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3月初，改革浪潮吹遍整个苏联。经受了长期的压制后，斯大林的继任者终于可以在他死后变革其政策。苏共中央主席团没有一个人赞同他总体上保守的政策，甚至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这样苏共党内的保守派也赞同实施一定程度的改革。斯大林长期以来打击的改革终于有了实施的可能性。然而社会上并未出现关于改革的讨论。苏联当时是不允许民众讨论这些问题的。苏共党内斯大林的接班人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要让苏联的普通公民，或者政府的基层官员能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产生影响。
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无法阻止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的改革计划。马林科夫想增加集体农庄的拨款以推动苏联的农业生产，他还赞同增加轻工业的投资。赫鲁晓夫想在苏联开荒，以结束几十年以来苏联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决心推动苏美的和平共处：他们担心冷战将给人类带来一场灾难。贝利亚希望同南斯拉夫建立友好关系，他也想废除俄罗斯在苏联境内的特权，并减少对各民族文化自我发展的限制。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都认为，公众的生活不应该像斯大林时期那样充满暴力和专断。他们主张释放劳动营里的政治犯封锁官方媒体，避免宣传老一套的做法。如果苏联改变了斯大林的政策，那么就没必要把斯大林当神一样去崇拜了。
苏共主席团非常谨慎地处理斯大林的物质遗产。1924年列宁逝世时，斯大林成了列宁著作的管理者，他决定应该出版列宁的哪些著作，哪些不应该出版。他自己出版了《论列宁主义的基础》。斯大林参考列宁的著作，从而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寻求合法性。斯大林的接班人都熟悉这些。1953年3月5日，经苏共中央委员会授权，他们将《斯大林文集》没收，并匿名送给了各公共图书馆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只留了几百本书。斯大林的许多信件和电报都被烧掉了，他的大部分文章和著作的草稿也不见了。[1]“斯大林文集”的最后一部分很不完整。[2]
斯大林孔策沃别墅的桌子上还有秘密。在一个抽屉的报纸下面夹着三页纸。其中一份是铁托写的：[3]
斯大林：
不要派人来杀我了。我们已经抓了500个人了，有些人带着炸弹，有些人拿着枪……如果你还是派人来杀我，那我也派个人去莫斯科，我肯定不会送第二个。
这是铁托写给斯大林的。还没有人敢这样对斯大林说话。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留着这个纸条的原因。他还保留着布哈林写给他的最后信件：“柯巴，为什么你一定要我死呢？”难道斯大林每次重读这封信时很兴奋？（据说他一直对布哈林有看法。）第三份是列宁1922年3月5日写的一封信，内容是要斯大林为自己的粗鲁言行向克鲁普斯卡娅道歉。这是他收到的列宁的最后一封信，信的内容很伤自尊。如果不是他心里放不下这几件事情，他是不会保留这些信件的。
苏共领导人把这三封信当成机密。但斯大林死后他们改变了苏联的公共话语，《真理报》赞扬斯大林的内容少了。一些发表的文章开始批评“个人崇拜”。虽然这些文章大篇引用斯大林著作中的话，但并不是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历史上最冠冕堂皇的。苏共中央主席团讨论新政策时，由于贝利亚搜集到了斯大林与警察部门谈话的录音，所以贝利亚重新担任内务部部长。录音显示，斯大林打算将恐怖进行到底。贝利亚让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读读录音记录。[4]
改革者面临一种困境：如果他们宣布放弃斯大林的遗产，那他们统治的合法性将会大打折扣，但如果他们不马上实施改革，社会的不满会积聚，他们也会有麻烦。还有更大的困难。有些人崇拜斯大林，但也有几百万人痛恨斯大林的镇压。斯大林死后还阴魂不散。改革者必须意志坚定，措施得力。慌乱必定会扰乱整个苏联的秩序。主席团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在不特意批评斯大林的条件下实施改革。[5]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他们只是提到晚年斯大林的反复无常。贝利亚因捏造英国情报机构代理人的罪名而被逮捕，贝利亚被逮捕后，苏共中央主席团1953年7月召开了会议。实际上领导层担心贝利亚会掌握最高领导权，也担心他会实施看起来相当激进的改革。他们认为，应该对过去所犯下的罪行和权力滥用负责的是贝利亚，而不是斯大林，1953年12月，贝利亚被处决了。[6]
斯大林的家庭也遭受了重大的变故。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很快就改了自己的姓。学生时代大家都知道她的名字叫斯维特兰娜·斯大琳娜（Svetlana Stalina），斯大林死后，她自己改名叫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7]由于已经向她父亲的继任者低头，所以她最终幸免于难。瓦西里·斯大林并未做相应的改变，经常沉湎酒色，臭名远扬。斯大林实际上已经和他脱离关系了，他父亲死后，他被调查，并因爱胡闹和滥用公共资金而被捕。他的特权年月结束了。
贝利亚倒台后，苏共掌控了内务部。对于各民族有文化自觉权的限制仍然比较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继续推动改革，也都在为掌握最高权力而斗争。集体农庄的粮食收购价格上涨了。为提高粮食产量，哈萨克斯坦的荒地得到了开发。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有了一定的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也有所松动，朝鲜战争也结束了。由于要明确支持苏共主席团的每一项活动，所以在中央委员会上对发言管理就不那么严格了。虽说苏联仍然是一党专政，但总体上说，恐怖气氛淡了。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竞争还在继续。贝利亚过去一直担心他激进的改革思想和他个人的鲁莽。马林科夫缺乏自信，赫鲁晓夫因镇压贝利亚而名声大振，他在两年的时间里成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一个委员会开始调查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数据。赫鲁晓夫虽然在寻找对马林科夫不利的材料，但这尚需时日。苏共主席团的几位成员反对实施进一步的改革。为了保证自己能顺利接班，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斯大林的问题。有人说破坏苏联秩序是危险的，他反驳说：“如果我们不在中央全会上说真话，我们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不得不说出真话。那时候我们不是在发表演讲，而是在接受人民的调查！”[8]在苏共二十大闭幕时，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是一个怪人，他整死了几千人，在政治领导和具体政策上破坏了列宁主义的传统。指控书并没有全面综合地评价斯大林。赫鲁晓夫的报告集中在从1934年基诺夫遇害以来斯大林的活动上。他并不直接批评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建立起来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他也没提及斯大林在内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期间实施的恐怖。为了赢得当时党政官员的支持，他必须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你们这些人的前任都是1937—1938年大清洗的受害者。
整个会场都没人提反对意见。赫鲁晓夫达到了他的目的：对于他国内的竞争对手来说，很难指责他领导权的合法性，除非这个人想回到斯大林的大恐怖年代。然而还有一个问题，正是斯大林在东欧建立起了共产主义政权。通过指责斯大林，赫鲁晓夫重新确立了一条沿着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路线前进的道路。这在东欧国家行不通，因为这些国家是斯大林帮助他们建立了共产党政权。赫鲁晓夫的报告对于东欧来说就是一颗政治炸弹。波兰发生了有组织的罢工抗议活动。1956年10月，匈牙利也发生了动乱。
1957年6月，反对改革的人开始发起攻击，他们要求赫鲁晓夫辞去苏共第一书记职务。但苏共中央委员会支持他，经过几年的激烈斗争后，他在1961年10月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对斯大林发起了更猛烈的攻击。老布尔什维克朵拉·拉祖继娜（Dora Lazurkina）走上讲台发言。由于她自己忍受了多年的压制，她说列宁托梦给她说红场的陵墓里只能有他一个。全场掌声雷动。一个寂静的夜晚，这件事情开始实施，经过防腐液处理的斯大林的尸体被抬出了陵墓，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底下。在他的墓地上只有一根柱子和一座半身像。历史学家开始查找斯大林与列宁经常争吵、举止粗鲁的材料。斯大林格勒重新命名为伏尔加格勒。对列宁的崇拜，也在不断提升着对赫鲁晓夫的崇拜。1959年出版了新的党史教程。[9]那些崇拜斯大林的党员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被开除党职。只有一小撮在国外的共产党员对此持有异议。他们当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生活上对斯大林不满，但他认为赫鲁晓夫的改革是与斯大林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决裂。这导致双方关系出现裂痕，最后中苏走向分裂。
赫鲁晓夫1964年下台。苏共政治局（主席团重新变成了政治局）推翻了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实施的诸多政策，政治局也掩盖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但这是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修正，不是要回到真正的斯大林主义。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从没考虑过实施恐怖统治或个人专制。“稳定干部”成了一句口号。但实际上苏共政治局在1969年斯大林生日这一天打算重新评估斯大林的遗产。《真理报》的社论准备了一份赞美词，只是在最后一分钟由于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干预才没能公开发表。（但这也迟了，蒙古共产党已经印发出去了，因为乌兰巴托的时区要早一些。）
但重评斯大林的动机还在。1984年7月，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前，政治局考虑过这个问题。年长的政治局成员对斯大林还是有感情的，对赫鲁晓夫很不满：
尤斯蒂诺夫（Ustinov）：在评价赫鲁晓夫行为的问题上，我想谈谈我的观点。他带给我们太多的伤害。想想他对我们的历史，对斯大林都做了些什么。
葛罗米柯（Gromyko）：他击垮了苏联在世界其他国家眼里的良好形象。
吉洪诺夫（Tikhonov）：那赫鲁晓夫为我们的经济做了什么呢？我自己不得不在一个全国经济地区委员会那里工作！
戈尔巴乔夫：他对我们党所做的就是把党分成了工业党和农业党！
尤斯蒂诺夫：我们一直反对全国经济委员会。正如你们所回忆的，中央委员会中政治局的多数成员都反对过赫鲁晓夫。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十四周年时，我就提出要讨论一个问题：难道不应该把伏尔加格勒重新改为斯大林格勒吗？数百万人将会接受改名的。[10]
斯大林死时，尤斯蒂诺夫是国防部长，葛罗米柯一直是驻联合国大使，吉洪诺夫是冶金部长。
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想法不了了之，因为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他在政治局不再提这件事了。很快斯大林又成为批判的对象。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原则下，斯大林滥用权力的许多材料被揭发出来了。斯大林建立的行政命令制备受指责。电影、小说、诗歌以及历史著作都在指责斯大林。戈尔巴乔夫通过知识分子的著书立说让公众明白，全面评估斯大林的遗产对苏联社会的新生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一过程有点失控，因为有些批评斯大林的人认为列宁对权力滥用也负有责任。他们将行政命令制的起源追溯到苏联成立的时候。但在公开讨论中，也有人赞扬斯大林，有人还是肯定了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以及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中做出的贡献。
但事情还没结束。戈尔巴乔夫指责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大的罪犯。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立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还在批判斯大林，与戈尔巴乔夫不同的是，他既批判斯大林，也批判列宁。批判一直持续到2000年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祖父曾做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厨师。普京总统不想听20世纪三四十年代权力滥用的故事，相反他希望能够宣扬那些年代苏联所取得的成就。[11]普京不赞同诋毁历史，他象征性地恢复了苏联的国歌，当然是换了歌词了。他经常提及他在克格勃（KGB）工作的经历，克格勃的前身就是斯大林时期的安全保卫部门。[12]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显然不是普京的目的，他是要说明俄罗斯帝国、苏联、俄罗斯联邦是一脉相承的。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斯大林第一次不再成为批判的对象。普京认为斯大林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是非功过让学者们去评说就可以了。这对于长眠于地下的斯大林来说是一种侮辱。只要他死后还被人们批判，他在莫斯科的政治中就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普京上台后，斯大林成了被官方忽视的人物。
但社会没有忘记他。尽管人们揭露他的独裁，但还是怀念斯大林和他统治的那个时代。2000年的民意测验证实了这一点。当被问及20世纪哪个时期最让他们难忘时，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是勃列日涅夫时期，30％的人认为是赫鲁晓夫时期，28％的人认为是革命时期，18％的人认为是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而有26％的人认为是斯大林统治时期，这一数字不算是最低的。不赞成斯大林统治时期的人则高达48％，但事实上，有1/4的人并不反对斯大林的统治，这令那些主张变革社会观念的人很失望。[13]并不是每个人都对历史有美好的回忆。每到斯大林逝世纪念日时，有的家庭会为“美国医生”薛尼——斯托克司的健康庆贺。他们想起了1953年3月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得了要命的呼吸系统疾病。（事实上确实有两位医生，薛尼和斯托克司，但他们不是美国人，而是爱尔兰人。）[14]实际上，成百万的苏联公民经常会想起那些毁誉参半的政治家。
在国外，斯大林名声扫地是很正常的。1989年东欧剧变，没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为斯大林进行辩护。在西方，大多数共产党早已抛弃了斯大林主义。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欧洲共产主义”一直在批评列宁和斯大林。西方的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也瓦解了，没有人再有兴趣去探讨斯大林的统治时期。只有一个国家还在大力赞扬斯大林，那就是他的家乡格鲁吉亚，格鲁吉亚1992年新年赢得了独立。格鲁吉亚人总是忘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们的祖先受到的伤害。斯大林被他们看成是有着世界影响力的格鲁吉亚人，他驯服了俄罗斯人，而且在国家建设上给俄罗斯人提供了经验，他有这么大的功绩，人们不该指责他。在哥里，他的雕像和他儿时居住过的房子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而且被顶礼膜拜。他的那些亲戚，特别是那些孙子辈的人，都不怎么了解他，但都很崇拜他。格鲁吉亚的老共产党员也赞扬他的功绩。
俄罗斯当局可能认为，老一代人去世后，对斯大林的崇拜会大大减少。但大众认为，这取决于俄罗斯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似乎还很遥远。俄罗斯人的工资依然很低，阴谋夺取国有资产的少数人，也就是人们所称的“新俄罗斯人”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莫斯科繁荣了，但大多数城市，所有的农村仍然破败不堪。社会中有1/3左右的人生活在联合国制定的贫困线以下。政治和经济精英缺乏推动社会迅速转型的有效办法，而极右翼和极左翼都认为，实际上存在简单的解决办法。日里诺夫斯基（Vadimier Zhirinovski）的自由民主党和久加诺夫（Gennadi Zyuganov）领导下的俄罗斯共产党都谈到了斯大林给俄国带来的荣耀。他们都反驳说，要不是斯大林，苏联不可能有击败希特勒德国所需的工业和军事力量。但两个党在总统和杜马选举中都没能赢得多数。虽然有人在怀念斯大林，但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讨厌回到那种暴力政治中去。但在俄国社会物质真正繁荣前，那些极左或极右的政治家所提出的斯大林的模式还不可能消失。
斯大林在俄国还在不断引发争论。斯大林给他的接班人留下了一个稳固的统治体系。从个人角度来说，斯大林还是忠于列宁的，他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列宁主义的治理模式。十月革命后数月内建立起来的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模式仍在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他的意识形态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了。集权、恐怖和警察干预的司法有了基础并在不断得到加强，克里姆林宫完全掌握着经济和社会动员。内战以来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经济控制大大强化了。苏共了解过去，熟悉现状，对未来把握十足。历史似乎在沿着列宁和斯大林设定的道路上前行。
斯大林的专制统治延续了苏联早期历史的发展，这是苏联历史的基本特征——有的历史学家特别喜欢探讨人道的理想主义者——列宁同斯大林之间有何差别，他们不只关注历史的记载。斯大林在积极地学习列宁。但他们之间也有不同点。斯大林从列宁那里挑选了对自己有用的政策，他的有些政策与列宁所支持的政策截然不同。有一份带有警告性语言的便笺能够说明这一点。列宁虽然有一些基本的假定没有发生变化，但他并未预见他未来的政策。列宁甚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农业集体化中也不可能主张使用暴力。这并不是说列宁对农民、教士、耐普曼和民族主义者一直会很耐心：他也有心理波动的时候，但他一直在约束自我，而斯大林则不同。列宁不会过分整党内的异己分子。由于列宁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他也没必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将这些制造麻烦的人清除出去。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标准来说简直极度过分，列宁如果活着的话，他绝对不会鼓励，也不会同意斯大林这样做的。
但斯大林和列宁都不是完全自由的人。他们都受他们所创建的政权本身的制约，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斯大林所采取的政策主要源于对新经济政策的批评。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不赞同市场经济，政治多元化以及文化、宗教和社会宽容。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包围圈中建立了一党专政、一种意识形态，这大大缩小了他们执行政策的选择余地。[15]如果没有集权，共产党统治下的苏联也会解体。如果有了言论自由，或者有了私人企业，那苏联会受到对手的猛烈攻击；如果不建立工业和军事强国，苏联也会被西方吞噬掉。可以用来应对这些困难的制度发展空间并不大。领导人主导下的国家计划将是指导性原则。要下级服从上级，采取行政监督和惩罚都是必要的，也会不可避免地实施动员，道德教育，以及清洗，不管是暴力的还是和平的。[16]
斯大林也不是一个人在采取这样的行动。在纠正新经济政策时，他就在苏共中央和地方委员会中赢得了广泛支持。20世纪20年代后期党内部分成员、政治警察、军队及共青团都赞同实行国家控制。但这一套目标并不等于是计划。斯大林没有宏大的计划，他的支持者也没有。但斯大林认为，他们和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他不只是关注他的时代，他还在紧跟时代的步伐。斯大林不只是一个官僚，他是一个有雄心、有思想的人。他通常的想法由他落实成为各项政策，这些政策要符合不受制约和专制的倾向。
随着权力的扩大，斯大林已不再需要自己原来那些亲密战友的支持。如果他的老战友惹怒了他，他随时都会撤他们的职。他在推行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时也越来越冷静，“大清洗”就是他发动并监督实施的，同纳粹德国签订协议的决定也是他做出的。斯大林的决策也主导着苏联的战争机器。“二战”结束后，苏联所推行的国内外政策都是他选择的结果。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末得到巩固的苏联政权的建设都是斯大林以列宁的设计为基础而最终完成的。斯大林也需要约束自己。他也不得不在共产主义秩序的框架内行动。他反对政治和行政管理中出现保护伞。他明白，他不能完全信任从基层送上来的材料。他批评工人和农民没良心。他对苏联政府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的影响力不足很不满。但斯大林还得依靠他可以依赖的人力资源和制度基础去行事。“大清洗”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专制统治，但也让他明白实行个人绝对控制的危险。虽然他的方法仍然是富有攻击性的、充满暴力的、无情的，但他的目标在1938年后更加具有现实主义的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成功地建立了一支既服从他又害怕他的组织队伍。他也想方设法将几百万个年轻男女提拔到各种岗位上，他们支持斯大林，当然斯大林也给了他们权力和舒适的生活。进一步讲，斯大林统治的这几十年里，这些年轻人在学校里面受到了政府宣传的思想的深刻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可能有一少部分人很崇拜他。不管怎样，许多批评他的人还是尊重他的福利政策和爱国主义：斯大林确实做了许多很奇怪的事情，大众对他的态度也并不都是批判的。
如何看待斯大林在俄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呢？没有斯大林和他的统治，苏联的发展水平依然较低。斯大林修正了列宁主义，和列宁一样，斯大林的实践和态度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俄国的实际中。这整个过程——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然后到斯大林——都是在不断发展完善马克思主义，吸收理论精华并运用到实践中去的过程。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无论是公众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都离不开中央政府的干预。共产主义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追求全面的现代化目标，像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一样，斯大林声称，苏联共产党对现代性的表述远远超出了其他人。他认为自己的成绩很突出：城市化，强大的军事力量，教育的发展以及为苏联带来的荣耀。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可以说有着骄人的成绩。苏联成了激进政治运动的典范，对共产主义国家是如此，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二战”前，自由民主党政府未能有效地抵御法西斯主义，斯大林建立的政府看来是可行的选择（至少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是这样的）。如果这不是事实的话，那他也不可能延续苏联的这种繁荣。
他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很难说得清。许多人发现他确实完成了他所宣称的许多目标，而他的有些做法就不敢苟同了。战争的胜利，进一步使斯大林成了爱国主义的化身，他领导着苏联走向世界大国，领导着苏联走向光辉的未来。正是因为他的专制统治，无数人在生活中才不得不接受这种政治结构和官方的意识形态。20世纪30年代有许多人恨他，斯大林逝世后他们的仇恨也没消除。但在苏联人民中，支持斯大林的大有人在。
不管怎样，斯大林的计划体制是在缺乏广泛社会认同的条件下强制实行的结果。“大清洗”令几代人受尽磨难。大多数人忽视了官方的政策，而集中探讨政治庇护主义、地方主义、欺骗、政策执行不到位等的具体体现。正如斯大林自己所承认的，他的权力受到了诸多限制。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的统治看起来好像只有一套正确的政策。斯大林把下面的讨论看成是对和谐统一的威胁，他抓人、杀人都是为了保证绝对控制。可能的和公开的敌人都被他消灭了。结果是一连串的谋杀，留下的是恐惧、不信任和明哲保身。强调国家利益优先导致政治体制僵化，而斯大林的工业和文化变革也走入了死胡同。在他的统治下，苏联政府的思想和行动模式最终会阻碍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的、开放式的发展。他在延续并巩固苏联模式，这令苏联在竞争中缺乏活力。
苏联是一个集权主义国家，但这不是说中央实现了绝对控制。其实苏联的中央集权并不牢固。在具体的政治领域，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那他在其他领域的控制就越不牢靠。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特别有秩序和特别无秩序的结合体。只要他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建立军事和重工业强国，那他的支持者，甚至他的敌人就越难以摸清事实真相。斯大林只是对他所建立的体制存在的问题认识严重不足。
斯大林是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人。作为一个政治家，他知道如何取悦不同的人。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意志坚定、铁面无私，他将苏联急行军式地拖进了军事和工业大国的行列。他有阴谋家的谋略，也有官僚所具备的手腕。但矛盾的是，他的阴谋诡计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如果苏联的宣传机器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那么批评者会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但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他的行动往往出自对权力的追求和信念。他也是一名知识分子，他的文学修养和编辑水平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关于他的心理特点有许多争论。他的政策中既有理性的因素，也有许多荒诞不经的要素，他对个人、对整个社会都不信任。他是一个偏执狂。但大多数时候，他并不对接近他的人发狂。他继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实践经验和制度使他在苏联的政治舞台上自由地发挥。
* * *
[1] Zh. and R. Medvedev, Neizvestnyi Stalin, chapter 3.
[2] R·麦克尼尔在未得到官方授权的情况下承担了这一任务，并于1967年通过胡佛研究所出版了14 - 16卷。
[3] 引自Zh. and R. Medvedev, Neizvestnyi Stalin, pp. 82 - 83。
[4]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p. 241 - 242.
[5] R. Conquest,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USSR, pp. 211 - 227.
[6] R. Service, 'The Road to the Twentieth Party Congress'.
[7] V. Semichastnyi, Bespokoinoe serdtse, p. 82.
[8] N. Barsukov, 'Kak sozdavasya "zakrytyi doklad" Khrushcheva', p. 11.
[9] Istoriya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Sovetskogo Soyuza.
[10] V. Bukovskii, Moskovskii protsess, p. 88.
[11] Rossiiskaya gazeta, 6 November 1999.
[12] R. Service, Russia: Experiment with a People, pp. 211 - 213.
[13] R. Service, Russia: Experiment with a People, p. 110.
[14] V. Topolyansky, 'The Cheynes-Stokes Draught', p. 29.
[15] 关于这一论点见：R. Service, 'Architectual Problems of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Design to Collapse', pp. 9 - 17。
[16] R. Service, 'Architectual Problems of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Design to Collapse', pp. 11 - 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