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欲速则不达。”又说：“这个人还在，他的政令就能够实行；这个人不在了，他的政令也就废止了。”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难道只有这三件事吗？然而，王安石单独举出这三件事来很郑重地谈论它们，是因为这三件事最繁重，而官吏们在文字上做手脚也比较容易一些。不过，正当各种法令经过草创将要就绪的时候，王安石忽然上了这个札子，难道他看到了宋神宗在实施新法的时候有急于求成、用人太滥的毛病吗？看他的《论馆职札子》，说皇上自即位以来提拔使用的那些人有许多只是有一点儿小才，而品行却很成问题，就知道他考虑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根据王安石的这个札子，我们知道，“和戎”“青苗”这两件事是他认为已经有了成效的。“和戎”这件事，它的功劳整个天下都看得见，不必说了。青苗法立意虽然很好，但从道理上讲，不能只有利而没有弊。也许这个法在最初推行的时候找到了十分可靠的人，所以才能见到比较多的成效，而问题暴露出来的很少。或者王安石的聪明仍然有被遮蔽的地方，没有能够发现。不过，看到反对派当时对青苗法的诋毁，都说它有弊无利，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再看此后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年间想要废除青苗法时，主张不要废除它的人反而很多，这也可以说明问题。免役法改变了数千年来的苛政，为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改革刚开始的时候，一部分人难免会感到有些痛苦，但这些基本都是有钱有势的人。而小小老百姓没有不得到它的好处的，这可以说是只有利而没有害处的。保甲法内容丰富，思虑精当，是王安石一生最用力的事业，它的警示作用可以说是有利而无害的，它的成效人们也看得很清楚了。而它的寓兵于农的作用则由于当时募兵制度还没有完全废除，常备军和后备军的区分还不明确，对百姓生活有些影响，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为了使衰弱的宋朝能振作起来，又不能不这样做。
养蚕业和丝织业的兴盛
丝绸和瓷器一样，都是中国特有的物产。在宋代的富人阶层中，崇尚穿着华丽而舒适的丝绸衣服，由此带来了养蚕和丝织行业的兴盛。这是绘于宋高宗时期的《蚕织图》，图中详尽地解说了由种桑养蚕到织成丝绸贩卖的全过程，上面还有宋高宗妻子吴皇后的亲笔题字。国家大力支持能带来巨额税收的养蚕和丝织行业发展，希望好的经验和技术能很快推广到全国各个地区。
只有市易法，它的用意不能说不好，但万万不能在专制政体的国家中实行，万万不能在标榜以自由竞争为根本观念的经济社会中实行，即使奉行者是非常可靠的人，仍然担心国家有可能成了兼并垄断的头子；如果奉行者不是很可靠的人，那么将为官吏打开以权谋私的大门，小老百姓的生活就会一天比一天过得惨淡。王安石的失策大约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而当时见不到什么成效的，就数这个最厉害。当时阻挠新法的人都说因为实行新法的缘故导致了百姓颠簸困苦，而又无处控诉。他们的这些言论被记载在史书中，数也数不清。然而，考察远古的历史，那些执政者十分残暴的政权没有不招致动乱造成国家颠覆、个人身亡的。像秦始皇、隋炀帝这样的人就不说了，又如王莽，固然也托言于《周礼》，进行所谓的变革，但是他所实行的政策没有一项是效法先王意志的，自始至终就没想过要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因而搞得人们怨声载道，没有几年就天下大乱，四海沸腾了。后世评说王安石，有人甚至将他比作王莽。但是，王安石创立新法，没有一个不是以国家得到利益、百姓得到幸福为前提，他的做法与王莽不可同日而语，这是不用分辩的。那些学问浅薄、不求根本的人也许看不到这一点，但为什么不将他们的结果做一番比较呢？假如王安石的新法果然有害于百姓，那么当老百姓不堪忍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是一定会铤而走险的，即使王安石有超强的统治能力，难道能够禁止吗？宋朝自真宗、仁宗以来，虽然号称天下太平，但发生在民间的叛乱仍然此起彼伏，从未间断，杀人抢劫的案件在乡间更是到处都有。在这之前，固然已经招募强悍之人到军队中服役了，但国内仍然不能确保安定的秩序。那么，到了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1068—1085）这二十年间，一切都在变革之中，又因为实行保甲的缘故，不禁止民间携带弓弩，如果政府的改革措施果然违背了百姓的意愿，那么一人振臂高呼，万千民众响应，于是酿成大乱是很可能的，但我们却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即使是江湖上的草寇，也比以前有所减少，整个国家和睦和谐，其乐融融，好像忘记了还有皇帝的威严。读当时这些人的诗文集，那种气象是可以想象的。王安石有一首《元丰行示德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