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麻烦又讨厌的青春期开始了。我所向往的是轻率莽撞、富有热情的事情。我有时候陷入空想，有时候闷闷不乐，对生活一会儿愤恨，一会儿热爱，那时的思想处于成熟与不成熟之间。我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四下彷徨，时或想入非非。我头脑中或词汇里始终就不曾有过“艺术”这个词。演戏只不过是一个谋生的手段罢了。
我独自生活在这迷茫混乱的状态中。这个时期里，我也曾接触妓女和私娼，也偶尔酗酒，然而醉酒、女人、歌曲都不能使我长期感兴趣。实际上我需要的是浪漫惊险的生活。
我很了解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街头混混的心理；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无非是要引人注意，寻求浪漫和戏剧性的生活。既然公立学校的男学生可以寻欢作乐，胡打乱闹，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偶尔出出风头，做一些恶俗的游戏呢？既然所谓上层阶级可以保留纨绔作风，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独行自己的那一套呢？
他们知道，机器可以随着他们的意志开动，正像随着任何其他阶级的意志开动一样；换一个齿轮，或者按一下按钮，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智力。在这样一个不讲情理的时代里，他们不是和骑士、贵族或学者一样不可加以轻视吗？他们的手指不是和任何一队拿破仑的大军一样能够毁灭一座城市吗？一个街头混混，不是一个违法乱纪的统治阶级成员的翻版吗？人只是一种半驯服的动物，多少世纪以来，都用欺诈、残酷和狂暴的手段统治着其他物种，而这些街头混混也许就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态度才会受到影响的吧。可是，正像萧伯纳所说的：“瞧我又把话扯离题了，一个爱发牢骚的人老是这样。”
最后，我在凯西马戏团找到了工作，在一出歌舞短剧中模仿和取笑大盗迪克·特平[54]和沃尔福德·博迪“医生”。我模仿博迪“医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那已经不只是在演低级喜剧，而是在刻画一个教授与学者式人物的性格，我把自己的样貌扮得和他一模一样。我成了全戏班里的明星，每星期挣3镑。戏班里都是孩子，但扮演的却是街头的大人；我也觉得那种戏很不像样，但是它给了我一个将自己训练成喜剧演员的机会。
凯西马戏团在伦敦演出时，我们六个演员寄宿在肯宁顿路菲尔兹夫人家里。菲尔兹夫人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寡妇，她有三个女儿：弗雷德里卡、西尔玛和菲比。弗雷德里卡嫁了一个俄罗斯细木匠，那木匠挺温和，但是长相极丑：一张凶狠的大扁脸，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一撮亚麻色的小胡子，一只斜眼。我们六个人在厨房里吃饭，逐渐跟那家人混得很熟。雪尼每逢来伦敦演出时，也住在那里。
我最后脱离了凯西马戏团，又回到了肯宁顿路，仍住在菲尔兹夫人家。老太太很和气，有耐性，做事也勤恳，她完全靠出租房间的收入过日子。已经出嫁了的女儿弗雷德里卡由她丈夫养活。西尔玛和菲比帮着做家务。菲比十五岁，长得很美，鸭蛋脸，鼻子微钩。她无论是在肉体还是在情感方面，都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总在感情上克制着自己，因为那时我还不满十七岁，知道自己对女孩子转的都是一些不好的念头。至于菲比，她为人很正派，所以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她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菲尔兹一家人都是十分容易激动的，她们有时候会互相争执，大吵大闹。吵闹往往是由应当轮到谁做家务事引起的。西尔玛大约二十岁，一家人要数她最尊贵，也最懒惰，她老是说应当轮到弗雷德里卡或菲比做家务事。争论会发展成拌嘴。在一场吵闹中，心里的委屈和家中的丑事全都被抖了出来，闹得外人都知道了。菲尔兹夫人透露，西尔玛曾经私奔，跟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律师同居，从此就把自己看作一位贵妇人，认为做家务事会贬低她的身份。菲尔兹夫人骂得最起劲的时候说：“好嘛，既然你是一位夫人，那就请出去，再去找你那位利物浦律师好啦——可惜呀，他是不会要你的了。”最后，为了一壮声势，菲尔兹夫人总会抓起一只茶杯，往地上一扔，把它砸个粉碎。这时候西尔玛总是坐在桌子跟前，端起架子，不动声色。然后，她很沉着地拿起一只杯子，轻轻地把它丢在地上，说：“我也会发脾气。”她边说边把另一只杯子也丢在地上，接着一只又一只，到后来地上满是碎瓷片：“别瞧我也是会闹事的。”这时候，可怜的母亲和姐妹都无可奈何地望着她。“你们瞧她呀！瞧她在干什么呀！”母亲哼哼着说，“喏！再给你一些东西扔。”母亲说着把糖碗递过去给她，西尔玛接了过去，又若无其事地把它丢在了地上。
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总是由菲比出来做和事佬。她处事公平正直，受到全家人的尊重。为结束一场争吵，她会自告奋勇去做那些家务事，但西尔玛总是拦住她。
我失业已将三个月，生活全靠雪尼维持，每星期14先令的膳宿费由他付给菲尔兹夫人。他现在是卡诺剧团里主要的喜剧演员，常常向卡诺提到他的弟弟有演戏才能，但卡诺并不理会，觉得我年龄太小。
那时候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最能叫座，于是我就想到要戴上假胡子来隐瞒我的年龄。雪尼给了我两镑，我准备用这钱排练一出戏，我从一本美国笑话书《麦迪逊汇编》里摘出了歌曲和有趣的对话。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进行练习，并表演给菲尔兹一家人看。她们都认真地看，并且鼓励我，但没有做其他表示。
离迈恩路不远的犹太区中心的小剧院叫福雷斯特游艺场，可以让我假座试演一个星期，但不给我任何报酬。我以前曾经搭凯西马戏团在那儿演过戏，剧院经理觉得我演得还不错，愿意给我一个演出的机会。我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全凭这一星期的试演了。如果能在福雷斯特一炮而红，我就会在伦敦所有的大剧院里轮流演出。说不定，不用一年，我就可以青云直上，成为歌舞剧中挂头牌的名角。我已经答应菲尔兹一家人，到周末就给她们弄来戏票。
“我看，等到成了名，你就不肯来我们家住了。”菲比说。
“肯定要来住的。”我很有礼貌地说。
星期一中午12点，我排练了唱歌，我很内行地张罗完了。但是，我还没有充分考虑我的装扮。我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晚上演出前的几小时，我一直在化装间里试装，但是，无论粘上多少假胡子，我都没法隐瞒我的年龄。我的喜剧内容是反犹的，但我竟然没有意识到，我说的那些笑话不但陈旧，而且，就像我的犹太口音一样，也很拙劣。
我刚说完了开场的几句笑话，观众们就开始扔硬币和橘子皮，又是跺脚，又是起哄。起先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开始感到害怕了。我慌乱起来，越说越快，而那些捣乱的观众，有恶意嘲笑的，有怪声吆喝的。扔硬币和橘子皮的也越来越多了。我离开舞台，也没等剧院经理的意见，一直走到化装间里，卸了装，离开了剧院，再也没回去，连我那几本音乐书都没取回来。
我回到肯宁顿路时，已经很晚了，菲尔兹一家都已就寝，而我也深幸她们都已经睡了。第二天早餐时，菲尔兹夫人急切地要知道演出的情形。我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说：“演得还可以，但是要再做一些修改。”她说，菲比去看了我的演出，但是没对家里人说什么，因为她很疲倦，要睡觉了。后来我看到菲比时，她没提起这件事，我也就不再提它，菲尔兹夫人和她家里的其他人都没有再提起，她们见我没有连续演一星期，也没有表示诧异。
幸亏雪尼这时在外地，可以省却我告诉他这件事的经过，否则我会感到很痛苦——但后来他一定是猜到了，或者是菲尔兹一家告诉他了，因为他始终不曾问起我这件事。我竭力忘记那天晚上的恐怖，但是它损伤了我的信心，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痕。那个可怕的经历给了我一个教训，使我更正确地认清了自己；我并不是一个演歌舞剧的喜剧演员，我缺乏接近观众和吸引他们的本领；同时我又宽慰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擅于刻画性格的喜剧演员。但是，要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获得成功，我还要再遭遇一两次挫折。
我十七岁那年，在短剧《快乐少校》中扮演了少年主角，但是那出戏是很令人扫兴的，只演了一个星期。戏里扮我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每天晚上，她在台上摇摇晃晃，喷出一股杜松子酒的酒气，我这个多情的丈夫就得一边把她搂在怀里，一边还要吻她。经过这次演出，我原先要成为男主角的雄心壮志也被消磨尽了。
此后我开始尝试编剧工作。我写了一出短小的喜剧，名为《十二位正直的人》，那是一出粗鲁的滑稽戏，讲的是一个陪审团在争论一个毁约案件。一位陪审员既聋且哑，另一位陪审员是个醉汉，还有一位陪审员是个江湖医生。我把剧情讲给查科特听，查科特是一个舞台催眠师，当时他正在准备向一个丑角施催眠术，蒙上他的眼睛，让他驾一辆四轮马车到处跑。查科特坐在车后面，向那个丑角发送磁脉冲。他愿意出3镑买这个脚本，讲明要由我导演。我们租了一个班子，在肯宁顿路号角酒馆的聚会室里排练。当时有一个爱挑错的老演员说，这个短剧写得不但粗俗，而且无聊。
第三天，刚排练到一半，我收到查科特送来的一张字条，说他已经决定不上演这出戏了。我不是那种遇事很洒脱的人，我把字条藏在口袋里，继续排练下去。我没勇气向班里的人说明这件事。到吃午饭的时候，我把他们一起带到住处，说我哥哥有话要和他们谈。我把雪尼拉到卧室里，给他看那张字条。他看完了字条说：“怎么，你还没告诉他们吗？”
“没有。”我悄声说。
“那么，你告诉他们呀。”
“我说不出口，”我说，“我无论如何说不出口，让他们白白排练了三天。”
“可这又不是你的错，”雪尼大声说，“去告诉他们。”
我胆怯了，哭起来了：“叫我说什么好呢？”
“不要傻气！”他说着站起身，走进隔壁房间，把查科特的字条拿给大家看，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然后把我们都带到路边拐角那家酒馆，吃了三明治喝了酒。
演员们的行事是出人意料的。那个曾经发了许多牢骚的老家伙，这时候却显得最通情达理；雪尼告诉他，我怎样感到为难，他听了大笑起来。“这又不是你的错，孩子，”他说时在我背上拍着，“这都要怪那个该死的老流氓查科特不好。”
在福雷斯特游艺场演出失败后，我无论再试什么都会碰壁。但是青春意味着乐观，因为青年人会本能地感觉到，厄运只不过是暂时的，永远背时或一直走运都是不可能的。时运总有一天会转变的。
后来我时来运转。一天，雪尼说卡诺先生要见我。卡诺当时不大满意在他最红的短剧《足球赛》里跟哈里·韦尔登先生合演的一个丑角。韦尔登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丑角，直到三十几岁临死前，他始终是最能叫座的。
卡诺先生长得矮矮胖胖，皮肤呈紫褐色，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好像老是在估量着别人。他开始是在双杠上玩杂技的，后来结识了三个演闹剧的丑角。四个人开创了卡诺剧团的滑稽哑剧。卡诺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又创造了许多喜剧人物。他虽然已有五个剧团在各地巡回演出，但自己仍旧经常登台。
一个早期和卡诺合作的演员，谈到了卡诺是怎样退休的。一天晚上，在曼彻斯特，演完戏以后，剧团里的人都埋怨卡诺没有掌握好时机，说他把一些可以逗笑的机会都错过了。那时候卡诺已经由五出戏里攒下了5万镑，他说：“好吧，哥儿们，既然你们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洗手不干了吧！”接着他就摘下了假发，放在化装台上，苦笑了笑：“一言为定，我这就算退出了。”
卡诺先生住在坎伯韦尔区科德哈伯巷，隔壁是一个仓库，他把二十出戏的布景都堆在仓库里。他的办事处也设在里面。我到了那儿，他很客气地招待我。“雪尼对我说，你的戏演得非常好，”他说，“你有把握和哈里·韦尔登合演《足球赛》吗？”
哈里·韦尔登是特邀演员，他的薪酬很高，每星期拿34镑。
“我只要有机会就行。”我信心十足地说。
他笑了笑：“十七岁很年轻，可你看上去比十七岁还要年轻。”
我立刻耸了耸肩：“这是一个化装问题。”
卡诺大笑起来。后来他对雪尼说，就因为那样一耸肩，我获得了那个角色。
“好吧，好吧，让我们瞧瞧你能够玩出点什么吧。”他说。
当时约定了试用两星期，每星期3镑10先令，如果我表演得令人满意，他们就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
在伦敦大剧院演出之前，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揣摩要扮演的角色。卡诺叫我去正在上演《足球赛》的牧林剧院，看我要扮演的那个角色是怎样演的。老实说，那个人演得既呆笨又不自然，并且不是我夸口，我知道自己可以胜过他。这个角色需要有更多的滑稽模仿成分。主意既定，我就决意这样去演。
我只有两次排练的机会，据说韦尔登先生不能多安排几次；其实他根本就不高兴来，因为排练打扰了他玩高尔夫球。
排练的时候，我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台词念得慢，当时感觉得到，韦尔登在怀疑我是否能够胜任。雪尼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如果他在伦敦，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帮助，但是那时候他正在外地演另一出短剧。
虽然《足球赛》是一出滑稽模仿的闹剧，但是每一次都要等到韦尔登出场，才会听见笑声。一切都是为了韦尔登的出场做准备，他是一位杰出的丑角，从他出场起台下就笑声不绝。
在伦敦大剧院演出的那天晚上，我的神经紧张得像时钟上拧紧了的发条。那个晚上我将重建自信，一洗我在福雷斯特游艺场受到的可怕的羞辱。我在巨大的舞台后面来回踱步，口中默默祝祷，焦急中夹杂着恐惧。
奏乐了。启幕了。一个合唱歌舞团在台上载歌载舞。最后，他们下场了，舞台上空了。我要出场了。出场时，我的情绪很乱。这时候，要么是克服了紧张情绪，要么是为紧张情绪所压倒。我一走上台，情绪立刻舒畅了，头脑完全清醒了。我背朝着观众走上场——这主意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从背后看，我一身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大礼服，戴着一顶大礼帽，下面套着鞋罩，手里拿着手杖——一个标准的爱德华时代的反派。接着我转过身，观众看见了我的红鼻子，发出了笑声。这一来观众就对我有了好感。我装模作样地耸了耸肩膀，然后打了个响指，走了一个圆场，在一个哑铃上绊了一个跟头。接着，我无意中把手杖挥在一个练拳的吊球上，吊球啪的一声反弹在我脸上。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手杖从侧面打在我的脑袋上。观众们哄堂大笑。
这时候我从容自在，充满创造力。我可以连续五分钟吸引住观众，一句话不说，使观众们笑个不停。我模仿反派大摇大摆地走着时，我的裤子开始往下褪。我的一颗纽扣丢了。我四下里寻找纽扣。我假意拾起一件东西，接着就气呼呼地把它扔了：“瞧这些该死的兔子！”又是一阵笑声。
哈里·韦尔登的脑袋像一轮满月出现在条幕后面。以前，他出场前是从来没有人笑的。
他一出场，我就紧张激动地搂住了他的腰，压低嗓音说：“赶快！这一来可糟啦！给我一根针！”这些都是临时穿插，并不曾排练过。我已经调动了观众的情绪，为他创造了条件，他那天晚上演得非常成功，我们又增添了许多笑料。落幕后，我知道自己演得不错，剧团里的几个演员都和我握手，向我祝贺。去化装间的路上，韦尔登只扭过头来冷冷地说了一句：“演得不错——很好！”
那天夜里，我步行回去，这样可以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我中途停下，倚在威斯敏斯特桥的栏杆上，俯看黑暗中闪闪发亮的河水在桥下流过。我快乐得只想哭，但是怎么也哭不出来。我一再挤眼睛蹙眉头，但是我没有眼泪，只觉得心里一片空虚。我下了威斯敏斯特桥，走向象堡，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喝了杯茶。我想和什么人谈谈心，但是这时雪尼又在外地。如果当时他在伦敦，我就可以把今晚的情形说给他听了。这对我有多么大的意义啊，尤其是经过福雷斯特游艺场的那次失败以后。
我没有一点睡意。从象堡走到肯宁顿门，我又喝了一杯茶。一路上我独自又是说又是笑。直到凌晨5点我才去睡，我已经筋疲力尽了。
卡诺先生头一天晚上不在，但是第三天晚上来了，那天我一出场观众就报以掌声。后来他来找我，满脸堆笑，叫我明天早晨到他办公室去签合同。
我没有写信告诉雪尼初演的情形，只给他拍了一封极简单的电报：“已签订一年合同，每周4镑。祝好，查理。”《足球赛》在伦敦连演了十四个星期，然后去各地巡回演出。
韦尔登扮演的喜剧角色是个白痴，他模仿的是说话迟钝的兰开夏郡傻子。演这种角色，在英格兰北部挺能叫座，但到了南部就不大受欢迎了。布里斯托尔、加的夫、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等城市对韦尔登都很冷淡；在这些地方演出的几个星期里，韦尔登总是脾气暴躁，表演时只是敷衍塞责，而把一肚子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戏里演到某些地方，他是要打我的。他应当假装打在我脸上，同时由另一个人在条幕后面拍一下巴掌，这样听上去就像真的打了我。可是，有时候他竟真的抽我的脸，不必要地打得那么重，我想这是出于妒忌。
在贝尔法斯特演出时，这种情形过分到了极点。剧评家严厉地批评了韦尔登，但是却赞扬了我的演技。韦尔登对此感到无法容忍，所以那天晚上他在台上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直打得我鼻子流血，痛得我再没劲头去插科打诨。事后我对他说，如果他再敢这样，我就要抄起台上的那个哑铃，砸出他的脑浆来。我还对他说，即使他妒忌，也不能把气出在我身上。
“我妒忌你呀，”走向化装间时，他对我轻蔑地说，“哼，单是我这屁股，也比你浑身的本领大！”
“你的本领就全靠那屁股。”我反唇相讥，紧接着就关上了化装间的门。
雪尼回到伦敦，我们决定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一套公寓，准备花40镑买家具。我们到纽因顿路一家二手家具店里，告诉老板我们打算出多少钱装饰四间屋子。老板对我们这笔买卖很感兴趣，接连几个小时帮我们选择要买的东西。我们决定在前面一间房间里铺地毯，在其他几间房间里铺漆布，还买了一套家具，包括一张床和两张扶手椅。我们在客厅的角落里摆了一架摩尔式回纹细工屏风，后面用一只黄色灯泡照亮，再在对面角落里摆了一个镀金画架，架子上是一幅嵌在金边框里的蜡笔画。画上是一个裸体模特，她站在台上侧转了脸向旁边望，一个留着胡子的画家正在掸她大腿上的一只苍蝇。在我看来，这件艺术品和那架屏风将客厅点缀得幽雅绝俗。其实这些装饰只不过集摩尔烟店和法国妓院陈设的大成。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些陈设。我们还买了一架立式钢琴，虽然比原先的预算多花了15镑，但我们相信这点钱是值得花的。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公寓楼15号套房，成了我们眷恋的安乐窝。去外地演完以后，我们是多么渴望回到那里啊！现在我们手头已经相当宽裕，可以每星期补贴外祖父10先令，还可以给自己雇一个女仆，每星期来打扫两次房间，但实际上这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唤她做。我们住在那套公寓里，就像待在一座神庙里一样。我和雪尼总是坐在两张大扶手椅里，感到悠然自得。我们还买了一个四周有皮座的浮雕铜炭围，我老是在扶手椅上坐坐，再去炭围边的皮座上坐坐，试试它们舒服的程度。
我十六岁那年，一幅剧团广告画激起了我浪漫的幻想，广告上画的是一个姑娘，站在一座悬崖上，头发被风吹得飘飘的。当时我就幻想到，我要和她玩高尔夫球——虽然那是我厌恶的一种运动——在露湿的草地上走着，一时间我恣意地玩味那种活跃的情感、充沛的精力和自然的美丽。那是浪漫的幻想。但是早期的爱情又与此不同，往往有固定的模式。一顾一盼，初见面时的几句话（往往是几句愚蠢的话），生活就会在几分钟内全部改观，整个大自然就会对我们表示同情，让我们突然发现那些奥秘中的快乐。这就是当时我的经历。
我即将满十九岁，在卡诺剧团里已经是一个很红的喜剧演员，然而我总感到有些美中不足。春天来了，又去了，夏天给我带来的是一片空虚。我的日常工作是那么单调，我的周围环境是那么沉闷。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前途，所见到的只是庸俗无聊的人群中一些平凡琐碎的事情。单是为了谋生而奔波忙碌，这是不够理想的。这种生活是毫无价值的，是索然无味的。我变得忧郁，感到不满足，星期日总是独自出去散步，到公园里听乐队演奏。我对自己不耐烦，对别人嫌讨厌。不用说，我被情思困扰着了。
当时我们在斯特里塞姆帝国剧院演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两三个场地表演，总是乘剧团的马车，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在斯特里塞姆的演出被排在很早的时间，为的是演完再赶往坎特伯雷游艺场和蒂沃利剧院。我们开始演出时，天还没黑。那一天热得厉害，斯特里塞姆有一半的座位都是空着的，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忧郁之中，并没有特别在意。
排在我们前面演出的是一个叫作“伯克——库茨美国姑娘”的歌舞团。我根本没去注意歌舞团里的姑娘。但是第二天晚上，我正漠不关心地站在条幕后面时，忽然一个姑娘跳着舞滑了一跤，其他几个姑娘笑了起来。其中一个向旁边望时和我对视了一眼，她想要知道我是否也觉得这件事好笑。突然我被她那双闪耀着顽皮光芒的棕色大眼睛吸引住了，这姑娘长得像一只小羚羊，身材苗条，一张端正的鸭蛋脸，一张媚人的、丰满的嘴，一口好看的牙齿——当时我就像是触了电一样。她下场后，叫我拿好一面小镜子，让她整理头发。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仔细地看她。这是故事的开始。星期三那天，我问她是否可以约她在星期日会面。她大笑起来：“没抹上这个红鼻子的时候，你是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当时我穿着一身燕尾服，打着一条白领带，在《不吭声的鸟》里扮演一个爱喝酒的丑角。
“幸亏我的鼻子并没有这样红，再说，我也没有现在扮的这样老，”我说，“不信明天晚上我带张照片来。”
我送给她一张自以为比本人更好看的照片：一个身量未足的青年，露出一副愁容，戴着一条黑领圈。
“哦，没想到你挺年轻嘛，”她说，“我以为你要老得多呢。”
“你以为我多大年纪了？”
“至少有三十岁了吧。”
我笑了：“我还没满十九岁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排练，所以平时不可能约会。最后她答应星期日下午4点在肯宁顿门和我见面。
夏季里的这个星期日热极了，整天烈日当空。我穿了一套深色的衣服，挺时髦的收腰款式，戴了一条深色的领圈，拿着一根乌木手杖。到达那里时离4点还差十分钟，我很紧张地等候着，留心看走下车来的乘客。
我等候着的时候忽然想起，还不曾见过她卸了装是什么样。我记忆中的形象模糊了。无论怎样回忆，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的容貌了。我有点害怕起来。也许，她的美貌是伪装的吧！那只是个幻象吧！每次从车上下来一个相貌平常的年轻姑娘，我就一阵心灰意懒。我会不会失望呢？我会不会被自己的想象蒙蔽了，或者被她的装扮欺骗了呢？
4点缺三分钟，一个姑娘跳下了车，朝我走过来。我的心都冷了。那副长相使我很失望。想到要一整个下午陪着她，还得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情，这可是一件糟糕透顶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抬了抬我的帽子，挤出了笑容，可是她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径直走了过去。幸好来的不是她。
4点过了一分钟，一个年轻姑娘跳下了一辆车，向前走过来，在我面前停下。她戴着一顶式样简单的水手帽，穿着一件镶着铜纽扣的蓝色双排扣水手上衣，两只手深深地插在外套口袋里。她没化妆，看来却比往常更美。“瞧，我来啦。”她说。
一看见她，我慌乱得连话都说不上来了。我激动起来。我想不出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才好。“咱们叫辆车吧，”我一边沙哑着嗓子说，一边向路上东张西望，接着又向她转过身去，“你喜欢上哪儿？”
她耸了耸肩：“随便上哪儿。”
“那么，咱们就去西区吃饭吧。”
“我已经吃过了。”她平静地说。
“咱们上了车再商量吧。”我说。
我那样热情激动，她肯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在车上老是重复说：“我知道这件事会给我带来烦恼的——你太美啦！”我徒劳地试图说一些有趣的话，想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从银行里取出了3镑，打算带她去特罗卡德罗，在那种弦歌悦耳、纸醉金迷的地方，她也许会把我看成一位风流人物。我想要使她对我神魂颠倒。但是，她仍旧很冷静，并且看来对我说的话不大理解，尤其是当我说到她是我的复仇女神时，那是我新近刚学会的一个词。
她不会了解，当时的一切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并没有想到男女之爱，我想的更多的是要和她待在一起。凭我当时那种身份，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优雅和美丽的姑娘。
那天晚上，我再三劝说她在特罗卡德罗吃饭，起先她怎么也不肯。她说宁愿和我一起吃三明治。后来，我们在这家豪华的餐馆里占了一张桌子，虽然我并不想吃，但是认为有义务点一席丰盛的饭菜。吃饭时我们都很严肃，好像是在受罪：我常常拿不准应该用哪件餐具。为了使自己显得态度潇洒，我边吃边吹牛，甚至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情去用洗指碗，但是我想，我们离开餐馆时都很高兴，我们终于可以放松了。
离开了特罗卡德罗，她一定要回家。我提议叫一辆车，但是她宁愿走路。她住在坎伯韦尔路，这对我再好不过，这样我就可以和她再多待一会儿了。
这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而她也好像不那么拘束了。那天晚上，我们沿着泰晤士河的堤岸走去，一路上海蒂谈到她的女朋友，谈到一些有趣的经历和其他琐事。但是我几乎没听进她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那是一个醉人的夜晚——我像是在天堂中散步，心里是那样喜悦，那样激动。
我和她分手后，又独自沿河堤走回去，我已经陷入情网！我仿佛被一种慈祥的光辉照亮，被一种热诚的善心感动，把3镑中剩下来的钱都散给了睡在堤岸上的穷人。
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7点碰头，因为她8点要在沙夫茨伯里大街附近某个地方排练。从她家到威斯敏斯特桥路地下车站，大约要走一英里半路，尽管我总是在2点以后才睡，但是天一亮我就起来，赶去会她。
现在坎伯韦尔路蒙上了一层奇妙的色彩，因为海蒂·凯利住在那儿。那几次，我们一路手挽着手走到地下车站时，我感到既幸福又迷茫。我平时绕过不走的那条肮脏冷落的坎伯韦尔路，现在已经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我在晨雾中沿着那条路走，海蒂的身影远远地向我移近，让我激动不已。那几次漫步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她说了些什么。我完全着了迷，相信我们是被一种神奇的力量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的相见是天缘巧合。
我接连三个早晨和她在一起；这三个短暂的早晨，使那几天所有剩下的时间，直到第二天早晨，都不存在了。可是，到了第四天的早晨，她的态度变了。她看见我时显得很冷淡，一点也不热情，甚至不肯和我拉手。我怪她不应该这样，并且半开玩笑地责备她，说她不爱我了。
“你这真是想入非非，”她说，“别的且不谈，我刚十五岁，你只比我大四岁。”
她这几句话的意思我没听明白。但是我看得出她突然和我疏远了。她朝前笔直地望着，两只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踏着女学生的步伐大大方方地走着。
“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并不爱我。”我说。
“我不知道。”她回答。
我大为震惊：“如果你不知道，那你就是不爱我呀。”她不回答，一声不响地走着。“你瞧我猜得多准，”我故作镇静地接下去说，“我说过，我遇到你，会给我带来烦恼的。”
我试图窥探她的心意，想要知道她对我的感情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可是，无论我怎样问，她老是回答：“我不知道。”
“你愿意嫁给我吗？”我要她表态了。
“我年纪太小了。”
“那么，如果必须嫁人的话，你打算嫁给我，还是嫁给别人？”
但是她不做出明确的答复，老是重复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你……但是——”
“但是你不爱我。”我接口说，我的心冷了。
她不说话了。那天早晨，天上浓云密布，街上显得黯淡凄凉。
“这都怪我不好，我太冒失了，”我声音嗄哑地说，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地下车站的进口处，“我想，咱们还是分手吧，再也不要见面了。”我说时心里想，不知道她听了这话会有什么反应。
她显得很严肃。
我拉着她的手，亲切地拍了拍：“再见了，还是这样好。你对我的影响已经太大啦。”
“再见，”她答了一句，“我很抱歉。”
这句表示歉意的话，沉重地打击了我。当她的身影消失在地下车站时，我只感到空虚得难以忍受了。
我做了什么事？是我太莽撞了吗？我不应当叫她表态的。瞧我多么傲慢，多么愚蠢，这样一来，除非是不怕叫自己出丑，否则就没法再和她见面了。现在怎么办呢？我只有忍受痛苦了。再见到她之前，只希望我能在睡梦中忘了这种精神痛苦。无论如何，在她还不愿意见我的时候，我必须避开她。也许，我太认真，太热情了。下一次我们会面的时候，我必须是淡而不厌的、不即不离的。但是，她愿意再见我吗？她肯定要见我的！她总不能这样轻易把我抛开了呀。
第二天早晨，我忍不住又向坎伯韦尔路走去。这一次我没遇见她，但是却遇见了她的母亲。“瞧你怎样对待海蒂的！”她说，“她哭着回家，说你永远不要再见她了。”
我耸了耸肩，苦笑了笑：“瞧她又是怎样对待我的呀？”接着我迟疑地问，可否让我再去见她。
她警惕地摇了摇头：“不必啦，我想你还是别去的好。”
我邀她去喝一杯，于是我们走到路拐角一家酒馆里去谈这件事，我请求她让我再去见海蒂一面，她允许了。
我们走到门口，海蒂开了门。她看见我时，露出了惊奇和忧虑的神情。她刚用日光牌香皂洗了脸——有一股清新的香味。她站在大门口不动，一双大眼睛显得那么冷淡。我看得出来，没有希望了。
“你瞧，”我装出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又来说再见啦。”
她不答话，但是我可以看出，她很想我离开那儿。
我伸出了手笑着。“那么，又一次再见啦。”我说。
“再见。”她冷冷地说。
我转过身，听见临街的门在我身后轻轻地关上了。
虽然我只和她见了五次，每次见面难得超过二十分钟，这短暂的相遇给我的影响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