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答手诏留居京师札子》，其中写道：
我很恭敬地收下皇上的手诏：“我希望你能留在京城做一名论道官，你应该体谅我的用意，请你尽快答复是否同意我的安排。”我的才能浅薄，过去受到皇上的提拔，在这个职位上做了这么久，其实是个误会，我也没有可以报答的。再加上我的精力衰弱亏损得很厉害，而我的罪过日积月累，已经很多，因此冒昧地请求辞去我的职务。非常幸运，皇上答应了我的请求，但接着又派遣吕惠卿来传递圣旨，想让我留在京城作为顾问。我不能忘记皇上的知遇之恩，也不忍心离开皇上，然而又仔细一想，让我做论道官，恐怕不是很合适，还是将我安置在一个闲散的地方比较好。皇上托付的事情已经有人去做，只要以诚相待，就足以帮助皇上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我是难以留在京城继续听任官场的诽谤了。如果皇上安排我去个方便的州郡，我是不敢不勉力去做的。至于将来，再有用到我的时候，我曾当面答应过您，一定不敢推辞。
我们看王安石的《乞解机务札子》，也就是他的辞职报告，一共递交过六次，言辞哀怨悱恻，皇帝才终于答应他的请求，同时又亲自写了诏书，挽留他住在京城，以备向他征询意见。皇帝对一个臣子能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实在是无与伦比的。但是，王安石仍然执意要辞去官职，离开京城，他前后递交了六次辞职报告，应该说的都是实情。在王安石主持国家工作的数年间，文事武备，内政外交，百废俱兴，即使我们今天读史，仍然感到应接不暇。王安石以其一个人的力量独自承担起这么繁重的工作，他的精力被严重耗损，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而且，他还处在众人的怀疑、诽谤之中，想用引退来堵住那些叫嚷者的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然而，王安石为什么不在前几年提出辞职，偏偏要在此时提出辞职呢？在这之前，一切新政都刚刚开始，如果那时他要离开，还会担心这些新政根基不稳，容易动摇，一定要亲自负责到底，才能有希望最后获得成功。到这个时候，大的方面都已经确定下来，又有神宗这样英明的皇帝在上面主持，继任者也能按照既定的方针去做，因此这样一项伟大的工程是不会功亏一篑的，这是他可以放心离开这里的原因。有人说他是以辞职要挟皇帝，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王安石有什么要求是皇帝不能满足他的，而一定要用这种办法要挟皇帝呢？神宗对王安石可以说是言听计从，他根本不用靠要挟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也没有靠要挟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考异九）
据《宋史·王安石传》记载，郑侠上疏，将流民扶老携幼困顿苦痛的样子绘了一幅图画，献给皇上，并且说：“天下大旱是王安石导致的，罢免了王安石，老天爷肯定下雨。”慈圣、宣仁两位太后也流着眼泪对皇上说：“王安石扰乱天下。”皇帝也对他产生了疑问，于是罢免了他的宰相职位，让他做了观文殿大学士知江陵府。今天我们通过他写的这些辞职报告可以证明，事实与《宋史》的记载是完全相反的。他的辞职报告连续递交了六次，虽然被皇帝接受了，但仍然想把他留在京城。皇帝如果真的怀疑王安石，能这样做吗？而且，接替王安石担任宰相的韩绛、吕惠卿都是王安石推荐的，皇帝如果是听信了郑侠和太后的话才罢免王安石，为什么还要用他推荐的人呢？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史》没有一处不是在胡说八道。
王安石自从获得了这个闲散职位，就把他剩余的精力都用来著书立说了，完成了《三经新义》这部巨著。不到一年，他又被召回，做了宰相。显然，当时神宗曾与他有过约定，说是再召他回京的话，他不能推辞，才放他回去的，所以他在辞职信里一再说“将来再有用我的时候，我不敢推辞”这样的话，这时他就不得不应召前去了。然而，再次为相一年有余，退隐江湖的意愿就越来越阻挡不住了，他终于再次引退。他多次上奏，皇上都不允许，最后甚至告诉他，不要再提引退的事了。王安石没有办法，只好请王珪出面为他说话。他的文集中有《与参政王禹玉书》两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写道：
我在宰相的位置上已经很久了，每次想到这一点，就觉得不能敷衍了事。近来我在为工作操心之余，病又加重了。对于自己的身体，我可以不去管它，但以此来谋划国家大事，怎么能没有荒疏和耽误，又怎能对得起皇上任用我的心意呢？何况，自从春天以来，我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已经上疏四五次了。如今，我的病一天比一天严重，已经没有再继续做下去的道理了。所以，特别要仰仗你的帮助，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委婉地为我说说话，也好早一点儿遂了我的心愿，不应该再被皇上留下，从而加重我怠慢的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