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孤露，尘埃风叶之扰，谁都不能避免。居其室时，固然不能不扫，但如一枕黑甜，目无尘叶，岂不最为清净？充分表现一个老人的衰倦。
许昌，是京畿的邻邑，尘埃蔽天，不容安睡，苏轼原不敢去。但是，苏辙不肯，一再托王原、孔平仲、李之仪等人来劝。苏轼终于不忍违拂弟弟这番情意，硬了头皮，答应下来。
于是，预定行程自淮泗上溯汴河，至陈留登岸，陆行至许。
次子苏迨的妻儿还在宜兴，所以先命迈、迨二人去那里把他们接到仪真来会合。苏轼手头甚为拮据，宜兴尚有点田产，也须去变点现钱出来使用。
其时，作书与李之仪云：“得子由书，已决归许下矣。但须至少留仪真，令儿子往宜兴刮刷变转，往还须月余，约至许下，已七月矣。”
亲戚程之元（德孺）时任浙西路漕司，苏轼托他派一只坐船在常州等迈，等到时乘来，并且托他买杭州程奕笔一百支，越州纸二千幅。
船须挽纤而行，挽工甚不易找，又函托任淮南路监司的黄寔，代雇四舟所需，每舟五人的挽纤夫役。
皖江途中，曾接门生廖正一专差来书，复曰：
远去左右，俯仰十年，相与更此百罹。所幸平安，复见天日。彼数子者何故独先朝露。吾侪皆可庆幸，宁复戚戚于既往哉。……廖正一被吕温卿陷害，至今尚在废黯中，札尾又再殿以慰语曰：“为民除秽，以至虿尾。吴越户知之，此非特儿子能言也。”
门生李廌来书，答曰：
某自恨不以一身塞罪，坐累朋友。如方叔飘然一布衣，亦几不免；纯父（范祖禹）、少游（秦观）又安所获罪于天。遂断弃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议而已。苏轼先已与程之元、钱世雄约于金山会晤，所以，趁这段时间，前往金山一行。
程、钱也都遵约到了，相与同登妙高台。
金山寺中，原先留有李公麟所绘苏轼画像，此时自题一诗于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20苏轼原来只等人船到齐，就搬挈全家往河南许昌，去与弟辙同住，几已可以实现四十年前怀远驿“风雨对床”的旧梦了，不料汴京朝局，忽又大变，仅有一点微末的想望，顿时又被砸得粉碎。
韩忠彦为相，与曾布交恶，向太后崩，忠彦失了靠山，曾布就开始活跃起来了。
曾布为山陵使，就在陵上秘密授意御史中丞赵挺之，要他发动绍述之说，排击元祐臣僚，挺之当然大大卖力。曾布乘时引进许多帮手，安置在辅佐、侍从、台谏的地位上，羽翼将成，先除障碍，若干忠鲠之士，如言官任伯雨、江公望、陈祐等反对绍述和邪正杂进政策的人，次第皆遭罢黜。忠彦虽为首相，而实权暗自潜移，数月之后，就会变成“曾布专政”的局面。
春夏之间，正是绍述之说初兴，朝廷内外，一片纷争扰攘、动荡不宁的时候。苏轼在金山听到这个变局的消息，顿生警惕。因为曾布是个什么角色，苏轼与他相知甚久，心里非常清楚，何况又济之以赵挺之的奸诈。韩忠彦，典型的贵族子弟，做事没有魄力，也不会运用权术，绝对不是曾布这帮人的对手。在苏轼敏锐的观察力中，政局未来的走势，他洞若观火。
天下任何地方皆可去得，总不能投身到火场的邻屋去。苏轼立刻悬崖勒马，打消前往许昌的计划，托黄寔转交《与子由书》云：
子由弟：得黄师是遣人赍来二月二十二日书，喜知近日安胜。兄在真州，与一家亦健。行计南北，凡几变矣。遭值如此，可叹可笑！兄近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行有日矣。适值程德孺过金山，往会之，并一二亲故皆在坐，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所报，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北行渐近，决不静耳。）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浙人相喜，决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数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乎！亦不知天果于兄弟终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于省力处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为省力避害也。候到定叠一两月，遣迈去注官，迨去搬家，过则不离左右也。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可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葬事，千万莫徇俗也。林子中病伤寒，十余日便卒。所获几何？遗臭无穷。哀哉！哀哉！兄万一有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状，力辞之。与迨、过闭户治田，养性而已！千万勿相念，保爱、保爱。今托师是致此书。书中所言“大抵相忌，安排攻击者众”。传闻确非虚语，如董敦逸再为御史，复欲弹劾苏轼兄弟，幸经常安民制止，而安民自己，后被敦逸指为“主元祐党”，谪监盐酒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