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敕文见于《东坡集》，大概是苏东坡起草的。这确实是苏东坡的心里话，也是王安石最后的光荣。盖棺定论能有这样的文章，说明公论也许还没有完全泯灭。当时，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时期的新政，已经更改得差不多了，司马光、苏东坡又都是当时排挤王安石最卖力的人，但司马光称赞他节义过人，极力请求给他应有的优待和抚恤。苏东坡撰写敕文，对于他的政绩虽然不置可否，但称颂他的德行赞不绝口。虽然王安石平时的操行在朋友中是没有人怀疑的，但司马光、苏东坡都给予王安石公正的评价，他们的贤明也有常人不可及之处。
李白仙诗帖
北宋苏轼书。蜡笺纸本，宽54厘米，长111.1厘米。现藏于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该帖为宋神宗元祐八年苏轼58岁时书。
从此，这位绝世伟人告别了这个世界，只留下他的事业和言论，让后世史家来评说。
（考异十二）
与王安石同时期的贤人，除了吕诲（吕诲不是个正直的人，下一章再讨论他）一个人之外，从未有人诋毁王安石的个人品德，所争论的只是对新法的不同看法。大约王安石的操行还是与当时的时人相一致的。但自从杨时、邵伯温、范冲、魏泰这些人出来以后，才开始有了对王安石的诬蔑，几乎无所不至，而且还把他们说的这些话都假托前人，目的是使人相信。于是就有了苏洵的《辨奸论》，就有了苏东坡的《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一文，又有了司马光的《日录》和《涑水纪闻》等书，这些书都描写了王安石的丑态，读了这些书，会觉得数千年穷凶极恶的小人没有谁能像王安石这样。假使这样的文字果然出自苏洵、苏东坡、司马光之手，那么在王安石的晚年，苏东坡屡次和他交游，向往备至，这些都在《东坡集》中可以见到，难道苏东坡甘愿和这样一个人在一起吗？这个人被他父亲诋毁为阴险狠毒，和别人的兴趣不一样，是不近人情的大奸大恶之人，而苏东坡是稀世的人才，学问贯通古今，卓越超绝的品行足以鼓动四面八方的人，他这样明目张胆地和他父亲为难，难道他不懂做人子的规矩吗？至于司马光的《致吕晦叔书》，已经谈到王安石的节义超过常人之处很多，而且还担心那些投机的小人会百般诋毁他。那么，后来的这些事司马光是预见到了。如果真像《日录》《涑水纪闻》中记载的那样，那么王安石的为人就连猪狗都不如了，还有什么节义可说呢？那么他所说的投机的小人、百般诋毁王安石的人，不就是他自己这样的人吗？蔡上翔力辩这些文章和著作，都是南宋以后儒生中投机的不肖之徒所伪造，可以说是独特见解。不仅为王安石昭雪了冤案，也为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昭雪了冤案。只恨这些谬误的说法到处流传，人们习惯了错误的说法，却忽略了正确的说法，元代那些粗陋的儒生把这些谬误采入正史，于是就成了铁案，没有人敢怀疑它，以至于把稷、契这样的人视为同类而共欢，却将伯夷、叔齐说成是盗跖，公论消亡了，人道也几乎没有了。我难道好辩论吗？我只是不得已啊！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
王安石的新政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不能说都成功了，这一点就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效果往往不像他预期的那样好。尽管如此，说它失败了也不应该。为什么呢？因为施行起来难免有相沿而成的弊端。然而，从挽救当时的形势考虑，利还是大于弊的。熙宁五年（1072年），王安石曾有一篇《上五事札子》：
皇上即位已经五年了，需要改革的事情有几百几千件，其中已经写成条例、确立法令，而且对国家有利的，真是多得很。在这些法令中，最重要、见效最慢而议论又最多的有五件事：一是“和戎”，二是“青苗”，三是“免役”，四是“保甲”，五是“市易”。如今青唐、洮河一带，方圆三千余里，整个戎羌族的百姓大约二十万人，献出他们的土地，归附朝廷，成了我们的“熟户”，可见，和戎政策已经有成效了。过去，贫困的百姓向豪强人家借债付息；今天，贫困的百姓已经向官府借债付息了。官府把利息定得很低，解决了老百姓的困难，看来，青苗法也开始见效了。只有免役法、保甲法、市易法这三项法令，其实际效果这里还不能确定。如果得到可靠的人去推行，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推行的人有问题，也许会带来很糟糕的效果。逐步推行，可能会收到好的效果；急于求成，就可能带来祸患。《尚书》里说：“办事如果不效法古人，却能长久地办下去，我还没有听说过。”像这三项法令可以说是效法古代了。然而，要懂得古代治国的道理，才能实行古代的法令，这就是我所说的尚不能确定的重要因素。免役法来自《周礼》对府、吏、胥、徒四种差役的设置，也就是《礼记·王制》篇中所说的“在官府里当差的平民”。然而，全国的老百姓贫富不均，风俗不同，地位有高有低，这些都不能作为实行免役法的依据。现在一旦要改变这种状况，把免役法推行到各家各户，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国家的所有劳役都能出钱请人代替，把全国所有的农民都从劳役里解放出来，回到田间从事生产劳动。但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么5个等级的划分就不会很公平，而募役的费用也就不能按照财产的多少公平合理地负担了。保甲法起源于夏、商、周三代的“丘甲”制度，管仲在齐国实行过，子产在郑国实行过，商鞅在秦国实行过，仲长统在东汉时也谈论过，并不是今天一定要标新立异。不过，天下的人像野鸭和大雁一样散居四方，没有人管，已经有几千几百年了。现在一旦要改变这种状况，把他们按照保甲法的规定组织起来，邻里相接，互相监督，既清查了坏人，又保护了百姓，平时养兵于民，战时可以打仗。但是，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去推行，那么他们就会用追逼、叱责的手段来骚扰百姓，用强征调派的办法来吓唬百姓，这样，民心就动摇了。市易法来自周朝的司市和汉朝的平准法。如今，官府拿出百万贯钱拨给市易务，作为收购货物的资金，来平衡物价，又借贷给做生意的人，让他们去经商。同时，商户每年要向官府缴纳几万贯钱的利息。但我深知国内的货物、钱币尚未流通起来，特别担心那些急于邀功请赏的人想在一年半载内就迅速地见到成效，这样的话，新法就被毁坏了。所以我说，这三项法令。如果能有可靠的人来逐步推行，就会获得成功；如果没有可靠的人，又急于求成，就有可能失败。实际上，免役法如果能成功地实行，就不会耽误农时。同时，百姓负担的劳役也就公平合理了。保甲法能够实行，内忧外患就会平息，国家就会强大起来。市易法能够实行，货物和钱币就会在全国流通，国家的经费也就充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