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康拉德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说：生活使他感觉到，自己像一只瞎眼老鼠被逼到了角落里，等待着的是打下来的棍子。这一比喻可以用来形容我们所有人陷入困境时可怕的情景；然而，在我们当中，也有人等到的是好运道，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当过报童、印刷工人、制玩具的小贩、吹玻璃的工人、医生的侍应生等等，但是在干这些临时性的活儿时，像雪尼一样，我始终不曾忘了要当演员。所以，每逢休息的日子，我总要擦亮皮鞋，刷干净衣服，换上一条洁净的硬领，按时去河滨大街贝德福路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我经常往那儿走动，直到后来我的那套衣服迫使我无法再去时为止。
我头一回去那儿时，看到事务所里济济一堂，都是一些衣冠楚楚的“演员”，有男的，也有女的，都站在那里，彼此装腔作势地谈着话。我远远地站在门边的角落里，战战兢兢、羞羞答答，只怕人家注意到我那套破旧的衣服和那双头上绽裂开了一点的鞋子。一个年轻职员时不时从里间办公室走出来，他那句极为干脆的话一出口，就像一把镰刀似的刈去了一群傲然自负的“演员”：“没有你的工作——也没有你的——也没有你的。”于是，介绍所就像教堂做完了礼拜一样，人都走空了。有一次，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了！那个职员看见我，突然停下来：“你来干什么？”
我觉得，我当时的情形像奥立弗·退斯特在央求添一点薄粥。[37]“你们需要人扮演孩子的角色吗？”我挣出了这么一句。
“你登记了吗？”
我摇摇头。
出乎我的意料，他把我领进了隔壁一间办公室，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有其他的细节，还说，如果需要人，就会通知我。我离开那儿时，因为完成了一项任务而觉得愉快，但同时又因为没有真弄出什么来而感到如释重负。
雪尼回家后一个月，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的是：“请来河滨大街贝德福路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
我穿着一身新衣服，被直接带进去见布莱克默先生，他笑容可掬，很和蔼地接见了我。我原来以为布莱克默先生无所不能、专事挑剔，但他竟是一个非常客气的人，他给了我一张字条，叫我拿着它到查尔斯·弗罗曼办事处去找C.E.汉密尔顿先生。
汉密尔顿先生看了字条，见我长得那么矮小，觉得有趣，同时又感到奇怪。当然，我向他虚报了一个年龄，说我十四岁——其实我刚十二岁半。他向我解释说，我要演《福尔摩斯》里的小用人比利，秋天开始，一共巡回演出四十个星期。
“现在，”汉密尔顿先生说，“将要在《福尔摩斯》里演主要角色的H.A.塞恩斯伯里先生，编了一出新戏，叫《吉姆：一个伦敦人的传奇》，这出戏里有一个角色要由孩子来扮演。”在巡回演出《福尔摩斯》之前，戏班先要在金斯顿剧院试演《吉姆》。我的薪酬是一星期2镑10先令，以后演《福尔摩斯》的时候也拿这么多。
尽管拿这么多钱好像发了一笔横财，但是当时我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我可得和我哥哥商量一下这个待遇。”我一本正经地说。
汉密尔顿先生大笑起来，好像觉得我很有趣，接着他把工作人员都叫出来看我：“这就是咱们的比利！你们觉得他怎样？”
大伙儿都乐了，一个个都满面堆笑地瞅着我。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世界突然变了，从此我将获得它的爱宠，受到它的照顾了。后来，汉密尔顿先生递给我一张他写给塞恩斯伯里先生的字条，说我可以到莱斯特广场绿厅俱乐部去找他，于是我踌躇满志地离开了那儿。
到了绿厅俱乐部，我受到了同样的接待，塞恩斯伯里先生把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唤出来看我。接着他交给我桑米的脚本，说桑米是这出戏里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有点紧张，生怕他立刻叫我念台词，那我就要当场出丑了，因为我几乎是不会阅读的。幸亏他叫我把脚本带回去，等空了的时候再读，他们要再过一个星期才开始排练这出戏。
我乘车回去时，一路上高兴得傻呵呵的，这时候我才充分地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突然摆脱了贫苦的生活，开始实现长期以来的憧憬——我母亲从前常常谈到的、一直着迷的那个憧憬。我就要成为一位演员了！这一切来得多么突然，多么意外啊！我一页一页不停地翻我的脚本——一本新牛皮纸封面的小册子——我有生以来拿到手的最重要的文件。车子一路走着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突破了重要的一关。此刻我已经不是贫民窟的一个野孩子，我已经是戏剧界的一位人物了。我激动得要哭出来。
我把经过情形说给雪尼听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蹲在床上，摇晃着脑袋，频频地点着头，出神地向窗外望着，最后，他严肃地说：“这可是咱们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要是母亲在这儿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高兴，该有多好呀。”
“想想看，”我高兴地接着说，“要演四十个星期，每星期有2镑10先令。我对汉密尔顿先生说，一切都要由你来负责处理。”我急切地接下去说：“咱们也许还可以多讨一些。无论如何，咱们今年可以存下60镑！”
等逐渐冷静下来以后，我们考虑到，扮演这样一个重要角色，拿2镑10先令好像太少了一点。后来雪尼跑去交涉，希望可以把薪酬再提高一些——因为我说：“不妨去试一试。”——但是汉密尔顿先生拿定了主意。“最多是2镑10先令。”他说。于是我们也就高兴地接受了。
雪尼把脚本读给我听，还教我怎样记那些词儿。脚本很长，大约有三十五页，但是我在三天里就把它记熟了。
《吉姆》在德鲁里巷剧院楼上的大厅里排练。由于雪尼的精心辅导，我几乎每个词儿都念得很准。只有一个名字使我伤脑筋。原来的一句台词是：“你以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呀——皮尔庞特·摩根先生？”可是我老念成“普特普林特·摩根”。塞恩斯伯里先生教我记牢了这个名字。最初的几次排练给了我不少启发。排练为我展开了一个技术的新世界。我以前不知道什么舞台技术、时间配合、停顿、提示：这一切我都很容易地学会了。塞恩斯伯里先生只矫正了我一个错儿：我说话的时候会扭动脑袋，做作得过了火。
排练了几场以后，他感到惊奇，想要知道我以前是否演过戏。看到自己居然能叫塞恩斯伯里先生和戏班里其他人高兴，我感到多么得意啊！然而，我又把他们的热情看作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吉姆》将在金斯顿剧院试演一个星期，然后再去富勒姆剧院试演一个星期。这是一出情节剧，是模仿亨利·阿瑟·琼斯[38]的《银皇帝》编写的，讲的是一个患了健忘症的贵族，怎样同一个年轻的卖花姑娘和一个叫桑米的报童（由我扮演）住在一间阁楼里。在道德方面，这出戏完全是正派的：姑娘睡在阁楼里的餐柜上，我们叫他公爵的那个人睡在榻上，而我则睡在地板上。
第一幕的布景是门牌号德弗罗巷7号A的法学院，阔绰的律师詹姆斯·席顿·加特洛克的房间里。衣衫褴褛的公爵去找这位从前的情敌，要向他讨几个钱，去救济那个卖花姑娘，因为卖花姑娘在他患健忘症的时候养活了他，是他的恩人。
在一场吵闹中，反派对公爵说：“滚出去！你和你那卖花的姘头一起饿死吧！”
公爵虽然身体衰弱，但是从桌上拿起了一把裁纸刀，好像是要刺那坏人，可这时候癫痫发作，手里的刀落在桌上，自己昏倒在坏人脚下。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坏人的前妻，也就是这位衣衫褴褛的公爵一度爱过的那个女人，走进房来。她也替公爵求情，说：“他追求过我没成功，他打官司又输了！无论如何，你现在得帮他一点忙！”
但是，坏人拒绝了。在达到高潮的一场戏里，坏人骂他的前妻不忠实，说她和这个流浪汉有染，还说出了她的种种丑事。她狂怒之下，拿起流浪汉手中落下的那把裁纸刀，刺中了坏人，坏人倒毙在扶手椅里，这时流浪汉仍旧昏倒在他脚下。女人逃走了，公爵清醒过来，发现他的情敌已经死去。他说：“老天爷呀，瞧我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了？”
戏里的情节继续发展下去。公爵搜死人的口袋，找到了一只钱包，在钱包里摸到了几个金镑、一只钻戒以及一些首饰，他把这些一起拿了；越窗逃走时，他转过身来说：“再见啦，加特洛克，到底还是亏你帮了我的忙。”幕落。
第二幕场景是在公爵住的那间阁楼里。幕启时，侦探独自向餐柜里张望。我吹着口哨上场，一看见侦探我就站住了。
报童 哦，你！你知道那是小姐的卧房吗？
侦探 什么！那个餐柜？你过来！
报童 瞧他冷着张脸！
侦探 别没规没矩的。走进来，关上门。
报童 ［向他走过去］邀别人到他们自己的会客室里去，你这算是礼貌吗？
侦探 我是侦探。
报童 什么，警察？我走啦！
侦探 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要打听几件事情，这对某些人是有好处的。
报童 有好处！如果这儿有谁走运，绝不会是因为靠了警察！
侦探 别胡说。需要我向你说明，我是侦缉队里的吗？
报童 不用你费事。我一看你这双皮靴就知道了。
侦探 这儿住的是谁？
报童 公爵。
侦探 知道，可是他真名叫什么？
报童 那我可不知道。他说“公爵”是个“nom de guerre”[39]，可是，我要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见鬼了。
侦探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报童 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头发已经花白，面孔刮得精光，戴一顶大礼帽和一个单片眼镜。他妈的，瞧他这样戴着眼镜瞅你！
侦探 再有吉姆——他是谁？
报童 他？是个女的呀！
侦探 啊，原来她就是那个女的，她……
报童 ［接口说］她睡在餐柜上面——这间屋子是我们的，是我和公爵的……
这个角色的道白和动作还有许多，说来也奇怪，观众们都觉得他十分有趣，我想，这是因为当时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的缘故。我每念一句台词，就引起一阵笑声。但是一些舞台上的动作却使我很伤脑筋，比如在台上真的沏茶那一场。我老是稀里糊涂的，不知道应该先在壶里放茶叶还是先冲开水。还有一点是很奇怪的：我念台词反而比做动作更容易。
《吉姆》的演出并不成功。剧评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出戏。但是我却受到了赏识。我们戏班里的查尔斯·罗克先生拿给我看的那篇文章更是对我赞誉备至。罗克先生是阿德尔菲剧院[40]颇有声望的一位老演员，我和他有好多场对手戏。“年轻人，”他严肃地说，“你看了这篇文章，可别脑袋发胀呀。”他先向我大谈谦虚的重要，然后读给我听《伦敦时事报》上刊载的一篇剧评，后来我逐字逐句地把那篇剧评记住了。文章先讥笑了那出戏，接下去写道：“但是，幸而有一个角色弥补了它的缺点，那就是报童桑米，这出戏之所以招人笑，多亏了有这个灵活的伦敦流浪儿童。桑米一角虽然在剧中被写得陈腐而平常，但是查尔斯·卓别林这位玲珑活泼的童伶却把他演得十分有趣。以前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孩子，但是，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他的巨大成就。”雪尼买了一打《伦敦时事报》。
演完了两星期的《吉姆》，我们接着就开始排练《福尔摩斯》。在这段时间里，雪尼和我仍旧住在波纳尔弄，因为我们在经济上仍旧不大有把握。
排练期间，雪尼和我曾到凯恩——希尔探望母亲。起先看护告诉我们不能去看她，因为那天她人不大好。后来她们把雪尼领到说话不会被我听见的地方，但我还是听见雪尼说：“不，我想他不要。”接着他转过身来，伤心地说：“你不要到软壁病房去看妈吧？”
“不要，不要！我受不了！”我说时直退缩。
雪尼去看了母亲，她认出了他，人比以前清醒了。过了一会儿，一个看护来告诉我，现在母亲情况很好了，问我要不要去看她。于是我们一起到那间软壁病房里去坐。我们离开之前，她把我引到一边，忧心忡忡地低声说：“你可别迷了路呀，他们会把你关在这儿的。”她在凯恩——希尔待了十八个月才恢复了健康。我出去巡回演出时，雪尼经常去探望她。
在巡回演出中扮演福尔摩斯的H.A.塞恩斯伯里先生，跟《河滨杂志》插图上画的活脱一个样子。那张长脸上有着一副精明的神情，前额显出他是一个十分聪颖的人。在所有扮演福尔摩斯的演员当中，他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一位，甚至胜过了编写这个剧本和最初扮演福尔摩斯的威廉·吉勒特[41]。
我第一次巡回演出时，戏班管事决定让我同班里做木工的格林先生和管行头的格林夫人住在一起。这一安排使我感到很不高兴。有时候格林先生和他的夫人要喝酒。我又不愿意老是凑他们的时间吃饭，并且不喜欢他们吃的那些菜。如果我和格林夫妇一起住下去，他们肯定会比我更感到厌烦。所以，过了三个星期，我们都同意分开；由于我年龄太小，不适合和班里其他人同住，我就单独住了。到了陌生的城镇，我举目无亲，一个人住在一个后间里，晚上演出之前，难得和其他人见面，只有自言自语的时候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有时候我到班里演员聚会的酒馆去，看他们打弹子，但总是感觉到，我只要一去，就会使他们的谈话受到拘束，而他们也毫不隐瞒地使我觉察到这一点。我笑他们那些轻浮的举动，他们向我蹙起了眉头。
我开始变得忧郁了。星期日的晚上，到了北方的城镇，我沿着灯火已熄的大街走着，听见教堂传来凄凉的钟声，感觉到自己在孤寂中没有一点安慰。平时，我总是去逛逛市场和商店，买些肉和菜，让房东太太烧。有时候，我找到了兼管膳宿的人家，就和房东一家一起在厨房里吃饭。我喜欢这样，因为北方人家的厨房都收拾得干净卫生，炉膛是蓝色的，炉条擦得闪亮。房东太太烤好了面包，这时候，度过了寒冷阴暗的一天，对着兰开夏人家厨房里的熊熊炉火，看见灶头摆满了一盘盘待烤的面包，坐下来和房东一家喝茶，一本正经地品尝刚出炉的热面包，涂上新鲜奶油吃着：这一切确实让人心情愉悦。
我到外地去了六个月。这段时间里，雪尼并没能够在剧院找到工作，最后他不得不抑制了做演员的雄心壮志，去河滨大街科尔——霍尔酒店当一名侍者。他在一百五十个应征的人中拔得头筹被录取。但是也可以说，他不惜屈尊俯就，因为这是一个丢面子的差事。
他经常写信给我，向我报告母亲的近况，但是我难得回信，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些字还不大会写。他有一封信深深地感动了我，也增进了我和他的亲密关系；他怪我为什么不给他回信，提到我们俩一起经受的苦难，说那种艰苦的日子应当使我们俩更加紧密。“自从母亲生了病，”雪尼的信里说，“就只剩下咱们俩相依为命了。所以，你必须经常写信给我，让我知道我还有一个兄弟。”他的信十分感人，所以我立即回了信。这使我重新认识了雪尼。他的信加强了我们的手足之情，这份感情在我一生中始终不衰。
我已经习惯于独自生活。但是到后来，由于平时太少谈话，如果忽然遇见了戏班里的人，会感到非常局促。我不能够很快地镇定下来，有条有理地回答问题。每次离开我的时候，他们肯定以为我的理智已经失常，并对此感到惊奇和担心。我们班里演主角的女演员格丽泰·哈恩小姐长得美丽动人，对人非常和蔼，但是，每当我看见她穿过马路，向我这面走过来时，我就会赶快扭转身，去看一家店铺的橱窗，或者拐向另一条路。
我不再注意自己的外表，在生活习惯上变得散漫。和戏班一起上路时，我老是迟到，在最后一分钟赶到火车站，衣服凌乱，硬领也没戴上，经常为了这些事情受到大伙儿的责备。
为了排解寂寞，我买了一只兔子。不管在哪里寄宿，我总是瞒着房东太太，偷偷地把它带到我的屋子里。那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只可惜会随地大小便。它那身皮毛雪白干净，没想到它有一股臊臭。我把它养在一个木笼子里，藏在床底下。房东太太把我的早餐端到屋子里，一进来总是高高兴兴地，但后来闻到那股气味，走出去的时候就带上了烦恼和迷茫的神情。她刚一走，我就把兔子放出来，它就在屋子里跳来蹦去。
过了不久，我把它训熟了，每次只要一听见有人敲门，它就跑回到笼子里。如果房东太太发现了我的秘密，我就让兔子表演这一套，结果往往会赢得她的欢心，她就会耐着性子让我们住完那一星期。
可是，到了威尔士的托尼潘迪，我耍完那套以后，房东太太并不说什么，只神秘地笑了笑；那天晚上，我从剧院回去，发现我宠爱的小动物已经失踪。我查问这件事，房东太太只摇摇头：“它一定是逃走了，要不就是被谁偷走了。”她用她自己的办法有效地处理了这个问题。
我们从托尼潘迪到了矿业市镇埃布韦尔，准备演出三天；幸亏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因为，那时的埃布韦尔是一个阴湿、丑陋的市镇，一排一排的房子，形状都很难看，式样都是一样的，每幢房子里有四间点着油灯的小房间。戏班里的人多数去住小客栈。我很幸运，在一个矿工家里租了一间前房，房间虽小，但舒适干净。晚上演完戏，我的晚饭总是放在火炉前，吃时仍旧是热的。
房东太太是一位中年妇人，个子高大，长得很漂亮，但仿佛带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早晨她送来了我的早餐，几乎一句话都不说。我注意到，厨房门总是关着的；每次去要什么东西，我总得敲门，而那扇门只微微开了几英寸宽的一条缝。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吃饭，她的丈夫进来了，这人和他妻子年纪差不多大。他那天晚上在剧院看完戏回来，正准备去睡，手里拿着一支点亮的蜡烛，站在那里和我谈了一会儿话。最后他停下来，好像是想到要再说点什么：“喏，是这么一回事，我有一样东西，它也许适合你们干的这一行。你见过人蛙吗？这儿来，你拿好这支蜡烛，让我来掌灯。”
他领我走进了厨房，把那盏灯放在餐柜上，餐柜的下半部不是开着两扇柜门，而是拦了一幅帷幕。“喂，吉尔伯特，出来呀！”他一边说一边拉开帷幕。
一个半人形的怪物，从里面爬了出来，他下面没有小腿，上面是大得不相称的扁脑袋、金黄色的头发、苍白可怕的脸、塌鼻子、大嘴巴、肌肉发达的肩膀和胳膊。他身上穿着一套法兰绒衬衣，裤脚管被剪短到大腿部分，从里面伸出了十个粗短的脚趾。这个可怕的怪物，可能有二十岁，也可能有四十岁。他仰起头，咧开嘴，露出一排蜡黄的大板牙。
“喂，吉尔伯特，跳呀！”做父亲的说，于是那个可怜的家伙就慢慢地俯下身体，用手臂撑着向上一纵，几乎蹿到和我的头一般高。
“你看他有资格搭马戏团吗？这是人蛙呀！”
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而，我仍旧提了几个马戏团的名字，说他可以写封信去问问。
他一定要那可怜虫再表演几套把戏，一会儿蹦跳，一会儿爬高，一会儿用手撑着一张摇椅的扶手竖蜻蜓。最后把戏做完了，我装出了很感兴趣的样子，称赞他表演得很精彩。
“晚安，吉尔伯特。”我临走时说。那可怜的家伙也扯着一条粗嗓子结结巴巴地说：“晚安。”
那天夜里，我几次醒了过来，去拉房间门，试试它可曾锁好。第二天早晨，房东太太好像挺高兴，话也多了一些。“我知道你昨儿晚上看到吉尔伯特了，”她说，“当然啰，只有留戏班里的人在这儿住的时候，他才睡在餐柜里。”
这时候我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原来，我睡的就是吉尔伯特的床啊。“可不是嘛。”我应了一句，接着又装出很感兴趣的神情，谈到他是否可以搭马戏班。
她点了点头：“我们常常有这个打算。”
我表示热心——或者不管是表示什么吧，这只是为了要讨好房东太太。在离开那家人之前，我还走到厨房里，向吉尔伯特道别。我竭力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握了握他长满老茧的大手，他也亲切地和我握了手。
在外地演了四十个星期，我们回到伦敦，接着又在郊区各地演了八个星期。《福尔摩斯》的演出盛况空前，第一轮演完后三个星期，我们又准备第二轮演出了。
这时候雪尼和我决定搬出波纳尔弄，在肯宁顿路租一套更体面的房子；我们像蛇一样，要蜕去自己的皮，消除一切过去留下的痕迹。
我和戏班管事商量，下次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让雪尼扮一个小配角，于是雪尼搭上了戏班——他的薪酬是每星期35先令！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一起巡回演出了。
雪尼每星期都写信给母亲，我们第二轮巡回演出几近结束时，收到了凯恩——希尔疯人院的来信，说母亲已完全康复。这真是一个喜讯。我们很快给她办好了出院手续，并且准备接她到雷丁[42]去和我们团聚。为庆祝这件大喜事，我们租了一套特别考究的公寓，包括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客厅里有一架钢琴，母亲的卧室里摆了鲜花，还准备了一顿精致的饭菜。
我和雪尼到火车站去接她，我们俩又是紧张又是高兴，然而一想到她将如何融入我们的生活，我又焦急起来，心里明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恢复从前那种亲密的关系了。
最后，火车进了站。我们心情激动，惴惴不安，逐个扫视从车上走下来的旅客们的面孔。到后来，我们终于看到了母亲，她含着微笑，很镇定地朝我们走了过来。我们向她迎上去时，她并没有显得十分伤感，只是亲切而大方地招呼了我们。显然，她也在试着使自己适应一切。
乘马车回住处的那段短短的路途中，我们谈到许多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有关的无关的。
我们首先领她去看那套公寓，以及她卧室里的鲜花。经过一阵子欢腾和兴奋，我们在客厅里坐下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激动得喘不过气来。那是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宁静的街道上，但是这时候静寂的空气反使人感到不舒服，我虽然想要鼓起兴致，但只觉得自己是在克制着忧郁。可怜的母亲呀，只要让她在生活中获得少许满足，她就很快活了，她使我回想起了我不幸的过去——世上只有她一个人会使我有这种感触啊。然而，我竭力不让大家看出我的心事。母亲显得苍老了一些，人也胖了一些。我一向觉得她很会打扮，为她感到骄傲，很想让她以最动人的风度出现在我的同事们面前，可是现在她的外表是很不整齐的。她肯定是觉察到了我的心事，所以用探询的目光转过来看我。
我忸怩地把她的一绺头发理好。“你去会我的同事们之前，”我笑着说，“我要你打扮得最漂亮。”
她向我看一眼，然后取出了粉扑，在脸上扑了粉。“瞧我生活得多么幸福啊！”她高兴地说。
过了不久，我们彼此完全适应了，而我的忧郁也随之消失了。我们之所以不能再像小孩子那样和她亲热，是因为我们年龄渐长的缘故，她对此知道得比我们更清楚，而我们也就觉得她更可爱了。在巡回演出期间，她总是出去买一些吃用的东西，带回来的有水果和点心，并且总有鲜花。从前也是这样，不管我们多么穷苦，她星期六晚上出去买东西时，总要带回1便士的桂竹香。现在她有时候很沉默，那冷淡的神情使我感到伤心。她已经不大像是我们的母亲，而更像是一位客人了。
一个月后，她要回伦敦去了。她急于要安定下来，可以趁我们巡回演出结束前为我们布置好一个家；并且，像她所说的，这样可以更俭省一些，不必再多花旅费，跟着我们到各地去跑。
母亲在我们从前住过的切斯特街的理发店楼上租了一套房间，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了一套价值10镑的家具。那几间房当然不像凡尔赛宫那样宽敞，也没那么华丽，但是她在卧室里创造了奇迹，给装橘子的木箱盖上了印花棉布，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小衣橱一样。我和雪尼每星期总共挣5镑5先令，我们把1镑5先令交给了母亲。
雪尼和我结束了第二轮巡回演出后，和母亲一起待了几个星期。我们虽然都很高兴陪着母亲，但是心底里又想再出去巡回演出，因为切斯特街的屋子里没有外地公寓里那种舒适的设备，而雪尼和我此时已经习惯于那些小的享受。母亲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去火车站送我们走时，看上去很高兴，但是，当火车开了，她在站台上笑着挥动手绢时，我们都觉得她有些忧郁。
我们第三轮巡回演出期间，母亲来信说，雪尼和我从前去肯宁顿路投靠的那个露易丝死了。真是造化弄人啊，她就死在我们一度被关过的兰贝斯贫民习艺所里。她只比父亲多活了四年，就抛下了她的小儿子去世了，后来这孤儿也被送进了我和雪尼曾经去过的汉威尔学校。
母亲在信里说，她去探望了那个孩子。她先介绍了自己，然后告诉他，我和雪尼曾经跟他和他爸妈一起在肯宁顿路的房子里住过。但是那孩子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因为那时候他刚四岁。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毫无印象了。现在他已经十岁。他用的是露易丝娘家的姓，而据母亲探听到的，他连一个亲属也没有。母亲说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非常安静，十分怕羞，并且看来很会用心思。母亲给他带去了一袋糖果，还给他买了一些橘子和苹果，答应经常去看他。我相信她确实是经常去的，直到后来她自己旧病复发，又被送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
母亲重新发病的消息传来，像一把刀刺进了我的心里。详细的情形我们始终不知道。我们只收到一份简短的正式通知，说有人发现她语无伦次，在马路上徘徊。我们毫无办法，只好让可怜的母亲听从命运的摆布了。她从此再没有完全康复。此后几年，她在凯恩——希尔疯人院里日趋衰弱，直到后来我们经济宽裕了，才把她送进一家私人医院。
有时候，厄运之神对他们所捉弄的对象已感到厌倦，于是又发了慈悲，他们对我母亲就是这样。在临终前的最后七年里，她又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四周布满了阳光，摆满了鲜花，看到她的儿子都长大成人，功成名就，一切都是她不曾想象到的。
因为要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所以我和雪尼有许多星期不曾见到母亲。最后我们在弗罗曼戏班的巡回演出永远结束了。布莱克本皇家剧院老板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下了《福尔摩斯》的上演权，到一些更小的城镇去演出。这个新戏班邀请了我和雪尼，但是把薪酬减少了，每人只能领到35先令。
搭上一个下等戏班，去北方小城镇演出，这种落差是令人沮丧的。同时，将这个戏班和我们刚离开的那个相比较，我就更加看不上它了。我原来并不打算做公开对比，然而在排练的时候，新导演问了我一些有关舞台指导、提示、票房的问题，我出于热心，就急着告诉了他弗罗曼戏班里导演的做法。我当然不会因此赢得班里其他演员的好感，从此他们都把我看作一个乳臭未干、狂妄自大的小子。后来，一位新的舞台经理还对我怀恨在心，有一次借口我制服上落掉一颗纽扣，罚了我10先令——他之前已经为这类事多次警告我了。
《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勒特陪同玛丽·多萝来到伦敦，两人合演他所编的《克拉丽莎》。剧评家很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剧本，还批评了吉勒特念道白时的姿态，于是吉勒特编了一出过场戏[43]，叫作《福尔摩斯做人难》，他本人在这出戏里不说一句话。戏里一共有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福尔摩斯和福尔摩斯的小用人。这时候，喜讯从天而降，我收到了吉勒特的经理波斯坦斯先生拍来的电报，问我是否能去伦敦陪吉勒特在这出过场戏里演出，扮演比利一角。
我紧张得直哆嗦，因为不知道戏班仓促中究竟能不能找到一个代替我演比利的演员，接连几天，我一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总算还好，他们居然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我回到伦敦，在一家西区[44]的剧院里演出：我只能把这次的境遇形容成我的新生。每件事情都使我激动得头晕目眩：那天晚上我到了约克公爵剧院见到了舞台经理波斯坦斯先生，他领我到吉勒特先生的化装间，并向他介绍了我，吉勒特先生对我说：“你愿意和我一起演《福尔摩斯》吗？”我紧张激动地回答说：“非常愿意，吉勒特先生！”第二天早晨，在台上等着排练的时候，我见到了玛丽·多萝，她穿着一身非常漂亮的白色夏装。在那样一个时刻，看到那样一个美人，我立时看呆了。她刚走下一辆双轮马车，发现衣服上有一个墨点，想要知道道具管理员有没有办法去掉那污点。听到那个人回说没有把握时，她娇嗔满面地说：“哦，瞧它叫人多么扫兴呀！”
她真具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我看了竟生出暗恨。我恨那微微噘着的娇嫩的嘴唇、整齐雪白的牙齿、令人心醉的下颌、乌亮漆黑的头发、深棕色的眼睛。我恨她假意着恼，并且在做作当中流露出了媚人的神态。她询问道具管理员时，始终不曾注意到我在旁边，虽然我站在很近的地方紧盯着她，她的美丽使我呆愣在那里了。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突然接近这样一个光艳照人的美女，我决心不要被她迷惑住。但是，我的天呀，她是多么美啊！我确实对她一见钟情了。
《福尔摩斯做人难》一剧，由才艺超群的女伶艾琳·范布勒小姐饰演疯女人并念大段道白，而演福尔摩斯的吉勒特却只是坐着听。他这是在跟那些剧评家开玩笑。我一边念着开场时的道白，一边冲进福尔摩斯的公寓，顶住了门，而疯女人则在外面猛撞着门，接着，我激动地向福尔摩斯说明当时的情况，疯女人就这样撞了进来！此后二十分钟内，她一直语无伦次，不停地说一桩要福尔摩斯办理的案件。福尔摩斯偷偷地写了一张字条，摇了摇铃，把字条递给了我。后来，两个彪形大汉带走了疯女人，台上只剩下我和福尔摩斯，这时候我说：“您的办法对，先生；那儿才是真正的疯人院。”
剧评家欣赏这句笑话，但是吉勒特为玛丽·多萝编写的《克拉丽莎》却失败了。剧评家虽然竭力吹捧玛丽的美貌，但是他们又说，单凭这一点，并不能使一出伤感戏变得紧凑，于是吉勒特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重演了《福尔摩斯》，我仍旧在该剧中演比利。
我能够和大名鼎鼎的威廉·吉勒特演对手戏，十分激动，忘了去打听我的待遇。一星期后，波斯坦斯先生拿着薪酬袋来找我，露出了抱歉的神情。“我真不好意思给你这个数，”他说，“可是弗罗曼办事处的人说，还是照原先的数目：2镑10先令。”我惊喜地收下了。
排练的时候，我又遇见了玛丽·多萝——她更美丽了！——我虽然决心不要为她倾倒，但是，毫无办法，我开始在沉默中更深地陷入情网。我只恨自己软弱，怪自己无能。说来也矛盾。我既觉得她可恨，又觉得她可爱。更重要的是，她对人和蔼又可亲。
她在《福尔摩斯》里演爱丽丝·福克纳，但是我没有一场戏是和她合演的。我会等候机会，算计好时间，在楼梯上碰见她，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一句“晚上好”，这时她总是快活地回答一句“晚上好”。而这就是我们俩之间所有的接触了。
《福尔摩斯》一炮而红。在我参演期间，有一次亚历山德拉[45]王后1也来看戏，同她一起坐在御用包厢里的是希腊国王[46]和克里斯琴亲王。亲王显然是在说剧情给国王听。就在舞台上只剩下我和福尔摩斯两个人，一出戏正演到最紧张的关头，全场都鸦雀无声的时刻，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剧院里回荡：“不用你讲给我听！不用你讲给我听！”
迪翁·布西科[47]的办事处设在约克公爵剧院，他每次走过我身边时，总是带着赞许的神情，轻轻地拍拍我的脑袋。常常去后台看吉勒特的霍尔·凯恩[48]也是如此。有一次基钦纳勋爵还向我微笑。
《福尔摩斯》演出期间，亨利·欧文[49]爵士逝世，我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葬礼。我因为是西区演员，领到了一张观礼券，感到非常得意。举行葬礼时，我坐在神情严肃的刘易斯·沃勒和以不流血的外科手术名噪一时的沃尔福德·博迪“医生”[50]中间，沃勒是当时伦敦日场传奇戏观众们崇拜的偶像，至于博迪“医生”，我后来曾在一出滑稽短剧中模仿和取笑过他。那个时刻，沃勒的侧影很漂亮，他目不斜视，直挺挺地坐在那里。在亨利爵士被放进墓穴的时候，博迪“医生”为了要看得更真切一些，老是把脚踩在仰卧着的公爵[51]的胸口上，沃勒先生见了十分气愤，露出了鄙视的神情。我不再试图去看，索性坐下来望着前面那些人的背影。
《福尔摩斯》演期结束之前的两个星期，布西科先生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去见当时赫赫有名的肯德尔先生和夫人[52]，希望我能够在他们的新戏里扮演一个角色。那时候他们在圣詹姆斯剧院很能叫座的一轮演出刚要结束。我和肯德尔夫人约定好上午10点在该剧院的休息室里见面。她迟到了二十分钟。一个侧影终于远远地在街上出现：肯德尔夫人来了。这个身材高大、神情傲慢的女人一见我就说：“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呀！我们就要到外地去巡回演出一出新戏，我很想听你念一下脚本。可是，这会儿我们非常忙。所以，明天早晨你还是在这个时间来一趟，好吧？”
“对不起，夫人，”我冷冷地回答，“可惜我不能去外地演出。”这句话一说完，我就略抬了抬帽子，走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路过的马车——此后一连闲散了十个月。
《福尔摩斯》在约克公爵剧院演完了最后一场，玛丽·多萝也要回美国去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喝得酩酊大醉。又过了两三年，我在费城遇见了她。那次她为卡诺喜剧团假座的新剧院行开幕礼。她仍旧是那么美丽。我演丑角，已经上了妆。她致辞时我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是我很害羞，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福尔摩斯》在伦敦的演出结束时，在外地的巡回演出也告期满，所以我和雪尼一时都闲下来了。但是雪尼很快就另找到了工作。他在《时代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搭上了查理·马农的丑角闹剧班。当时这类戏班有好几个，演的都是哑剧，轮流在各个游艺场里演出，比如查理·鲍德温的《银行职员》、乔·博根尼的《疯子面包师》等等。这些戏班虽然演粗鲁的滑稽戏，却配有优美的舞剧音乐，所以很受观众欢迎。这类戏班中，弗雷德·卡诺的戏班是最杰出的。卡诺有许多可以上演的喜剧脚本，每一出戏名里都嵌有一个“鸟”字，如《监狱里的鸟》《早起的鸟》《不吭声的鸟》[53]等等。刚开始时只演这三个短剧，到后来卡诺组织了三十多个戏班，演出的节目包括圣诞节的哑剧和一些细致而繁复的音乐喜剧，这些戏训练出了许多优秀的喜剧演员，如弗雷德·基钦、乔治·格雷夫斯、哈里·韦尔登、比利·里夫斯、查理·贝尔等等。
雪尼搭马农的戏班时，弗雷德·卡诺看中了他，把他邀了去，薪酬是每星期4镑。我比雪尼小四岁，没适合的戏让我演，但是我在伦敦演出时攒下了一点钱，雪尼去外地演出，我留在伦敦，有时候到台球房里去玩玩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