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岁末临近，斯大林迎来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个生日。1952年12月21日，斯大林为了庆祝自己的生日，在他的孔策沃别墅会客厅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宴会。[1]为了充分享受这一美好时光，斯大林邀请了苏联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参加宴会。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也参加了这次生日宴会。宴会现场，苏联儿童的照片挂满了大厅的墙壁，取材于高尔基与肖洛霍夫艺术作品的风景画也添列其中。[2]宴会期间，民乐、舞曲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宴会持续了一整夜，自然也消耗掉了大量的酒水饮料。宴会期间，斯大林随心所欲地播放着自己喜欢的唱片。毋庸置疑，这是令人陶醉的欢乐时光。
这种气氛中，依然有两位宾客看起来并不是那样的高兴。一位是赫鲁晓夫，因为他讨厌跳舞，尤其厌倦被称为“站在冰面上的牛”。斯大林却要求他跳乌克兰激情四射的民族舞蹈戈帕克舞（gopak）。也许是因为这位统治者小时候怎么也学不会传统舞蹈《列吉里》（lekuri），因而现在希望从赫鲁晓夫的窘态中获得满足和快感。[3]另一个忧心忡忡的宾客是斯维特兰娜。刚刚26岁的斯维特兰娜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并且已为人母。她难以忍受斯大林的指手画脚和自己的言听计从，于是拒绝了斯大林跳舞的邀请。一般而言，斯大林由于双臂比较短，所以并不喜欢跳舞。那天晚上可能是多喝了几杯酒的缘故，他突然想到了跳舞。当他的要求遭到斯维特兰娜的拒绝后，他勃然大怒，拽着斯维特兰娜的黄色头发，将她拖出好几米远。顿时，斯维特兰娜脸颊泛红，泪水中含着几丝的痛苦与屈辱。其他在场的宾客虽然同情斯维特兰娜的不幸，却爱莫能助。赫鲁晓夫虽然自身仍处于羞愧之中，然而当时的场景还是记忆犹新：“斯大林脚步沉重，胳膊乱晃。显然，斯大林以前没跳过舞。”但是赫鲁晓夫显然没有简单地评判斯大林的粗暴行为，在赫鲁晓夫看来，斯大林之所以对他的女儿如此粗暴，并不是因为他想伤害自己的女儿，而只是想向斯维特兰娜表达一种父爱，只是以斯大林所习惯的粗暴、蛮横的方式加以表达。[4]
与斯维特兰娜的遭遇相比，宴会中其他宾客的忧虑显得更为沉重、紧张，他们担心即将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会马上降临到自己身上，这远比拖着头发走向舞池更为可怕。1953年1月13日，《真理报》刊登了一篇评论，题目为“披着医护人员外衣的罪大恶极的间谍分子与杀人犯”。刊发之前，斯大林亲自字斟句酌地审定了这一评论。[5]虽然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深居简出，但他绝不是一系列政治事件的看客。[6]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当时中央政治局已经重组——个个都提心吊胆地读完了这则评论，可以想象气氛紧张到了极点。1953年2月28日，斯大林邀请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去斯大林的别墅看电影，斯大林仍旧像以前那样热情。食物与酒水饮料的供应充足而丰富。喝了一肚子的格鲁吉亚酒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总是小心翼翼地说话，以免从自己口中蹦出任何可能激怒斯大林的言语。酒足饭饱之后，斯大林与他们一起观看了电影。直到3月1日凌晨4:00，这场聚会才收场。[7]这些离开孔策沃别墅的宾客在回忆中都未曾提到斯大林当时似乎正在承受疾病的折磨。赫鲁晓夫回忆道：告别时气氛温馨，斯大林当时一切正常，身体状况良好。[8]这也是彻夜狂欢的正常现象。
随着各位宾客乘坐的豪车消失在莫斯科乡间的夜色中，斯大林也随即向他的卫队发出了指令，他将上床休息，卫队成员也可以收队休息。同时他命令，除非他召唤卫队成员，否则卫队成员不得打搅他休息。[9]一位名叫帕维尔-洛兹加乔夫（Paver Lozgachev）的卫队成员将斯大林的指令告诉了卫队负责人伊万——赫鲁斯塔廖夫（Ivan khrustalev）。
3月1日上午10点左右，不安情绪笼罩着卫队成员。因为按照斯大林多年的作息习惯，他现在应该召唤卫队成员了，可今天早晨却迟迟没有召唤。在孔策沃别墅有负责巡视的安全巡逻小组，其工作安排为两小时一轮换，以便每个小组得到足够的休息从而保证工作中的高度警惕性。每个卫队成员根据编号处于孔策沃别墅的指定位置。[10]一方面是斯大林不同寻常的禁止打扰令尚未取消；另一方面如果有不幸发生，他们也难逃其咎。斯大林的习惯是，早上稍晚些时候，他会要一杯放有一片柠檬的清茶，每天如此，而且非常准时。今天似乎有些反常，斯大林并没有要早茶。于是，卫队负责人米哈伊尔——斯塔罗斯丁（Mikhail Starostin）开始心神不安起来。而此时，孔策沃别墅内并没有更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所以他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做。[11]波斯克列贝舍夫、弗拉西克（此二人为卫队的首脑）并不当班，斯塔罗斯丁也不清楚谁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办公室。如果主席团办公室里有人当班的话，也许此人可以撤销斯大林的个人指令。平时，斯大林的权威是对斯大林有益的，可是这次，斯大林即将为其所享有的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付出惨痛的代价。
下午6:30时，孔策沃别墅里亮起一盏灯。看到象征生命的灯光，卫队成员的心情顿时舒缓了许多。他们认为斯大林应该安然无恙，起床晚了的斯大林很快就会处理政务。可是斯大林并没有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没有要求卫队成员送食物，也没有发出其他指令。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见到过他，哪怕是瞥见他一眼。卫队成员们为接下来该怎么办所困惑。晚上10:00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室寄给斯大林的包裹被送到了孔策沃别墅，这才促使卫队成员最后下定决心去打扰斯大林。经过一番讨论后，他们决定由帕维尔-洛兹加乔夫走进斯大林的卧室将包裹交给斯大林。洛兹加乔夫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斯大林的起居室。他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斯大林正蜷缩着坐在地板上。虽然并未完全失去知觉，却并不能开口说话，小便失禁。很明显，他得了中风症。掉在他身边的地板上的斯大林的手表显示的时间是6:30。卫队成员据此认为，斯大林下午在开灯的时候，从床上掉了下来。[12]
没有人敢将他扶起来并叫医生。他们等待高层的电话，卫队电话告知在莫斯科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乔治——伊格纳托夫（Sergei Ignatev），请求指示下一步的工作。而伊格纳托夫却认为此事超出了自己的职责权限，于是他又将此事上报给了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待指令的过程中，孔策沃别墅中的每一个人都显得非常焦急。他们唯一可以自作主张的是将地板上的斯大林抬到床上，并给他盖了条毯子。[13]
得到消息后，主席团成员为斯大林是否大限将至而倍感困惑，而接下来该如何处置更是难以决断。尽管历史在无情的岁月中，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可是当时在场的卫队成员与追随斯大林的主席团成员对当时的情景依然守口如瓶。时间也模糊了记忆。另外，政治斗争的沉浮也对事件的真实呈现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接下来的政治权力斗争中，赫鲁晓夫成了最大的赢家。贝利亚于1953年12月被处决，而马林科夫输给了赫鲁晓夫，不愿意陈述当时的历史情景。只有赫鲁晓夫与斯维特兰娜两个目击者在年事已高但记忆尚未模糊之前可以自由陈述当时的情景。但是两人都幻想夸大自己当时的见闻。我们知道，斯大林对于自己生活细节的公布，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此两人的说法缺乏有力的证据，因而不可完全相信。斯大林出事后披露的生活细节也变得不可信了。总之，1953年2月28日到1953年3月5日期间的具体时间、程序、人员和事件仍然不清楚。
赫鲁晓夫的陈述最为翔实。根据赫鲁晓夫的回忆，3月2日早些时候，他与其他主席团成员包括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赶到了斯大林的别墅。存在的疑问是，在召唤医生之前，他们或者他们中的某些人是不是再次造访过孔策沃别墅。[14]不管主席团成员出于何种考虑，寻找医生救助之前，时间已经被耽误了几个小时。我们并不能清楚医生到达孔策沃别墅的具体时间。斯维特兰娜正在上法语课的时候得到赶往孔策沃别墅的指令[15]，在其回忆录中她提到的时间是3月2日上午10:00。更具有说服力的论据来自A. I.里宾（Rybin）。当医生救助时，他在现场，他给出的时间是3月2日早上7:00。[16]无论如何，确定无疑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在采取救助措施的行动方面，反应迟缓。这就导致人们怀疑他们是否有意纵容斯大林病情的恶化。既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斯大林清洗的对象，这种可能的存在具有合理性。也有可能是，面对此情景斯大林的政治追随者们惊慌失措以至于未能及早地采取救护措施。他们也担忧，如果斯大林清醒过来，主席团成员将会因他们的行为付出巨大的代价，因为好像他们控制了国家，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疑心甚重的斯大林会怀疑他们才是苏联的统治者，而不是自己。不管怎么说，他们对救助延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极有可能早已意识到斯大林的病情很难治愈，并在刻意地隐瞒、封锁有关斯大林病情的消息。
实施救助的医生发现斯大林小便失禁，他们给斯大林脱去了衣服，用以醋为主要成分的清洗液擦拭了斯大林的身体。期间，斯大林从口中咳出了血。斯大林得的是潮式呼吸症，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和气喘。很明显，斯大林的病情很严重。紧张忙碌的医护人员清楚地知道不能让苏联政治家满意的后果。他们很快发现情况严重了，斯大林的右半边身体瘫痪了。虽然专家们竭尽所能，可是斯大林的境况仍未有明显的改观。快到中午时，专家们给斯大林实施了“灌肠术”，但他们对此并不寄予厚望。[17]
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他们没有对斯大林实施救治的情况下，斯大林苏醒过来，那么他们将会因不作为而承担责任；如果在他们采取积极的救助措施后斯大林才醒过来，那么他们将会因擅自做主而承担责任。因而谨慎行事显得极为重要，所以有必要了解有关斯大林病情的更多的消息。令人尴尬的是，经历了“医生案”后的大规模逮捕，苏联最优秀的医生都已被关到了卢比扬卡监狱。接下来的事令人哭笑不得，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下令审问被关押的医疗专家，并向他们询问患潮式呼吸病可能的后果。数周糊糊涂涂的审问后，专家们自己也都迷糊了，最后一位名叫雅科夫·拉波波尔（Yakov Rappoport）的专家给予了准确的解释：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病症，言外之意，最坏的结果就是死亡。[18]对斯大林的救治是否是基于以上获得的信息，我们不得而知。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们所看到的事实使得他们确信，斯大林的状况非常不好。他们现在至少确信，可以放手安排政治继承问题了。斯大林的护理医生也对斯大林的身体状况持悲观态度，而被关在卢比扬卡监狱的苏联最优秀的医疗专家们的论断，更加证实了主席团成员的判断。
3月4日，主席团成员开始了他们的政治安排。在这一方面并不存在程序性问题，也没有既定的规则，因为斯大林的集权使得所有事务的处理都脱离了常规。主席团主要成员意识到，只要他们继续隐瞒下去，他们的政治合法性就会增加。于是他们组织召开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这可以使这些老资格的主席团成员避开来自1952年苏共十九大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的阻扰。当然，身居高位的仅有几人而已。在1952年10月遭到斯大林贬斥的莫洛托夫当然不可能登上权力的最高宝座，那么最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只有马林科夫与贝利亚。会议主席台上，马林科夫居中而坐（布尔加宁并未到场，因为他一直守护着斯大林），在会议开场白中指出，斯大林同志病情很严重，即使他可以从这次疾病中挺过来，他的身体状况仍旧不容乐观。中央委员们听到这个消息显得既平静又有几丝不安。之后，贝利亚粉墨登场，他建议立即由马林科夫接替斯大林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贝利亚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委员们的一致通过。就这样，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结束了。[19]
然而，事实是斯大林还没有逝世，主席团成员会后又迅速返回到了斯大林的别墅中。此时的斯大林正一步步地远离人世。主席团成员回想到了五年计划、大清洗、卫国战争，他们的集体事业上深深地打着斯大林的烙印。他们曾经活跃于巩固政权、领导军队、实施工业化以及实施领土扩张与保卫国家安全等诸多方面。除了贝利亚之外的其他主席团成员，都敬畏于斯大林所实施的情报收集活动，同时也非常害怕斯大林。虽然他们在精神上不同程度地受到斯大林的伤害，然而他们无一例外地被斯大林所迷惑，因而服膺于斯大林的统治。虽然此时的斯大林俯卧在床，可是主席团成员仍然不敢掉以轻心，或许斯大林借助某种超人的力量而恢复到以前的状态，继而重新控制苏联的政治生活。曾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杀害了古拉格集中营中几百万人的每一个人，在望着眼前这位处于半清醒状态、时日不多的老人时，仍然感到毛骨悚然。即便到最后斯大林也有能力控制着他们。如果斯大林清醒一小会儿，他有可能下令杀光在场的所有人，因此即使斯大林即将远离人世，人们也不敢有一丝的懈怠与大意。
别墅里的氛围十分紧张。负责安全的贝利亚在孔策沃别墅周围建立了隔离区，并派人监视这位病人。3月5日，斯大林又吐血了。[20]正如医生后来发现的那样，斯大林的胃大面积出血。他的总体健康状况不佳已多年，且动脉硬化。斯大林的床前聚集着医护人员与主席团成员。在这个别墅里，斯威特兰娜是斯大林身边的唯一亲人。在场的每个人轮流向他致敬。他们抬起他的手以寻找某些他对他们的意图的信号。贝利亚的举动最引人注目，以一种奉承的姿态握着斯大林的手。3月5日早上9:50，斯大林停止了呼吸，与世长辞。
一些人因悲伤而倒在了别人的怀中。倒在赫鲁晓夫怀里的斯维特兰娜倒是显得很平静。别墅中的仆人也得到允许，走进斯大林的卧室以瞻仰斯大林的遗容。即便那些几个小时前为政治继承问题而忙碌的主席团成员们，现在也陷入了悲痛中。在主席团成员的生活中，在苏联这个国家的生活中，斯大林时代结束了。如果主席团成员不为现场的悲伤氛围所动容的话，那么他们真的是枉为人类。只有贝利亚镇定自若，他像从笼子里放出的豹子一样，刚才奉承的丑态、悲伤的表情顷刻间不复存在。他神采飞扬地快步走出孔策沃别墅，并大声叫道：“赫鲁斯塔廖夫，备车。”[21]贝利亚急切地赶到了克里姆林宫，登上了为他安置好的权力高位。在那里，他将成为主角。而其他人，有的在安慰斯维特兰娜，有的在斯大林床边啜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贝利亚先行一步。与莫洛托夫、米高扬相比，在斯大林眼里，贝利亚并不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中央委员们知道，斯大林对贝利亚一直心存好感。在中央委员会上，人们并未提及对贝利亚有着不利影响的“明格列尔人事件”。可以想到，权力之争已经开始了。
斯大林的卫队成为了守护斯大林灵柩的仪仗队。黑色的灵车到来后，卫队成员将斯大林的遗体抬到了灵车上面。灵车将要把斯大林的遗体运到定期检查列宁遗体的地方。在那里，斯大林的遗体会得到处理以便为其下葬做准备。一切运送事宜都由赫鲁斯塔廖夫负责。
3月5日晚8时，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委员会议。主席团成员清楚地知道，他们必须让中央委员们相信，斯大林是自然死亡。[22]会上，苏联卫生部长A. F.特列季亚科夫（A. F. Tretyakov）对斯大林的死亡作了解释。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赫鲁晓夫宣布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定：马林科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贝利亚出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执掌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部；赫鲁晓夫出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其他资格较老的成员也都拥有自己的职位。伏罗希洛夫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尽管莫洛托夫曾受到斯大林的责难，但是在同僚中仍享有较高的声誉，将出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也任此职）。然而最为关键的三个人物则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这个决定标志着他们将把斯大林的文件“纳入必要的秩序中”。每项决议都获得了一致性的通过，会议仅持续了40分钟。[23]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想打倒贝利亚、莫洛托夫、米高扬，可是斯大林的夙愿未能实现。在马林科夫看来，与贝利亚结盟是件好事情。对此，赫鲁晓夫也只能暂时接受这个既定的事实。
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深知，斯大林一直控制着他们的生活，并决定着他们的生死。他们的政治生活经验使他们担心斯大林可能随时会下令逮捕他们。为了做好随时举家逃亡的准备，贝利亚让他的儿子谢尔戈做了飞行员，并让其熟悉国内的飞行路线。[24]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应该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感到高兴。其他人，诸如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可能也担心斯大林的威胁最终会降临到他们身上。面对斯大林的威胁，主席团成员个个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因而斯大林最亲近的政治追随者都希望他快点死去，并且都在密谋促使斯大林死亡成为事实。关于斯大林死亡的真正原因，我们不得而知。斯大林死后，虽然医疗专家进行了尸体解剖，可是我们并没有见到尸体的解剖报告，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再者，斯大林死后，虽然照顾斯大林的10位医生负责整理、编纂斯大林的病历，可是直到1953年7月才完成这项工作，并且到了最近才公布病历情况。[25]斯大林是自然死亡的说法可以接受。可是病历的编纂却用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况且，尸检报告并没有找到。也许，他们想掩盖些重要的事实。
事实仍旧有待公布于众。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贝利亚与赫鲁斯塔廖夫的默许下，有人向斯大林的饮食下了毒，从而谋杀了斯大林。另一种说法是，贝利亚指使手下潜入到斯大林的起居室，以注射毒剂的形式杀死了斯大林。还有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假设，在孔策沃别墅死去的那个人并非斯大林，而是斯大林的替身。这种推测实在是太离谱了，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如果死者为斯大林的替身，为什么斯大林后来没有报复这些阴谋家？这一说法并没有对此进行过解释。）
满含泪水的卫队成员将担架上的遗体送到了一层大厅内，在那里，仍旧处于紧张状态的医护人员接手了遗体。当其他卫队成员仍旧站在大厅时，赫鲁斯塔廖夫一人下了楼梯，走到了前门大厅。医护人员摘掉了斯大林的假牙并交给卫队成员妥善保管。像对待列宁的遗体一样，斯大林的遗体也需要进行防腐处理。1952年，斯大林下令逮捕了鲍里斯·兹巴尔斯基（Boris Zharski）（多年来，他一直负责列宁陵墓的相关事宜），这对眼前的防腐处理工作非常不利。[26]可是防腐处理所需的化学物质成分都有记录，所以他人也可以进行此项技术处理。斯大林的遗体将会被放置在位于红场的灵柩车中。[27]卫队成员一直守着红场下面的圆柱大厅里的灵柩，直到斯大林的遗体被下葬为止。[28]为了安葬斯大林，位于红场的列宁墓被改造成可容纳两人的双人墓穴。这样的做法是很正常的事情，尽管斯大林生前没有如此的安排。20多年以来，斯大林被称为伟人，因此，主席团认为他们应该像斯大林在1924年处理列宁的遗体一样处理斯大林的遗体。
3月6日，苏联的广播与报纸都散播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对此，人们感到很震惊，因为此前并没有听到斯大林身体状况不好的消息。的确，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并没有媒体报道过斯大林日益欠佳的身体状况。莫斯科街头，人潮如海。莫斯科人都想在葬礼之前看一眼这位独裁者的遗容。从其他省份驶来的火车、汽车都载满了乘客。通过地铁与公交车，怀着抑郁的心情，莫斯科市民来到了铺满鹅卵石的红场。3月8日，前来悼念的人群太多以至于维持秩序的警察并不能很好地控制局面。局面的失控引发了人们惊慌的情绪，失控的局面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了踩踏事件。踩踏事件中，数千人受伤，因窒息而死亡的人有数百人之多（此事未见诸报端）。人们由此联想到的是，即使躺在棺材里，这位统治者仍旧可以随心所欲地杀死他的“臣民”。这一悲剧所反映出的事实是，苏联政府缺乏控制力。平日里，秩序井然，可是人们平静的表面下却潜藏着爆发的力量。斯大林的死讯被公布于众后的一段时间里，内务部发现，他们并不能控制疯狂的民众。
斯大林的葬礼在3月9日举行。那天，冷风瑟瑟，干燥而又灰暗，不见天日，大雾弥漫了整个莫斯科城，人群密密麻麻，短短的行程竟耗时几个小时。[29]当局所面临的困境是既想借助于斯大林的葬礼来证明政治继承的合法性，又想维持秩序的稳定性。他们知道的前车之鉴是，在1896年5月18日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礼仪式上，莫斯科霍登卡广场（Khodynka Field）发生了数千人惨死的踩踏事件，这对久已失去民心的沙皇俄国而言无异于火上浇油。斯大林的继承者自然不希望可怕的斯大林的逝世也为他们带来同样的厄运。
如果葬礼不能在平和的氛围中举行，那么它就表明，斯大林的继任者无法统治这个国家。为此，他们不得不证明他们具有斯大林那样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灵堂一边的横幅上印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人们可以看见的是斯大林的头部与肩部。斯大林双眼紧闭，刺眼的灯光照在斯大林的遗体上。官方摄影师用手中的设备记录着眼前的一切。哀乐响起，身着黑色外套的女牧师唱着哀歌。上午10时30分，伴随着苏联国歌的响起，主席团成员走进斯大林的灵堂。马林科夫走在最前面，紧随其后的是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辆载着斯大林遗体的防弹车驶出了灵堂直到红场的坡地才停下来。那里就是刚刚设计好的列宁——斯大林的陵墓。斯大林的遗体被从防弹车里抬出来，之后被放到了旁边的停尸架上。主席团成员及其他贵宾走到了斯大林陵墓的上面。[30]整个红场都挤满了前来悼念的人，红场上安置了大量的麦克风与扩音器，以便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听见葬礼现场所传出来的声音。敬献的花圈堆积如山［苏联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Sergei Prokofiev）与斯大林同一天逝世。当普罗科菲耶夫的悼念者去花店买花时才发现花店早已是空空如也。原来，花都被悼念斯大林的人们买光了］。斯大林的逝世意味着一个政治时代的终结。
苏联军队的部分兵种从红场经过以示对伟人的敬意。像往常一样，内务部人员则在人群之外负责安全保卫工作。军乐队奏起了哀歌。红场上，数以万计的莫斯科市民向昔日的领袖表达着最后的敬意。此时的情景并不像庆祝十月革命或者是五一劳动节那样，那时是工会强迫人们参加各种形式的集会，此时的人们都是以极大的热情自发来到这里，见证这一庄严的时刻。
葬礼现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分别宣读了各自的悼念词。从这三人的表情中，我们可以看出，唯有莫洛托夫真正流露出了对斯大林逝世的悲伤之情。贝利亚的悼词，措辞干涩、无味（为此后来他受到妻子妮娜的指责）。[31]莫洛托夫重返苏共领导层发出这样的信号，虽然斯大林尸骨未寒，可是新的领导层已重新接纳了斯大林昔日的追随者。参加斯大林葬礼的外宾并不仅仅局限于共产党国家。在葬礼现场的显著位置上，人们可以看见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中国的周恩来、意大利的帕尔米罗——陶里亚蒂、英国的莫里斯——多列士，也有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皮耶罗——纳尼（Pietro Nenni）。这几天的时间里，各国政府发来的唁电接踵而至。斯大林昔日的宿敌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发来了唁电。主要共产党国家的报纸都宣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已经与世长辞。西方媒体对于斯大林的逝世反应不一。虽然人们不会忘记斯大林的反人类罪行，可是在此时刻，各大媒体还是更愿意将斯大林与苏联经济的发展、战胜法西斯德国等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评价对斯大林而言，并非名至实归。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并不会质疑斯大林的丰功伟绩。这位曾经下令建造了列宁墓的领袖，死后却可以与苏联的缔造者（列宁）一起长眠于同一陵墓之中。在安葬斯大林之前，医护人员对斯大林的遗体进行了防腐处理，他们取出了斯大林的内脏，并将斯大林的遗体浸泡在一种特殊的液体中。这种液体的成分，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遗体存放在一个水晶棺材中，而斯大林墓的内部为花岗岩砌成的长方形的结构。一切就绪后，他们将列宁墓改称为列宁—斯大林墓。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什维奇，即历史上著名的斯大林，从此长眠于斯。
* * *
[1] 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查阅的是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的回忆录，可是W·陶布曼的解释是：斯大林的生日宴会在新年前举行。但是我认为，陶布曼的说法是基于《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陈述，赫鲁晓夫的陈述并不是非常明确。
[2]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 21.
[3] J. Davrichewy, Ah! Ce qu’on rigolait bien, p. 71. See above, p. 26.
[4] N. Krushchev, Krushchev Remembers, p. 256.
[5]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iet Ministrov SSSR, pp. 395 - 396.
[6] Pravda, 13 January 1953.
[7] N. S. Krushchev, 'Memuary Nikity Sergcevicha Krushch?va', Voprosyistorii, no. 2/3, pp. 90 - 91.
[8] N. S. Krushchev, 'Memuary Nikity Sergeevicha Krushch?va', Voprosyistorii, no. 2/3, pp. 90 - 91.
[9] Lozgachev's testimong to E. Radzinsky, Stalin, pp. 552 - 553.
[10] P. I. Yegorov, 'Poslednyaya noch' Stalina', Argumenty i fakty, no. 10 （March 2003）， p. 10. Yegorov was on guard duty, at position number 6, at Stalin's dacha on 1 March.
[11] P. I. Yegorov, 'Poslednyaya noch' Stalina', Argumenty i fakty, no. 10 （March 2003）， p. 10. Yegorov was on guard duty, at position number 6, at Stalin's dacha on 1 March.
[12] E. Radzinsky, Stalin, pp. 553 - 554.
[13] E. Radzinsky, Stalin, pp. 553 - 554.
[14] J. Brent and V. P. Naumov, Stalin's Doctor's Plot, pp. 316 - 317.
[15] S. Alliueva, Dvatsat' pisem k drugu, p. 5.
[16] J. Brent and V. P. Naumov, Stalin's Doctor s Plot, pp. 316 - 317.
[17] J. Brent and V. P. Naumov, Stalin's Doctor's Plot, pp. 316 - 317.
[18] Yakov Rappoport. The Doctor's Plot, pp. 151 - 152.
[19]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anl, pp. 234 - 235.
[20] J. Brent and V. P. Naumov, Stalin's Doctor's Plot, pp. 319.
[21] S. Alliueva, Dvatsat' pisem k drugu, p. 7.
[22] 'Poslednyaya "ostsavka" Stalina', p. 110.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 235.
[23] 'Poslednyaya "otstavka" Stalina', p. 110.
[24]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238.
[25] J. Brent and V. P. Naumov, Stalin's Doctor's Plot, p. 314.
[26] I. Zbarsky and S. Hutcheinson, Lenin's Embalmers, p. 164.
[27] I. Zbarsky and S. Hutcheinson, Lenin's Embalmers, p. 165.
[28] P. I. Yegorov, 'Poslednyaya noch' Stalina', Argumenty i fakty, no. 10 （March 2003）， p. 11.
[29] V. Semichastnyi, Bespokoinoe serdtse, p. 77.
[30] 这种解释来自加斯科因的1953年3月16日的报告：《丘吉尔与斯大林》，英国档案馆，附录：第1-2页。
[31]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