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是留络腮胡之风盛行的一年：留络腮胡的有皇帝、政治家、士兵和水手，有模仿克鲁格[26]、索尔兹伯里[27]、基钦纳[28]和德皇[29]的，也有模仿板球运动员的——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看到的是浮夸和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是豪富与赤贫极端的差别，是漫画及报刊所表现的愚蠢的政治偏见。英国人一再被激怒。少数布尔农民在非洲德兰士瓦作战时[30]不肯正大光明地交锋，于是我们那些穿红色军服的士兵就成了他们躲在大石头后面射击的最好的靶子。后来，陆军部立即把红色军服改成了卡其制服。
我只是从爱国歌曲和独幕剧里，从印有将军像的香烟画片上，约略地知道了一些有关战争的事情。听到布尔人包围莱迪史密斯[31]的消息，人们都很伤心；听到马弗京解围[32]的捷报，举国又欣喜若狂。后来我们获得了胜利——屡经挫败后获得了胜利。这一切我都不是从母亲口中听到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母亲从来不提及战争。她要进行她自己的战斗。
雪尼那年十四岁，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在河滨大街邮局工作，当一名报差。靠雪尼的工资和母亲缝衣服挣的钱，经济上我们几乎可以过得去了——虽然，母亲对家用的那点补贴是为数甚微的。她替一家血汗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衫挣1先令6便士。尽管送来的是已经裁剪好的罩衫裁片，但要缝好一打罩衫，仍需工作十二小时。母亲的记录是一星期缝五十四件罩衫，报酬总共只有6先令9便士。
夜里，我常常躺在我们那间阁楼里，看着她俯身凑近缝纫机，头部周围映出一圈油灯灯光，脸上覆着一片暗淡的阴影。她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线缝迅速地在缝纫机针底下移过去，她的嘴唇由于紧张用力而微微张开；听着单调的机器声，我又睡着了。她这样工作到深夜，往往是因为有一笔账已经到了付款的最后期限。我们常常不能按时偿付分期款项。
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财务危机。雪尼需要一套新衣服了。他整个星期，包括星期日，都穿着那套报差的制服，到后来他的朋友都取笑他。有两个周末，他老是躲在家里，最后母亲才给他买了一套蓝色哔叽衣服。她好不容易凑齐了18先令。但是，这样一来，就给我们造成了亏空。每逢星期一，雪尼穿了那身报差的制服回去上班时，母亲就不得不把那套哔叽衣服送去当了。她把衣服当7先令，到星期六再赎出来，好让雪尼穿了度周末。这件每星期习惯做的事情，一年多来已经成为例行仪式，直到后来那套衣服磨得都要破了。这时候她受到了一次打击。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母亲仍和往常一样到当铺去。伙计感到为难了：“对不起，卓别林夫人，我们不能给你当7先令了。”
母亲吃了一惊。“可是为什么呀？”她问。
“因为太担风险了，这条裤子已经磨损了。你瞧呀，”他边说边把一只手衬在裤裆底里，“你可以看得见那一面了。”
“可是，这个星期六就赎出来呀。”母亲说。
当铺伙计摇摇头：“连上衣带裤子，我最多只能出3先令。”母亲是不大容易哭的，但这一次她受的打击太大了，她眼泪汪汪地回到了家里。她还指望那7先令维持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呢！
同时，我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补不胜补。我在兰开夏八童伶班的那套衣服已经变成了小丑穿的戏装。胳膊肘上，裤子上，鞋子上，袜子上，到处都是补丁。就是这样一身打扮，有一天我迎面碰见了斯托克韦尔街那位漂亮的小朋友。他到肯宁顿干什么，我不知道，再说，我也窘得不好意思再去问他。他倒是很亲切地招呼我，但是我看得出，他在打量我那副可怜样。为了缓解局促感，我装作毫不在意，用最文雅大方的口气对他说，我刚上完一堂该死的木工课回来，所以穿着这样一套旧衣服。
但是，听了我的解释他并不感兴趣。他露出一副懊丧的神情，把眼睛转到一边，怕人看出他的尴尬。他问到了我母亲。
我满面春风地说，她到乡下去了，接着又关心地问他：“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吗？”
“是呀。”他回答时仔细地观察我，就好像我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
“那么，我走了。”我突然说。
他淡淡地一笑。“再见。”他说。于是我们分了手，他从容不迫地向一个方向走去，我又气又羞，慌慌张张地朝另一个方向跑了。
母亲常常说：“你可以总是低头哈腰，但是什么东西也拾不着。”可是她自己并不遵守，于是我常常觉得失了面子而感到气愤。有一天，从布朗普顿医院回来，母亲在路上停下来责备几个孩子，怪他们不该欺侮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女人。那女人把头发剪短了，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那些孩子都大声笑着，拉拉扯扯地把彼此往她身上推，仿佛谁碰到她就会蹭脏了自己似的。那个女人像一头困兽似的站在那里，后来还是亏了母亲的干涉才解了围。这时候那个女人像是认出了母亲。“莉儿，”她衰弱无力地说，唤的是母亲的艺名，“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呀。”
母亲立刻认出了她，她是母亲演歌舞剧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我非常难为情，只好一径向前走去，在拐角那儿等候着母亲。那些孩子走过我身边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这可把我气坏了。我回过头去看母亲怎样了，哎呀，瞧那个流浪女人跟她一起向我这边走过来了。
母亲说：“你还记得小查理吗？”
“我怎会不记得他呀！”女人伤心地说，“他还是小小孩儿的时候，我抱了他多少次啊。”
听到这，我感到一阵恶心，因为那女人是那么肮脏讨厌。我们沿路走过去时，看见人们都转过身来望着我们三个人，真叫人难堪呀。
母亲演歌舞剧认识这个女人时，人家都管她叫“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她又漂亮又活泼。据那女人说，她曾经生病进了医院，自从出院后就在拱门下过夜，或者住在救世军的收容所。
母亲首先送她到公共浴室去洗了澡。然后，使我大为吃惊的是，母亲竟把她领到了我们的小阁楼。这女人是否仅仅是由于生病而落到这个地步的，我不知道。但是无法容忍的是，她竟然睡在雪尼那张由扶手椅改制的床上。母亲还把自己所能匀得出的衣服统统送给了她，又借给她两个先令。过了三天，她走了，此后我们再没看见这位“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或听到她的消息了！
父亲去世之前，母亲和我一度搬出了波纳尔弄，在泰勒夫人家租了一间屋子，这位泰勒夫人是母亲教会里的朋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身体矮胖，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方下巴，黄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在教堂里留心看她，发现她满口的牙齿都是假的。她一唱歌，那些假牙就从上牙床脱落到舌头上——那歌声因此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
她一举一动都显得劲头十足，好像精力十分充沛。由于同在一个基督教教区，她愿意照顾母亲，以很低的房租把自己家三层楼上的一间前房租给母亲，她那幢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泰勒夫人的丈夫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33]，是一个制作精密度尺的技工，他的工作室就设在阁楼。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我觉得那儿很像天堂，因为有一种宁静的气氛。我常常去看泰勒先生工作，直看得出了神，他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全神贯注地对着一个很大的放大镜，制造可以测量一英寸的五十分之一的钢尺。他独个儿干活，我常常给他当差跑腿。
泰勒夫人一心要她丈夫皈依宗教，因为，按照她的想法，丈夫不信教就是一个罪人。她女儿长相和她一模一样，只是面色没那么黄，当然，也年轻得多，要不是因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按说她是可以讨人喜欢的。她和她父亲一样，从来不去做礼拜。但是泰勒夫人始终希望能够把父女俩一起感化。女儿是她母亲的一颗掌上明珠，但并不是我母亲的。
一天下午，我正在阁楼看泰勒先生干活，听见下面母亲和泰勒小姐吵了起来，两个人都向对方大声嚷嚷。我走到楼梯口，看见母亲正向栏杆外探出身子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呀？臭小姐？”
“哎呀！”女儿叫喊起来，“这种话也是一个基督徒说得出口的呀！”
“你别急呀，”母亲口齿伶俐地说，“我的好小姐，这话出自《圣经·申命记》第28章第37节，我只不过改动了一点罢了。[34]但是，‘臭’和你很配呢。”
经过这次吵架，我们又搬回波纳尔弄去了。
肯宁顿路上的三鹿酒馆，并不是我父亲常去光顾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过那儿，忽然转到了一个念头，想要向里面望一望，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儿。我把酒馆门推开了一点，露出几英寸宽的一条缝。可不是他吗，坐在角落里呢！我已经准备走开了，可是这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做手势唤我过去。我见他这样向我表示亲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一向是不流露情感的。看样子他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眼睛陷了下去，身体肿得又肥又大。他做了一个拿破仑的姿势，把一只手插在背心口袋里，好像是为了要减轻点呼吸困难的痛苦。那天晚上他十分殷勤，问到母亲和雪尼的近况，我临走之前，还把我搂在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星期后，他被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别人只能先把他灌醉，然后才能把他送去。他一知道自己进了医院，就发疯似的大闹起来——但是，这时他已经是垂死的人了。虽然他还很年轻，只有三十七岁，却由于水肿，一病不起。医生从他的膝部放出了十六夸脱的积液。
母亲去探望了父亲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很伤心。她说，父亲谈到要重新回到她身边，要到非洲去过新的生活。我听了这个打算大为高兴，但母亲只摇了摇头，因为她心里很明白。她说：“他说这话，只不过是要讨我们欢喜罢了。”
有一天从医院回来，她因为听到约翰·麦克尼尔牧师的话而感到非常恼火。牧师去探望父亲时说：“咳，查理，看了你这副样子，我只能想起那句老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安慰一个要死的人，亏他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母亲说。过了不多几天，父亲去世了。
医院要知道谁给他办丧事。母亲手头不名一文，就想到可以让剧院慈善团体“杂耍演员福利基金会”负担丧葬费。这个主意一出，卓别林家族里的人登时闹了起来——由慈善团体负担丧葬费，这对他们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我父亲最小的弟弟，那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当时正在伦敦，说他愿意付丧葬费。
下葬的那一天，我们在圣托马斯医院会齐，然后和卓别林家族其他的人一起去图廷公墓。雪尼因为要上班，不能够去。母亲领着我在指定时间之前两小时到了医院，因为她要在入殓前再看父亲一眼。
棺材里垫了白缎子，缎子边上和父亲的脸周围都是小朵的白色雏菊。母亲觉得那些花又朴素又动人，问是谁放在那儿的。别人告诉她，那天一大清早，有一位夫人领着一个小男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第一辆马车上坐的是母亲、艾伯特叔叔和我。去图廷的路上大家都很拘束，因为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艾伯特叔叔。艾伯特叔叔是一个相当时髦的人物，谈吐也很文雅；他虽然对我们彬彬有礼，但态度是冷漠的。据说他很有钱，在德兰士瓦有大片的牧马场，英布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所用的马匹都是由他承办的。
下葬时落着倾盆大雨，掘墓人把铲起的泥块抛在棺材上，发出了凄厉的沉重响声。那情景阴森可怖，于是我哭了。后来亲属们都把他们的花圈和花朵扔进墓穴。母亲没东西可扔，就取出了我珍爱的那块黑边手绢。“喏，孩子，”她悄声说，“这就算是咱们俩的一点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的人到他们的一家酒馆里去吃午饭；进门之前，他们很客气地问我们要上哪儿。于是我们搭车回到了家里。
我们回到了家里，餐柜里除了一碟烤牛肉上滴下的油汁外，什么吃的都没有，母亲囊空如洗，因为她已经把最后的两便士给了雪尼当饭钱。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母亲就很少工作，现在将近周末，雪尼当报差挣的7便士早已花光了。送殡回来，我们都饿了。幸亏那个收破烂的从门口走过，我们剩下一个旧煤油炉子，于是母亲怪心痛地把它卖了，用卖得的半便士买了面包，搭着一点油汁给吃了。
母亲是我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被唤到医院，去领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套黑色的衣服（上面斑斑点点都是血迹）、一件内衣、一件衬衫、一条黑领带、一件旧睡衣、几双家常穿的软鞋（鞋子里塞满了橘子）。她掏出橘子，一个半镑金币从鞋子里落到床上。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啊！
此后几个星期，我臂上老是缚着一块黑纱。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出去做卖花生意，这哀伤的标志就成了赚钱的工具。经过好说歹说，我终于向母亲借了1先令，去花市买了两束水仙花，放学后忙着把它们分扎成许多小束。如果所有的花都卖了，我可以赚翻倍的钱。
我走进酒馆，满面愁容，悄声说：“买水仙花呀，小姐！”“买水仙花呀，夫人！”那些小姐夫人总是问：“你戴谁的孝呀，孩子？”于是我就把声音放低，悄悄地说：“我父亲。”这时她们就赏钱给我。母亲见我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下午就卖了五个多先令，觉得很奇怪。一天，我走出一家酒馆，和母亲撞了个满怀，从此结束了我的卖花生涯。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酒馆里卖花，认为这对她这个基督徒来说是一种侮辱。她说：“喝酒已经害死了你父亲，在这种地方赚来的钱只会给咱们带来灾难。”虽然她留下了那些钱，但是从此再不许我去卖花了。
我天性是非常爱做商人的。我老是在转念头，想要做个什么买卖。我常常向空空的铺面里张望，考虑怎样利用它们做一些赚钱的生意，从卖鱼卖炸薯条起，一直到开杂货店。我想到的都是一些与吃食有关的行业。我只不过是缺少本钱罢了——可是，那本钱从哪儿张罗呢？最后，我说服了母亲，让我离开学校去找工作。
我成了一个干过许多行当的老油子。起先，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了一名跑腿的小伙计。一有空，我就在地下室里玩，那儿四面堆满了肥皂、淀粉、蜡烛、糖果和饼干，我偷尝那些甜食，到后来都吃腻了。
此后，我在思罗摩尔顿大街保险医生胡尔和金西——泰勒的诊所里当了一个侍应生，这原是雪尼的差事，经他临走时推荐，就由我接了下来。待遇很优厚，我每星期领12先令，做接待工作，可是医生们走了以后，我还得打扫诊所。接待工作我做得挺不错，很能赢得候诊病人的欢心，但是一到打扫诊所时，我就三心二意起来——在这方面雪尼可要比我强得多。倒尿瓶子我不在乎，但是擦十英尺高的诊所窗子确实是一件艰巨无比的工作，于是，诊所里的光线越来越晦暗，灰尘越来越多，到后来人家很客气地告诉我，说我干那种活不相称，年龄太小了。
一听人家这样说，我伤心得哭起来了。金西——泰勒医生娶的是一位很有钱的夫人，在兰开斯特门有一所很大的住宅，他看我可怜，说愿意把我留在他家里当一名小用人。我立刻心花怒放。在一个私宅里当小用人，又是一家非常高贵的人家！
那是一件美差，因为那家所有的女仆都喜欢我。她们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儿，我临睡前她们都要吻我，向我道晚安。要不是造化弄人，我也许会成为大管家。一天，夫人吩咐我去清理地下室里的一块地方，那儿高高地堆着许多粗板箱和破烂货，必须把它们一起理好，打扫干净，排列整齐。后来，我无心干活，却对一个八英尺长的铁管子产生了兴趣，把它当喇叭吹着玩儿。正当我玩得高兴的时候，夫人走进来了——于是我被辞退，三天后离开了那里。
我挺爱干W.H.史密斯书店里的那种活儿，但是后来老板发现我年龄太小，立刻把我解雇了。此后我又当了一天吹玻璃的工人。以前我在学校读到过描写吹玻璃的文章，觉得这工作新奇有趣，可是，热气熏倒了我，我在昏迷中被抬了出去，放在一堆沙土上。这情形已经够我受的了，我甚至没回去领那一天的工资。后来我又到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工作。我向那儿的人吹牛，说我会操作沃菲代尔印刷机——一个二十多英尺长的硕大无朋的家伙。我从外面向地下室里瞧时，看见那部机器正在转动，以为干这活儿简单又容易。我看见一张招贴上写着：“招雇沃菲代尔印刷机码纸男童工。”后来工头把我领到那部机器跟前，我发现它大得像怪兽似的。操作这部机器时，我必须站在一个五英尺高的平台上，就像到了埃菲尔铁塔顶上一样。
“揍它呀！”工头说。
“揍它？”见我张皇失措，他大笑起来，“你从来没管过沃菲代尔嘛。”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学起来挺容易。”我说。
所谓“揍它”，就是去拉一根杠杆，让那怪兽动起来。他指给我看那根杠杆，然后让那怪兽以一半的速度动作。于是怪兽开始转动身体，咬牙切齿，发出尖厉刺耳的吼声；我以为它要把我吞下了。那些纸大得惊人，一张纸就可以包裹住我的整个身体。我拿着一把象牙刮刀，拨开纸张，捏着纸角把它们揭起来，然后，小心翼翼地赶紧把它们凑齐在牙齿跟前，让那怪兽咬住，把它们吞进又吐出，直到纸张在后面尽头卷了出来。头一天，那饥饿的怪兽老是要抢在我前头，我神经紧张得都要倒下来了。但是，我终于接下了这个每星期12先令的工作。
凛冽的清晨，天还没吐亮，我就出去上工，觉出一种传奇的气氛和探险的情调，街上荒凉静寂，只看见一两个模糊的阴影，向洛克哈特茶室的灯光移近，那是去吃早点的人。一天工作开始之前，和几个同事一起喝着热茶，浑身暖烘烘的，在休息的片刻中自然会有一种幸福之感。再说，印刷所的工作并不讨厌，除了每逢周末必须清洗胶质滚筒上的油墨（高大沉重的滚筒每个足有一百多磅重，清洗时非常吃力），其余的工作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在那儿工作了三个星期，我患了流行性感冒，于是母亲又逼着我去上学了。
雪尼那年十六岁，一天很激动地回到家里，原来他找到了工作，是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一艘驶往非洲的客轮上当一名号手。他的差事是饭前吹喇叭，此外再干一些其他的活儿。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喇叭，现在派上了用场。工资是每月2镑10先令；侍候二等舱里三桌客人吃饭，还可以领到赏钱。出航前公司可以预支给他35先令，他当然要把这笔钱交给母亲。想到将来的日子好过了，我们搬到了切斯特街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
雪尼第一次航行归来，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了，因为他带回了3镑多赏钱，并且都是银币。我记得，他把钱从几个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床上。我好像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于是再也舍不得撒开手。我把那些钱捧了起来，倒了下去，再堆起来，弄着玩儿，到后来母亲和雪尼都说我是个守财奴。
多么奢侈的生活啊！多么恣意的享受啊！那是夏天，我们大吃蛋糕和冰淇淋——还吃了其他许多考究的东西。这段时期里，我们早餐时吃熏鲱鱼、鳕鱼和烤过的茶点，星期日早晨还吃松饼和煎饼。
雪尼着了凉，在床上睡了几天，母亲和我服侍他。就是在那几天里，我们尽兴地吃冰淇淋，我带了一只很大的玻璃杯到意大利冰淇淋店里去买1便士的冰淇淋，店主见了十分恼火。我第二次去时，他建议我搬一个浴盆去。我们爱吃的一种夏日冷饮是冰果子露牛奶——冰果子露在撇去乳脂的牛奶里冒起了泡泡，味道可真美呀。
雪尼给我们说了许多有关航行的趣事。出航前第一次吹午饭号时，他差点被辞了工。由于长期没有练习，他怎么也吹不好那喇叭，船上的士兵喧哗起来。总管事暴跳如雷：“妈的你这算什么玩意儿呀？”“对不起，先生，”雪尼说，“我的嘴唇还没能凑好。”“哼，那你还是趁船没开之前凑好你那该死的嘴唇吧，否则我们就要赶你上岸了。”
开饭的时候，侍者们在厨房里排成了长队，等着领菜。可是，轮到雪尼时，他一时忘记了自己要的是什么，只好再排到队伍的末尾。雪尼说，头几天里，人家都已经在上点心了，他还在上汤。
雪尼待在家里，直到我们把钱都给花完了。幸而公司又雇他第二次出航，并且又预支给他35先令，他把钱都交给了母亲。可惜这点钱不够我们维持多久。三个星期一过，我们已经吃尽用空；再过三个星期，雪尼才能回来。母亲虽然继续做针线活，但是她挣的那点钱不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到后来我们又陷入困境。
可是我的主意还是很多。母亲有一堆旧衣服；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打算到市场上去想个办法把它们卖了。母亲显得有点为难，说那些东西不值什么钱。但是，我还是用一条旧被单把它们包了，走到纽因顿路，把那堆不体面的货摊在人行道上——那样子是怪寒碜可怜的——然后站在路边吆喝。“瞧这件呀！”我一面喊一面捡起一件旧衬衫，然后又捡起两件旧紧身衣，“你们愿意出多少？——1先令、6便士、3便士、2便士？”哪怕我喊1便士，也不会有一个人来买。有些过路人停下来，惊奇地望了望，然后笑着走了。我开始感到尴尬，特别是因为对面那家首饰店里的人从窗子里看向我。但是，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最后我还是把一副样子不太令人丧气的鞋罩卖了6便士。可是，我在那里待得越久，就越感到局促不安。过了一会儿，首饰店里的那位先生向我走来，用很重的俄国口音，问我这买卖干了多久了。尽管他的神情很严肃，但我仍旧可以从他的话里觉察出一丝幽默，于是我告诉他，我只是刚开始做这买卖。他慢腾腾地向两个咧开嘴笑着的伙伴走去，他们俩这时候正从窗子里望我。这已经够使我难堪的了，所以我想，现在该包好我的货物回家了。当我告诉母亲，说我把一副鞋罩卖了6便士时，她听了很生气。“还可以多卖一些的，”她说，“那是一副很美的鞋罩呀！”
这段时期，我们倒不大关心付房租的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每逢收租人上门的那一天，我们躲出去就行了，我们的那些什物总共值不了几个钱，搬运费会超过我们欠的那点钱。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搬回了波纳尔弄3号。
我认识了在肯宁顿路后面一条马房巷里干活的老头和他的儿子。他们都是玩具小贩，原来住在格拉斯哥，后来在各个市镇流浪，闲时制一些玩具沿途贩卖。我很羡慕他们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干他们那行，并不需要什么本钱。只要有1先令，就可以开始经营。他们先是收集一些鞋盒，一般鞋铺都巴不得把这种东西送给他们；此外再收集一些包装葡萄用的软木屑，那也是不必花钱就可以弄到手的。他们一开始只需要买1便士的胶、1便士的木材、2便士的麻线、1便士的圣诞节彩纸、三团2便士一团的彩色锡箔。只要花1先令，他们就能制作七打小船，售价是每只1便士。船的两侧是从鞋盒上剪下的厚纸，他们把厚纸缝在一块硬纸板上，在光滑的表面涂一些胶水，再撒上一些软木屑。船的桅杆上包上了一些彩色锡箔，中桅和前后帆的帆桁顶端粘上了红、黄、蓝色的小旗。一百多只这样的小玩具船，配上五颜六色的锡箔和旗帜，看上去热闹有趣，很能吸引顾客，很容易就销售了出去。
我和他们混熟以后，开始帮着他们做小船，不久就熟悉了他们的手艺。他们从我们附近搬走以后，我就自己做起这行生意来。我只用了6便士的本钱，剪硬纸板把手剪出了水泡，在一个星期内做出了三打小船。
但是阁楼里没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又让母亲做活计，又让我做小船。此外，母亲还抱怨熬胶水臭气难闻，老是担心熬胶锅弄脏了她的亚麻布罩衫，因为那些罩衫常常摊满了大半间屋子。由于我对家用的补贴比母亲更少，她的活计更为重要，于是我放弃了这门手艺。
这段时间里，我们很少见到外祖父。因为上一年他身体不大好。他患痛风，手肿了，不能再做修理皮鞋的生意了。过去可以省出一两个先令的时候，他总是拿来补贴母亲。有时候他还煮粥给我们吃，那是一种十分美味的燕麦奶粥，把燕麦片和洋葱放在牛奶里煮熟了，再加上盐和胡椒。每到冬天，那是我们夜晚吃了可以御寒的补品。
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外祖父是一个严厉倔强的老人，他不是怪我疏忽了礼节，就是责备我说错了语法。由于有过不愉快的接触，我开始讨厌他。现在，他患了风湿症，住在医院里，母亲每逢探望病人的日子总要去看他。而去探望他总是合算的，因为她常常带回来满满一袋鲜鸡蛋，这在拮据的日子里确实是一种奢侈品。母亲有时候自己不能去，就叫我去。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外祖父看到我时会那样高兴。那些看护都很喜欢外祖父。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老是跟她们讲笑话。他说虽然风湿症妨碍了他的行动，但并没有毁坏他的整个身体机器。他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地浑说，把那些看护都给逗乐了。风湿症稍好点，他就去厨房帮忙，我们的鸡蛋也是打那儿来的。逢到探望病人的日子，他常常躺在床上，偷偷地从床边小柜里递给我一口袋鸡蛋，我临走前赶快把它们藏在我的海军服里面。
接连着几个星期，我们一直靠鸡蛋过日子。鸡蛋有多种吃法，我们有时候煮，有时候煎，有时候做乳蛋糕。尽管外祖父给我壮胆，说那些看护都是他的要好朋友，对他的所作所为心里大致有数，但我兜着那些鸡蛋离开病房时，总是提心吊胆，唯恐在打蜡的地板上滑倒了，或者鼓鼓囊囊的衣服会被人看出破绽来。说来也奇怪，每次我临走的时候，那些看护确实都回避了。外祖父医好了风湿症出院的那一天，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伤心的日子。
已经过了六个星期，但是雪尼仍旧没有回来。起先这件事并没使母亲感到惊慌，但又过了一个星期，她给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办事处写了信。后来她接到通知，说雪尼患了风湿症，在开普敦上岸就医了。这个消息增添了母亲的忧虑，影响了她的健康。她继续做她的活计，幸而我也找到了一份工作，放学后给一家人教几课舞蹈，每星期收入5先令。
大约在这个时候，麦卡西家搬到了肯宁顿路。麦卡西夫人以前是一位爱尔兰喜剧演员，是母亲的朋友，后来嫁给了沃尔特·麦卡西会计师。但是，自从母亲不得不结束舞台生涯，我们就没有再看到麦卡西夫妇。现在，七年后，他们搬到了肯宁顿路地段最好的华尔科特公寓，我们又重逢了。
他们的儿子沃利·麦卡西和我同年。小孩儿的时候，我们常常扮大人玩，假装我们是喜剧中的反派，吸假想的雪茄烟，乘假想的马车，把我们的父母都给逗乐了。
麦卡西家搬进了华尔科特公寓，母亲难得去看他们，但沃利和我已经成了亲密的好友。我一放学，总是先赶到家里母亲身边，看她有什么事要差我做，然后跑到麦卡西家去。我们总是在华尔科特公寓后面演戏玩。我是导演，所以总是让自己演反派，我本能地体会到，扮反派要比演正角更为有趣。我们总是一直玩到沃利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家常常留我吃饭。到了要开饭的时候，我很会用讨好的方法引得人家留下我。但是，也有时候我的手法未能奏效，只得恋恋不舍地回到家里。母亲见了我总是那样高兴，总要给我弄些吃的：或者用烤肉滴下的油煎些面包，或者煮一个外祖父给的鸡蛋，再沏上一杯茶。她有时候读书给我听，有时候和我一起坐在窗口，对过路人评头品足，以此使我高兴。她会给那些人编出种种故事。如果那是一个年轻人，步履轻快急促，她就说：“瞧，那儿走的是霍潘兹科奇先生[35]。这会儿他是上赌场去。如果今儿运道好，他能给自己和女朋友赢来一辆二手双人自行车。”
接着，一个人无精打采、慢慢腾腾地走了过去。“咳，他这是回家吃饭去，想到只有炖肉和芹菜，都是他最不爱吃的。”
接着，一个貌似高贵的人走了过去。“瞧那是一位体面的青年，可是这会儿他只惦记着裤子上的那个破洞眼。”
后来，一个人快步如飞地闪了过去。“瞧，那位先生刚刚服了伊诺[36]！”她这样往下说，招得我一阵又一阵地大笑。
又过了一个星期，雪尼仍旧杳无音信。如果当时我不是那么年幼无知，而是更能觉察出母亲的焦灼心情，我也许就会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也许就会注意到，那几天里，她一直无精打采地坐在窗口，也不去收拾屋子，并且变得异常沉默了。我也许就会关注到，那家服装工厂开始挑剔母亲的活计，不再包工给她做了。由于她积欠了分期款项，她的缝纫机被搬走了；而我教舞蹈的每星期5先令，又突然落了空：我也许会通过这些注意到，她一直显得那么冷漠和迟钝。
麦卡西夫人突然病故。她已经病了一段时间，身体很快地衰弱下来，现在终于逝世。我立刻转到一个念头：如果麦卡西先生娶了我母亲，那该多么好啊——我和沃利是很要好的伴儿。再说，这是解决母亲所有问题最理想的一个办法。
葬礼后不久，我就向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情：“你应当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多去看看麦卡西先生。我敢打赌，他是要娶你的。”
母亲露出了暗淡的微笑。“那么，就让这个可怜的人来求婚吧。”她说。
“只要你打扮得整整齐齐，像往常那样吸引人，他会来求婚的。可是，你根本就不肯试一试。你老是坐在这间脏屋子里，叫人看了怪害怕的。”
可怜的母亲呀。我真懊悔说这些话啊。我根本没想到，母亲是因为营养不良，身体才虚弱的。然而，第二天，不知怎的，她使出了一种超人的力量，又打扫干净了那间屋子。
那时学校正在放暑假，所以我想还是早点到麦卡西家去——我只想躲开我们家那可怜的阁楼。后来，麦卡西家留我吃午饭，但是我直觉地想到应当回到母亲身边。我刚走到波纳尔弄，就被几个邻居的孩子拦住了。
“你母亲疯了。”一个小姑娘说。
这句话像一个巴掌打在我脸上。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咕哝。
“是真的呀，”另一个孩子说，“她刚才敲我们每一家的门，把一块块煤分给我们，说那是给孩子们的生日礼物。你不信去问我妈。”
我没有往下听，一路跑过去，跨进了敞开着的大门，蹿上了楼梯，推开了房门。我停下了，缓了一口气，凝神仔细地看母亲。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空气闷热得令人难受。母亲仍旧像平时那样坐在窗口。她缓缓地转过身来向我看，苍白的脸上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妈！”我几乎是在大喊。
“什么事情呀？”她冷冷地说。
我跑过去，扑在她膝上，把脸紧贴在她怀里，抑制不住地哭了。
“好啦，好啦，”她一边亲切地说，一边抚摩着我的脑袋，“出了什么事情啦？”
“你身体不好了。”我哭得直哽咽。
她安慰我说：“我身体可好呢。”
她看起来心不在焉，心事重重。
“不对！不对！他们说你到每一家人家，去——”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哽咽着。
“我是去找雪尼呀，”她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不让我看他，把他藏起来了。”
这时候我知道孩子的话是真的了。
“哦，妈妈，你别这样说啦！别说啦！别说啦！”我啜泣着，“我给你请大夫去。”
她一边抚摩我的脑袋，一边接着说：“麦卡西家知道他在哪儿，可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见他。”
“妈妈，我去请大夫。”我大声说。我起来，向门口跑去。
她露出了痛苦的神情盯着我后面瞧：“你上哪儿去？”
“请大夫去。不会多耽搁的。”
她不说什么话，只是急切地紧瞅着我。我赶快跑下楼去找房东太太：“我这就去请大夫。我妈身体不好！”
“我们已经去请了。”房东太太说。
教区医生是个脾气暴躁的老人，他听完了房东太太的话（和孩子们所说的大致相同），只敷衍了事地给母亲做了一次检查。“精神失常。把她送进医院去吧。”他说。
医生写了一张字条，上面除列举了一些其他的说明以外，还注明了母亲患的是营养不良症，后来医生向我解释，说她是饿坏了的。
“她还是到医院里去的好，在那儿可以吃得有规律一些。”房东太太说这话，无非是在宽慰我。
她帮着收拾母亲的衣服，让她穿戴好。这时母亲温顺得像个孩子似的，其实她非常虚弱，仿佛已经失去了意志力。我们走出去时，街坊和孩子们都聚在大门口，惊奇地瞧着我们。
医院离我们家大约有一英里路。我们缓步走去，我扶着母亲，她软弱无力，像喝醉了酒似的跌跌撞撞，两边摇摆。在午后酷热的阳光下，我们的悲惨景象被无情地暴露无遗。从我们身边走过去的人，一定以为母亲是喝醉了酒，我却觉得这些人像梦中的阴影一样。她一句话不说，但又好像知道我们是上哪里去，并且自己也急于要到那里去。我沿路试着安慰她，她只是微笑着，她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了。
最后，我们到了医院，一位年轻医生接待了她。他看完了字条，很和气地说：“好的，卓别林夫人，这边来吧。”
她很听话地让他检查了身体。但是，等到看护要领她走时，她突然转过身，痛苦地觉察到她正把我丢下。
“明儿见。”我装出了高兴的神情说。
她被带走的时候，急切地回过头来朝我看。等她走了以后，医生才转过来对我说：“那么，你怎么办呢，孩子？”
我对收容所的学校已经领教够了，于是很有礼貌地回答说：“哦，我到我姨妈家去。”
从医院走回去的时候，我伤心得只感到知觉已经麻木，但是觉得更放心了一些，因为我知道，母亲进了医院，总要比没吃没喝、独自坐在那间黑暗的屋子里好一些。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看护领她走开时她那副伤心的神情。这时候我想到了她种种可爱的地方，想到了她愉快的性情，她温柔亲切的神态，想到了这个疲乏瘦小的人筋疲力尽、心事重重地沿着大街走过来，可是，后来一看见我向她奔过去，就立刻变了另一个样子，这时我总是急切地去看纸袋里她经常给雪尼和我带回来的好吃的，而她就露出了满面笑容。甚至那天早晨，她还给我留下了一点糖果——我伏在她膝上哭时，她把糖果拿出来给我吃。
那天，我没有直接回家，因为我没有勇气直接回去。我一路向纽因顿路市场走去，浏览店面橱窗，一直徘徊到下午很迟的时候。后来我回到了阁楼上，屋子看起来空洞又寒碜。一张椅子上摆了一个洗衣盆，里面盛着半盆水。水里浸着一件女式衬衫和我的两件衬衫。我开始到处寻找，餐柜里只有半小包茶叶，此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壁炉台上放着母亲的钱包，里面有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桌角上摆着她刚才给我吃的糖果。这时候我忍不住又哭了。
由于情绪上极度疲劳，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对着空空的屋子，阳光射了进来，照在地板上面，母亲离家后更显得冷清。后来，房东太太走上来说，她还未将这屋子租出去之前，我仍旧可以住在里面；还说，如果要吃什么东西，我尽可以去向她讨。我向她道了谢，说雪尼回来就会全部付清我们的欠租。但是，我不好意思再向她讨吃的。
我没有像我答应的那样第二天去探望母亲。我没勇气去，这件事太使人伤心了。但是房东太太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母亲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个悲伤的消息反而减轻了我的良心谴责，因为凯恩——希尔远在二十英里以外，那儿我是没法去的。雪尼不久就要回来了，到那时我们可以一同去探望母亲。头几天里，我没去看她，也没向我认识的人提起这件事。
我总是一清早就悄悄地走出去，整天在外面闲荡；我老是能设法弄到点吃的——再说，即便少吃一顿，对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天早晨，房东太太见我走下楼去，问我可曾吃早饭。我摇摇头。“那么你来吃呀。”她仍旧那样粗声粗气地说。
我故意不去麦卡西家，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家知道母亲的事情。像一个逃亡者，我避开了所有的人。
母亲刚离开家一星期，我已经习惯了随遇而安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我既不感到悲哀，也不引以为快。我最顾忌的是房东太太，如果雪尼再不回来，她迟早要把我的情况报告给教区的负责人，而我就会再一次被送进汉威尔学校。所以我老是躲开她，有时候甚至睡到外面去。
我认识了几个在肯宁顿路后面一个马车房里劈柴的人；这些样子像流浪汉的人，在一个阴暗的堆棚里辛勤劳动，他们老是悄声说话，整天把木头锯的锯、劈的劈，砍成了半便士一捆的柴火。我老是在敞开着的门口踅来踅去，留心看他们干活。他们拿一块一英尺见方的木头，把它劈成大约一英寸厚的木片，再把木片垛齐，劈成木棒。他们劈得那么快，我看得出了神，觉得干这活倒挺有趣。过了不久，我就开始帮他们劈柴。他们从拆迁承包商人那儿买木头，运到自己的堆棚里堆起来，这至少需要花一天时间，然后用一天的时间锯木头，再用一天的时间劈木头。到星期五和星期六，他们就去卖柴火。我对卖柴火的事不感兴趣，但觉得跟他们一起在堆棚里干活很热闹有趣。
他们和蔼而安静，年龄都不满四十岁，但是从神情和动作上看却要老得多。老板（我们这样称呼他）像一个糖尿病患者那样鼻子通红，除了一颗虎牙外，上边其余的牙齿都掉光了。但他脸上有一种亲切可爱的神情。他咧开嘴笑时，那颗虎牙展露无遗，那样子挺滑稽的。有时候，没有多余的茶杯，他就拾起一只空牛奶罐，冲洗一下，咧嘴笑着说：“用这个当杯子好吗？”另一个人，虽然也挺和气，但是很沉默，话说得很慢，黄面孔，厚嘴唇。中午将近1点的时候，老板总是抬起头来朝我望望，说：“你尝过干酪皮做的威尔士兔肉吗？”
“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我回答说。
这时他总是扑哧一笑，露出了那颗牙齿。他递给我两便士，于是我就跑到路拐角阿希开的那家卖茶叶和杂货的小店，买回1便士干酪皮和1便士面包，阿希很喜欢我，老是多给我一点。我们把干酪皮洗刷干净，冲上水，再加上一点盐和胡椒。有时候老板还在里面放一块肥咸肉和一些洋葱屑，另外煮一罐热茶，那就是一顿十分可口的午餐。
虽然我并没向他们要钱，但是到了周末，老板却给了我6便士，这使我喜出望外。
那个黄面孔的乔常发癫痫，发病时老板就烧几张牛皮纸，放在他鼻子底下，让他闻了苏醒过来。有时候乔嘴里吐白沫，咬自己的舌头，等到清醒后，会露出一副伤心和惭愧的神情。
这些劈柴的人从清晨7点起，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有时候甚至更晚一些。每当他们锁上堆棚回家时，我就感到很难过。一天晚上，老板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戏，他买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层楼座票。乔和我已经洗好了脸，在等候老板。我很激动，因为那星期是弗雷德·卡诺（几年以后，我加入了他的剧团）在那儿演喜剧《早起的鸟》。乔靠在马车房的墙上，我站在他对面，又是高兴又是激动，可就在这时候，乔突然发出了一声喊，在墙根横着倒了下去，他发病了。他因为盼望看戏，太激动了。后来老板要留下来看护乔，但是乔坚持让我们去看戏，说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好的。
上学的事已经成为一种威胁，一直使我提心吊胆。劈柴人偶尔也提到我读书的事。暑假已经结束，他们感到有点过意不去了，于是我就等到四点半放学的时候再去。但是，在耀眼的阳光下踯躅街头，一直要等到四点半方才可以回到他们那个有荫蔽的地方，那等待是漫长又寂寞的。
一天夜里，我偷偷地走上楼去睡时，房东太太唤住了我。原来她还没睡，在等着我。当时她十分激动，递给了我一封电报。电文是：“明晨10时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在车站接雪尼时，我那副样子确实是太不体面了。我的衣服又脏又破，我的鞋子张开了大嘴，我的帽子衬里像女人的衬裙似的耷拉在外面；所谓洗脸，只不过是在劈柴人的自来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因为这样可以省我提着一桶水登上三层楼梯，经过房东太太的厨房。我和雪尼见面时，我耳朵上还留着隔夜的宿垢。
雪尼仔细向我全身打量，说：“出了什么事情啦？”
我顾不得委婉地说给他听了：“妈精神失常，我们只好把她送进医院了。”
他的脸沉下来了，但是他克制了自己：“你现在住在哪儿？”
“还是住在老地方，波纳尔弄。”
他转过身去找他的行李，我注意到他苍白又憔悴。他唤了一辆四轮马车，脚夫把他的行李堆在车顶上——除了其他东西，还有一篓香蕉！
“那是咱们的吗？”我急切地问。
他点了点头：“香蕉太生了，要等一两天才能吃。”
一路上，他问到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没法很连贯地说话，他只片段地听了个大概。接着他告诉我，他被留在开普敦一个医院里治病，他这次回来积攒了20镑，原来是打算把这些钱都交给母亲的。他发起了一次抽奖，这些钱是从士兵那里赢来的。
他把自己的计划说给我听。他不愿再航海了，打算去演戏。他估计这些钱可以维持二十个星期，在这段时间里，他会到剧院去找工作。
我们坐上马车，带着一篓香蕉回到家里，引起了邻居们和房东太太的惊叹。房东太太把母亲的事说给雪尼听，但是没有让他知道某些细节，以免增添他的烦恼。
雪尼当天上街买东西，给我添了一套新衣服，那天晚上，我们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起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的时候，雪尼一再说：“要是妈今儿晚上来了，她不知道该怎么乐呢。”
那个星期，我们到凯恩——希尔去探望母亲。我们坐在会客室里，焦急的期待使我们痛苦得几乎无法忍受。我记得听到钥匙的转动，看见母亲走了进来。她面色苍白，嘴唇发青，她虽然认得出我们，但是并没有对我们表示高兴；她从前的热情洋溢的神态已经消失了。她由一个看护陪着，那看护是一个言语无味、喋喋不休的女人，她一直站在那里准备说话。“可惜你们来得不巧，”她说，“因为她今天人不大舒服，你说对吗？亲爱的？”
母亲很有礼貌地向她瞟了一眼，含着微笑，仿佛是在等她走开。
“你们要等到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再来。”看护补充了一句。
最后，看护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虽然雪尼试图鼓起母亲的兴致，说他怎样运道好，怎样攒了许多钱，为什么在国外耽搁了那么久，但她只坐在那里听着，一面听一面点头，显得精神恍惚，思虑重重。我说她很快就会复原的。“可不是吗，”她伤心地说，“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后来医生告诉雪尼，她这次精神失常，肯定是由于营养不良，还说需要给她进行适当的治疗，现在她虽然有时候是清醒的，但如果要完全复原，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好些天里，我脑际一直萦绕着这句话：“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