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很多人谈论王安石，其中把他当作小人的就不必说了，即使那些奉他为君子的人也未尝不认为他的缺点是喜欢任用小人。然而，他果真喜欢任用小人吗？他任用的人果真像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没有一个不是小人吗？我希望大家能心平气和地做一番考察。
以毒攻毒，小人才能对付小人。对于小人，君子常常显得无能为力。
我曾经说过，王安石不得不任用小人的原因是当时的所谓君子没有人愿意让他任用。实情就是这样，王安石曾经说过：“洪水之患，不可能等到有了治水的人才发生，而这些大臣中，只有鲧的才能在治水方面表现得比较优秀，所以虽然刚刚下令毁了全族的人，也不能舍弃鲧这个人。”由此推断，即使说他好用小人也没有什么不合适的。等到他辞官归乡之后，也曾经说过，自己的智慧不足以知人，所以给自己带来麻烦的往往是那些平日与他交往很多、情谊深厚的人，他受到小人的牵累，自己也非常后悔，这也是事实，我们不必为他隐讳。而且，小人也不是什么时候都不能用，但能否任用小人，一定要看任用他的是什么人。如果是个纯粹的君子要任用小人，天下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事了。一个人所以被人称为小人，一定是他的机巧变诈太厉害了，任用他的人在这方面要能与他相匹敌，或者超过他，虽然他很善于欺骗，但即使他用尽浑身伎俩，却仍然不会逃出自己的掌握之中，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任用小人。比如张江陵（张居正），就是这样的人，比如胡文忠（胡林翼），也是这样的人，像曾国藩就不是这样的人了，像王安石就更不是这种人了。为什么呢？因为王安石就是个纯粹的君子啊，因为他是个太不懂得权术的君子啊。
尽管如此，说王安石专门喜欢任用小人也是不对的，说他任用的人都是小人更是不对的。王安石在给神宗的《论馆职札子》中说：“皇上即位以来，由于在职的这些人能够做事的很少，所以提拔任用的这些人中许多人有点儿小的才能但大节却很成问题。如果这样的人能得志，就会败坏社会风气。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亲近忠良之人。”他这样规劝他的皇上，难道自己倒不这样做吗？在制置条例司刚成立的时候，神宗多次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如今要理财，就必须使用能人。但是，天下的人一旦看到朝廷优先使用能人，而不把任用贤人作为当务之急，恐怕风俗会因此而变得很糟糕。那样的话，恐怕会贻害无穷，所以皇上考虑国家大事是有先后缓急的。”这是王安石关于亲近贤人、疏远小人的谆谆告诫，是非常深切的告诫。所以，与其说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不如说神宗喜欢任用小人，而王安石一直想要矫正他，但没有完全做到。事实上，被王安石提拔任用、关怀过的人，其中被后世称为君子的有很多位，然而这些人有的后来不再支持新法，有始无终，史家于是不认为他曾被王安石任用过。王安石既然一心一意要推行新法，那么凡是不赞成新法的人，虽然想要任用他们，也不可能善始善终，此事在道理上就是这样。说王安石无心任用他们，其实不是这样。而对于始终奉行新法的那些人，后来的史家并不问这个人平日的品行如何，就凭他附和新法这一件事，已经把他当作罪大恶极之人了。不仅如此，往往还虚构事实，一定要给他扣上个恶名才觉得痛快。不一定是和王安石一起共事的人，就是平时与他来往较多、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幸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王安石所用之人怎么能不是小人呢？不是王安石喜欢任用小人，而是只要这个人曾经得到过王安石的关心，再经过史家的一番修饰处理，虽然是君子也成了小人。我不敢说王安石任用的人中没有小人，我觉得即便有小人，也绝不像有些人说得那么严重。凭着王安石的高风亮节，经史家刻画，仍然使后来的读者觉得王衍、卢杞就在眼前一样，那么其他那些在道德节操方面不如王安石的人，授人以可乘之隙，他们受到的诬蔑可能就更加严重了。像韩琦这样的人还可以指责他结交宦官，凭着欧阳修的名声还有人指责他盗淫甥女，而且整个朝廷都为此闹得不可开交，说他希望得到皇上的恩宠而不择手段，甚至欺骗皇上。当时的这种意气之争哪里还有是非之心，他们说的那些话又怎能让人相信呢？孙固因为“濮议”一事在朝廷上争论几句，马上被人们斥责为“奸邪”。然而，近千年来指责王安石所用之人为奸邪的，又怎能知道他们的品行连孙固都比不上啊？我并非一定要为王安石任用的人进行辩解，但确实有我不能不说的话，下面就把可以考证的人一一列在这里，并加以评说。
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也有类似的争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
罕见珍品“宋三彩”
1966年在河南省密县挖掘出土，为999年（北宋咸平二年）制，高98厘米。河北及河南各地出土的舍利容器，大都被称为“宋三彩”，是罕见的珍品。
陈升之（1011—1079）陈升之在仁宗时就已经做了执政官员，并非王安石特别提拔。然而，王安石的文集中有《送陈升之序》，大概在陈升之的名声还没有很显著的时候，就希望对陈升之委以重任。到了制置条例司刚建立的时候，就把他调来一起共事，所以神宗以陈升之为宰相一定是王安石推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陈升之担任谏官五年时间，谈到的事情有百余件，这个人不是一个庸碌无为的人，只是因为和王安石共事，史书上说他狡猾多变，善于附会别人来谋取富贵，这种说法是否可信就不是我所能判断的了。
王珪（1019—1085）王珪自熙宁初年开始，连续为皇室起草诏书十八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做了参知政事。熙宁九年（1076年），为同平章事，在整个神宗朝一直担任宰相。他是否得到王安石的推荐和提拔我不知道，然而他是一直奉行新法的人，《宋史》本传对他执政前多是褒奖赞美的话，在他执政之后却有很多讥讽、批评的话。平心而论，这是一个中和的人。
苏辙（1039—1112）王安石最初设立制置条例司的时候，首先提拔他为检详文字。王安石专门提拔小官吏就是从苏辙开始的，后来苏辙因为不赞成新法，出为河南推官。
程颢（1032—1085）制置条例司刚刚设立时，派遣八个人到各路去视察农田水利，程颢就是其中的一个，程颢实际上就是王安石特别提拔的人才。后来他因为不赞成新法，出为签书镇宁军判官。但是，《宋史·王安石传》和《宋史·程颢传》都不记载程颢曾经做过条例司官员一事，大概是觉得受到王安石的赏识是程颢的一个污点，所以要为他隐讳吧？
刘彝（1017—1086）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本来是县尉，也是王安石特别提拔的人。史书上说他因为不赞成新法被罢官，又说神宗选拔管水利的官员，因为他熟悉东南的水利，让他做了都水丞，并不是不用他，因为他有自己的专长，便委派他专门去做一件事罢了。由于他没有在关键的部门工作，所以本传没有贬低他的言辞，而且极力称赞他有才干。
卢秉（？—1092）也是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之一。史书记载他与薛向施行盐法时骚扰百姓，然而他请求辞去发运使一职并交出财物，经过综合考察，他的名声和他的实际情况还是可以看出来的。后来他出征西夏，建立奇功，他突出的才干才被人了解。他的父亲卢革因为谦让而闻名，而卢秉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声誉。他曾经说，树木如果不培植根是长不好的，就像士大夫要立名节一样。蒋堂体味他的话，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王安石因为读了他的《壁间诗》，喜欢他的谦虚、淡泊，不争名利，所以特意提拔他。卢秉后来去戍守边关，因为父亲年老，多次请求辞官回家，神宗手诏挽留他，他的父亲卢革听说了，也以国家大义为理由不让他回来，后来父亲病重，他才得以回家，从此不再复出。由此说来，卢秉的名节真是非常卓越、鲜明，令人赞赏，也不辜负王安石对他的期望。但《宋史》却说他迎合屈从世俗的爱好，父子二人的为人相差很远。然而，卢革并没有说过他的儿子品行不好，而且是用国家大义要求他，不许他退休回家，而史家竟不许卢革有儿子，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他奉行新法。
蔡上翔说，谢卿材、侯叔献在当时都号称是贤人，不知根据的是什么书，有待考证。
谢卿材、侯叔献、王汝翼、曾伉、王广廉是条例司派遣的八个人中其他的五个人，《宋史》中都没有传，事迹也不可考。以程颢、刘彝、卢秉为例，他们应当也是很优秀的人才。
吕公著（1018—1089）吕公著后来与司马光一起破坏新法，史家都把他看作是大贤人。然而他被破格提拔为显要的官员，其实是王安石推荐的。史家唯恐玷污了吕公著，所以在吕公著的传中讳而不谈这件事，但在他的哥哥吕公弼的传中记载：“王安石知政事，对吕公弼不附和自己很不满，对他说要用他弟弟吕公著为御史中丞，以迫使他就范。”大概这里又想给王安石编织罪名，于是忘了给吕公著隐讳，留下了这个痕迹给人们看。但我确实不能理解，对他的哥哥不满意，为什么还要举荐他的弟弟？而举荐了他的弟弟又为什么能够逼迫他的哥哥呢？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关键是王安石举荐吕公著是明显的，没有异议的。那些诋毁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的人又将如何解释呢？
韩绛（1012—1088）韩绛是王安石推荐选拔的，代替陈升之领导制置条例司，不久又做了参知政事，并继王安石之后担任了宰相。他一心一意地守护新法，当时有“传法沙门”的称号，由于这个原因，《宋史》本传极力丑化和诋毁他。然而，考神宗刚登基的时候，韩琦就举荐韩绛有辅佐天子的气度，这个人的才干、品德都很优秀，并非只有王安石一个人了解他。他在早年断案清正廉明，抚慰百姓非常周到，政绩历历可观，做谏官的时候屡次谈到宫廷中积存的问题，尤其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庆州的羌民叛乱，被他一举平定了，可以看出他在军事谋略上也很优秀。他知成都府、开封府，屡次打击豪强来缓解百姓的困苦。仁宗感叹地说：“大家都姑息他们，只有你能不屈服于世俗。”一些大臣数次冒犯皇帝的恩泽，韩绛执意认为不应该，他对皇帝说：“我惹得众人不高兴，恐怕会有流言蜚语。”皇帝说：“我没有做皇帝的时候，就听说官员们常拿国家的事情做人情，你能这样坚持是对的，怕什么谗言呢？”他的这种刚正不阿的气节在朝廷中其实是很罕见的。他曾经说，国家要富裕，就应当充分利用土地。他还第一个提出要改革差役法，是一个当政者中非常识大体、顾大局的人。他还数次推荐司马光一点儿都没有党同伐异的想法，这一点尤其令人敬佩。由此说来，王安石举荐韩绛来代替自己，实在是太合适了。以韩绛的贤能，他唯独对王安石心悦诚服，坚持施行新法，不加以改变，新法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宋史·韩绛传》只因这个缘故，在韩绛做了宰相之后就增加了许多诋毁他的话，不顾自己前后矛盾，我于是更加知道《宋史》是不可信的了。
韩宗师对于韩绛的儿子，王安石举荐他为度支判官提举河北常平仓，史书上说他孝顺，这也可以看出王安石并不是随便举荐人的。
元绛（1008—1083）元绛因为王安石的举荐做了参知政事，神宗对他关怀备至。他的生平政绩都非常优秀，《宋史》本传也不能进行诬蔑和诋毁，只是在传的末尾说：“元绛到哪里都有很大的名声，但没有独特的操守，也少了一些规矩，对王安石和他的子弟谄媚逢迎，受到当时舆论的鄙薄。”在他的传后有论述说：“王安石为政的时候，一些士大夫中平素很有名气的人，都改变了自己所坚持的，追随王安石去了，这种情况到处都是。元绛在他的职位上有很独特的成绩，然而他也逢迎王安石，沾染了这种陋习。”如果是这样的话，凡是不肯攻击王安石的人，虽然有千百种美德，都可以用一个“谄”字给抹杀了，于是成了没有独特操守的人。凡是被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史书中的《韩绛传》也说他是个贤人，但在最后加了两句话：“终于因为与王安石为同党，得以从政，好的议论也就少了。”这与《宋史》本传用的是同一笔法，这种议论、这种舆论，它们的价值有多大也就看得很清楚了。
吕惠卿（1032—1111）吕惠卿是《宋史》中被列入奸臣传的人。他肯定不是个君子，这没的说。然而，王安石知道吕惠卿其实是欧阳修介绍的，书信见于欧阳修的文集。嘉祐六年（1061年）欧阳修又有一篇《举惠卿充馆职札子》，其中写道：“吕惠卿的才干和见识都很不一般，文章写得也很好，他喜欢用古代的礼法约束自己，可以说是个端庄高雅的人。”欧阳修向来以善于识别人才著称，他推荐的人都是当时的优秀人才。而对于吕惠卿，特别说他能够自我约束，说他端庄高雅，这个人恐怕不仅是才学很优秀而已。根据《宋史》本传所记载的罪状，大半是他奉行新法的情况。然而我以为，这些非但不应该是他的罪状，而且可以作为他的功劳。本传又记载他在绍圣（1094—1098）年间知延州，西夏人来进犯，将以全部军队围困延安，吕惠卿在米脂修建山寨来防备。敌寇来了，想要攻城却不能靠近，想要劫掠但野外没有什么可劫掠的，想要求战可诸位将领都按兵不动，想要绕道南方又担心腹背受敌，过了两天就退兵了。根据这个记载，看起来吕惠卿不仅有政事方面的才干，而且在军事方面也很有办法。吕惠卿果然是奸邪的人吗？这应当根据他是否曾经背叛王安石来决定。根据元祐初年苏辙弹劾他的文章，其中说到他与王安石的势力互相倾轧，变成了仇敌，私自拆看王安石的书信等，后来的史家说这是发生在王安石初次罢相时的事。今天，我们看元丰三年（1080年），王安石有《答吕吉甫书》，其中写道（吕惠卿在来信中称王安石为特进相公，王安石恰在这一年被授予“特进”称号，所以推测这封信是在当年或稍后写的）：
我和您本来是一条心的，现在却有了不同的意见，但都是因为国家的事情，没有其他的原因。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我为什么要怨恨您呢？别人或许对您说三道四，但我却不想参与。然而，您为什么要责怪我呢？如果说对待世事采取逢迎的态度，我不知他们在说什么；而考察实际情况，您应该很明白，事情就是这样的。您对我的开导，我很明白，看罢以后感到十分怅然。过去对我来说，既没有细微的嫌隙可以怀疑；如今对您来说，又有哪些旧恶值得念念不忘呢？（后略）
吕惠卿来信说：“我看自己虽然浅薄，却还没有因为细小的毛病令人嫌弃；仰望您的高大光辉形象，又有哪些旧恶一直挂在心上呢？”所以王安石在信中这样回答他。这段话的原文见于宋代周《清波别志》卷中。
看到这里，王安石与吕惠卿开始合作而最终分手，应该是事实。然而，他们的分手是因为国事呢，还是因为私事呢？还不清楚。根据王安石在书信中的说法，是因为国事。如今我们从各种史籍中考察，也能见到蛛丝马迹。王安石刚刚辞去官职不久，吕惠卿接替他做了宰相，吕惠卿创立了“手实法”和“鬻祠法”，都是残害百姓的政策，不符合王安石的意愿。所以，王安石恢复宰相职位之后，就把这两个法废除了。吕惠卿敢于搞乱王安石的法令，说他背叛王安石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然而，这是因为他的学识有所不足，仍然是可以原谅的。但吕惠卿说自己觉得自己很浅薄，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意思，或者王安石大度包容不再与他计较？我认为，吕惠卿当时一定对阻挠新法、改革的人特别愤恨，想要整治他们，但常被王安石制止。我们看王安石罢相之后不出数月，就发生了流放郑侠的事，就可以想到这一点。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那些阻挠新法的人恨吕惠卿应该超过恨王安石。又因为他与王安石有了分歧，更加给别人留下了把柄。于是史家说到他的为人，认为他猪狗不如。我认为，吕惠卿当然不是优秀的人，但我怀疑“商纣王的错误也没有他严重”这种说法。
（考异十六）
《宋史·吕惠卿传》引用司马光的话说，吕惠卿才是变法的主谋，王安石不过是极力地推行新法罢了。好像一切新法都是吕惠卿提出来的，王安石不过就是一个傀儡罢了。我认为这一定不是司马光说过的话，如果真是司马光说过的话，也是他头脑发昏时说的话。王安石的新法平日就在他的心中酝酿，已经很久了，看他平时写的诗和文章，以及《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很清楚了。《答吕吉甫书》说：“整个朝廷的官员都对新法议论纷纷，只有您独自支持我、帮助我。”这里说的是吕惠卿帮助王安石，怎么能说是王安石帮助吕惠卿呢？
（考异十七）
《宋史》记载王安石和吕惠卿相互攻击的事情很多，他们说的话都很粗俗不堪。如果真像记载的那样，那么不仅吕惠卿是奸邪之人，王安石则是更厉害的奸邪之人。在这方面，蔡上翔辨析得很详尽，这里就不再引述了。但是我们看他的《答吕吉甫书》，他是多么宽宏大量啊，以王安石这样的为人，他怎么肯做这种卑劣无耻的事呢？读者如果相信王安石是个言行一致的人，那么读这封信就够了，如果仍然不信，我在这里唠唠叨叨说得再多也毫无用处，也就不再辩驳了。
曾布（1036—1107）曾布是曾巩的弟弟，他辅佐王安石施行新法，功劳和吕惠卿是一样的。《宋史》也把他列入奸臣传，我根据本传的文字进行考辨，实在不知道它所谓的奸表现在哪里。当时，各种新法虽然都是由王安石提出大纲，但斟酌条目、编为法典多半是由曾布完成的。朝廷上的大臣对新法提出质疑，也由曾布一一进行解答。《文献通考》还记载了他的一些事，其中说到他文思缜密，逻辑性强，以及知识渊博，善于雄辩，他一定有超过别人的地方。本传记载他初次被神宗召见时就上疏，请神宗推诚置腹，振奋精神，让所有人都明明白白地知道皇上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新法是不可侮辱的。这些话都说到了根本上，可以弥补王安石的不足。他对于新法，每件事都是赞许支持的，只有在吕嘉问施行市易法造成恶劣后果的时候严厉地弹劾了他，认为官府不应该参与实行兼并，最终因此得罪了吕惠卿，被出知饶州。我们经常说和而不同，难道不对吗？司马光执政的时候，命令曾布对募役法进行修订，他拒绝了，说：“免除劳役这件事，法令制定得非常详细具体，都是从我的手上出去的，现在让我来改变，我没有理由这么做。”他可真是不会变通，太倔强了。后来他在崇宁（1102—1106）年间又得罪了蔡京，蔡京诬陷他收了贿赂，让吕嘉问逮捕他的几个儿子，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诱使他诬陷自己，也是因为他不肯依附于蔡京罢了。《宋史》对曾布丑化得很厉害，以至于把他列入奸臣传中。但是，记述他的所作所为却是这样，其中很多他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都被删除了，没有记载下来，真是数不胜数。他们指责他为奸臣的原因不过是绍圣（1094—1098）和建中靖国（1101年，宋徽宗年号，只用了一年）年间他两次倡导继承熙宁（1068—1077）变法的成果而已。如果这就说是“奸”，那么为什么不把王安石也并入奸臣传呢？在我看来，曾布是千古以来正直的人，以他的才学完全可以辅佐王安石。曾巩可以说有个很好的弟弟，王安石也得到一位忠实的助手，就像得到夔一样，是很知足的。王安石的冤屈，数百年来为他平反昭雪的还有十余人，而曾布的冤屈千古以来却像是在漫漫长夜之中，我怎么能不为他澄清呢？
章惇（1035—1105）章惇也是奸臣传中的一个人物。王安石最初任用章惇，让他做的是编修三司条例官，后来派他去平定南北江的蛮族，开辟湖南四个州府的土地，有功还是有罪，前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元丰三年（1080年），他拜为参知政事，当时王安石已经罢相，过了不久，因为他的父亲冒占民田而被罢免，出知蔡州。元祐初年，他驳斥司马光更改后的役法，滔滔不绝说了数千言。司马光的役法依然施行，他在朝廷之上激愤地与司马光争辩，史书上说，他的言辞非常不客气，甚至很荒谬，大臣们都上奏攻击他。他随之被罢了官。而元祐的七八年间，他还有几次因言论被人弹劾。哲宗亲政之后，起用他为宰相，专门把恢复继承熙宁（1068—1077）年间的法令作为国家大事，凡是元祐时被废除的都要恢复起来，大兴党狱，并且想追废宣仁太后。哲宗去世以后，皇太后与大臣们商议立谁为国君，章惇说：“根据礼法律条来说，他的同母弟弟简王应当册立。”太后说：“我没有儿子，每个王都是神宗庶出的儿子。”章惇又说：“如此应以长幼为序，申王应该册立。”太后说：“申王有病，不能册立。”最后立了端王，就是宋徽宗。章惇因此被贬到越州，不久又被贬到潭州，再被贬流放到雷州，最后迁徙到睦州，死在那里。章惇不肯用官爵照顾自己的亲友，四个儿子参加科举考试都被录取，只有三儿子章援曾被授予校书郎，其余的都按部就班地走程序，在州县里工作，至今没有特别显赫的。《宋史》本传的记载大致就是这样。根据这些来判断，就足以称他为奸臣吗？就以他不肯用官爵来照顾亲属这一件事来说，他的正直孤傲、洁身自好已经可以使世俗之人感到是一种鞭策了。
哲宗去世以后，他和太后争论册封谁做皇帝，就因为这件事遭到贬谪和流放，最终死在那里。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主张立的简王、申王究竟如何，不过宋徽宗荒淫无道，最后使得宋朝灭亡，是从古到今大家都能看到的。怎么知道章惇不是平时观察宋徽宗这个人不适合做皇帝，故意出来阻拦呢？即使不是这样，也没有理由指责章惇有罪，如果只是因为他延续了熙宁、元丰的改革，就说他是奸人，那么他也只是奸其所奸而已。
他最为世人诟病的主要是两件事，一是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二是请求废除宣仁太后的名号。请求废除皇太后的名号确实是有罪的，至于放逐元祐时的那些大臣，也还是以元祐时人对待熙宁、元丰时人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已。元祐时的各位大臣做得对，章惇也做得对；章惇做得不对，元祐时的各位大臣也做得不对。有人一定会说，元祐时的那些人都是君子，君子是可以放逐小人的；章惇是小人，小人是不能放逐君子的。我不知道这些人所说的君子、小人是以什么为标准的。如果说私德，和章惇的耿直孤傲相比，恐怕元祐时的各位贤人仍然会感到愧疚的；如果是说政见，我没听说过还有根据政见来判断君子、小人的。攻击新法的人既然可以指责信奉新法的人为小人，那么信奉新法的人也可以指责攻击新法的人为小人，他们之间能相差多远呢？章惇报复元祐时的人，那种残酷的程度确实比元祐时厉害，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元祐时的人报复熙宁、元丰时的人的残酷程度也比熙宁、元丰时厉害多了。用正直来报答怨恨，这是一种美德。然而这只有崇尚道德的三皇五帝才能做得到，怎么可以拿来要求章惇呢？而且，元祐的各位都自称是君子，他们的道德还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何况章惇这样的人呢？我认为，章惇就是一个有才干但喜欢负气的人，至于说他是奸臣，我不能理解。
蔡确（1037—1093）根据《宋史》本传记载的事实考察他，他其实就是个小人。然而，王安石在他执政的八年中，始终没有委派他太重要的工作，官职也只是到知制诰而已。王安石施行新法，也没有借助他的力量。他不能说是被王安石任用过的人。
王韶（1030—1081）王韶的功劳已在前面具体介绍过了，《宋史》本传仍然严重地诋毁他，这里不再辩驳。
熊本（1026—1091）熊本的功劳也在前面介绍过，但《宋史》本传对他也有微词，这里也不再辩驳。
郭逵（1022—1088）赵卨、郭逵、赵卨都是王安石任用过的边将，在对西夏、安南的作战中都立过功，《宋史》对他们也有微词。
前四个人都是功劳和过错不能相抵的。古代的名将往往都是这样。使用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某种才能，为了取得成功而已，这些根本不是王安石的缺点。
范子渊、王安石任用的兴修水利的人。《宋史》中没有他的传，但《河渠志》记述他建设过的水利工程非常详细，大概他极力主张疏通河道，并能发明一些新的器具用于水利工程，也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宋史》对于王安石的政绩没有不进行诋毁的，所以也说范子渊迎合王安石来邀宠，又说他发明的器具没有用，但如今历史陈迹已经湮灭很久了，他们的是非我也无法查明了。
薛向、唐坰弹劾王安石，说他对薛向、陈绎颐指气使，就像对待自己的家奴一样。王安石在嘉祐五年（1060年）曾经举荐薛向管理马政，熙宁初年又举荐他为江淮发运使，不久又举荐他为权三司使，对他的信任是很深厚的。薛向在这些单位工作成绩都很突出，马政、漕运经过他的治理，都革除了过去的弊病。在熙河战役中，物资转运没有出任何差错，他在理财方面的功绩大概和刘晏相当，即使是《宋史》也很称赞他。王安石善于使用有才干的人，这也是一个例子。只是我很奇怪，《宋史》在薛向的传中，对王安石屡次举荐他只字不提，是不是不想用这样的事“玷污”薛向呢？唉！
本传称赞他的三句话是神宗对他的评价。
陈绎（1021—1088）唐坰把他和薛向并举，他们都应该是王安石非常信任的人。熙宁年间他曾经知开封府，《宋史》本传只有寥寥数行，只有“论事不避权贵，当政的时候坚决摧毁豪强结成的朋党，审理案件常常为人平反”这三句。此外就是诋毁他的私德，揭发他的隐私，说他的儿子和媳妇一天晚上都死在士兵手里。又说他善于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多事的人看他像“山寨版”的颜回。在他的传的后面，史家说：“陈绎喜欢迎合别人做事，这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对闺门管理不严，发生了那样的事，廉耻都没有了，虽然他很有管理才能，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根据这些材料来推论，陈绎一定是个操守严正、做事很敏捷也很聪明的人。古代那些老实守法的官吏，他们的政绩有很多是非常可观的，只是历史很少记载，却说他“伪装成忠厚老实的样子”，我不知道写史的人是怎么知道他一定是伪装的；他的儿子和儿媳死于非命和他有什么关系，凭什么指责他“廉耻都没有了”？“虽然很有管理才能，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古往今来有这种评论人的方法吗？从古至今有这样的“史笔”吗？关键的是，只要是王安石关怀过的人，即使是好人也会被说成是强盗，这是《宋史》的一贯宗旨。
邓绾（1028—1086）邓绾的确是个反复小人，在王安石提拔的人当中，这个人是最为不肖的。王安石虽然曾经推荐了他，但后来讨厌他谄媚自己，于是自己弹劾自己举荐失误，王安石绝不文过饰非，从这里可以看到了。然而，世上却说他喜欢谄媚的人，为什么他做的正好相反呢？
许将（1037—1111）他究竟是不是王安石举荐的，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然而，他在熙宁初年被破格提拔，不能说没有王安石的作用。欧阳修曾经称赞他的文章风格像王沂公，他考中进士授予外任做满一届之后，不愿参加馆职考试，这点与王安石一样，对荣誉和利益都看得很淡泊。王安石很欣赏他，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他在担任流内铨判官时，因为考核汇总官员的名声、政绩而闻名。辽国用二十万大军威胁代州边境，要求割去代州土地，朝廷派出的使节都不敢去，许将慷慨请求派他去，当面使得辽国的使节萧禧折服，完成了他的使命安全返回。他在酒席宴前、杯酒之间，用外交谈判的手段使敌人折服的功劳不在富弼之下啊。他做尚书兵部判官，整理保甲法，成绩卓著。他知郓州，老百姓没有犯法的，父老乡亲感叹地说：“自从王沂公后五十六年，才见到监狱空了。”他做兵部侍郎，逐条讲述军事策略非常全面，等到用兵西夏的时候，神宗让宦官问他兵马的数量，他马上写好呈递上去。第二天神宗再问那些大臣，没有人说得上来。到了绍圣初年，有人提议要挖司马光的墓，他又进谏制止了这件事。由此看来，许将这个人的才干、谋略、品德、度量都是非常优秀的，王安石在执政的时候特意提拔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宋史》在他的传后面评论他的时候只说他努力制止挖司马光墓这件事是可取的，其他的事一概不提，这样做是随意地表现自己的好恶公正吗？
邓润甫（1027—1094）由于王安石的推荐被任命为编修中书户房事，不久又被提升为谏院知制诰，多次升迁后做了御史中丞。他在成为进士后，曾被举荐为贤良方正的人，召他参加考试，他没有参加。王安石喜欢他的淡泊名利。元丰末年，神宗派遣李宪征西夏，邓润甫极力谏阻，不久就被蔡确陷害了，丢了职位，被贬知抚州。这个人也是个很耿直的人。《宋史》谈论他的时候说：“邓润甫最早称赞提出继承熙宁、元丰变法遗产的主张，虽然还有其他长处，也就没有什么可观之处了。”啊，这又是和韩绛、元绛、陈绎各传的笔法相同啊，一旦和奉行新法沾边，有了再多的优点也装作看不见，王安石任用的人怎么能不都是小人呢？
王子韶、王子韶也是一个善于钻营奔走、追逐名利的人，王安石最初用他为制置条例司属官，后来提拔他做了监察御史里行，但他很快就被罢官，知上元县，也许王安石自己意识到用错人了？
吴居厚（1039—1114）吴居厚虽然不是王安石举荐使用的，但王安石记录了他的功劳并提拔了他。开始时他做武安节度推官，推行新法特别用力，统计闲置的土地，均给梅山的瑶民进行耕种，取得了一定成绩，升为大理寺丞，后又补司农属，后来出任河北常平仓提举。他以新法为典范，增订补充调整《役法》五十一条，史书上说他工于心计，精心筹划，查考审核，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又说他鼓励莱芜、利国两个地方的官员自铸大钱，每年可获得十万缗（一缗为一千文钱）的收入。元祐时，治他的罪。绍圣年间，他为江淮发运使，疏通支家河，以利漕运，楚、海之间的人都靠它来获得好处。崇宁（1102—1106）年间，他被任命为宰相。史书上说他在位的时间长，没有非常明显的毛病，但善于聚敛财富，这被看作最大的污点。如今以《宋史》本传指责他的罪状来看，他核实闲置的土地均给瑶民，非常符合招抚的政策。冶炼铸钱，使得一个国家的金融货币更充实，国家与百姓都得到它的实惠。如果说到他疏通河道，以利漕运，这是史家也肯定的，这些都不能说他搜刮民财。只有每年征得赋银盈余数百万，果然是用损害百姓的办法来使得国家获利吗？也许是他办理得法，自然取得的效果？今天已经很难臆断了，为功为罪大概也没有定论。然而，即使史家特别讨厌他，也仍然说他没有明显的毛病，可见这个人是很能知道自尊自爱的，既然能够知道自爱，而理财的能力又如此厉害，那么王安石把他从一个小官吏提拔上来，也不能说是做错了。
张商英（1043—1121）唐坰说，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而近代的大儒颜习斋也说张商英善于理财，可以和薛向相比，不知颜习斋依据的是什么书。《宋史》本传记载，张商英曾当面说服了章惇，章惇对他非常敬重，回来就把他推荐给了王安石。因此，他得以被召见，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但很快又被贬出朝廷，直到熙宁末年也没有被委以重任。他是否被王安石特别倚重，已经很难考察。哲宗亲政以后，张商英上疏严厉弹劾元祐时的那些大臣，所以当时的所谓士人君子特别讨厌他。宋徽宗崇宁（1102—1106）初年，蔡京做了宰相，张商英又上疏弹劾蔡京，说他身为辅佐皇帝的宰相，却一门心思地巴结逢迎皇帝。蔡京因此怀恨在心，把他编入元祐党人籍。大观四年（1110年），他代替蔡京做了宰相，他说，蔡京虽然主张“绍述”，即恢复熙宁、元丰时的新政，但他的目的却是要挟持皇帝，禁锢士大夫。于是，他大力改革弊端。蔡京曾铸造一种大钱，一枚可以当十枚用，可大钱的实际重量还不到三枚小钱的重量，张商英对此进行了改革，规定一枚大钱只能当三枚小钱，稳定了货币；他还恢复了转般法，禁止运送漕粮的漕船直接抵达京城，以推行货币交换的办法促进商品的流通，以免除对老百姓的横征暴敛来解放民间的生产力。他还劝宋徽宗不要太奢侈，要崇尚节俭，不要大兴土木，不要心存侥幸，要有一点儿危机意识，宋徽宗颇有些惧怕他，而且张商英也不辱没王安石对他的知遇之恩。
这也是一个较早具有金融意识的人，所以为士人君子所讨厌。
孙觉（1028—1090）孙觉与王安石关系很好，王安石执政以后，举荐他为直集贤院，后来他因为对新法有意见，被罢了官，史书对他很赞赏。不过，他与王安石的友谊始终不变。王安石去世以后，孙觉写了一篇诔文来纪念他，极力称颂他的美德。
李常（1027—1090）王安石举荐他为三司条例检详官，后来因为新法发生争执，被罢官，史书对他大加赞赏。
陆佃（1042—1102）王安石的学生，王安石执政以后让他做了学官，他始终能尊敬他的老师，只是不参与政事，所以《宋史》也很少诋毁他，只有一点儿不满意而已。
此即有名的乌台诗案。
李定《宋史》本传说，李定年轻的时候在王安石那里求学。熙宁二年（1069年），孙觉举荐他，他被召到京城，拜见谏官李常，李常问他：“你从南方来，老百姓对青苗法反映如何？”李定说：“老百姓觉得很方便，没有不愿意的。”李常说：“整个朝廷正在为这件事争得不可开交，你不要说这番话。”李定说：“我只知道要实话实说，不知道京城这里不是这样。”王安石举荐他，让他做知谏院，御史陈荐弹劾李定，说他的庶母仇氏去世他没有报丧，也不穿丧服。皇帝下诏让江东淮浙转运使调查此事，上奏说：“李定因为父亲年老，请求回家伺候养老，没听说他为生母服丧。”李定说：“自己确实不知道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于是，皇上以伺候父亲养老为理由解除了他的官职，不久又改他为崇政殿说书。御史林旦、薛昌朝说，不应该让不孝之人占据劝讲的讲台，并且弹劾王安石，奏章上了六七道。元丰（1078—1085）初年，提拔李定为御史中丞，弹劾苏轼，并把苏轼抓进了牢狱。哲宗即位，他遭到贬谪，住在滁州。李定对家族有恩，分财物给族人，救济他们，自己家里却没有多余的财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他死的时候，儿子们都还是布衣百姓，没有一个做官的。只是因为依附王安石，突然做了大官，又陷害苏轼，罗织他的罪名，因此舆论对他的评价都很差，不孝的名声尤其显著。唐坰曾说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而当时弹劾王安石的人都喜欢拿李定说事，乱哄哄的，真是当时的一大公案。所以，今天我要详细列出本传的文字进行辩驳。根据本传所说，李定是孙觉推荐的，孙觉，字莘老，以学问、品行闻名于当时，他与王安石虽然是老朋友，但由于对新法意见不同被罢官。这是这个人在当时被许多贤人称许的原因，他怎么会举荐不孝的人呢？又根据本传的记载，说李定对家族有恩，得到让子孙当官的机会，他先让给哥哥的孩子，没有照顾自己的孩子。孝顺父母和兄弟友爱的道理是一样的，李定友爱兄长能做到这种程度，他怎么可能对父母不孝顺呢？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记载：“仇氏最初在民间生了个孩子，后来做了和尚，就是佛印。以后做了李问的妾，生下李定。后来又嫁给了郜氏，生了蔡奴，蔡奴的工艺做得很传神。这时的仇氏已经嫁过三次人，她死的时候与李家已经恩断义绝很久了。孔子不为生母服丧，这在《礼记》中是有记载的，何况他的母亲是妾呢？用这样的道理来衡量，即使不服丧，也不能说是错。何况仇氏是在郜氏家里死的，李定说确实不知道自己是仇氏所生，因有疑问，所以不敢服丧，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李定还是不忍心不为母亲服丧，所以才假托侍养父亲，要求解除官职，这是在实行心丧啊，也可以说是情至义尽了。而且，又怎么知道不是李定的父亲不许儿子为这个过去的妾服丧呢？”由此来说，李定不是不孝很清楚了。就算是李定不孝，又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而整个御史台都以此来攻击李定，再由攻击李定进而攻击王安石，气势汹汹连续上疏六七道，这是什么道理？这就很明显了，那些攻击李定的人不是因为李定不孝，而是因为他说青苗法给百姓带来了方便。他们也不是攻击李定，而是攻击王安石。因为他不肯随大家一起破坏新法，大家就不惜编造故事来侮辱他的名节，这是剥夺别人的言论自由啊。对于这样的谏官，不用张居正的办法，一一拉来在朝堂之上打屁股，不能让这些凶蛮的人得到教训，然而后世那些史家都赞美他们耿直，真让人叹息啊。我并不是非要为李定辩白，只是看到当时攻击新法的那些人，他们的无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苏轼书法
吕嘉问、字望之，帮助王安石施行市易法的人。《宋史》本传极力丑化、诋毁他，但王安石曾经写过祭奠他母亲的文章，其中写道：“你生了一个有才干的人，我对他只有叹服和称赞，他秉公守法，遇到再大的困难也不改变初衷。”王安石辞官回到江宁后，吕嘉问知江宁府，王安石的文集中有《与吕望之上东岭》一诗，诗的最后一段是：“何以况清明，朝阳丽秋水。微云会消散，岂久污尘滓。所怀在分衿，藉草泪如洗。”吕嘉问的为人一定有值得我们欣赏的，而《宋史》的记载真是不敢都相信啊。
常秩（1019—1077）常秩字夷甫，有道的人，也是王安石的好朋友。《宋史》因为他是王安石的朋友而诋毁他、丑化他。本传说：“神宗即位，三次让人去聘请他，他都辞谢不应。熙宁三年（1070年），下诏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不要听他辞谢的话。第二年他才来到朝廷，奏对之后就要辞谢回家。皇帝说，‘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能多住些日子，将来不能用你，再回去也不迟啊’。就拜他为右正言。”本传还写道：“最初，常秩隐居不出来做官，大家都以为他一定是个隐者。后来王安石做了宰相，施行新法，引起天下沸腾，认为他不便出来。常秩在民间，见到他所颁布的新法，认为很好，再一下诏，他就来了。在朝廷中担任谏官和侍从，低头看人脸色行事，没有什么建树，声望也就一天天衰退了，当时很多人讥笑他。常秩对《春秋》很有研究，著有讲解《春秋》的文章数十篇，等到王安石废止《春秋》时，才完全避讳不再讲他的学问了。”
今天看来，在同一传记之中，前后相去不过数行，就记载了这么多的矛盾，这是在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见过的。神宗是在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在这一年即位）十月下诏请他来京城的，常秩多次辞谢，没有去，直到熙宁四年（1071年）他才开始入朝，本传前面的记载是对的。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是在熙宁二年（1069年），常秩被召，是在以王安石为宰相的前两年，而常秩来到京城朝见神宗是在王安石做了宰相的两年之后，而且仍然有三次派遣使者聘请，又让郡里以礼恭送他上路，他才勉强来到京城，这怎么能说是“一召即起”呢？为什么他们喜欢诬蔑别人竟到了这种程度？但又为何这么笨呢？刘敞的《杂录》说：“隐士们得道的有孙侔、常秩、王令。常秩是颍州人，开始时不为人所知，欧阳修在颍州做太守，要求官吏整理郡中的户籍，核实订正他们的等级，常秩的资质排在第七等，众人马上请求说，常秀才清廉贫苦，希望能放宽他的等级。欧阳修感到很奇怪，向他们询问，都说常秀才很讲孝悌，是个有道德的人，不是个一般的庸人。欧阳修为了修改他的户籍请他来相见，很喜欢他的为人，常秩这才出名了。”如今来看欧阳修的文集，从治平三年（1066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他与常秩的诗和书信有十几条。欧阳修比常秩年长六岁，还称他为“常夫子”，又说，愿意包着头巾，拄着竹杖，穿着葛屦，和先生一起四处走走。到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表，称他是“违俗而适己，独行而特起”。凭着刘敞、欧阳修、王安石三个人的贤德，他们都这么向往常秩这个人，这个人的贤德也是可以想见的了。而《宋史》却这样诋毁他，而且还说他：“做学问不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反而追随着时尚，不断变化，就像装在水井上的桔槔，想要它不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啊！只是因为他与王安石往来，就把他抨击得体无完肤，想不称它为“秽史”都不行啊。它还说常秩因为避讳不再讲他的《春秋》了，根据我的考证，王安石并没有废除《春秋》，常秩就是有取悦王安石的想法，也用不着讳谈《春秋》啊，对于这种诬蔑，辩都不用辩了。
这个问题将在“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一章详细讨论。
崔公度（？—1097）字伯易，学问渊博，文章写得也好，当时人们称他为“曲辕先生”。曾经作七千字的《感山赋》。欧阳修和韩琦都很器重他，刘沆举荐他“茂才异等”，他以生病为理由谢绝了他的好意，没有应召。英宗时（1064—1067），授予他国子监直讲，他以母亲年老为理由再次辞谢。幼时他与王安石就是好朋友，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有《与崔伯易书》，为王逢原的去世感到悲痛，说：“世间能够了解王逢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王逢原安贫乐道，超越凡俗，和王安石正是同样的节操。而崔公度能够得到他们二人这样的称赞，那么他的高风亮节也是可以想象的。但《宋史》本传说他：“只知道取悦王安石，拍他的马屁，不管白天还是晚上，他去拜访王安石，王安石蹲在厕所里见他，他也不在意。还从后边握住王安石衣带的一端，王安石回过头去看他，他笑着说‘你的带子上有污垢，让我用袍子把它擦去吧’。看到的人都笑了，也够恬不知耻了。”嘿，不知王安石蹲厕所时为什么还有人在旁边，说见到的人都笑了，为何厕所里会有这么多人呢？这真是不尽情理而且极其肮脏、卑劣的话，居然写到正史中去了，这是什么样的用心啊！关键是，只要这个人稍微得到王安石的礼遇，务必丑化、诋毁他，使他不能和人类站在一起才罢休。
王令（1032—1059）字逢原，王安石生平第一敬畏的朋友，刘敞所说的隐士得道的三个人，有一个就是他。王安石的文集中关于与他往来的诗文不下数十篇。他去世的时候，王安石为他写了墓志铭，把他称为“天民”。《宋史》没有他的传，《王直方诗话》说：“王逢原被王安石赏识，王安石执政以后，一些要来依附他的人每天都把门口挤得满满的，一个个都是满嘴奉承话，王逢原非常反感，就在王安石的大门上写了一首诗，‘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思是说，应该有知道羞耻的人，但是来请求拜见的还是这么多。”考王安石所作墓志铭，王逢原去世是在嘉祐四年（1059年），实际上是在王安石执政前十年，这样的诗从何而来？可知宋朝人对待王安石只要能够诬蔑他的，都要发挥到极致，所有的亲友没有一个可以幸免的。幸好《宋史》没有为王逢原立传，如果立传，那么就像常秩把《春秋》束之高阁，崔公度在厕所中擦拭衣带的事情一样，又要弄得满纸都是了。
这三位君子，常秩、崔公度虽然曾经一度在朝廷做官，但都没有担任繁重的职务，他们和新法可以说没有半点儿关系。王逢原则在新法施行前已经去世多年了。但后来那些舞文弄墨的人还是竭尽全力地诬蔑他们，由于这样的缘故，使得我对史书中所记载的吕惠卿和章惇等人的可恨之处也不敢完全相信。不是我爱屋及乌，实在是过去这些挥笔写作的人讨厌一个人甚至连带到他的仆人，不能让我完全相信他们。
王安石任用的人不止这些，他所结交的朋友也不止这些，但就是以这四十个人来说，他们中的贤才占了一半多，不肖的人只有十分之二三。这里所说的不肖，他们的罪状也还没有定论呢。凭着王安石的宽宏大量，他是不肯用“不肖”来看待一个人的，有时也会被人出卖，这种情况也是有的，如果说他喜欢谄媚逢迎的人，难道王安石肯这样做吗？所有的人，如果你曾经被王安石任用过，或者你是王安石的亲友故交，或者你不肯随声附和来诋毁新法，虽然你是个君子，也一定要诬蔑你是小人。这样一来，他们说王安石专门任用小人也就有根据了。只有一个罪大恶极的祸首蔡京，他与王安石是远亲，熊本又曾以奉行新法机敏多才举荐过他，但他取悦于人、投机钻营、谋求仕进的本领在王安石这里完全用不上，反而用在司马光的身上了。所以，王安石虽然说不能知人，但比司马光还是高出一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