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笼络才智而开科取士，亦为维护君位的一个重要政策。这一政策发展到八股文【16】时代，可谓极尽控制人思路，耗竭人脑力之能事了。我就读私塾时，尚习作八股文，深感其在人脑中是悬崖绝壁，有时苦思终日，写不出一个字来，不同于研究科学之有道路，有阶梯。所以我常说：假如把作八股文的精神用于研究物质科学，其成效不知有多少倍。
我十九岁时（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17】。越三年，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陆军。山西那一次共去了二十个人，其中我和姚以价【18】、张维清【19】三人是北京清廷给以公费，其馀十七人是省给以公费。当出国之前，山西巡抚（俗称抚台）张曾【20】等所谓五大宪【21】（抚台、藩台、臬台、学台、道台）对留日学生谆谆告诫：到日本后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以免误入歧途。提到孙中山先生，尤极尽诋毁之能事。但我一登上日本的船只，就不禁有无限的感慨！人家船上的员工做甚务甚，谦虚和蔼，人少事理，与我们中国人的做甚不务甚，骄横傲慢，人多事废，显然是一个进步与落后的对照。比至日本之初，虽对日本何以国小而强，中国何以国大而弱，不断在脑中萦回，然因临行时清官吏之言犹在耳，仍存心拒与革命党人往来。但逐渐由所听到的话与所看到的书中，感到清政府误国太甚，特别是有一天偶尔翻阅保皇党出刊之《中国魂》【22】，益念知清廷之腐败无能，清官吏所吩咐千万不可接近革命党人的话，至是在我脑中全部消失，遂决心加入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
斯时正值孙中山先生在海外倡导革命，我闻其说奋然兴起，即由结识而参加其所领导之革命运动。翌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我们参加革命运动之同志，均为同盟会会员【23】。我开始参加革命运动，距我到日之初仅仅三月，而我个人对革命事业之背向，则自觉判若两人。我由此深深感到为政不可落后了时代，如落后了时代，则所培植之人才，皆为崩溃自己之力量。清政府选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六批之留学生二百六十馀人，超过前五批的总和，不能说不注重留学生了，但参加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运动的，也多是我们这第六批留学生，这完全是清政府领导失时所致。
我们在日本时，清廷曾要求日本驱逐中山先生并禁止革命书刊，日本政府未予接受。当时留学返国的革命同志，被清廷残杀者屡有所闻，我们即从日本致函北洋大臣袁世凯【24】与南洋大臣端方【25】，要求他们停止残杀，如不接受，即不惜以一万革命同志的生命来换他们两人的生命。我们返国之后，一则因清廷建立新军【26】，须以留学生为主干，一则因我们对袁世凯、端方的神经战，使他们有了戒心，于是这一批留学生很快的都在清军中取得职位。
曾记得加入同盟会的誓言中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我对平均地权这一句话的意义不甚了解，有一天向中山先生请教。他告诉我说：“平均地权的‘权’字，不是量也不是质，这也就是说，不是说地亩多少，也不是说地质好坏，是说他的一种时效价值。”我听了说：“我还是不明白。”他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如纽约原来是个沙滩，可以说不值一个钱，现在因繁盛起来，一方尺地即值银子七百两。”当时我未问一方尺的尺是英尺，还是公尺，但我曾问：“美国也是花银子，说两数么？”他说：“不是，美国的货币，名叫套如。一套如约等于我们中国一两银子。我说一方尺值七百套如，你一定不晓得是什么价值，所以我和你说是值七百两银子。”我说：“那么，你说的平均地权，就是平均这一文不值涨到七百两的地价么？”他笑了笑说：“你说对了。”他继续说：“原来一文不值，今天值到七百两银子，不是人力为的，也不是造化予的，这纯乎是因国家经营所提高，不应当让地主享有，应该由国家享有。”我说：“我明白了。”他又说：“如纽约的这一种事实，世界上太多了。就我们中国说，上海、天津、汉口、广州都是这样，而且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我认为应该实行平均地权。”我接着问：“商埠码头可以如此，普通都市也可以如此吗？”他说：“凡有此种事实者，均应如此。”我又问：“耕作地是否可以如此？”他说：“耕作地因国家经营提高价值的事很少。”我复问：“因人力改良而增涨的地价可否归国家享有？”他说：“不可，人力改良的应归出人力者享有。”这一席话历时三十分钟。在此短短三十分钟的谈话中，中山先生问我：“你明白了吗？”总在十次以上，那一种谆谆诲人的亲切态度，至今思之尤觉敬服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