要装的，低音梁和音柱都更换了位置。我很想将来能成为一位首席小提琴手，如果这愿望不能实现的话，那么我就在歌舞剧团里拉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认识到自己练这门艺术是永远不会出色的，于是我放弃了它。
1910年，芝加哥以它的丑恶、偏僻、污秽吸引了人们：一个仍然保持着边疆时代精神的城市，一个繁华的、热闹的、卡尔·桑德伯格[66]笔下“烟与钢”的大都市。附近是一望无垠的旷野，我觉得，有点像苏联的大草原。这城市具有剽悍的拓荒者那种使人感到生机勃勃的乐观精神，然而骨子里又隐藏着一种粗野的孤寂。由于要减轻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一种风靡全国的滑稽歌舞剧应运而生，演这种歌舞剧的是一伙举动粗野的丑角，再配上二十来个合唱团的姑娘。这些姑娘有的长得很漂亮，有的已经憔悴色衰。有的丑角很会招人笑，演的戏则多数是猥亵的色情喜剧，充满了粗俗的戏谑。戏中充满男性荷尔蒙，穿插了一些庸俗的两性之间的纠纷。但是，说来也矛盾，观众们看了这些戏，非但不会想到色欲，反而会对戏中的情节表示同情。芝加哥到处上演这类戏；有一出戏叫《华特生肉庄》，演员是二十个中年妇女，她们长得奇胖无比，一律穿着短裤出场。据广告宣称，这些女演员的体重加起来有好几吨。她们在剧院外面贴的照片上装出一副羞羞答答的神情，但是看了只会让人感到愁闷。
在芝加哥，我们住在商业区外瓦巴希大街上的一家小酒店里；酒店虽然显得冷落、寒碜，但是另有一种浪漫色彩，因为演滑稽歌舞剧的姑娘多数都住在那儿。我们每到一个城镇，总是直接赶往这些姑娘住的酒店，我虽然有意拈花惹草，但这种妄想并不曾实现过。夜里，火车在附近高高的路基上疾驶过去，像一架老式电影放映机那样，把闪烁的光影投在卧室的墙上。虽然在那儿并不曾有过什么奇遇，但是我仍旧喜欢那家酒店。
一个安静、漂亮的年轻姑娘，不知道什么缘故，从来不合群，走过时老是显出一副忸怩的神情。我在酒店大堂走出走进，偶尔经过她身边，但是，始终没勇气跟她搭讪，我应当说，她也没有做出鼓励我的表示。
我们从芝加哥去太平洋沿岸地区时，这姑娘和我们同车；去西部的滑稽歌舞团，往往都和我们走同一条路线，并且在同一个城镇演出。有一次，我走过车厢，看见她正在和我们剧团里的一个演员谈话。后来那个演员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呀？”我问。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这个可怜的孩子，我真替她难过。”
“为什么？”
这时他靠紧了我一点：“你可记得，谣传演出的姑娘里有一个害梅毒的吗？咳，就是她呀。”
到了西雅图，这姑娘不得不离开歌舞团，进了医院。我们替她募捐，车上所有的剧团都捐了钱。可怜的姑娘，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事情了。但是，她总算运气好，后来又加入了歌舞团。当时新出的一种撒尔佛散注射剂治好了她的病。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各地的红灯区比比皆是。在芝加哥，万国妓院更是远近闻名，它是埃弗利姐妹（两个中年的老姑娘）开设的，以拥有每一个国家的妓女而闻名。房间是用各种不同的风格装饰和陈设的：土耳其的、日本的、路易十六时代的，甚至还有一个阿拉伯帐篷。它是全世界最考究的，也是最昂贵的一所妓院。百万富翁、实业巨子、内阁部长、参议员和法官，都是那里的嫖客。开完会的人，为了庆祝达成某项协议，往往把那里包下来玩一个晚上。有一个贪色的富翁，据说在那里住了三个星期，夜以继日地狂欢作乐。
越向西行，我越是觉得那些地方可爱。从火车里望出去，只看见大片的荒野，景色虽然凄凉黯淡，但使我充满了希望。原来，空阔的地方是有益于灵魂的。它能够开阔人的视野。现在我的眼界扩大了。那些城市，如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堪萨斯城、丹佛、比尤特、比灵斯，都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们和其他歌舞剧团中的许多演员交了朋友。每到一个城镇，我们总是六七个人一起，在红灯区会集。有时候我们赢得了老鸨的欢心，那一夜她就关上门，只做我们的生意。偶尔也有一些姑娘爱上了演员，跟着他们跑去邻近的城镇。
蒙大拿州比尤特的红灯区，包括一整条马路和几条横街，那里开了上百家下等妓院，里面的姑娘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每次收费1美元。据说比尤特红灯区里的姑娘是中西部最漂亮的，其实这话并不假。只要看见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漂亮姑娘，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她是从红灯区出来买东西的。她们到了外边，总是目不斜视，举止十分大方。多年以后，我和萨默塞特·毛姆争论《雨》这出戏里萨迪·汤普森这个人物。我记得，珍妮·伊格尔斯扮演萨迪时，穿了一双松紧靴，打扮得那么奇怪。我对毛姆说，如果蒙大拿州比尤特的妓女那样打扮，她再也别想有生意了。
1910年，蒙大拿州的比尤特仍旧像尼克·卡特[67]生活的城镇，那里的矿工都穿着长统靴，戴着两加仑帽[68]和红色的领巾。我亲眼看见有人在街头开枪，互相射击，一个年老的胖警长追着射击一个逃犯，犯人最后被困在一条死胡同里，总算没有被打伤。
我们继续向西前进，我的心情更放松了，因为那些城市看来更干净。我们一路要经过温尼伯、塔科马、西雅图、温哥华和波特兰。温尼伯和温哥华的观众，基本上都是英国人；尽管我当时一心偏爱美国，但总觉得在英国观众面前演出是一件愉快的事。
加州终于到了！一个阳光和煦的乐园，沿着太平洋海岸，绵延千里，到处都是橘树林、葡萄园、棕榈树。旧金山是美国通往东方的出口，那里的食品价廉物美，我在那儿第一次尝到普罗旺斯式田鸡腿、草莓脆饼和鳄梨。我们于1910年到达旧金山。经过1906年的那场地震，或者，如当地人所称，那场大火，旧金山已经重建完毕。虽然山地的街道上还留着一两条裂缝，毁坏的残迹已经看不出来。每样东西都是崭新的、漂亮的，包括我住的那家小酒店。
我们在皇后剧院演出，剧院老板锡德·格劳曼和他父亲都很和气，并且都爱结交朋友。海报上第一次单独登出了我的名字，而没有提到卡诺。那些观众也真可爱！虽然《银猿》是一出很沉闷的戏，但是演出时场场客满，观众们笑声不绝。格劳曼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在卡诺剧团演完了，就回到这儿来，咱们一起演出。”这样的热情是我不曾领略过的。在旧金山，会觉察到一种乐观和奋发的精神。
相反，洛杉矶却是一个丑陋的城市，那里天气闷热，居民面色蜡黄，好像患有贫血症似的。气候虽然温暖得多，但是空气不及旧金山的清新。等到将来有一天，好莱坞只剩下威尔夏大道上年深日久的柏油坑时，得天独厚的加州北部仍会继续繁荣下去。
我们在盐湖城结束了第一轮巡回演出，这个摩门教徒的发源地使我想起摩西如何救出了以色列人。这是一个空落落的城市，像是一片蜃景，在烈日的热气中荡漾，城里的街道那样宽阔，也只有那些走过了大平原的人才能设计出来。像摩门教徒一样，城市显得冷漠和严肃——观众也是如此。
在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剧院演完《银猿》，我们回到纽约，已经准备直接回英国了，但是威廉·莫里斯先生那时正在和其他几个歌舞剧团抢生意，决定邀我们再演六个星期，在纽约第42街的剧院里演出我们所有的戏目。我们的开场戏是《英国游艺场之夜》，演出大受欢迎。
那个星期的一个晚上，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友人约了两个女友出来玩，为了消磨时间，无意中走进了威廉·莫里斯的美国音乐厅，凑巧看到我们的演出。其中一个年轻人说：“要是有一天我当上老板，我要邀那个人演戏。”他指的是我在《英国游艺场之夜》里扮演的酒鬼。说这话的年轻人当时在D.W.格里菲斯[69]的电影公司里当一名临时演员，一天领5美元的薪酬。他叫麦克·塞内[70]，他后来创办了基斯顿电影公司。
我们在纽约给威廉·莫里斯演了六个星期，卖座极盛，于是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剧院再一次邀我们去做二十个星期的巡回演出。
第二轮巡回演出将近结束时，我感到闷闷不乐。此后的三个星期，我们将先后在旧金山、圣迭戈和盐湖城演出，然后就要回英国了。
离开旧金山的前一天，我沿着市场街漫步，走到一家小店门口，店里挂着窗帘，外面钉了一块牌子：“擅看手相，纸牌算命——卦金1美元。”我走了进去，觉得有点局促，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从里面一间屋子里走出来接待我，嘴里还嚼着没吃完的饭菜。她像例行公事那样，指了指墙边对着门口的一张小桌子，连看都不朝我看一眼，说：“请坐。”接着她就在我对面坐下了。她的举动显得很粗鲁。“把这些牌洗一洗，对着我抽三次，然后请把你的手摊在桌上。”她把牌翻过来，在桌上铺开，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开始看我的手，“你现在要动身出远门，那就是说，你要离开美国。但是，不久你还要回来的，要干另一行——和你现在做的事不同。”说到这里，她迟疑了一下，显得有些迷惑不解：“嗯，几乎是相同的，但又不一样。照我看来，你干新的这一行大吉大利，前途无限光明，但是，我不知道这一行是什么。”她这时方才抬起头来看了看我，然后拉住我的一只手：“哦，可不是，你要结三次婚：头两次不够美满，但是你最后生活得很幸福，婚后有三个孩子。”（这一点她可算错啦！）接着，她再仔细地看我的手：“是呀，你将来是一位百万富翁，这是一只发财的手呀。”后来，她又仔细地相我的脸：“你将来害支气管肺炎寿终，享年八十二岁。请付1美元卦金。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没有，”我大笑起来，“我想，我已经知道得够多了。”
在盐湖城，报上刊登的都是些拦路抢劫和洗劫银行的新闻。到夜总会和咖啡馆去的人，可能会遇到几个用袜子蒙着脸的匪徒，被胁迫着一溜儿靠墙根站好，让他们实施抢劫。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三次抢劫案，全市居民都恐慌起来。
我们演完戏，通常会到附近一个酒吧里去喝酒，也认识了那里的一些顾客。一天晚上，酒吧里来了一个胖子，面孔圆圆的，样子很快活，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三个人当中胖子年纪最大，他走到我们跟前：“你们这几个，不就是在皇后剧院演英国戏的吗？”
我们笑着点头。
“我说我认识你们嘛！喂，哥儿们！过来呀。”他唤来那两个伙伴，给他们介绍了，然后请我们喝酒。
胖子是英国人，虽然从他的话里已经听不出一点英国口音；他大约五十岁，性情很和善，有着一双闪亮的小眼睛、一张红润的脸。
夜深了，他的两个朋友和我们剧团里的人一个个都走到卖酒的柜台那面去了，只剩下我和“胖子”（他那两个年轻的朋友都这样称呼他）两个人。
他把我当作了知己。“三年前我回了趟老家，”他说，“可是那儿的情形已经变了样——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呀。我三十年前来到这儿，一个吸血鬼，他妈的叫我在蒙大拿铜矿里差点送了命——后来，我变聪明了。我说：‘干干这行买卖倒不错嘛。’瞧，现在有弟兄们捧我的场。”说到这里，他掏出了一大沓钞票：“咱们再干一杯。”
“当心呀，”我开玩笑地说，“当心着了人家的道儿呀！”
他朝我看了一眼，露出了狰狞而会意的微笑，接着又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些娃娃，我才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呢！”
看到他那么一眨眼，我被一阵恐惧控制住了。这一眨眼里有许多含意。他仍旧那样笑嘻嘻地紧盯着我。“明白了吗？”他说。
我懂事地点了点头。
接着，他把脸紧凑近我耳边，很坦率地告诉我。“看见那两个小子了吗？”他悄声说，指的是他那两个朋友，“那是我的伙计，两个笨蛋——没一点头脑，可有的是胆气。”
我提心吊胆地把一根手指放在唇边，暗示他的话会被别人听见了。
“不要紧，兄弟，今儿夜里我们就开路。”他接下去说，“你听我说，咱们都是英国人，都是从那雾都来的——对吗？我有好多次看见你在伊斯林顿帝国剧院里，那样儿胡打乱摔。”他做了一个鬼脸：“你那碗饭可不是好吃的呀，兄弟。”
我大笑起来。
后来，跟我谈得更投机了，他想要和我结为生死之交，还要知道我在纽约的住址。他说：“咱们是老朋友了，我要写信给你。”总算幸运，此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