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九渊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与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朱熹齐名，历史上称此二人为“朱陆”。陆九渊是中国“心学”的创始人，明代王阳明发展其学说，成为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陆王学派”，对近代中国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人称其为“陆子”。陆九渊自幼好学，他的好学不在于博览，而表现在善于思考上。陆九渊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因其山形如象，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最值得一提的是，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话的人。南宋以降，王安石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陆九渊所著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为王安石所受的冤屈辩诬正名，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为后世辩诬性质的评论开了先河。从宋元之际的吴澄及其门生虞集，到清朝的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一大批家乡人都奉陆九渊为圭臬，不停地为王安石正名，开辟了“桑梓情深”的篇章，直至今天。
颜习斋先生（元）对《宋史》的评价：
荆公（王安石）廉洁高尚，具有古人那种凭借自身的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树立典范的浩然正气。他后来到朝廷做了大官，居然用尧、舜等贤君的标准要求他的皇上。他执政当权之后推行了许多新法，像农田水利法、保甲法、保马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等，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施政治国措施，以后也都照此办理。即使在当时，直到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为新法辩护，认为有可行之处，不同意全部废止。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实行的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出了问题，容易出现弊端和漏洞。然而，人们考察过当时宋朝所面临的形势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发兵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仓皇逃命时，宋太宗的脚上中了一箭，两年后箭伤复发，死去了。宋神宗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仍然感情真切地泪流满面。西夏曾是北宋的臣民，后来李继迁背叛宋朝，经李德明至李元昊称帝，成了北宋的叛臣，每个臣子都不能与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宋朝每年输送给辽、夏、金三国的岁币就高达银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北宋靠什么维持这个国家呢？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宋朝又如何维护自己的尊严呢？做臣子的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一天是可以安心的。北宋也想举兵，但兵员不足，想要增加兵员，粮饷又严重不足。看到这种情形，荆公的心又怎能放得下呢？譬如有个仇人，他杀害了我的父兄，我一定急于和他讨个说法，怎能总是责备家里人没有保护好自己，难道竟有这样的道理吗？宋朝人很久以来一直苟且偷安，听说北风吹来都打哆嗦，可是当荆公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却骂他是奸邪之人，并不和他商量讨论其办法是否可行，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一件事也办不成，最后把他从朝廷赶走，这怎么能责备荆公太执拗呢？而且，荆公的许多做法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他用薛向、张商英等治理国家的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治理军队，在西部灭了吐蕃，在南方平定了洞蛮，并夺取了西夏人的五十二座寨子，高丽国使者也来朝拜，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但是，韩琦、富弼等人却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难道荆公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国家的伤痛）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况且，韩琦弹劾荆公的那些话听起来就更奇怪、更可笑了。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原因有七条：第一，鼓励高丽朝贡；第二，夺取吐蕃的土地建立熙河一路；第三，在西部山地种植榆树、柳树以阻挡吐蕃的骑兵；第四，创建保甲制度；第五，在河北地区建筑城池；第六，设置“军器监”，研究和改善兵器的制造；第七，在河北地区设置三十七名将官。以上七项都应该停止，以便消除敌人的疑虑。啊，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这是韩琦不能保住他的头的原因。而且，这七件事都是荆公的治国大计，《宋史》中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误以为这些都是王安石的罪状，才流传下来。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对荆公的功绩视而不见，范祖禹、黄庭坚修《神宗实录》就千方百计诋毁荆公。陆佃说：“这是一本诽谤人的书。”后来，蔡卞重新刊定这部书，元祐年间，反对王安石改革的那些人上台，又都改了过来。然而，《宋史》还可以相信吗？它对荆公的批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说王安石坏话的人，把北宋的覆灭以及君王所遭受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个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把贪图享乐、苟且偷安的人当成君子，而把辛辛苦苦建功立业、时刻把国家安危放在心上的人当成小人。这难道只是荆公的不幸吗？这是宋朝的不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