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加入同盟会之后，中山先生指示我们学军事的同志不可参加外部活动，以保身份之机密，但应在内部建立一纯军事同志之组织，负起革命实施之责。此组织定名为“铁血丈夫团【27】”，盖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8】”之义。参加此组织的二十八人中，山西即有温寿泉【29】、张瑜【30】、乔煦【31】与我四人，其它如浙江黄郛【32】，江西李烈钧【33】，陕西张风翙【34】，云南罗佩金【35】，湖北孔庚【36】等，都是辛亥前后之革命中坚人物。
我在日本留学，于东京振武学校【37】肄业二年半，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一年，东京士官学校【38】肄业一年半。振武学校是从第六批中国留学生起，专门为中国学生设的。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亦不与日本学生同住，且上课亦不在一起，因为日本有若干秘密，是不愿让中国学生知道的。在此五年中，我的时间多用于联系革命同志，开展革命工作。暇时常与李烈钧、唐继尧【39】、李根源【40】、朱绶光【41】等分析时事，研究政情，并曾编著革命军操典与革命军战法。革命军操典注重编制之改善，革命军战法则注重夜战，均为适应回国革命而作。实际用于功课的时间不及其半，故每逢考试，辄以意为之；尤其算术一课，多不按公式计算，虽得数能对，老师亦仅给以及格分数。
我留日期间，正值明治维新【42】，不论政治上与社会上都是一片振兴气象。最使人历久不忘的两件事，一件是你无论向任何人问路，他们无不和和气气地告诉你，甚至领你到达你所询问的路口；一件是你无论在任何地方丢失东西，一定有人想尽办法给你送还。
还有日本人崇敬军人的精神，也使人十分感佩。我在士官学校时，有一次舍营，演习之后，汗透重衣，人民拿出他们的衣服，让我们穿上，然后替我们将衣服洗净熨干，并招待我们饮水吃饭。吃了晚饭之后，向我们说：“你们早点睡罢。明早集合的时间我们替你们打听，叫你们起来，为你们预备早餐，不用你们操心。”
又有一次行军路经一个乡村，见有些老年女人向军队拱手，若敬神然。我以后向日本人请问为什么如是恭敬军人？他们说早年日本政府有云：“敌人的军队来了，你敬神神不能替你打敌人，能替你打敌人的是军人，你与其敬神，莫如敬重军人。”因此老年的女人尚有这种印象。
日本维新，以发扬武士道【43】，提高军人精神，为其主要目标。我到日本的头两年，正值日俄战争【44】时期，我曾问过日本友人说：“俄国是一个大国，军队装备又好（那时管退炮日本尚不能制造，战场上掳获俄国制造者，始行仿造），你们日本有没有战胜的把握？”他说：“有。”我说：“你这话有何根据？”他说：“俄国人警告顽皮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说：‘你再不听话，就送你到军官学校。’他们存着这样的轻军心理，我们对他一定有胜利的把握。”但凡事过犹不及，这一段时期，在尚武上俄国是不及，日本是过，俄国在日俄战争时固然招致了失败，日本在二次大战时，由于军人骄横，自由行动，亦难免于失败。
日俄战争时为日本军人精神最盛时期，日俄战后即渐渐减退。因为战争一结束，社会党（社会上称之为过激党）的传单逢军人即散，传单上充满了讽刺的话，比如说，你们军人死了许多，为日本换来了什么？无非是军人的荣誉与资本家开发满洲的利益罢了。在此种煽动下，很快的就有小部分军队突营的情形。
日本当时的社会党和掌握下层社会的黑龙会，对中国革命运动，都很表同情与赞助。同盟会的盟友与他们过从颇密，对他们的活动亦多支持。有一次日本社会党人大衫岩，因被日政府下狱，他夫人及其同党人向我求助。我想到中国留学生患病住院，领事馆每日可给医疗费日币五元，我遂佯装患病，经过一位德国医学博士（亦社会党人）诊断，允准住院。我一直在医院住了六个月，把向领事馆领到的医疗费，除了医院费用，所馀九百日元，悉交大衫岩夫人。日本政府那时对社会党人甚为敌视，这位朋友是社会党的活跃人物，因而不幸于日本大地震时被日本政府假罪处死了。
民国纪元前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奉中山先生之命，偕盟友赵戴文【45】各携炸弹一枚返国，布置华北革命。至上海港口时，因知海关检查甚严，乃将赵君所携之炸弹亦集于己身，并向赵君说：“如检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君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我说：“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我站前列为宜。”果然检查人员检查后列较前列细密，我遂得渡此难关。其后我向赵君说：“愈危难处愈不可畏缩，畏缩则引人生疑。”行抵汉口，在一家旅馆中，很凑巧的看到墙壁上有墨笔写的两行字：“事到难为宜放胆，人非知己莫谈心”，我想那一定是革命党人所题，若非革命党人，脑筋中就不会动此感想。回晋后，在家中住了五天，即到五台山周围各县与雁门关内外旅行，向各处学生、教师、商人、僧侣运动革命，历时三月，复赴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