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认识舞蹈班主杰克逊先生，于是撺掇母亲，说登台演戏对我是一个立身成名的好机会，同时在经济方面对她也不无小补，因为我的吃住问题可以解决，而她每星期可以有半镑的收入。母亲起先拿不定主意，但在见了杰克逊先生和他一家人以后，就同意了。
杰克逊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以前在兰开夏当过教师。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兰开夏八童伶班里学艺。他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原配妻子去世后，他和几个子女商量续弦的事。他续娶的妻子年纪比他略大一些，他常常带着虔敬的神情，说起他续娶的经过。他在一份报纸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收到了三百多封应征信。祷告之后，他只打开了其中的一封，而那封信恰巧是杰克逊夫人寄来的。她以前也是一位学校教师，并且，好像是应了他的祷告，也是一位天主教徒。
杰克逊夫人的长相并不很好看，无论在哪方面她都算不上是一个贪图享受的人。我还记得，她那张枯槁瘦削、颜色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这也许是因为她年纪已经不小，婚后又给杰克逊先生添了一个男孩子的缘故。然而，她是一位忠实负责的妻子，即使在哺乳期间，她也辛勤工作，帮着丈夫经营和管理舞蹈班。
她谈到自己的罗曼史时，和杰克逊先生所说的稍许有点出入。据说，他们俩虽然通过信，但是直到结婚那天都没见过面。他们头一次在客厅里单独见面，儿女们都在另一间屋子里等着，这时候杰克逊先生说：“我对你完全满意。”而她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每次对我们几个男孩子讲到最后时，她总是一本正经地说：“可是我没想到，一下子就当上了八个孩子的母亲呀。”
三个儿子，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十六岁。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她把头发剪得和我们一般短，这样就可以在舞蹈班里充男孩子。每逢星期日，除我以外，所有人都去天主教堂里望弥撒。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基督教徒，我感到很孤单，所以偶尔也和他们一起去教堂。要不是顾忌母亲的宗教信仰，我是很可能改信天主教的。我喜欢那种神秘色彩，还有卧室角落里设的祭坛，孩子们在祭坛上供了圣母玛利亚像，摆着鲜花，点着蜡烛，每次经过那儿时，都要屈膝行礼。
我排练了六个星期后，可以在班里跳舞了。但是，这时候我已经过了八岁，失去了自信力，第一次面对观众时会感到怯场，我连腿都没法移动。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才能够像其他孩子那样单独舞蹈。
我不甘心单单在八童伶班里跳跳木屐舞。像其他几个孩子一样，我很想能够独自演上一场，这样不但可以挣更多的钱，而且，我本能地觉得，要比单单舞蹈更能使我感到满足。我很想成为一个演丑角的童伶——但这需要有胆量，敢独自在台上表演。其实，我最初之所以想表演舞蹈以外的节目，不过是为了要逗人笑罢了。我有一个设想，那就是两人合演一出喜剧，由两个男孩装扮成剧中的流浪汉。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另一个孩子，于是两人决定合作。此后联袂登台就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们管自己叫“百万富翁流浪汉：布里斯托尔和卓别林”，准备戴上流浪汉的胡子和大钻石戒指。未来的表演将包括一切我们自认为能够招笑和赚钱的花样，但是，真可惜，这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观众之所以爱看兰开夏八童伶班，正像杰克逊先生所说的，是因为我们跟一般剧院里的童伶完全不一样。他夸口说，我们是从来不涂油彩的，我们红扑扑的面颊都是自然的。如果有谁在演出之前面色有点苍白，他就要我们拧自己的脸。但是在伦敦，每天晚上要赶两三场戏，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他的话，登台后显得有点疲劳和厌倦，后来，看见杰克逊先生在条幕后面急得苦笑，一边笑一边指着他的脸，我们就像触了电一样，脸上突然堆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们去外地巡回演出时，每到一个镇上，就要在那儿的学校里读一个星期书，但这对我的学业进步是毫无助益的。
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伦敦马术表演场上演的《灰姑娘》哑剧里扮猫和狗。当时的马术表演场实际上是一个新开的剧院，兼演杂剧和马戏，布景考究，很能吸引观众。马戏场地的部分地面凹了下去，里面灌满了水，还有花样翻新的芭蕾舞表演。一排又一排的漂亮姑娘，穿着闪闪发光的潜水服走上场，然后完全消失在水底。当最后一排人钻到水里时，法国大名鼎鼎的丑角马塞林穿了一套邋里邋遢的晚礼服，戴了一顶歌剧帽[18]，拿着一根钓鱼竿，走出场来。他坐在一张折凳上，打开一个大珠宝箱，在鱼钩上挂一串钻石项链当鱼饵，把它投到水里。停了一会儿，他又用小一点的珠宝去“诱鱼”，扔下去几只镯子，最后把珠宝箱里的东西全部倒了下去。突然间，一条鱼上了钩，于是，他就像发了疯似的，开始滑稽地打着转儿，拼命地扳那根钓鱼竿，最后从水里提出了一条经过训练的小狮子狗。狗会模仿马塞林的一举一动：他坐下来，狗也跟着坐下来；他竖蜻蜓，狗也跟着竖蜻蜓。
马塞林的滑稽戏新奇有趣，伦敦人对他的表演喜爱得发了狂。在厨房布景的一场戏里，我配合马塞林扮演一个小配角。我扮演一只猫，正吃着牛奶，马塞林从一条狗跟前倒退过来，在我背上绊了一个跟头。他老是怪我，说我背拱得不够高，否则他可以摔得轻一点。我戴了一个猫面具，面具上是猫吃惊的神气。第一天日场为儿童演出时，我走到那条狗的屁股后面，开始用鼻子去嗅。观众们大笑，于是我转过身，一边向他们做出吃惊的神情，一边扯动一根绳，这时面具上瞪着的那只眼睛就开始眨巴。我又用鼻子嗅几下，又眨巴几下眼睛，剧院经理从后台走过来跺脚，在条幕后面急得直做手势。但是我继续那样表演。我先嗅嗅狗，再嗅嗅台口，然后举起了一条腿。观众们哄堂大笑——也许是因为这个姿势已经不像是一只猫了。最后我看见了经理，于是在热烈的掌声中蹦蹦跳跳地跑进了后台。“以后可别再玩这一套啦！”他气急败坏地说，“你这样，宫内大臣会封了我们的剧院的！”
《灰姑娘》很卖座，虽然马塞林自己并不编排剧情和故事，但他始终是一位吸引观众的红角。又过了几年，马塞林去纽约马术表演场演出，仍能轰动一时。但是，等马术表演场取消了马戏场地，大家很快就把他忘记了。
大约是在1918年，林林兄弟[19]的三环马戏团[20]来洛杉矶演出，马塞林也跟着一起来了。我以为他该是主角，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只不过是在巨大的场地上跑来跑去的许多丑角中的一个——一位伟大的艺人，终于在三环马戏团那种极度浪费人才的机制下消失了。
后来，我到他的化装室里去做自我介绍，向他旧事重提，说我曾经在伦敦马术表演场扮猫陪他演出。但是他的反应极为冷淡。在丑角的化装下也看得出他的悲哀，他仿佛在忧郁中显得呆板了。
一年以后，他在纽约自杀了。报纸上登出了短短的一则报道，说一个和他同住的人听见了一声枪响，发现马塞林已经倒在地上，手里握着一支手枪，一张留声机唱片仍在转动，奏的是《月光与玫瑰》。
许多知名的英国喜剧演员都寻了短见。杰出喜剧演员T.E.邓维尔走进一家酒馆的雅座，听见有人说：“那个家伙玩完了。”就在那一天，邓维尔在泰晤士河边开枪打死了自己。
马克·谢里登是英国杰出的丑角之一，他在格拉斯哥的一个公园里用手枪自杀，因为他的演出没受到该市观众的欢迎。
弗兰克·科因是一个性情活泼的喜剧演员，和我们一起合演过戏，曾把这首轻松的歌曲唱出了名：
你别叫我骑那个玩意儿行不行？
要我对付那样的马呀，我可不能。
瞧，只有这种马我骑骑还不妨：
连姑娘们都可以在它背上晾衣裳！
他下了台后，总是满脸笑容、高高兴兴的。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准备和妻子坐自己的马车去兜风，他忘了一件什么东西，叫妻子等着，自己走上了楼。二十分钟后，妻子上楼去看他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却在浴室内发现了他。他倒在血泊中，手里拿着一把剃刀——他抹了脖子，几乎连脑袋都整个割下来了。
我童年时代看到的许多艺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倒并不是戏演得很红的，而是下台后显得性格独特的。在喜剧中扮演流浪汉和耍杂技的查摩，严格地训练自己。每天早晨，剧院一开门，他就开始接连几小时练习杂技。我们看到，他在后台把一根台球棒竖在下巴上，然后把一个台球扔到空中，用棒尖去接住，再把另一个台球扔到空中，让它落在第一个球上——可是演到后一招时，他常常会失手。据他对杰克逊先生说，接连四个年头，他一直在练习那一招，后来，一个周末，他准备首次向观众献技了。那天晚上，我们都站在条幕后面看他表演。瞧他表现得多么完美，第一次演出就成功了！他把第一个球抛了上去，球落在棒尖上，再抛上去第二个球，又落在第一个球上。但是观众们只一般地报以掌声。杰克逊先生常常谈到那天晚上的事。他对查摩说：“你叫观众们把你的玩意儿看得太容易了，所以你卖不出去呀。你应当先失几次手，然后再接住。”查摩大笑：“我还没练会怎样失手呢。”查摩还喜欢研究摸骨看相，他说出了我的性格。给我看相时，他说我这人无论学会什么知识，都能记住，并且会很好地加以利用。
此外还有最会招人笑和给人印象很深的格里菲斯兄弟，他们常常使我感到困惑，因为这两个在滑稽戏里荡高空秋千的丑角，老是在秋千上用大棉鞋狠命地踢对方的脸。
“哎哟喂！”被踢的一个说，“我看你再敢踢！”
“再敢踢？”啪的又是一脚。
这时候被踢的那个晕头转向，露出了吃惊的神情，说：“瞧他又踢我啦！”
这种狂暴举动使我感到吃惊。但是，一演完戏，他们就变得文静和严肃，又是一对友爱的兄弟了。
丹·伦诺可以说是自传说中的格里马尔德人以来[21]最伟大的英国丑角。我虽然没有看过全盛时期的伦诺，但我觉得，与其说伦诺扮演的是丑角，毋宁说他扮演的是性格演员。母亲曾经对我说，伦诺对于伦敦下层社会的离奇描绘，是富有人情味的，是令人喜爱的。
大名鼎鼎的玛丽·劳埃德以轻佻活泼著称，但是我们和她一起在伦敦河滨大街老蒂沃利剧院演出时，我再没有见过比她更严肃认真的艺人了。我总是睁大了眼睛，看这位神情焦急、体形矮胖的女性在后台紧张地来回踱步，出场前她一直是那么急躁和担心。可是一出场，她就立刻变得轻松愉快了。
专爱刻画狄更斯小说人物的布兰斯比·威廉斯，模仿尤赖亚·希普、比尔·赛克斯和《老古玩店》里的老者[22]时，完全把我吸引住了。这个长相漂亮、态度端庄的年轻人，对着吵吵嚷嚷的格拉斯哥观众表演时，已化身为有趣的小说人物，他所用的手法为舞台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还激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我想知道这些书里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这些像乌贼般隐住了自己的狄更斯小说人物，是如何在千奇百怪的克鲁克香克[23]的世界中活动的。虽然我当时还不会阅读，但是我仍旧买了一本《雾都孤儿》。
我对狄更斯的小说人物着了迷，想学布兰斯比·威廉斯那样模仿他们。这种显露出来的才能是不会长期瞒过别人的。有一天我模仿《老古玩店》里的老者给其他的孩子看时，被杰克逊先生发现了。他当场宣布我是天才，并且决定要将其公诸全世界。
这件大事发生在米德尔斯伯勒[24]的一家剧院里。我们跳完了木屐舞，杰克逊先生登上台，那副一本正经的模样，就好像要宣布一位新生的救世主降临人间。他说，在一班孩子当中发现了一位天才儿童，这位天才儿童会学布兰斯比·威廉斯扮演《老古玩店》里的老者，模仿老者如何看不出他的小蕾儿已经死了的那幕场景。
观众们已耐着性子看了一晚上很沉闷的节目，这时候已经不大有兴致再往下看了。我身上仍旧是一件平常跳舞时穿的镶花边领子的白亚麻布短罩衫、一条丝绒灯笼裤、一双红舞鞋，却要扮得像一个九十岁的老头。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弄来了一顶旧假发——也许是杰克逊先生买来的吧——但是它和我的脑袋大小不相称。虽然我的脑袋很大，但是那顶假发更大；那是一顶给扮秃顶的演员戴的假发，是用长长的一圈灰线制成的。当我学着老人弯腰驼背，出现在台上时，就像是一只甲虫在爬，观众们于是都嗤嗤地笑了起来。
这一来再要叫他们安静下来可就难了。我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说：“嘘，嘘，你们别作声，你们会吵醒了我的蕾蕾呀。”
“响点儿！响点儿！大声点说！”观众们嚷嚷。
但是我仍旧衰弱无力地悄声说着，完全像是在窃窃私语，于是观众们就开始跺脚，而我刻画狄更斯小说人物的尝试也就到此结束了。
和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艺徒在一起，虽然生活简朴，但心情愉快。偶尔我们也会惹一些小小的纠纷。记得有两个年龄与我相仿的艺徒是走软索的小男孩，他们和我们一起串演，有一次偷偷地告诉我们，他们的母亲一星期能拿到7先令6便士，每逢星期一早晨就在他们盛咸猪肉和鸡蛋的盘子底下摆1先令，给他们当零用钱花。“可是，”我们当中一个孩子说，“我们只拿到两便士呀，早餐只能吃到面包和果酱。”
杰克逊的儿子约翰听我们这样埋怨时，伤心得哭了，他告诉我们，有时候，在伦敦郊区，我们只能临时演出一两个星期，他父亲每星期只能为这个班子挣到7镑，勉强应付开销都很困难。
看到这两个小艺徒过着富裕的生活，我们也都渴望成为走软索的演员。因此，有几个早晨，剧院一开门，我们当中就有一两个人开始练习翻筋斗，在自己腰里缚上一根绳。这样练下去，我的筋斗已能翻得很好了，可是后来我摔了一跤，大拇指挫伤了。于是我的走软索生涯也就告终了。
除舞蹈以外，我们总想方设法要多学会一些其他的本领。我想在滑稽戏里耍杂技，于是攒了一点钱，买了四个皮球和四个白铁皮盘子，每天连续几小时站在床头旁边练习。
杰克逊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在我离开童伶班的前三个月，我们参加了一次为我父亲举办的义演，因为那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许多艺人自愿献技捐助，其中包括杰克逊先生的兰开夏八童伶班。举行义演的那天晚上，我父亲走到台上，气喘吁吁，很费力地说了一席话。我站在戏台边上看着他，当时没想到他已经是早晚就要去世的人。
我们回到伦敦后，每逢周末我都要去看望母亲。她觉得我面色苍白，身体很瘦，认为舞蹈对我的肺有害。她非常担心，写信给杰克逊先生絮叨这件事情，杰克逊先生看了大为恼火，最后把我送回了家，说他不值得为了我跟这样一个爱找麻烦的母亲纠缠不清。
过了几个星期，我害了气喘病。我病得越来越厉害，母亲以为我患了肺结核，赶紧带我去布朗普顿医院，给我做了全身检查。结果医生并没发现我有肺病，但我确实患了哮喘症。此后几个月里，我一直呼吸困难，感到非常痛苦。有时候我恨不得要从窗子跳出去。用一条毯子蒙着头去嗅药草喷雾，也不能使我舒服多少。但是，像医生预测的那样，最后我的病好了。
这段时期里的事情，我有记得清楚的，也有模糊了的。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穷苦生活中使人感到难堪的处境。我已经记不得雪尼当时在哪里，他比我大四岁，我只偶尔意识到他是在我身边的。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可能是去跟外祖父一起住了。我们好像常常东搬西迁，最后搬进了波纳尔弄3号的阁楼里。
我很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因穷苦而在社会上遭受了种种耻辱。即使是最穷苦的儿童，每逢星期日也总要吃一顿自己家里烧的菜。在家里吃烤肉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同时也是区分穷人各阶层的一种仪式。凡是星期日无力在家中吃一顿饭菜的，都属于乞儿阶层，而当时我们就属于那个阶层。母亲总是叫我到最近的一家小餐馆去，买一客6便士的客饭（包括一点肉和两样蔬菜）。这是多么寒碜啊——尤其是在星期日！我老是缠着她，怪她为什么不在家里烧些菜，尽管她再三向我解释说在家里做菜要多花一倍的钱。
但是，我们鸿运高照，一个星期五母亲去赛马，赢了5先令，于是，为了使我高兴，她决定星期日自己烧一顿饭菜。除其他一些可口的食物外，她还买了一块预备烤了吃的肉，但看上去它又像牛肉又像板油。肉大约有5磅重，上面还贴了一张标签：“最宜烧烤”。
母亲没有炉灶，只得借用房东太太的，但又不好意思老是在厨房里跑出跑进，就随便地估计了一下烤肉的时间。结果真叫人扫兴，那块肉缩到棒球一般大小了。尽管母亲埋怨说我们吃6便士一客的饭菜既省事又可口，但是我吃得挺高兴，想到自己能和左右高邻过同样的生活，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次变化。母亲遇见了一个老朋友，这个朋友衣饰华丽、气派十足，看来很是得意，原来她已经放弃了舞台生涯，做了一位阔绰的老上校的外室。如今她住在斯托克韦尔街一个上等住宅区里。和母亲久别重逢，她非常高兴，约我们去她家里度夏。当时雪尼正下乡去采啤酒花，所以也用不着盛情邀请，母亲就答应了。母亲做得一手好针线，于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大方，而我则穿上了兰开夏八童伶班留下的那套漂亮衣服，所以这次出门看上去总算相当体面。
第二天我们住进了兰斯多恩广场拐角一个极其幽静的寓所，到了一个极其富丽的环境里。那家雇有许多仆人，粉红色和蓝色的卧室里，挂的是印花棉布窗帘，铺的是白色熊皮地毯，我们在那儿的生活也是十分奢侈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温室中培育出来的碧绿的大葡萄把饭厅里的餐柜点缀得多么美丽，而每当我看到那些葡萄神秘地逐渐减少，一天天变得更像一个光杆时，我又感到多么内疚。
那家人一共雇了四个女人帮佣：一个厨娘、三个女仆。除母亲和我以外，另有一位男客，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留着剪短了的红色小胡子，老是显得十分紧张。平时他对人和蔼可亲，态度大方，在那位留着灰色络腮胡的上校出现之前，他好像永远是这个家的一员——但每次上校一回来，这位漂亮的年轻人就不见了。
上校每星期只偶尔回来一两次。他在家的时候，整个住宅里都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母亲总是关照我躲开点，别叫他撞见了。有一天，我跑进门厅，上校正从楼上走下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态度端庄的绅士，穿了一件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长着一张红润的脸、一把长长的花白络腮胡和一个秃脑袋瓜儿。他向我温和地微笑，继续向前走去。
我始终不大明白，为什么大家要那样大惊小怪，为什么上校一回到家就会产生这种影响。但是上校从来不在家里多待，他一走，那个留小短胡子的年轻人就来了，一家人也恢复正常了。
我变得十分喜欢那个留小短胡子的年轻人。我们总是带着女主人那两条美丽的猎狗，一起到克拉彭公地[25]去散步，一直走到很远的地方。那些年里，克拉彭公地的环境很优雅。在我们偶尔去买东西的药房内，香水、肥皂和香粉散发出的熟悉的香味，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打那时候起，我一闻到药房里的气味，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怀旧情绪。那位年轻人劝母亲让我每天早晨洗冷水浴治疗哮喘，这种冷水浴可能是有益的，浴后我感到精神爽适，所以后来我就喜欢洗冷水浴了。
值得注意的是，人是非常容易适应上层社会的生活排场的，会变得文雅，习惯于生活上的享乐。过了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已经认为享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了。每天早晨，牵着崭新的棕色皮带出去遛狗，然后回到漂亮的住宅里，由仆人派头十足地用银盘子端上菜，侍候着用午餐，这一切使我感到多么幸福啊。
花园墙后面有一户人家，那家雇了和我们住的这家一样多的仆人。他们一家三口，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儿子，那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大，他那间儿童室里摆满了精致的玩具。我常常被邀去和他一起玩耍，留在那儿吃晚饭，这样我们俩就成了极要好的朋友。他父亲在市中心一家银行里担任很高的职位，母亲长得年轻貌美。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们这家的女仆和那个孩子的女仆谈体己话，那个女仆说她们家少爷需要请一位家庭女教师。“这个也要请一位呀。”我们这家的女仆说，她指的是我。我听到自己被人家当作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感到很兴奋，但是当时不大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抬高我的地位。也许她是在暗示，她所侍候的人家和隔壁那家同样有钱有势，这样就可以抬高她自己的身价吧。从此以后，每逢和隔壁人家的孩子一起吃饭时，我就感觉到自己是在冒充一个富家子弟。
最后我们离开了那个体面的人家，回到了波纳尔弄3号，虽然那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日子，但是，一想到自己过自由自在的生活，我又感到安慰。毕竟，做客人时我们总感到有些紧张，并且，正如母亲所说，客人好像是糕点，留的时间久了，就会变味，不中吃了。就这样，一度使我们和短暂的奢侈生活产生联系的丝带断裂了，我们又恢复了自己习惯的穷苦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