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黎副总统之调处未见端倪，而袁总统于六月九日至七月一日先后下令罢黜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三督，且遣李纯【7】驰兵扼驻九江【8】，赴赣之师又源源出动。斯时复值俄人嗾使库伦【9】内犯，绥、晋首当其冲。我于忧愤之馀，特于七月七日上袁总统这样一个电报：
北京大总统钧鉴：窃锡山本一介武夫，罔知大计，滥竽民国，毫无建白。自宋案发生，适逢借款成立，人心摇动，讹言四起，忧国之士每虑南北水火，演成分裂之势。锡山窃以为中国之患不在南而在东：南北虽兄弟阋墙，可以理喻；满蒙为强邻虎视，必以力争。溯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我大总统置身于两疑之地，忧深虑远，统筹兼顾，津京秩序得以保持，近卫师团翕然听从，亲贵财产不尽落于外人之手。驯至【10】清帝退位，民国告成，兵家所谓全国为上【11】，我大总统有焉。当事之方急，克强（黄兴字）诸公驰驱战地，危在疆场，我大总统侧身京师，愠于群小，其谋国也同，处忧患也同。今以一事之误会，意见之微异，酿成同室之争，但略予疏通，即可涣然冰释，而环观全球，外患丛集，积薪厝火，危不可言。东邻野心，早暗视满洲为己有，彼胜俄之后，犹不敢据领之者，实因俄有以牵之也，不得已与仇俄协约，意在平分。更有迫日本以不容缓图者，即美国巴拿马运河开通【12】是也。菲律宾虽属美之领土，实在日本势力范围之中，而日所以不敢取之者，以与俄战后之元气未复耳。美国亦知其终难和平解决，甚欲乘其元气未复之时与之一战，惟因巴拿马运河未通，大西洋军舰运输不便，故迟迟未发。日本亦深知巴拿马运河开通之后，彼在东南亚势力美必出而干涉，乘此运河未通，则攫我满土，愈不容缓，特无隙可乘耳。今宗社党【13】盘据东省，予日人以可乘之隙，而日人乘机以接济之，南北风潮叠起，又予宗社党以可乘之隙，而日人又从中推助之。日政府非求好于南，而意实在满也，若堕其奸术，则瓜分立召。东而满洲将成朝鲜之续，西而新甘一带多系升允【14】（清陕甘总督）党羽，倘出而号召，扰乱堪虞，北则蒙古煽动，中俄协约将成泡影。西藏喇嘛久蓄叛志，英人野心，其欲逐逐，而内地好事喜乱之徒，难保不乘机窃发。加之我国会匪遍地，群盗满山，教堂林立，洋商麇集，一旦溃决，外人之生命财产将何以保持，势必惹起列强干涉，国之不国瞬息间耳。言念及此，实堪痛心！推其由来，皆因木腐虫生，疑忌之一念所致。伏思黎副总统倡义武昌，力维大局，我大总统与孙黄诸公缔造民国，艰苦备尝，推其初心，无非救国，而经营年馀，险象环生，堂堂神州，傥不亡于满清，而亡于民国诸公之手，则天下后世将谓我大总统何？今者三督解职，足征无他。望我大总统开诚布公，敦请孙黄二公入都，共图国事，破除党见，一致进行，则内忧潜消，外患自灭。“其亡其亡，系于苞桑【15】。”民国幸甚！中国幸甚！山西都督阎锡山叩阳印。
本来李烈钧对袁已有“遵令免官”的复电，胡汉民亦有“请授赴藏方略”的表示（胡免粤督后，被任为西藏宣抚使），袁若不再相逼太甚，尚有策商馀地。而袁军向李烈钧等横施压力，李纯部先在九江发动攻势，李烈钧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不数日，黄兴响应于南京，陈其美【16】响应于上海，安徽柏文蔚、广东陈炯明【17】、福建许崇智【18】、四川尹昌衡【19】、湖南谭延闿亦先后独立，纷纷组织讨袁军，实行二次革命。长江流域独武昌黎副总统与浙江朱瑞【20】宣布保守中立。中山先生发表宣告，促请袁氏辞职，以息战祸。袁氏对中山先生的劝告置若罔闻，且用兵益急。结果因民军部署未周，且与袁军相较，众寡悬殊，不一月间遭到了全面的失败。
在这段期间中，中山先生深知山西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形格势禁，呼应为难，特秘密派人告我沉默勿言，以保持北方之革命据点，俟南军北上，再与陕西会合，进攻北京。我刚奉到此指示不久，陕西都督张风翙给我一个电报说：彼已与我联名拍发一电，反对李烈钧等行动。我当复电责询其故，张答复我说：此举孙（指中山先生）可谅解。我才知道我所得到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亦得到了，以故未得我之同意而出此。这时李烈钧亦有电给我表示不满，因李与我在士官学校同屋而居交情甚笃，故他对此颇觉意外。经我复电解释，他才知道这原是一种未曾得他同意亦未曾得我同意的苦肉计。盖当时北方诸省除我与张风翙外，馀皆为袁氏基本势力范围，张氏此举，亦可谓为保存北方仅有革命力量的一种权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