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氏乘势要求国会正式选总统，制定宪法。国会参众两院于十月五日联合举行宪法会议，即日先行通过总统选举法，次日就进行总统副总统的选举，第一二两次投票，袁氏皆未及法定四分之三的多数，在第三次投票中，始以得票过半数当选，而黎元洪同时当选为副总统。天坛宪草因仍主责任内阁制，未能为袁氏所接受。国会尚在议宪过程中，袁氏于十一月四日假国民党以主谋二次革命之罪名，而下令解散，并取消参众两院国民党籍议员四百三十八人之资格。十二日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之国民党籍议员。
至是，国会参众两院悉以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各省议会亦成瘫痪状态，袁氏乃令组政治会议，研究解散国会及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两大问题。政治会议先于民国三年（1914年）一月十日呈请袁氏解散国会，次又议定约法会议组织条例，由袁氏于一月二十六日公布。约法会议于三月十八日开会，从事于修改临时约法的工作，由袁氏于五月一日将修订后的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一约法完全采总统制，国务卿与各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之僚属，立法院议员由人民选举，参政院参政由大总统任命。六月二十日袁氏召集参政院开会，二十九日又命令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在此制度下的中国，不只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而且是极度的总统集权了。自然军民彻底分治，褫军权于中央的宿意，更要积极的求其速达了。
山西是民国伊始就实行军民分治的省分，省行政首长为民政长。山西首任民政长为湖北周渤【21】，其后为山西神池之谷如墉【22】，河曲之赵渊【23】，繁峙之陈钰【24】，其间我曾兼任一度，但为时甚暂。民政长之下，分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各司，以分掌各项政事。全省按河东、冀宁、雁门、归绥四道区，分置河东、中路、北路、归绥四观察使（民国二年底将归绥亦并入北路观察使范围内），以理察吏安民诸事。
省行政各司厅应最早者为财政部门，初改为国税厅，嗣又改称财政厅，均归中央直辖，而受省监督。这也就是显明的实行中央集权，将财税权收归中央的举措。山西在国税厅时期，厅长为袁永廉【25】，我曾记得有一次民政长陈钰不同意他的整个国税计划，即欲愤而回京。我问了他的计划以后，同他说：“你的计划实在不错，但你应计算计算，实行起来，恐怕卷房要占半个太原城。”他从此自知难以实行而不再坚持其计划，一场风波方告平息。国税厅改财政厅后，第一任厅长为季祖平。我祖父青云公民国三年（公历1914年）逝世，袁总统即派李氏代表致祭，因为当时财政厅长是在省的唯一中央官吏。
袁氏为进一步完成中央集权，曾欲废省存道，使道与中央成为直接关系。这一计划实施的初步，就是于民国三年五月二十三日明令撤销各省民政长，改设巡按使，并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巡按使虽然在事实上是接替了原来的民政长，但在名分上则不是行政官，而是监察官，特于委派之时，由中央分别令赋以监督财政与监督司法之权耳。此制行之既久，即可逐渐做到废省存道。
山西第一任巡按使金永【26】是一个旗人，其人相当骄悍，是袁特别派来山西消灭民军势力的。金永到晋，初任内务司长，但一般人皆知其必主省政无疑，果于改制伊始，即实现之。当时中央为分各省都督之军权，命各巡按使成立警备部队，此令一下，金永在晋即积极成立警备队，其数初为七营，继并不断增加，形成对我的甚大威胁。
中央集权的另一措施，就是撤销民政长制之同时，亦撤销各省都督之制，无论中央与地方将领，均授以将军或上将军官职。在中央者上冠一“威”字，驻地方者上冠一“武”字，驻东三省者，则上冠以“镇安”二字，并分左右将军。中央将领“威”字之上，并人各冠不同之一字，如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蔡锷为“昭威将军”是。地方将领“武”字之上，亦并分别冠以各该省军事要地之地名中的一个字，如我当时的官职即改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山东都督则改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其它各省亦然。我的同武将军的“同”字，是取了山西重镇大同的一个“同”字，山东泰武将军的“泰”字，是取了山东重镇泰安的一个“泰”字。为什么山西不取太原之名，山东不取济南之名呢？这一字之差，其用意是很深远的，那就是将来要让山西将军移节大同，山东将军移节泰安，以军政分地贯彻军政分治。这时，北京特地设立了一个将军府，为军事将领之大本营。名义上各省将军之本职亦皆在将军府，督理某省军务只是一种兼职，袁氏于民国三年六月三十日的命令中即有谓“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的话。其所以改行这一制度，就是要逐渐的将军权完全收归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