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实际上，王安石不是不讲义，他只是反对空谈义理。他不认为一个人仅仅道德修养很高尚，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就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后来，朱熹的四书章句那一套更发展到寻章摘句的方面去了，许多人为此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一点儿用处。在《王荆公》这本书中，梁启超有专章讲到王安石的学术，他概括为两个方面：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也就是说，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的学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术。王安石是个知行合一的人，对于他的道德情操，即使是他的敌人、反对他的人也没有不加以赞赏的。梁启超更将王安石视为千古一人，他大为感叹“悠悠千祀，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在他看来，王安石无人能比，“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他惊呼，如果在尧、舜、禹之后寻求一个完美之人，那么只有一位王安石可以胜任。
说起来，后代那些肯定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人恰恰都是从义利之辩入手，主张学以致用的。像清代的颜元和龚自珍，他们都与王安石有着十分相近的思想理路。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斗士，公然扯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旗，也很看不起注疏考据的学问，对于所谓的“宋学”“汉学”，他是“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他反对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的空虚，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所以颜元“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轻之事功立论”。宋儒之所轻，正是颜元所推崇的。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意识，他认为王安石的被诬陷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宋朝的不幸。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他心怀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也十分推崇王安石，是王安石的粉丝，“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皇皇万言的一篇文章，手抄九遍，非粉丝不能办到。
到了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知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不再迷信那些空谈义理的儒家经典，也不再担心讲经济、讲利益会被人指责了。他们面对着列强的欺辱、侵略，国家的衰微、腐败，以及经济的凋敝，军队的涣散，吏治的腐朽、糜烂，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可以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于是，王安石就被他们从历史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后来的孙中山诸公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王安石的思想。那时，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做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胡适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我常常在想，“天妒英才”这四个字用在王安石的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太杰出、太强悍，太超前了，于是连老天都嫉妒，天夺其命。他变法不是为了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彻彻底底的赤子之心。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失败了，受谤将近一千年，直到百年前与梁启超相遇——梁启超是王安石的知己，他所作的《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是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安石得此知己，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最后，我想以一首《金缕曲》结束这篇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