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西方的历史，感叹政党对于国家有造就的功劳，是那样伟大。我读本国的历史到宋、明两朝，又感叹党争对国家的毒害是那样猛烈。本国历史上的党争都属于“私党”，不同于西方国家“公党”式的政党。对于这些“私党”，看他们的品性，也不一定就是小人，其中也有很多是君子。他们的目的也不一定是追求高官厚禄，其中因此而辞去官职俸禄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争论的也不一定就是政治问题，但无论从哪个问题引起，最终都将牵扯到政治上来。这些“私党”也不是有意地结合在一起的，然而随便遇到一件事，都可能兴风作浪。有一个吠影于前的倡导，就会有百吠于后的追随。总而言之一句话，不过是意气用事而已。意气超越国家利益之上，意气之争可以让他们将国家利益放在一边，不闻不问。这种风气兴起于王安石执政之前，形成规模是在王安石执政的时候，而它的高潮是在王安石辞官罢政之后。宋朝因此而亡国，它的流毒到了另一个朝代也没有根除。考察它的性质，当时新法遭到阻挠和破坏的原因也就显现出来了，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了。
王安石刚刚执政的时候，第一个弹劾他的其实是吕诲，这件事发生在熙宁二年（1069年）。现在将吕诲的上疏录写在这里，并加以分析：
我认为，大奸之人装得像忠良一样，诡诈的人装出很诚实的样子，他这样的人一定是把个人的进退和时机的吉祥凶险联系在一起。就像少正卯这样的人才，说的是谎话但很善辩，行为不端但能够坚持，顺从错误的言行而且善于掩饰，记忆力很好，学问又很渊博，不是孔子圣明，谁能除掉他呢？唐朝的卢杞，天下人都说他是奸邪之人，只有唐德宗一个人不相信，结果终于酿成大祸。所以说，真正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尧、舜在这方面都有很多教训。皇上即位之初起用王安石知江宁府，不久又招为学士，那些朝中官员都庆贺皇上英明，认为是提拔有文才的人做他适合做的事。后来又提拔他做了副宰相，所有的人都不赞成。恰如把一件东西放在秤上，它的轻重是骗不了人的。古人说“庙堂之上，不是草茅之臣说话的地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认真地观察参知政事王安石，他外表给人纯朴的感觉，心里却藏着机巧和狡诈，他对皇上倨傲无礼，为人阴险狠毒，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简单地说十件事，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希望皇上能从被蒙蔽中醒悟过来。我说的如果有一句是假话，是诬蔑他，死一万次我都不后悔。
王安石在嘉祐年间曾经在京纠察刑狱，因为开封府判了“争鹌鹑”这个案子，他认为不妥，指责办案人员有错判之罪。开封府官员不服，双方争执不下，一直告到审刑院和大理寺，都支持开封府的意见，要论王安石之罪。后来，朝廷下诏，免予追究，王安石却不认错，也不谢恩，御史台因此又弹劾他。不久，仁宗皇帝去世，王安石也因母亲病逝而丁忧，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王安石丧服丁忧已满，仍然托病不起，多次诏令他，他都找借口不来京城，整个英宗一朝他都不出来做官。就算他有病，皇上即位，他也应该来朝廷拜见一下吧，算是稍存一些作为人臣的礼节。等到被任命除江宁府，因为对他自己很方便，他才接受任命，对皇上态度轻慢，倨傲无礼，这是第一件事。王安石担任小官，每次调他去做别的工作，他都一再推辞，不能痛快地服从命令。在知江宁府的时候被授予翰林学士，却没有听到他坚决辞谢。先帝临朝，他坚持在山林中隐居的想法；皇上即位，他才有了在金銮殿上侍奉皇上的兴致。为什么他之前那样怠慢，后面又那样恭敬呢？难道不是见利忘义的心思支配他这样做吗？追逐名利，千方百计要往上爬，这是第二件事。皇上引见赐对研究经学有成就的学者，请他们讲解先王之道，特别设置了侍讲、侍读这样的职位，他们手执经书站在皇帝面前，是为了向皇帝讲述经书的大义，并不是为了传播自己的道理。王安石在这个职位上居然坐着讲述，使得皇帝屈万乘之尊，他却摆出老师的架子，莫非他真的不了解上下尊卑的礼仪和君臣的名分吗？其实他应该明白，他要做的是使道德能够彰显，并以此来辅佐聪明的帝王。但他只是要挟君王获取名声而已，这是第三件事。王安石自从执政以来，事无大小，都与同僚看法不同。有时因为奏对去见皇上，单独留下来向皇上汇报，多次求得皇上的批示，私自下发，来堵塞同僚的议论。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则把怨恨引到皇帝身上，感情用事不公道，这是第四件事。王安石在京城纠察刑狱时，驳回别人的判决多数不合情理，和法官争论刑名不统一的问题，常常是怀着怨愤。昨天，许遵误断了一个谋杀的案子，王安石却竭力支持许遵。妻子谋杀丈夫这样一个案件，他们却要用“按问欲举自首”的条例减轻妻子的罪行。这是挟持感情来破坏法律，并以此来报私怨。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都决定的事情，仍然听到朋党附和的声音，中书省和枢密院研究过的事情，也都害怕他插手。徇私报怨，这是第五件事。王安石刚入翰林院的时候，没有听说他举荐赞赏过一个人，翰林同事之间，他最称赞弟弟王安国的才华。朝廷给王安国和状元一样的待遇，他仍然嫌太薄了。主持考试的官员不给王安国的文卷评优，这个人就遭到他的中伤。他这个人一点儿小恩小惠都要报答，一点点私仇都要报复。他在朝廷执政以后，只有半年时间就作威作福，达到了极致。从此以后，害怕他的人都勉强自己服从他，依附他的人则出卖自己，希望能够做更大的官，奔走在他的门下，唯恐落在别人后面，他的死党现在已经很多了。借着自己的权势来招徕私党，这是第六件事。
王安石做了宰相没有几天，任免官职就自己做主，大臣中被放逐到外地做官的都是不肯依附于他的人，他却胡说这是皇上的意思。如果是这样，就不应该是王安石怨恨要报复的人。丞相不写敕令，这是本朝的惯例，从未听说有谁这样做过，他的用意是要显示自己的威风，在朝廷之上引起震动。然而现在同掌朝政的这些人都依顺于他，朝廷重臣也都回避他，于是他就可以专横地做任何事了。树立个人的权威，危害国家的大政，这是第七件事。在皇上面前奏对的时候，王安石总是放肆地强词夺理。他曾与唐介争论有关谋杀的罪名，竟然大声喧哗起来，众人都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而肯定唐介的做法。唐介是个忠诚刚直的人，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在口舌之争中占上风，每次辩论后都非常恼怒，竟气得背上长了疽疮，不幸病故了。从此同僚都非常害怕同他争论，即便是宰相也不敢上前和他较真。任性地评判是非，欺凌同朝官员，这是第八件事。皇上正要效法唐尧，向九族表示亲善，并且奉养亲人友爱兄弟，以此影响天下的风尚，这时，小人章辟光却上疏建议让岐王迁到皇宫外面居住。这是犯了离间之罪，一定是不能宽赦的。皇上曾有旨意送交中书省，想要判他的罪，但王安石拒不服从，还危言耸听地迷惑皇上。他就是想在皇上兄弟之间制造矛盾，还真让他得逞了。他交结朋党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了，这是第九件事。如今，国家经费预算都由三司衙门负责，王安石作为执政者，与知枢密院的人同掌制置三司条例司，兵权和财权都由他掌管，他在这个国家的分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又举荐了三个人为他做事，派遣八个人巡行各路，虽然说是商讨财政方面的情况，实际上是要动摇天下。我没有见到它的好处，却看到了它的害处，这是第十件事。
这真是一篇奇文，难得，难得！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下面要看梁启超如何来“析”了。但这个吕诲确实了不得，真是罗织罪名的一大高手，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目的只是想整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其心机真让人不寒而栗。我们只能庆幸王安石遇到的是宋神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指出王安石所做的这些猥琐之事，也许污染了皇上的耳目，但我是担心皇上欣赏他的才能，一直依赖，重用他，真假、正邪都分辨不清，使得奸邪之人道路通畅，而贤明的人却渐渐离去，动乱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我追究王安石的行为轨迹，他并没有远大的战略，只是务求改革，标新立异，文过饰非，欺上瞒下，我很为此担忧。误导天下苍生的，一定是这个人！我真诚地希望皇上对于如何治理天下，还是要和众人商量。现在天灾多次出现，人与人之间也有很多矛盾，应该让事情变得透明，而不应该把水搅浑。像王安石这样的人在朝廷上执掌大权这么久，天下没有安定和谐的道理。我坦率诚恳地说出这些话，甚至不考虑可能飞来的横祸，就是希望能感动皇上，让皇上能辨别真伪。何况皇上的志向就是要刚毅果决，对于尚处在隐伏阶段的事情也能有所察觉。您也可以和其他人的说法对质，之后就知道我所说的是不是中肯。不过，攻击诋毁大臣的罪过，我也不敢逃避。我在孤立危险的情况下写了这些意见，是因为自己担任这个职位，有一份责任在这里，不说出来心里会不安的。当您公开奏章内容的时候，希望能避开和我有夙怨的人。
吕诲是什么人呢？就是治平（宋英宗年号，1064—1067）年间因濮议事件弹劾韩琦、欧阳修，请求杀欧阳修以谢祖宗的那个人。欧阳修在他所著的《濮议》一文中，将他的语言、状貌和心术都刻画得一览无余。欧阳修曾经说过，宣扬皇帝的缺点来显示自己的正确，是不可以的，更何况以恶名诬陷皇帝来邀买虚名呢？当时的言官大概都是这样的，吕诲是他们的代表。现在我就根据他弹劾王安石的话做一番辩解。
吕诲在一开始就把王安石比作卢杞，然后才说到他要弹劾王安石的十件事，是因为不得已才这样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争鹌鹑”这个案子。当时王安石判得是否合适，如今在史籍中已经见不到关于整个案件的记载，我们也无法考辨，但即使有不合适的地方，也就是法官解释法律条文的错误，这是很小的一件事，而且事情发生在嘉祐末年（宋仁宗年号，1056—1063），到这时已经过去六七年了，难道还不能画句号吗？他所说的第一件事和第二件事都在指责王安石沽名钓誉，心里边所想不过是谋取官职，这本来属于一件事，他非要一分为二，以便凑足十件事这个数，已经很可笑了，再把他所弹劾的问题拿来和事实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王安石服丧期满，宋英宗下诏，要求他赴阙，也就是到京城做官，诏书接连下了三次，王安石也连续三次向朝廷递交了《辞赴阙状》，这些都在他的文集中，现在仍可以见到。他在其中诉说自己抱病日久，不能走太远的路，等到稍能支持，再出去为官府做事。而且，他还请求做一名小官吏，能在江宁府居住，方便打理，他的三篇《辞赴阙状》内容相同，何尝有赖在病床上不起来的事呢？根据这件事就证明他轻慢无礼，难道吕诲不许别人生病不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这年的三月任命王安石知江宁府，仍然有《辞知江宁府状》收在王安石的文集中，理由还是病未痊愈，哪里有不屑于为英宗做事，只想为神宗做事这样的意思呢？王安石自二十岁开始到中年都是因为贫穷而做官，所以他并不认为小官就卑贱。那种隐居山林的思想，他在晚年的时候确实是有的，但此前却不曾有过，即使是在平生交游往来的书信中都不曾流露过，更何况对皇上呢？他在此前还有《辞试馆职》（应为《乞免就试状》——编注）《辞集贤校理》《辞同修起居注》等，都是有原因的，这些都收在他的文集中，是清清楚楚，可以考证的。
到了治平四年（1067年）九月授予他翰林学士，从此不再听到他辞谢的声音，那是因为他没有必须辞谢的理由了。在这之前，嘉祐六年（1061年），任命他知制诰，他也没有辞谢，而是接受下来。知制诰与翰林学士，相差多少呢？因此就说他前面轻慢，后面谦恭，是见利忘义，为什么这样深文周纳地编派他呢？
他所说的第三件事，是根据王安石主张坐着给皇上讲经，就说他要挟君王而自取名声。古代的三公，都是坐而论道，从汉朝到唐朝都没有废除过。自从宋太祖篡夺了周的天下，范质因为是前朝留用的官员，曾做过前朝的宰相，在宋太祖面前就很谦恭，怕有嫌疑，不敢就座，从此相沿成了习惯。皇上面前，不再有大臣的座位，大臣们开始以奴才自居，而忘了他们与皇帝是共同担负天职的。王安石请求恢复坐讲，不只是要效法古代，而且是合乎道理的。像这样就说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那么唐代以前就没有一个纯粹的大臣了。叶梦得的《石林燕语》说，熙宁初年，侍讲官中建议恢复坐着讲道的，有吕申公、王荆公、吴冲卿，同时，韩持国、刁景纯、胡宇夫都赞成吕申公他们的意见，而苏子容、龚鼎臣、周孟阳、王汾、刘攽、韩忠彦则认为，讲读官既然叫“侍”，意思就是侍奉天子，并不是以“道”为老师。于是，这个建议就被搁置了。在这件事中，主张坐讲的并非一个人，为什么只有王安石一个人被弹劾呢？而且，这件事已经被搁置，为什么仍然揪住他不放呢？在这之后的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初年，程颐为崇政殿说书，上疏极力要求在殿上坐讲，当时给事中顾临以为不可，于是，程颐又写信给太皇太后，批评顾临说的不对，甚至写了一千五百多字，这与王安石前后如出一辙，既然王安石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难道程颐就不是要挟君王博取名声吗？后来《通鉴纲目》只记载了程颐的《经筵讲读疏》，说是培养君王的德行，却不提坐讲一事，难道是因为当时吕诲攻击王安石太过分了，现在不得不为程颐遮掩一下吗？而且，从此以后，那些讲学的人再也没有人以坐讲来议论王安石了，难道是因为要替程颐遮掩，就连王安石也跟在他的后面减去罪名了吗？宋朝人对待是非太没有原则了。
他说的第四件事，是指他把正确的都揽在自己身上，错误的则引到君王身上。但自从新法施行以来，整个朝廷都把过错归到王安石身上，只有恶名没有美名，只有错误没有正确，如果说他掠美，不知这时有些什么美可掠，吕诲能指出王安石掠了哪些美吗？如果说他把怨恨都引到皇帝身上，那么众人所攻击的是新法，所怨恨的是王安石，不知有什么过错可以使人们怨恨皇帝，吕诲能指出具体的事来吗？
他说的第五件事是登州阿芸的案件。议论是从许遵开始的，王安石是主持此事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些过失，根据这一点也可以看出他的仁厚，吕海反而不怀好意地说他徇私报怨，试问这个案子中的人，哪个是王安石的私人关系，谁又是王安石所怨恨的呢？而且，这件事本来是很琐碎的一件事，却叫嚷不停，怎么不怕厌烦呢？
第六件事是把王安国的及第作为王安石的罪责。考察王氏家族的人登上进士榜的，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有王贯之，是王安石的从祖。祥符八年（1015年）有王益，是王安石的父亲。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是王安石，六年（1046年）是王沆，是王安石的表弟。皇祐二年（1050年）有王安仁，是王安石的兄长。嘉祐六年（1061年）有王安礼，是王安石的弟弟。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有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六十年中，王家祖孙父子兄弟中共有七个进士，可见，从科举取得功名是他们家固有的传统，区区此事，难道还需要有人暗中帮助才能得到吗？王安石兄弟在当时名气都很大，王安国与王安石是齐名的。在这之前曾有吴孝宗的《上张江东书》称道王安国的贤德，说想要举荐他的人很多。嘉祐五年（1060年）欧阳修有《送王平甫下第》诗，其中写道：“自惭知子不能荐，白首胡为侍从官。”王安国的贤德可想而知了。熙宁元年（1068年），王安国由韩绛、邵亢推荐，召试赐进士及第，这和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却因此被人诬蔑。幸亏王安石的儿子王雱提前一年已经中了进士，否则又为吕诲的弹劾增加一份资料了。
他说的第七件事是王安石专权，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似乎有可以讨论的地方，然而考察《宋史》，说到当时中书省授予官职的文书，数目都决定不下来，皇上就问王安石，然而这是出自神宗的意思，不能说王安石专权。
第八件事说到唐介的忧愤而死，考证《宋史·唐介传》，说是唐介多次与王安石争论，王安石强词夺理，皇上也支持他，唐介非常生气，竟然背上长了疽疮，死了，死时只有六十岁。吕诲说，王安石曾与唐介争论如何判一个案子，说的就是阿芸杀人那件事。人死于病疽，是很平常的事，唐介六十岁而死，尤其平常。唐介曾与文彦博在皇帝面前为了“灯笼锦”一事发生争吵，由此遭到放逐，都没有死，为了一个妇人重罪轻判的事有所争论，却死了，如果确实是这样，真可以说是轻如鸿毛。因为同僚中死了一个人，王安石就被认为有罪，那么谁是无罪之人呢？
第九件事是说章辟光请求让岐王搬到外面去住。自古以来，专制国家因为兄弟争夺皇位而导致天下大乱的史不绝书。所以，后世诸王分封之后，一定要让他们搬到外面去住。因为互相挨得很近双方会觉得有一种压力，不如离得远一些反而可以常保无事。岐王和嘉王都是宋神宗的同母兄弟，没有比他们更亲密的了。熙宁（1068—1077）初年，著作郎章辟光请求他们迁居到外面去，这与阴邪小人私下里的挑拨离间是不一样的。神宗想加罪于章辟光，应该也是亲情使他这样做的。只有王安石违背众人的看法，不主张给章辟光加重罪，最重要的是，他是作为大臣在为国家的前途着想。况且，岐王、嘉王都是有贤德的王爷，熙宁（1068—1077）以来，岐王多次请求搬到外面居住，但表章呈上就被推却，这是岐王以礼要求自己。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患病，开始时二王每天都来问候，等到降制立延安郡王赵傭为太子时，就不让二王随便进入了。凭着宣仁太后母子的亲情，与神宗二十年来的兄弟友爱会有什么嫌疑呢？然而就是这样，这正是宣仁太后以礼来维护二王的地方。元祐（1086—1094）初年，哲宗赐颢亲贤坊与弟弟对门居住，并且下发文告，说：“先皇帝以仁厚之心对待兄弟友情，恩德超过了礼义，所以不让二王搬到外面居住，如同武王对待周公的用意。太皇太后严肃朝廷礼义，用礼义来约束恩德，才答应他们的请求，搬到外面居住，这是孔子说的‘远其子’的用意。他们的做法或有不同，但道理是相同的。”由此看来，章辟光的建议完全符合上述道理。很显然，是不能以离间这样的重罪来处理他的，而王安石就更没有罪了。
他所说的第十件事是攻击三司条例司，到这里才开始说到新法。当时的财政不可不整顿，而整顿财政必须有一个机关负责此事，那么三司条例司就不能不成立，这一点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了。至于派遣使者巡行各路，是先行调查，然后才能立法，这正是遵守办事的次序。他所派遣的八个人中，有像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这样的人，当时他们都号称是贤人，当初的用意难道是任用小人来败坏天下大事吗？当时，均输法、保甲法、青苗法、免役法等各项法令还没有施行，王安石的抱负还没有得到尝试，吕诲根据什么说看到他是耽误天下苍生的人呢？
考证《宋史·吕诲传》：章辟光上疏建议岐王颢应该搬到外面居住，皇太后大怒，皇帝下令治他的离间之罪，王安石说他无罪。吕诲请求把章辟光交给监狱的狱卒，没有得逞，于是上疏弹劾王安石。然而，吕诲实际上只是因为章辟光这件事没有按照他的意见办，出于意气用事，不惜对王安石进行大肆诬蔑。这与此前因为濮议之争他没有达到目的，就不惜诬告韩琦和欧阳修是一样的，两件事如出一辙。像这样的人，就算是宽容地对待他，也不免要像孔子那样指出他的毛病是直率但不知礼义，如果严格地要求他们，那么就要像帝尧曾经说过的那样，他们的谗言毁坏了许多美好的东西，让我们都感到震惊啊。据史书记载，吕诲将要上朝回答皇上的问话，司马光在朝房遇到了他，悄悄问他：“今天要说的是什么事？”吕诲说：“袖中弹劾的文章是新写的。”司马光惊讶地说：“大家都很高兴得到一个人才，为什么你要参他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当时朝廷上的人没有一个不信服王安石的为人的。对王安石进行私人攻击的只有吕诲一个人，这与蒋之奇、彭思永以男女之事诬陷欧阳修没有什么区别。后人没有人为他申辩，我因此不怕多费笔墨，做了如上的辩解。（以上所辩，一半采用蔡上翔的说法，其间又掺杂了我的想法，因此不再注明，把蔡上翔的名字附在这里。）
（考异十三）
《宋史·吕诲传》还记载，章辟光的这个奏章是受到王安石、吕惠卿诱导的结果。章辟光扬言：“朝廷如果给我很重的罪名，我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二人。”就此来说，王安石、吕惠卿其实是这个案子的罪魁祸首，而且章辟光又对外说了出来，吕诲肯定已经听说了，他要根据情况指出实情并不难，为什么他在弹劾的时候没有说呢？难道吕诲对王安石还有所保留吗？其实，这肯定是后来恨王安石的那些人看到吕诲的那些话，在这里变本加厉，编造出来，又被后来写史的人采用了，结果与吕诲弹劾的原文完全对不上号，这又是他们诬蔑王安石的一个例子。
现在将当时因为争论新法而辞去官职的人列举在下面：
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翰林学士权开封府郑獬因为在审判一个谋杀的案子时不依据新法，离开开封府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臣、知制诰钱公辅都因为在与王安石讨论新法时意见不合，王拱臣离开开封，判应天府，钱公辅出知江宁府。
六月，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皇帝将他的奏章发还给他，吕诲于是要求离开这里，他出知郑州。
八月，知谏院范纯仁说，王安石改变祖宗法度，搜刮民间财富，老百姓心里很不踏实。皇帝不听他这一套。范纯仁要求离开，出知河中府。不久又转任成都转运使，因为新法施行起来不方便，他就告诫州县不要马上施行新法，王安石对他的阻挠感到非常愤怒，就把他贬到知和州。
同月，侍御史刘述、刘琦、钱连续上表章弹劾王安石，结果，贬刘述知江州，刘琦监处州盐酒务，钱监衢州盐税。
同月，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因为和吕惠卿讨论新法，意见不合，贬为河南推官。
十月，同平章事富弼自称有病，要求引退，出判亳州。
熙宁三年（1070年）正月，判尚书省张方平极言新法的危害，要求离开京城，出判应天府。
二月，河北安抚使韩琦因为给青苗法提了很多意见，不被接受，上疏请求辞去安抚使的职务，只领大名府路，皇上同意了。
（考异十四）
史书上记载，王安石大肆诋毁韩琦和富弼，说富弼貌似恭敬，实际上很高傲；又说他把依附韩琦视为欧阳修的错误，还说他的儿子曾说，如果将韩琦、富弼斩首于市，新法就可以施行了，等等。种种诬陷诽谤之词不一而足。假使王安石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丧心病狂也不过分。但是，我们看《临川先生文集》，恰恰与此相反。书中有《赐允富弼辞免左仆射诏》，其中讲道：“您辅佐我的祖父，在当时功劳卓著，鞠躬尽瘁，始终如一，忠心耿耿地为国家着想，大义可以长存。如果国家有了疑难，还是要求助于你。”还有《赐允韩琦乞州诏》也说：“您以公师之官的身份将相的地位统管四路，守卫一方，在您身上，寄托着十分重大的责任，群臣没有能够和您相比的，虽然您身患疾病，但希望早日痊愈。您频频发来奏章，以病相告，朝中尊贵的大臣元老对您都有特殊的感情，无论从恩情上说，还是从礼义上说，都是很重视您的，怎么敢对您薄情呢？只好违背您的意愿，姑且这样安排吧。”又有《贺韩魏公启》，其中写道：“（前略）尊敬的韩魏公，您秉承天地间的正气，就像我们这个时代可以卜知吉凶的大龟。忠诚不渝的节操为当时所推重，德行和声望也是我们的表率。您负责起草皇帝的诏令，掌管着中枢机构的大权，对您的毁誉几乎多得数不胜数，而国运的顺利与艰险却常在您的一念之间。所以，天下的百姓都把您是否被重用视为国家安危的征兆。（中略）像您这样，进退都想到国家的大义，出去还是留下则选择适当的时机，从您的所作所为来看，真是太完美了。我一直受到您的庇护和信赖，实在想得到您的帮助和支持。我现在身为近臣，想要尽一点儿为皇上竭力谋划的义务，又赶上当世这个大好的时机，更怀有对于‘下比’的嫌恶，虽然我任用的人没有来自显贵门第的，却并不敢忘记您旧日的德行。（后略）”由此看来，王安石对韩琦、富弼二人实在是非常真诚地向往与他们合作的，而韩琦、富弼与王安石虽然对新法的看法不同，但他们的私交却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屡次请求休息，的确是因为年老生病，未必是新法的缘故。而史书上的传闻说王安石诋毁韩琦、富弼，一定是诬陷，这是毫无疑义的。
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他没有接受。
三月，知审官院孙觉因为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广德军。
四月，御史中丞吕公著因为议论青苗法，被贬出京城，知颍州。
同月，参知政事赵抃恳求辞去职位，被贬出京城，知杭州。
同月，监察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上疏弹劾王安石有罪，没有上报，他们三人也没有被罢官。
同月，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御史王子韶，都上交奏章，指出新法的问题，各自请求辞职。程颢被贬为京西路提刑，张戬知公安县，王子韶知上元县，李常做了滑州通判。
七月，枢密使吕公弼弹劾王安石，被贬出知太原府。
九月，翰林学士司马光屡次要求辞职，留也留不住，贬为知永兴军。
十月，翰林学士范镇弹劾王安石，在户部侍郎位置上辞去官职。
熙宁四年（1071年）三月，皇帝下诏检查那些执行新法不能尽职负责的人，最初是知山阴县的陈舜俞不发放青苗钱，知长葛县的乐京、知湖阳县的刘蒙不施行募役法，都罢了他们的官。因为有了这个诏书，知陈留县的姜潜来此做官刚几个月，青苗法的诏令就下来了，姜潜把这个诏令贴在县衙门口，三天没有人来，又把它揭了下来，交给小吏，说：“老百姓不愿意呀。”他很快就称病辞官回家了。
四月，监官告院苏轼上疏谈论新法的问题，皇上不接受他的意见，他请求外任，贬他为杭州通判。
五月，知开封府韩维因为谈论保甲法不合理，极力请求外任，留也留不住，贬为知襄州。
六月，知蔡州的欧阳修因为年老有病，请求辞官回家。
（考异十五）
据《纲目》记载欧阳修因为固守自己的风骨节操，接连被人诬蔑，六十岁就请求辞去职位。到了他做青州太守的时候，上疏请求停止发放青苗钱，皇帝想再召他回来执政，王安石极力诋毁他，于是把他迁徙到蔡州。到这里他请求辞职的心情更加迫切，冯京请求留下他，王安石说：“欧阳修依附于韩琦，把韩琦当作社稷之臣，像这样的人，在一郡就会把一个郡的事情搞坏，在朝廷就会把朝廷的事情搞坏，留下来有什么用呢？”于是，就让他以太子少师的身份退休回家了。蔡上翔辩解说：“自从宋朝的天圣、明道（均为宋仁宗年号，分别为1023—1032、1032—1033）年间以来，欧阳修以文章、风节一直被天下人寄托着厚望。”庆历四年（1044年），曾巩的《上欧公书》写道：“王安石虽然已经通过科举取得了功名，但是他知道自重，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认为只有欧阳修这样的人才可以了解他。”这一年王安石二十四岁。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第一次见到王安石，从此以后，在他们的书信以及各种奏章当中都能见到互相爱慕、交口称赞的内容，他们的关系好得无与伦比。这在欧阳修的全集中都可以见到。熙宁三年（1070年），欧阳修批评青苗法对国家有很大危害，而且还擅自停止青苗钱的发放。这些也只是讨论国家大事，希望对国家和百姓都更有好处罢了，哪里就曾斥责王安石是奸邪之人，恶狠狠地好像面对仇人，就像吕诲等人那种过分的言辞呢？社会上流传王安石做了宰相，曾大肆诋毁欧阳修。考察欧阳修擅自停止发放青苗钱是在熙宁三年（1070年）夏天，到了十二月，王安石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第二年的春天，欧阳修写了《贺王相公拜相启》，其中写道：“你在整个翰林都很超群出众，被整个朝廷寄托了厚重的希望；晚年执掌了朝政，得到皇帝对你的特殊礼遇。”像欧阳修这样刚直的人，如果在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二人之间真的发生过不愉快的事，那么在王安石做了宰相之后，却又献上这样阿谀奉承的文字，这难道是欧阳修能够做得到的吗？过了一年，欧阳修去世了，王安石作了《祭欧阳文忠公文》，对于欧阳修的为人与为文、他在朝廷上的大节、他所遭遇的坎坷困顿，以及他们之间平生如知己一样的感情、死后临风遥想和怅望的心情都显露出来。就凭王安石在皇上那里得到的宠信，推行新法又如此坚决，对于欧阳修，有什么必要忌恨他，而且非要把他排挤走呢？再说，人家活着的时候诋毁人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人家死后又赞美他是整个天下不可多得的人，这难道也是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吗？欧阳修在治平三年（1066年）因为“濮议”遭到吕诲、彭思永的攻击。第二年，又因为流言蜚语受到彭思永、蒋之奇的诋毁。由此他坚决要求离开京城，到外地做官，于是知亳州、知青州、知蔡州，一直到他去世。在熙宁元年到熙宁四年（1068—1071）之间，他不曾有一天在朝廷做官，每年都告病请求辞职，尤其是在王安石没有执政以前，这与王安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一国则乱一国”这样的话出自杨立中的《神宗日录辨》，这种诬蔑之词是很容易辨别的，后来的人根据这样的话认为王安石做得不对，但他们二位的全集都放在那里却都不翻开来看一看，这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蔡上翔的文字，辩驳得非常清楚，不用我们再增加一些赞美了。欧阳修的辞职不是因为王安石，在这里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驳斥王安石排斥忠良的诬蔑之词。欧阳修是这样，那么，各种杂史笔记中所记载的王安石诋毁他人的言论又怎么能全信呢？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实在是在中国可以数得上的文章之一，我已将它放在“王安石的学术成就”一章，大家可以参考、欣赏。
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御史中丞杨绘、监察御史里行刘挚上疏谈论免役法的害处，贬杨绘为知郑州，贬刘挚为监衡州盐仓。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判汝州富弼上疏，他说，新法是他不明白的，不能用来治理州郡，愿意回到洛阳养病，皇上答应了他的请求，授予他司空武宁节度使，辞职回家。
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枢密使文彦博请求辞官，授予他司空河东节度使，判河阳。
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监安上门郑侠进献《流民图》，说天下大旱是新法造成的，不久就因为擅自派发“马递”传送文书被交付御史审问治罪。八年（1075）正月，他被放逐到了英州。
综上所述都是当时阻挠新政的大概情形。德高望重的元老们在朝堂之上作梗，盛气凌人的谏官们在下面哄然而起，而王安石孑然一身，挺立在他们中间，整个天下的艰难危险，没有超过此时的了！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写有《谢手诏慰抚札子》，其中写道：“我观察老天给了皇上聪明睿智，要实现尧舜那样的理想，确实是有希望的，所以才没有考虑自己的能力和时机是不是合适，就大胆地用我这个不很强壮的身体承担起天下的怨恨和诽谤，不过是想帮助皇上实现您的志向。自从我参与政事以来，已经有一年了，也没有什么作为，但他们内外勾结，联合起来，在一边非议我们所做的事情，对下专门欺骗百姓，对上企图蒙蔽皇上，流俗像波涛一样鼓荡起来，汹涌澎湃，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皇上又好像不能不被他们迷惑，恐怕像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人最终不能完成这项使命。”他的危难痛苦之情令百世之后的读者仍然感到十分哀伤。
如果不是像王安石这样坚忍不拔的人，他能成就什么事呢？后世那些批评王安石的人就不必说了，即使是赞赏王安石的人也不免因为他任用了小人而为他感到惋惜。王安石所任用的那些人，果然都是小人吗？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论述，但是，当时阻挠新政的那些人难道不是世人所说的君子吗？像程颢、苏辙，都是王安石最初提拔起来帮助做事的官吏。其余像韩琦、富弼、文彦博、吕公弼等元老，他们和王安石共事，或一年，或二三年，或四五年，王安石从始至终何曾想到要排挤他们？但他们动辄就以去留相威胁，以此来争论新法是否可行，王安石能因为要安慰挽留这些同僚和朋友就扭曲自己的信仰，改变自己的志向吗？或者，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得罪这些同僚和朋友吗？二者不得不选择其中之一，真的是很难的，所以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曾经上疏请求罢免他的职务，也就是因为他觉得既然志向不能够实现，那么还不如退隐山林守住自己的身体呢。但神宗对他的信任越来越深厚，对他的任用也越来越专一，有这样的皇上，他又怎能忍心辜负皇上的期望呢？只有鞠躬尽瘁，使得改革的大业能够最终完成。那些所谓的贤人既然对王安石的新法不肯苟同，并且发誓不与他同在一个朝廷为官，也就只有听从他们的意愿离开这里了。我们生在今天，如果设身处地地为王安石想一想，有可以两全的办法吗？
王安石当时所立的各项新法没有不好的，他要革除的弊端也是那些贤人们曾经皱着眉头提出来的，后来所取得的成绩也许不像最初预想的那样，但也是因为推行新法的人不是很适当而已，如果这些贤人能和王安石和衷共济，时常能互相弥补并防止过分的行为，那么怎么见得成绩不会更加显著呢？但事实上，他们却不问是非对错，凡是新法，一定拼了性命来攻击，明明知道这种攻击是不能让皇上回心转意的，却一定要上弹劾王安石的奏章，请求辞去职位，使自己出名，甚至有些地方官竟然要求州县不要执行朝廷的命令，这些人都是豪门大户，士子庶民都看着他们是如何做的，于是那些从新法中得不到好处的人都依附到他们周围。他们鼓动起来，影响到四面八方，使得老百姓无所适从，就好像一只手画圆，十只手画方，虽然有很好的法令，但是得不到很好的推行，这是必然的。
然而，新法的好处不能补偿它的弊端，是谁的过错呢？逼迫王安石不得不用小人，又是谁的过错呢？尽管如此，王安石对待那些攻击自己的人可以说已经够仁至义尽了。对于各位要求居住到京城之外的元老，仍然经过了再三挽留，不同意，坚持要走的，也只好让他们走。对于其他的官员，也不过降职或外放补缺，不曾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被罢免官职，治罪的就更不用说了。其间只有郑侠一个人被放逐到边远的地区，但那是王安石罢相回到江宁以后的事了。想看看子产、商鞅是怎么对待贵族的吗？想看看张居正是怎么对待那些言官的吗？想看看孔子是怎么杀少正卯的吗？
我的朋友——南海潘博曾经谈到王安石，他说：“可惜王安石纯用儒家的那一套，缺乏法家的精神。”这是非常中肯的说法。世上那些议论王安石的人都说他实行法家那一套，用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官，为什么他们的说法和当时的情形完全相反呢？王安石是以礼来对待那些士大夫的，虽然他的新法由于这些人的反对没有完全施行，但以大臣的风度，他足以成为千古以来的模范。而元祐（宋哲宗年号，1086—1094）年间诸位贤人对待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年间的大臣做得怎么样呢？我写到这里不禁有一种茫然的感觉。
章衮的《〈王临川文集〉序》说：
（前略）熙宁（宋神宗年号，1068—1077）的新政，君主用尧、舜对待百姓的心意，在上面坚持自己的主张；臣子像对待尧、舜那样对待自己的君主，在下面努力拥护他的主张。根本的一条都是为了天下的百姓，而不是为了自己。各位大臣如果能推究他们本来的用心，再议论他们的新法，发扬它的优点，补救它的过失，在推广的过程中探究它尚未显露出来的意义，通过互相弥补来矫正那种非要争个高低的情绪，务求同心同德，广求天下贤才来推行新法，对于宋朝来说，不见得没有好处啊。但竟然是一个法令刚颁布，诽谤就跟着来了，今天哄然而攻击的是王安石，明天哗然而议论的就是新法。言官借此邀买敢说话的名声，公卿借此博得体恤民情的赞誉，远方的小官吏随声附和，把自己托付给朝廷之中的某一党，而议论政事的朝堂几乎变成了相互憎恨仇视的地方。
况且，当时的情况是，下面没有不法之徒要借变法的由头来造反，外面也没有夏辽的使节借变法提出过分的要求，倒是这些在朝廷做官的大人先生先开始互相攻击和诬陷，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汹涌而来，像一群怀有必胜之心的狂人似的，牢固得谁也打不破。祖宗之法大概都认为是好的，果然都是好的吗？新创的法令大概都被诋毁为坏的，果然都是坏的吗？又如在他们的议论中，还有出于一人之口而前后自相矛盾的，如苏辙曾经说过官府自办借贷的便利，但他却极力诋毁青苗法，认为它不是一个好办法；司马光在宋英宗的时候曾经说过，农民在租税之外不应该有别的负担了，衙门里的这些事也不用募民来做，但是他却极力诋毁募役法；苏东坡曾经说过，不夺取灵武，就无法打通西域，西域不通，契丹的强大就很难阻止，但他却极力诋毁熙河之役，认为不应该打；苏东坡还说募役法有问题，不能施行，过些天又力争要让募役法不被废止，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些类似的事，从来都是这样做的，没有人说不对，王安石做了，别人就认为是错的。比如河北的弓箭社，其实它是与保甲法相表里的，苏东坡曾经请求增修社约，并且很关照他们，却单单仇恨保甲法，都是这种情况。
（中略）像这种情况，既不是关于是非的定论，也不是详尽分析利弊得失之后得到的宏大计划，所以王安石把这些一概都看作是流俗，因而主张更加坚决，法令施行得也更加有力，一时间的议论也就是这样了。而那些负责记载历史的官员，还有后世那些舞文弄墨的人，又都务求巧妙地诋毁他，有的使文字和意义分离，有的断章取义，夸大其词，然而当时攻击新法的人并非真的攻击新法，而是攻击王安石而牵连到他的法。
（中略）子产、商鞅这几个人都是诸侯的贵臣，他们都凭借自己的计划周密，果敢坚忍，在他们的国家内施展才华。而王安石凭借任何时代都不经常出现的奇异才能，又赶上了天下一统的好日子，君臣之间也很默契，就像鱼水之间的情形一样，但他却是一副落落寡合的样子，显得很孤独，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时势不同了，很多人都嫉妒他。国内有很多变故，四面边境都有窥伺的敌人，他就像河流中的一条小船，不知道会漂向哪里，只有他的才智是众人必定向往的，这就是管仲他们获得成功的原因。
宋朝的统治本来就有些宽厚温和，真宗、仁宗以后，这种风气更加强盛。士大夫们竟然把含糊当作宽厚，把因循守旧当作老成，又有人喜欢高谈阔论，不肯删除繁杂、解决疑难来成就功名。而那些小人们则悠闲得如同一年到头养在厩里的马，一旦养马的人要为它们整理和擦拭，它们却会跳起来，用蹄子踢，用牙齿咬。这就像有人想要立刻改变以前的做法而施行新法，他们的惊骇和诽谤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了。王安石为什么不为舆论所理解呢？这是原因之一吧。
贾谊年轻又有才华，他不是皇帝亲近的大臣，却慷慨激昂地想要为国家改制立法，当时的周勃、灌婴等人虽然也想害他，但并没有像人们攻击王安石那样厉害。这是因为贾谊一直没有得到执政的机会，汉文帝也只是像对待众人一样对待他。王安石的人气和声誉倾倒当世，无人能比，已经被许多人忌妒，再加上南方人忽然发迹，他们父子兄弟相继来到皇帝近旁，神宗又动不动就把他当作圣人，并把他当作主心骨，等到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他又悍然将天下的怨恨全部自己承担下来，极力与他们对抗而无所顾忌。王安石为什么不为舆论所理解呢？这也是原因之一。（后略）
章衮的这番议论说到王安石被人非议的原因，可以说是洞见了其中的关键问题。他说到因为南方人突然发迹，嫉妒的人很多，尤其说到了点子上。
啊！凭王安石洁白的品质、远大的胸怀，就像凤凰翱翔在万里云天，哪里就意识到有宛雏腐鼠在他的下面呢？而他的失败竟然也是在这个地方。
庄子说：“中原的人对礼义搞得很明白，却不了解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又说：“人心的险恶超过了山川，了解它比了解天的意愿还难。”王安石就是不了解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让他遇到这些世上的小人，他会失败；让他遇到这些世上的君子，他也会失败。要说王安石的缺点，没有比这个更厉害的了。尽管如此，假如他真的很了解人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并且跟着大家一起随波逐流，众人想找出他的错误，却拿不住他的把柄，不仅可以侥幸得到别人一时的曲意逢迎，而且还将有好名声流传于后世，又怎么肯为了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安乐与名誉，被众人诽谤而不后悔呢？
啊，我中国数千年来的士人君子，其中很了解别人心思的人太多了，而糊涂的又有几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