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哪！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神宗驾崩，哲宗登基，宣仁太后临朝执政。五月，任命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于是将新法全部废除了，并且流放驱逐神宗朝的旧臣。现在将当时的主要事情记载如下：
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废除保甲法。
十一月，废除方田法。
十二月，废除市易法。
同月，废除保马法。
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蔡确出知陈州，章惇出知汝州。
同月，废除青苗法。
三月，废除免役法。
四月，废除熙河经制财用司。
六月，放逐邓绾、李定于滁州，放逐吕惠卿于建州。
元祐二年正月，禁止使用王安石的《经义》《字说》。
四年四月，废除明法科。
五月，放逐蔡确于新州。
以上所列举的不过是其中比较明显突出的，其他的就不再一一叙述了。一言以蔽之，当时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废除的，对于熙宁、元丰年间所用的人，没有一个不被罢免的。范纯仁曾经对司马光说：“去除那些过分的法令就可以了，就像废除差役法这件事，尤其应该慢慢研究以后再说，不然的话，有可能增加老百姓的痛苦。希望您能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一定非要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想要逢迎你的人就可能乘机迎合你，差役法也许很难改回去，可以先一路试行，看其效果如何。”司马光不听他的意见，更加固执己见。范纯仁说：“你这是不让人说话呀！如果我想取悦你，向你表示好感，还不如年轻的时候迎合王安石很快地得到富贵呢。”过去，司马光曾经对神宗说过，王安石有贤能却刚愎自用。司马光的贤能如何？我不敢拿他和王安石比，但他的刚愎自用和王安石不仅相似，而且更厉害了。于是，新法从此就销声匿迹了。
新法应不应当废除，我在前面几章中已经详细讨论过了，这里不再多说。根据俗史的记载，据说在元祐（1086—1094）初年国家形势好得不得了，天清地明，全国欢欣，四周的异族国家都为之震动。我没有时间和他们辩驳这些事，让我引用先儒的一两个说法，来帮助我做一些说明。
陈汝锜的《司马光论》说：
靖康（宋钦宗年号，1126—1127）年间发生的祸患，有人说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我认为是从司马光开始的。不是说司马光直接造成了靖康年的祸乱，而是说他的所作所为引发了靖康年的祸乱。新法的施行不是随随便便姑且尝试一下，每个法令的确立，皇帝和宰相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商议，就像家人朋友，经过成年累月地商讨才开始颁布为法令。而宋神宗又不是一个生长在深宫，不了解民间疾苦和希望的人，推测有利的一面，计算有害的一面，推究事务的起因，探讨它的结局，法令尚未在国内发布，施行以后的情形已了然于胸中，看得真切无疑了。所以，虽然有太后的尊严、岐王的忧虑，上自执政的官员，下至宫里的守门人，都来苦口相劝，仍然不能使神宗停止改革。虽说在施行的过程中有过分之处，但应该允许有好处也有不足，实际情况与预先设想有不一致的地方，关键在于要在旧的基础上变法图新，挽救它的缺失，成就它的美好，使得对下面不伤害百姓，对上面又不违背先帝的意愿。在这里，小人们没有可乘之机，报复的祸患也就无从说起了，为什么自以为是要把前面做过的全部推翻呢？
这是因为前有太后等人反对新法却不能得到神宗的支持，后有范纯仁、苏东坡等人请求不要尽废新法也不能被司马光接受。一遇到逢迎自己的蔡京，就高兴地认为他是守法的人，而先帝的尸骨未寒，各种法令都已被破坏了。这是把臣子凌驾于君主之上，谋划了数十年的事，一天之内就被废除了。这就是说，自己的见识和思虑比先帝还要高明，过去被认为是良法，如今却认为是恶政，这不是太蛮横了吗？孔子为什么称赞孟庄子不改变父亲的大臣和父亲的政策呢？如今司马光说：“先帝的做法，好的百世都不能变，如果是王安石创立的新法，危害于天下，改变它就要像救火和搭救落水的人一样不能耽搁。”然而，神宗作为皇帝，岂能所有的事情都由王安石做主呢？神宗难道是个让臣子牵着鼻子走的人吗？说新法都是王安石一人创立的，有什么根据呢？何况，王安石不做宰相以后，在金陵（江宁，今南京）居住了八年，在这八年中，新法施行如故，并没有因为王安石不在就被废止了。王安石创建的法令，神宗终其一生都在坚持施行，为什么没有像“手实法”和“鬻祠”的主张那样被制止呢？可见神宗是有所选择的，也是有自己的主见的。而且，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期间，对新法的铲除和改变非常彻底，一点儿遗漏都没有，所谓百世都不能变的法在哪里呢？我担心先帝有灵，在地下也会一天都不能瞑目的。
又有人说，太皇太后是作为母亲更改儿子的做法，而不是皇帝作为儿子更改父亲的做法。然而，一切对以往政策的继承和改变，以及所做之事，在告知宗庙并向天下臣民颁布的时候，都说是我君之子，不说是我君之母，皇帝的母亲可以废止或搁置先帝做过的事，这正是吕后灭刘家的天下，武则天篡夺唐朝政权而建立周朝的原因。臣子可以借母后的权势而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这种做法与徐纥、郑俨、李神轨之流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因为权势太大了。这就是教训啊！
何况，元祐之初哲宗皇帝已经十几岁了，并非是个遗腹子或婴儿做皇帝，朝廷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都取决于宣仁太后，皇帝一点儿都不能参与。即使皇帝询问，大臣们也不回答，这是什么礼义呢？苏颂（字子容）觉得这事很危险，总是对那些老臣们说不要自找麻烦，皇上是谁都可以批评指责的吗？而且，哲宗也说，只有苏颂懂得君臣之礼。大概哲宗在绍圣（1094—1098）亲政之前，就已经蓄积窝藏了很多怨恨，而小人们借助皇帝进行报复，也不用等到章惇、蔡京执政的时候。为什么？既然臣子一定要力求超过皇帝，以为这就是忠，那么儿子一定要力求继承父亲来显示自己的孝。皇上显示一点儿他的意愿，下面就会有异常的表现。首先出来表现的是章惇，他所做的就是拘禁和放逐，没有一天是虚过的；接下来就是蔡京，他在朝廷兴妖作怪，假借绍述即继承神宗遗产的名义来谋求私利，宋朝的事情终于不可挽回了，司马光不应该稍微分担一些责任吗？
孔子说：“说话一定要考虑后果，行动一定要算计成败。不考虑后果，不计算成败，把自己的前途交给老天。”说老天会赐福给大宋，一定没有这样的事。老天是可以期待的吗？老天让神宗死去是赐福给大宋吗？其实，太甲颠覆典章制度，就是老天在赐福给商朝了；而汉惠帝与曹参这些人坚守天下的整齐划一和清净无为，就是老天不赐福给汉朝吗？
王夫之的《宋论》说：
宋哲宗在位只有十五年，太后发号施令就有八年，哲宗亲政之后的日子不过六年。绍圣改元以后，他提拔小人，恢复苛政，被天下人诟病，可以不必再说了。元祐年间的政治也有很多是难以说得清楚的。绍圣时的所作所为，说是反对它，其实是仿效它，元祐时的所作所为，说是矫正熙宁、元丰（宋神宗年号，分别为1068—1077，1078—1085）时的做法，其实也未尝不是效法它，而且启发了绍圣，从而成为可以效法的对象。啊！宋朝没有发生动乱甚至亡国的危机，但它还能挺多久呢？天子提拔士人是为了这个国家，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皇帝，怎么能够把朝廷当作定流品、分清浊的场所呢？这里一定会有事发生，但这里的事一定是国事，其根本是君王的品德，其主要功能是治理国家，教化百姓，其紧急之事是异邦侵犯边境，要在这里进行谋划。施行于老百姓的，看他们太辛苦了，就要让他们休息；看他们丢弃了的，就要使他们发扬光大；他们遇到天灾了，要进行拯救；他们受到官吏的肆虐，就要惩治官吏，用实实在在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宁。而选拔士人，就要涵养他的恬静之心，调动他的新鲜之气，从底层把他们选拔出来，用真正的君子来劝导他们，要求他们。难道只有绍圣时的人做不到吗？元祐时的那些大臣能够做到这些的又有几个人呢？
能够卓然提出诚恳的意见，并超出纷纭争论之外向皇帝禀告的，只有这么几件事：刘器上疏对寻找乳母一事提出意见；程颐请皇帝到崇政殿继续讲读，不要因为暑热而停止；范祖禹劝皇帝好好读书。除此之外，都是和已死成灰的王安石争论是非，提出的建议没有几个是能够用于实际的施政措施，所提拔的人也不全是不肖之徒。但只要是熙宁、元丰时遭到贬斥的人，就急急忙忙地起用他们，好像赶不及了似的，难道新选拔的这些人里面就没有一个可以担当大任，成为国家百年栋梁之才的吗？而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这样就可以不辜负老天了吗？他们要体恤百姓，王安石的新法肯定要改变。哪一年有没有水旱之灾，要看采取了救灾的措施没有；四海之内有没有被冤枉的人，要看及时地复查审问了没有；监督施行新法之外有没有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要看有没有人去弹劾；除了触犯王安石的人，有没有行为端正的好官，要看他是否被尽快地提拔。西部边陲发生了十分紧急的情况，没有听说派遣一名将领来捍卫边境不被侵扰；契丹屡次要求增加岁币，也不闻谁拿出个主意来杜绝他的欺辱。就像这个样子，宋朝还怎么拥有它的天下呢？它不过是元祐诸君扬眉吐气、抒发愤懑的区区一方土地而已。
司马光、吕公著二人并非没有为国家担忧的诚心，但除了刚直正大之气，别的都没有了。那些一时被流放到远方，暂时屈就于此，以求将来有大发展的人，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一副暗暗得意的样子。出去的，不知道有一个志向未定的孩子；里面的，不知道有个靠不住的女主人；在朝的，不知道有尚未发扬光大的对法度的尊重；在野的，不知道有难以倾诉的疾苦；对外，不知有傲慢地盯着我们尚未得逞的强敌，把一切都寄托在梦想着别人不到这里来骚扰。大家都把司马光、吕公著二位当作宗主，每天提一些改变法令的建议。二位已经耳聋眼花，以为只有废除了这些法令，罢免了这一派的官员，召回原来被罢免的人，恢复从前的老办法，社稷民生就能有救，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他们的办法不会超过这些了。啊，这样做难道就能酬谢天子的重托而不愧对皇天，坦然面对先祖的责问，告慰漂泊四海的孤独之人，使西北狡猾的敌寇也能折服，而敢说尽到了大臣的职责吗？
我如果诚心诚意地修养君子正直的品德，邪恶的东西自然没有办法来窥视我；我如果诚心诚意地做一些实实在在的政事，那么一些非分之想就没有办法影响我；我如果真能谨慎地选择捍卫国家的将领，保卫我们的家园，那些邀功生事的说法自然就平息了；我如果真能革除中饱私囊的弊病，来充裕我的财富，从百姓中搜刮聚敛的计划也就自己消失了；我如果真能用纯净的风气来影响士子，从慎于进取的人中选拔贤才，为国家百年之后储备人才，那些盯着官位的奸佞之徒也就自己收敛了，而好人则能通过自我修养洗礼磨炼，自己显露出来。但没有人这样做，而是夜以继日，像寻找丢失的孩子一样，提拔一个人，就说他是熙宁、元丰时被罢官的；罢免一个人，就说他是熙宁、元丰时被提升的；施行一种法令，就说这个法令是熙宁、元丰时废除的；废除一个法令，就说这个法令是熙宁、元丰时施行的。然而，如果让元祐时的这几位处在仁宗、英宗的年代，他们将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件事也做不成，就这样悠哉游哉地过一辈子吗？没见到他们有什么道理，仅仅是负气而已。气一动就停不下来了，于是吕公著、范纯仁在朝房不能协调，洛党、蜀党、朔党在官署闹出矛盾，一个人站在上面，更多的人在下面呼应，怎么能说元祐时仍然有皇上，宋朝仍然有国家呢？而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时的那些奸人驾驶着四匹马拉的大车，驰骋在升官的康庄大道上，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反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的人又学习他们的所作所为。所以说，哲宗在位的十四年，没有一天不在为祸乱进行谋划，没有一天不处在危亡的境地，不只是绍圣是这样。那个时候，契丹的君臣也处在昏聩、淫乱而不能自保的情况下；李元昊的子孙们也只能偷安而不能再逞强了，如果不是这样，靖康年的灾祸不会等到那个时候。而契丹衰落，西夏孱弱，就像是遇到了汉宣帝北击匈奴的大好时机，但是全国的注意力却集中在争论你我之间的短长，而不能振奋起来。啊！难道只是宋朝的存亡吗？无穷的祸患就从这里开始了。站在今天的立场，回头再看哲宗时代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言辞洋溢在史书中，用实际的行为要求他们，没有一个是有人心的。如果明白得失之间的道理，怎么能与愚昧的百姓一样，共同来庆贺呢？
王夫之的这篇文章中有“将他们流放到岭南海岛，使自己憋了很久的郁闷之气得以舒展”和“正在蛮烟瘴雨中拂拭着身上的尘土”两句话，这是失于考证之处，因为王安石执政时，不曾流放一个人，这根据前面排列的名单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即使在王安石辞职之后，八年间，也没有听说贬谪官员到岭南海岛的事。所以，元祐时流放蔡确于新州，范祖禹说，这条路上生长的荆棘都已经有七十年了，可以作为证据。
章衮的《〈王临川文集〉序》说：
元丰末年的时候，王安石早已辞去官职，不久，宋神宗与他相继去世，对王安石的议论随之也平息了，事情慢慢地安定下来。元祐（1086—1094）时如果能坚守新法不加以改变，因循习惯之后，效果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谁说继承发扬没有好处呢？然而，非要追究过去的怨恨，一定要将熙宁、元丰时的新法全部废除，王安石先用使人头晕目眩的猛药进行救治，司马光又用使人头晕目眩的猛药制造混乱，于是国家的政治屡次动摇，民心一再被扰乱，回想当时说新法不可以废除的，应当不只是范纯仁、李清臣等人，只是因为书写历史的人排斥王安石，不想把当时的说法都保存下来。不仅如此，哲宗非汉献帝、晋惠帝能比的，为什么杨畏的一句话，章惇就做了宰相，而章惇一做宰相，党人就全被驱逐了，新法也全部恢复了呢？悲哀呀！开始的时候是群臣共同结为一党来对抗皇上，最终是君子和小人各自结党来求得胜利，纷争不断，互相决裂，耗费时日，耽误国家大事，直到新的皇帝登基了，仍然不能停止，自古以来，像闹成这个样子而不给国家带来祸患最终导致败亡的，有这样的道理吗？王安石当年对仁宗说，晋武帝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为子孙做长远打算，当时在位的官员也都是苟且偷安，贪图享乐，抛弃礼义，不要法度，后来果然天下大乱，中原被夷狄占据了二百多年。王安石又说：“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没有比今天更急迫的了，错过这个时机恐怕后悔都来不及了。”由此看来，对于靖康时发生的祸乱，王安石是早已预料到了。他苦心经营，不畏艰难，不逃避别人对他的议论和诽谤，每件事一定亲自去做，他就是这样，天未下雨时就想到事先要把门窗遮挡好。而古今那些议论他的人却要把靖康时发生祸乱的责任归于王安石，这不是说明秦人斩首、车裂、灭族的习俗没有消亡吗？
陈汝锜、章衮都是平时崇拜王安石的人，他们的言论或许不免与我的言论有同样的毛病，即阿谀我们喜欢的人。像王夫之对王安石的诋毁大概和那些俗儒没有什么区别，但他论述元祐时的政治也像陈汝锜、章衮一样，那种把宣仁太后比作尧舜，而把司马光、吕公著比作皋陶和夔的说法都可以省略了。而且，元祐时的那些人可以议论的还不止这些呢。宋朝人王明清的《玉照新志》记载：
元祐党人，天下后世没有不推崇尊重他们的。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时定下来的，只有三十二个人，到了蔡京执政，凡是和自己意见不合的都被写了进去，已经增加到二百零九人，然而祸根其实基于元祐时疾恶如仇太过分了。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定王安石亲党吕吉甫、章子厚以下三十人，蔡持正亲党安厚卿、曾子宣以下十人，张榜贴在朝堂之上。范祖禹上疏说，应该惩治首恶，胁从不问。范忠宣叹息着对旁边的人说：“我们也将不免有今天这样的下场啊！”后来形势发生变化，章子厚建了元祐党，果然像范忠宣说的那样，大抵都是出于士大夫的互相报复，终于使国家遭受祸乱，真是悲哀呀！
章惇、蔡京制造党狱，至今稍有见识的人都是深恶痛绝的。章惇、蔡京应该受到大家的厌恶是绝对没的说的，但怎么知道造下这个孽的肇始者不是章、蔡，而是天下后世所推崇尊敬的元祐诸位贤人呢？如果不是有《玉照新志》偶然记述了四十个人张榜在朝堂之上这件事，我们到今天也不会知道。党籍榜和党籍碑有什么区别吗？何况刻碑公布于天下，是崇宁（宋徽宗年号，1102—1106）年间的事，他们在绍圣（宋哲宗年号，1094—1098）时，也不过是张榜而已。由此看来，始作俑者其实是吕汲公、梁况之、刘器之这几个人，章惇、蔡京不过是学他们的做法罢了，他们的罪过反而从来没有减轻过。党籍碑成了遭人万世唾骂的材料，党籍榜却从未有人提及，难道这有幸运和不幸运的区别吗？不过是史家赋予他们的幸运与不幸运罢了。
蔡确已经被贬官，但台谏仍然议论不停，谏议大夫范祖禹也说蔡确的罪恶天下不能相容。执政者要杀蔡确，范纯仁、王存二人认为不可，极力争取不杀他。文彦博要贬蔡确到岭峤，范纯仁听说了，对吕大防说：“这条路自从乾兴（宋真宗年号，1022年）以来，荆棘已经生长七十年了，我们听说了它，恐怕将来自己也免不了。”吕大防于是不再说了。过了六天，竟把他流放到了新州。范纯仁又对太后说：“圣朝应该务求宽厚，不能凭借语言文字之间有些暧昧不明的话就诛杀或流放大臣。今天的举动应该就是将来的法律，这件事千万不可有个开头啊。”太后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蔡确于是死在了流放地。啊，这件事可以对比王安石在执政时是如何对待异己的。但王安石却蒙受了苛刻严厉的名声，而对于元祐的各位贤人，至今还有评论者认为他们除恶不尽，这样来看，天下还有是非吗？
陈汝锜又说：“杨立中正当靖康遭遇祸乱之时（1127年），说到这场祸乱虽然是蔡京一手造成的，其实是从王安石那时就开始酝酿了。这种说法一出来，各种支持它的材料也翩翩而至，把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时的变法作为靖康时祸败的根由，把王安石当作了鼓舞蔡京的开路先锋，这种诬陷太过分了。如今事实俱在，凡是蔡京所喜欢做的——沉溺在虚无的生活之中，大兴土木，建造楼堂宫观，在下面大肆搜刮盘剥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在上面极尽奢靡享乐、荒淫无度之能事，蛀蚀国家、残害百姓的事做了不止一件——哪一件是熙宁时做过的？凡是蔡京结交的人，如内侍有童贯、李彦、梁师成，佞幸小人有朱冲、朱勔父子，执政者有王黼、白时中、李邦彦等人，惹是生非的不是一个人，哪个人又是熙宁时的人呢？虽然蔡京的弟弟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但他并没有因为蔡卞的缘故就受到王安石的提拔，在熙宁、元丰的时候当权。他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竟有人认为今天这个祸乱是王安石造成的，蔡京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庙，是把王安石当作他欺君邀宠的工具了，多少掩盖一点儿他的野心。就像篡夺汉朝天下改为魏国的人，未尝不拿舜和禹禅让的事作为借口，制造所谓的符命来糊弄小孩子于股掌之上，未尝不以周公摄政的故事作为解释，但曹丕篡汉怎么能说是三让登坛，是汉朝皇帝的谦让品德给自己带来了祸端，使得篡位者可以登上皇位呢？又怎么能教给后世如何使假皇帝变成真皇帝的谋略呢？”
这番话说得可谓痛快。我曾经说过，绍圣时章惇主持工作，他还是有意想要继承王安石的，还不至于嫁祸于宋朝，真正给宋朝带来祸乱的只有蔡京。但是，蔡京能够跻身显要位置，是谁举荐提拔了他呢？不是王安石，而是司马光。司马光要废除募役法，恢复差役法，周围的官吏同僚都认为非常困难，蔡京五天就把事情搞定了。司马光欣赏他的才干，于是委以重任。如果援引举荐连坐的法律，那么司马光难道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司马光也是一个贤人，我不敢学习史家深文周纳、歪曲史实的伎俩，把蔡京祸乱宋朝的罪过归于司马光，但我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那些善于骂人的怪兽反而将这个罪名强加给与蔡京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安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