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我去了巴黎。女神剧场的比尔内尔先生邀请卡诺剧团去做一个月的短期演出。一想到要出国，我非常激动。出发前一星期，我们在伍尔维奇演出，那个城镇阴湿而凄凉，我们在那里演出的一个星期也是凄凉的，所以我巴望着改变一下环境。剧团定于星期日早晨启程。我差点误了车，一路在站台上跑过去，跳上了最后一节行李车，一直乘到多佛。那些日子里，我老是误车。
我们横渡海峡时遇到倾盆大雨，但是透过迷雾第一次看到法国，那种刺激令人难忘。“那不是英国，”我老是这样提醒自己，“那是大陆！是法国！”我一向憧憬着那个地方。我父亲有法国人的血统，实际上卓别林家族的原籍是法国。他们是在胡格诺[55]时代来到英国的。父亲的一位叔父老是夸耀说，英国这一支卓别林家族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后裔。
深秋时节，从加来到巴黎的旅程是沉闷的。但是，车驶近巴黎，我兴奋起来。这时我们已经越过了凄凉冷落的乡村。后来，在暮色渐浓的天空下，我们逐渐看见一片辉煌灿烂的灯火。“那是巴黎的灯光。”和我们同车的一个法国人说。
巴黎的一切都符合我的期待。从北火车站到若弗鲁瓦——玛丽街，一路上我又是激动又是焦急；经过每一个路拐角，我都想下车去走走。那时是晚上7点；咖啡馆里射出诱人的金色灯光，单从摆在外面的桌子，就可以看出巴黎人是多么会享受生活。然而，除了多添了一些新发明的汽车外，巴黎仍旧是莫奈、毕沙罗和雷诺阿笔下的巴黎。那天是星期日，好像所有的居民都在寻欢作乐。四周是一片喜悦与活跃的气氛。若弗鲁瓦——玛丽街上我那间铺着石板的房间，我管它叫“我的巴士底”的，也没有减低我的兴致，因为一般人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小餐馆和咖啡馆外的桌边。
星期日晚上我没有演出，可以到女神剧场去看戏，星期一我们就在这个剧场演出。剧场里金碧辉煌，豪华富丽，到处都是镜子和巨大的水晶枝形吊灯，我还没见过哪家剧场有这样大的气派。上流社会人士在铺着厚地毯的休息室和第一层楼厅的前排座位间走来走去。珠光宝气的印度王子包着粉红色的头巾，法国和土耳其军官戴着有羽毛装饰的头盔，在酒吧里喝白兰地。宽敞的外间休息室里奏着音乐，夫人小姐都把披肩和皮大衣寄存在衣帽间里，袒露出雪白的肩膀。她们都是老观众，为了惹人注意，都故意地在休息室和第一层楼厅的前排座位间走来走去。在那个年代里，那些夫人小姐都是那么美丽和优雅。
还有一些职业翻译在剧场里各处走着，帽子上都缀有“译员”字样。我认识了其中的领班，他能很流利地说好几国的语言。
演完戏，我总是穿上那套登台的晚礼服，夹在其他人当中到处溜达。一个天鹅颈项、雪白皮肤的娇艳的人儿，让我不觉心旌动摇。她是吉布森[56]笔下修长身材的美女，长得非常俏丽，鼻子微微翘起，睫毛长而乌黑，穿着一件黑色的天鹅绒衣服，戴了一副白色的长手套。她登上前排座位台阶的时候，掉下了一只手套。我赶快把它拾了起来。
“谢谢。”她说。
“我希望您再掉下来一次。”我顽皮地说。
“您说什么？”
这时候我意识到，她听不懂英语，而我又不会说法语。于是我就去找那个翻译朋友：“我对一个姑娘很有意思。但是看上去她要的价钱会很贵。”
他耸了耸肩膀：“最多1路易[57]。”
“好吧。”我说，虽然当时我觉得1路易的要价很贵——也确实是如此。
我叫翻译在一张明信片后面用法语写了几句情话：“我十分爱您”“我对您一见钟情”等等，我准备到适当的时候用。我还叫他做好安排，于是他就当上了牵线人。最后，他回来说：“全都谈妥了，1路易，可是您得付她到她家的来回车钱。”
我犹豫了一下。“她住在哪儿？”我问。
“车钱最多10法郎。”
但这10法郎却把我难倒了，我没料到还有这样一笔额外费用。“她不能够走路吗？”我半开玩笑地说。
“您听我说，这位姑娘可是高级的，您必须给她付车钱。”他说。
我勉强答应了。
等一切都谈妥以后，我登上前排座位的台阶，从她旁边走过去。她笑了笑，我转身向她瞥了一眼：“今天晚上！”
“太好啦，先生！”
因为我们在休息之前要演出，所以我保证等我的戏演完以后再去会她。我朋友说：“趁我唤那姑娘的时候您去叫车，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浪费时间？”
我们的车沿着意大利大街行驶时，光影掠过她的脸和细长白皙的脖子，她真是美丽动人啊。我偷着去看明信片上写的法文。“我十分爱您。”我试着说。
她大笑起来，露出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您的法语说得好极了。”
“我对您一见钟情。”我一往情深地接下去说。
她又大笑，并且纠正了我的用语，说我应当用“你”这个亲密的称呼。她想了想，接着又大笑起来。她看了看表，但是表停了；她表示要知道时间，说她12点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约会。
“不是今天晚上吧。”我羞涩地说。
“是今天晚上。”
“可是你今天整个晚上都没空嘛，通宵！”
她突然露出了很吃惊的神情：“哦，不，不，不！不是通宵！”谈话开始不堪入耳了：“20法郎只一次吗？”
“一点不错！”她加重语气说。
“我很抱歉，”我说，“我想，还是叫车停下吧。”
我把送她回女神剧场的车钱付给了车夫，极度伤心失望地跳下了车。
我们本可以在女神剧场连演十个星期，因为我们很能叫座，可是卡诺先生已经和别的地方有约在先了。我的薪酬是每星期6镑，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我哥哥的一个堂兄，也就是雪尼的一个父系亲属，来跟我认亲。这人很有钱，属于所谓上流社会人士，他当时正在巴黎，带着我去玩了不少地方。他是个戏迷，甚至剃掉了胡子，以便冒充我们剧团里的演员到后台去逛。可惜他后来不得不回英国去了，据我所知，他一回国就被他严厉的父母大加训斥，然后被送去了南美洲。
去巴黎之前，我听说当时海蒂的歌舞团正在女神剧场演出，于是我决定再去见她一次。抵达巴黎的那天晚上，我就到后台去打听，但是从一个跳舞的姑娘口中获悉，那个歌舞团已于一星期前去了莫斯科。我正在和那个姑娘说话，只听见楼梯上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马上给我过来！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说话！”
说这话的是那姑娘的母亲。我试图解释，说我只不过是要打听一个朋友的消息，可是她不理睬我的解释：“别跟那个家伙说话，马上给我上来。”
当时我对她这种粗暴的态度很生气。但是，后来我和她熟悉了。她和她的两个女儿跟我住在同一家酒店里，两个女儿都是女神舞剧团里的演员。小女儿十三岁，是舞剧里的主角，长得非常漂亮，舞也跳得很好，但是那个十五岁的大女儿舞跳得不行，长相也不好看。母亲是法国人，胸部丰满，年纪在四十岁左右，嫁的是一个苏格兰人，这男人当时在英国。我们在女神剧场演出后，她来向我道歉，表示不该对我那样莽撞。从此我们的关系开始融洽起来。她们在自己卧室里备了茶点，经常邀请我到她们的房间里去喝茶。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天真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天下午，两个女儿都出去了，只有那母亲和我在一起，她的神情变得很奇怪，倒茶的时候她哆嗦起来了。我刚谈了一阵我的希望和理想、我的爱好和失望，她听了很是感动。当我站起来，把茶杯放在桌子上时，她走到了我跟前。
“你真可爱，”她两手捧住了我的脸，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眼睛说，“像你这样的好孩子，是不应该受人欺侮的。”她的眼神变得茫然、古怪，好像是在施催眠术，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你知道吗，我爱你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她说时仍旧双手捧着我的脸。然后，她的脸慢慢地向我凑近，她吻了我。
“谢谢你。”我说，接着就真诚地——而且是天真地——回吻了她。她的眼睛仍旧呆呆地紧盯着我，她的嘴唇在哆嗦，她的目光凝滞了，后来，她忽然克制住自己，走过去重新倒了一杯茶。她的态度变了，嘴角上似乎闪出了笑意。“你太可爱了，”她说，“我真喜欢你呀。”
她把她女儿的事都悄悄地告诉了我。“小女儿是个很好的姑娘，”她说，“可是你对那个大的可得留点神，她现在很叫人伤脑筋。”
等我演完戏，她常常邀我到她和她小女儿睡的那间大卧室里去吃夜宵；在回自己房间之前，我总会吻一吻母女俩，向她们道晚安；然后，我必须穿过大女儿睡的那间小房间。一天晚上，我正走过那间房间，大女儿向我招了招手，小声地说：“把你的房门开着，等她们都睡着了我就过来。”我气呼呼地一下子把她推倒在床上，大踏步走了出去。她们在女神剧场演出结束后，我听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这个大女儿跟一个驯狗师私奔了，那个驯狗师已经六十岁，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德国人。
然而，我又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天真。我偶尔也会和剧团里的人出去玩上一个通宵，在妓院里狂欢滥饮，凡是年轻人起哄捣乱的事我都干。一天晚上，我喝了好几杯苦艾酒，跟从前是轻量级职业拳击手的厄尼·斯通动起武来。事情发生在一家餐馆里，侍者和警察把我们拉开后，厄尼·斯通说：“咱们酒店里见。”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一家酒店里。他的房间在我的上面，凌晨4点我摇摇晃晃地回到了酒店，去敲他的房门。
“进来，”他兴致勃勃地说，“把鞋脱了，咱们别惊扰了别人。”
于是我们悄悄地脱光了上身衣服，然后互相对峙。你打过来，我闪过去，似乎没完没了了。他有几次很准地打中了我的下巴，但是没有把我打倒。“我还以为你的拳头很厉害呢。”我冷笑着说。他猛地向前一扑，但是扑了个空，一头撞在墙上，差点晕了过去。我想乘势把他打倒，但是我那几下打得太轻了。我原可以把他打伤的，可惜我挥出的拳太无力了。突然，他一拳正打在我的嘴上，震动了我的门牙，这时我清醒过来了。“住手，”我说，“我可不能让你打掉我的牙齿。”于是他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去照镜子：他的脸被我打破了。我的一双手肿得像一副拳击手套一样。天花板上、窗帘上、墙壁上都是血，我不知道血怎么会溅上去的。
夜里，血从我的嘴角边流到颈项里。早晨，舞剧里演主角的小女儿照例送来茶点，吓得尖叫起来，她还以为我是要自杀呢。此后我再没有和人打过架。
一天晚上，翻译来找我，说有一位著名音乐家要见我，问我是否愿意到他的包厢去。这次邀请挺有意思的，因为和他一起坐在包厢里的还有一位极美的外国小姐——一位苏联芭蕾舞团的演员。那位先生说他很欣赏我的表演，还说没想到我是这样年轻。听了这些夸奖的话，我很有礼貌地向他鞠躬，同时还偷偷地向他的朋友瞟了几眼。“您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他说。
我当时除了满脸堆笑以外，再没有什么话可以答复这样的称赞，于是望了望翻译，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音乐家站起来向我伸出了手，我也站了起来。“可不是，”他握着我的手说，“您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和翻译一起离开后，我转过身来问翻译：“跟那位先生在一起的小姐是谁？”
“她是一位苏联芭蕾舞演员，她叫——”他说了一个很难念的名字。
“那位先生叫什么？”我问。
“德彪西，”他回答，“大名鼎鼎的作曲家。”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我说。
那一年，斯坦海尔夫人谋杀亲夫案[58]闹得满城风雨，但审讯后她被宣判无罪；那一年，男女调情的“蹦蹦舞”风靡一时，舞伴一对对恬不知耻地紧搂着打转儿，做出种种淫荡的样子；那一年，每镑课6便士的所得税税法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竟然获得了通过；那一年，德彪西把《牧神的午后》介绍到英国，但上演时被喝了倒彩，听众们退出了剧场。
我满腹愁闷地回到英国，开始去巡回演出。这些地方和巴黎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在北方城镇里，在那些愁人的星期日黄昏，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打烊，凄凉的钟声好像在谴责人们。吵吵闹闹酗酒的小伙子和嘻嘻哈哈笑谑的姑娘，就在昏暗的大街小巷成群结队地游逛。这是他们星期日傍晚唯一的消遣。
这样在英国混了六个月，我才习惯于自己的日常工作，可就在这时候，从伦敦办事处传来了一条消息，于是我的生活又活跃起来。卡诺先生通知我，让我在《足球赛》的第二轮演出中代替哈里·韦尔登。这让我觉得自己福星高照。这对我确是一个机会。虽然我已经在《不吭声的鸟》和其他一些短剧中获得好评，但是，和在《足球赛》中演主角相比，以前的那些演出只能说是很小的成就。再说，我们要去牛津游艺场演出，那是伦敦第一流的游艺场。我们将成为全市瞩目的人物，我的名字将首次印在戏单的最上方。这可是大大地提升了一级。如果我在牛津游艺场演红了，我就可以一举成名，就可以要求一大笔薪酬，最后就可以扩大演剧的范围，到那时候各色各样美妙的设想就都可以实现了。由于《足球赛》一剧基本上用的是原来的班底，所以我们只需要排练一个星期就行了。我对怎样演这个角色考虑了很久。哈里·韦尔登有兰开夏口音。我决定演出时学伦敦本地人说话。
可是，第一天排练时，我患了喉炎。我想尽了办法来挽救我的嗓子：小声说话、吸药剂、喷药雾。到后来我急得完全没有心思考虑演出时应当怎样逗趣了。
开演的那天晚上，我拼命地喊，嗓子里的每一条血管和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但是我怎么也没法让观众听见。后来，卡诺走过来，露出了又是失望又是轻蔑的神情。“谁也听不出你在说些什么。”他嗔怪我。我向他保证，明天我的嗓子就可以好转；但是，情形并不如此。实际上反而更糟了，我已经把嗓子逼得太厉害，有完全失音的危险。第二天晚上，我的角色由一个临时替角代演。第一个星期结束，我的演出被取消了，我的一切希望与理想全部落空，失望之下受到的打击太大了，我患流行性感冒了。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到海蒂。流行性感冒初愈后，我身体虚弱，心情忧郁，又想到了她；一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我向坎伯韦尔路她住的地方走去。但是，那幢房子空了，外面贴了一张“招租”的告示。
我继续漫无目标地在那几条街上漫步。突然，夜色中出现了一个人影，穿过马路，向我移近。
“查理！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说这话的正是海蒂。她穿了一件黑色海豹皮外衣，戴了一顶海豹皮圆帽。
“我迎接你来了。”我开玩笑说。
她笑了笑：“你很瘦嘛。”
我告诉她，我患流行性感冒刚好。那年她十七岁了，出落得更俏丽，打扮得也挺时髦。
“可是，我想知道，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我问。
“我刚才去看一个朋友，这会儿上我哥哥家去。你想要一起去吗？”她反过来问我。
一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姐姐嫁了一个叫弗兰克·J.古尔德的美国百万富翁，他们一家住在尼斯，她明天早晨要离开伦敦去和他们住一段时间。
那天晚上，我站在一边看她柔媚动人地和她哥哥跳舞。她和她哥哥在一起，显得那么娇憨和妖娆，这时我不禁感觉到，我对她的热情已经比从前淡了一些。这是不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和一般女孩一样平凡了呢？一想到这一点，我又是一阵怅惘，觉得我对她已经是一个旁观者了。
她的身腰已经开始变得丰满，我注意到她胸部的轮廓，觉得应当突出的地方还是很小，不太吸引人。即使我有能力成家的话，我会娶她吗？不，我不打算跟谁结婚。
那个月光皎洁的寒夜，我和她一起走回去，路上谈到她会过美满幸福的生活时，我的口气肯定是忧郁和冷漠的。“你说得这样悲伤，我听了差点要哭出来。”她说。
那天晚上回到家时，我有一种扬扬自得的感觉，因为我能使她觉察到我的忧郁，让她对我的个性留有印象。
卡诺又派我演《不吭声的鸟》。说来又好气又好笑，一个月不到，我的嗓子已完全复原。我虽然对《足球赛》的演出情形十分失望，但是竭力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这个念头却缠绕住了我：也许，我是不配代替韦尔登的吧？此外，我在福雷斯特游艺场的那次出丑，就像一个魔影似的隐藏在这个念头后面。由于自信心始终不曾恢复，每逢要扮演一出独幕喜剧里的主角时，我就会受到一次恐惧心理的考验。现在，那个叫人担心和需要做出决定的日子又到了：必须通知卡诺先生，我的合同已经期满，我要增加薪酬了。
对于那些看不中的人，卡诺是丝毫不给情面的。由于他喜欢我，我总算还没有见到他的这一面，但他确实是会采用一些下流的办法，使出令人难堪的一套。喜剧演出时，如果哪个丑角不合他的意，他就会站在条幕后面，捏着鼻子咂嘴，发出清楚的嘲笑声，但是，有一回他做的次数太多了，那个丑角走下舞台，对着他就是一拳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玩那种下流手段了。现在我要和他面对面进行新合同的谈判了。
“好呀，”他冷笑着说，“你要加薪，可剧院要减少场次。”他耸了耸肩膀：“自从在牛津游艺场砸了锅，我们就只听到人家的埋怨。他们说，这个剧团不够水平——是个草台班[59]。”
“可是，他们总不能为了这件事怪我呀。”我说。
“他们就是怪你嘛。”他回答时紧盯着我。
“他们怪我什么呀？”我问。
他清了清嗓子，垂下了眼睛：“他们说你演得不行。”
这句话好像一个拳头打在我的心窝里，同时激起了我的愤怒，但是我镇静地回答：“别人并不是这样想的，他们愿意比这儿出更多的薪酬。”这是句假话——其实并没有人来邀我。
“他们说，戏演得太坏了，丑角也不行。喏，”说到这里，他拿起了电话听筒，“我现在接伯蒙德赛区明星剧院，你可以自己听听……我听说，你们上星期卖座不好呀。”
“糟透了！”传来了那面的声音。
卡诺咧开嘴笑了：“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呀？”
“戏演得没劲！”
“挂头牌的丑角卓别林怎么样？他还不错吧？”
“他坏得发了臭！”那个声音说。
卡诺递给我听筒时咧开嘴笑了：“你倒自个儿听听。”
我接过了听筒。“也许他是发了臭，”我说，“可是一半儿也抵不上你那马桶剧院臭！”
卡诺想要制服我，但是没能成功。我对他说，如果他也这样想，那么就不必再和我续订合同了。卡诺在许多方面都很精明，但他不懂人心。即使我当真发了臭，他也不应当让另一个人在电话里说给我听。当时我的薪酬是5镑；虽然我并无多大把握，但我却要加到6镑。没想到卡诺竟会照数给了我，我又获得他的宠信了。
卡诺剧团美国分部的经理阿尔夫·里夫斯回英国了，传言说他这次来是为了物色一位喜剧主演，要把他带到美国去。
自从在牛津游艺场演砸以后，我就一心想去美国，不仅因为那里既刺激又富有冒险性，而且因为它重燃起了我的希望，我想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整旗鼓。说起来时运真好，我们剧团新编了一出由我主演的短剧《溜冰》，在伯明翰演得很红，这时正赶上里夫斯先生到那儿去找我们，于是我就把我所有的绝招都使了出来，结果是里夫斯拍电报给卡诺，说找到了要带往美国去的喜剧演员。但是当时卡诺对我另有打算。于是，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被这件事情扰得心神不宁。后来，卡诺对一出短剧《银猿》产生了兴趣。这出戏取笑了一个人被介绍进秘密社团的事。里夫斯和我都认为它荒唐无聊，并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但是卡诺却迷信这出戏的内容，坚持认为美国有很多秘密社团，取笑这类社团的戏在那里会大受欢迎。我又是快慰又是兴奋，卡诺挑选了我去美国，在《银猿》一剧中演主角。
我正需要这样一个去美国的机会。我觉得自己在英国的发展已经到了顶点，而且，我在这儿的机会将会受到限制。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如果我在游艺场演丑角失败，那么我就只能去干粗活。但在美国，前景会更光明。
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伦敦西区漫步，走过莱斯特广场、考文垂大街、马尔街和皮卡迪利街。我沿途停下，感到很凄凉，想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伦敦了，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在美国长住下去。我一直走到夜里2点，沉溺于寂静无人的街景和自己的忧伤之中。
我最讨厌向人辞行。去向亲友道别，亲友来送行，这无非是徒乱人意罢了。我早晨起身时刚6点。所以我没有惊醒雪尼，只在桌上留了一个字条：“启程赴美，将经常给你写信。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