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今想为王安石作一部传记，但有一件事很让我为难。什么事呢？即《宋史》是不可信的。《宋史》不是一部可信的历史著作，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在我之前已经有好几位学者这样说过了。这几位学者的言论对王安石来说就像在空寂的山谷中听到脚步声怦然作响。而他们的这些说法如果可以取信于天下的话，那么这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虽然有缺点但并不影响他奉承自己所喜欢的人。如今我将他们的言论记录在这里，看看说的是不是有道理。
陆象山（九渊）先生在他所作的《荆国王文公（安石）祠堂记》一文中写道：
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王安石不再做江东提刑，回到朝廷，向在位三十多年的仁宗皇帝呈献了一篇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他首先扼要地概括北宋中叶的严峻局势，并指出造成这种严峻局势的根源究竟在哪里。他的文章就像是一棵大树，枝叶茂盛，高低疏密有致，所发议论也往往是很中肯、恰当的。王安石从前的学问、神宗熙宁年间推行的变法，哪一件不包含在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然而，那些排斥、反对王安石的人，或者说他取悦、讨好皇帝，或者说他迎合皇帝急于想有作为的心情，或者说他改变了应该遵守的安邦治国的原则，或者说他把平生所学变得很乖谬，这些人都算不得王安石的知己。
王安石英俊豪迈，超逸非凡，对于社会上流行的纵情淫乐的生活、追名逐利的习气都绝不认可和接受，一副耿介、有骨气的样子，庸俗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浸染他的内心世界，洁白的操守像冰霜一样凛然，这是他的品质。扫荡学术中平庸的、粗劣的、狭隘的知识，从因循沿袭的有害制度、政治措施中摆脱出来，在政治上坚持孔孟的学说，业绩要以伊尹、周公为目标，这是他的志向。不希望人们能理解他，但他精神饱满、光芒四射的样子使他一时间成为很有影响的名流贤人，被皇帝任命为宰相、变法的总设计师，王安石得到这样的荣耀，难道是偶然的吗？他恰好赶上了一个得以施展其才华的时机，像神宗这样难得的、有志于振兴国家的君主不是哪个时代都有的，就是和古代的成汤、武丁这样的贤明君主比起来也毫不逊色。王安石能得到这样的君主，并辅佐君主进行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唯一的，从未有过的。新法公布出来之后，立刻在整个朝廷激起了轩然大波，推行不久，从上到下一片惊恐万状的样子。王安石不为所动，对自己所进行的变法改革事业坚信不疑，对于各种反对意见他都据理力争。但在难以为继时，他也只能辞去宰相的职位，离开京城。这就给惯于投机的小人制造了机会，他们私下里违背了王安石变法改革的初衷，使得忠厚朴实的人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壮志难酬，却让众多的投机者有机可乘。王安石没有领悟到这一点，这是他的蒙蔽不明之处。熙宁年间反对王安石的人都在极力地诋毁他，说他的坏话，意气用事却不和他讲道理，其中心平气和的人不到一两成，八九成的人都很激动，也很偏激。他们的这些言论对上不能取信于神宗，对下又不能使王安石明白事理，反而使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不顾一切地做下去。如果说新法有什么问题，这些人也是有责任的啊。元祐年间的大臣们，凡是新法都加以反对，怎么能说是不偏不倚，没有一党之见呢？玉是很宝贵的，瑕和瑜都是掩饰不住的。古代可以信任的史官，他们总是直书其事，不遮不掩，是非善恶没有不得到真实再现的。后世的人们就从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得到借鉴，得到教训，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把自己的好恶掺杂到历史记述之中，用感情代替事实，那些投机的小人则借此泄私愤，这难道是书写历史的那些君子应该做的吗？……当代的学者说了很多话，写了很多文章，但千篇一律，轻信前辈的记述，这又怎么能说是善于学习呢？王安石一家世代居住在临川，他辞去宰相职位以后迁徙到金陵（今南京市）。宣和年间，他在家乡的故居有些破败了，乡亲们就嘱托县里的官员在旧居的基础上修建了祭祀他的祠堂，到了绍兴初年还经常加以修缮呢。到今天又过去四十多年了，祠堂毁坏得非常厉害，由此经过的人都十分感慨。如今各种各样的祠堂很多，而王安石是盖世的英才，具有超绝世俗的操守，犹如山川的神灵一样精神焕发，不是哪个时代都能产生的，但他的祠堂却很不像样，破败不堪，当地的人们甚至没有地方向他表示敬意，这难道不是这些年不公正的议论以及人们对他的怀疑和畏惧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