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健康每况愈下。从1945年后半年开始，他的心脏病迫使他不得不离开克里姆林宫去休养。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能承担大量繁重的任务。长期超负荷的工作使他不堪重负。本来已经是最高领导人了，他可以不用那么卖命地工作，但斯大林是一个要强的人，他对自己的要求和下属一样严格。他绝不会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他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和希特勒不同的是，斯大林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疑心很重，经常观察有没有人意图破坏他的政策或想篡权。
斯大林曾得过阑尾炎、疼痛难忍的鸡眼、喉炎，可能还得过牛皮癣。他一直以来不信任医生，这对他没什么好处。还得承认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医生的治疗，斯大林也不可能坚持下来，但克里姆林宫的专家给斯大林治病时很紧张，经常会有医生因被控给政治局委员和其他著名公众人物下毒而被捕入狱。医生莫什茨耶娃（Moshentseva）描述给斯大林治病的经历很荒诞，似乎不合常理。有一次，斯大林的脚上长了个大脓包，莫什茨耶娃负责给斯大林进行治疗，斯大林的脸和身体据说都被毯子包起来了，有人告诉莫什茨耶娃，她只能打开看脚部。后来她才认出了这个病人。[1]斯大林的私人医生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没那么幸运了。1952年1月，在给斯大林做过检查后，他建议斯大林出于身体健康考虑退位。维诺格拉多夫的直言相告惹怒了斯大林，他是绝不会冒险让人接班，而自己退出苏联政治舞台的。如果让人知道他的身体状况不好就会让自己的下属觉得有篡权的机会（他当然不可能给他们这样的机会）。1952年11月，维诺格拉多夫被关进了卢比扬卡监狱。对医生来说，给领导人看病风险极大。[2]
斯大林不是不重视他的健康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他经常到黑海去度假，靠书信和电报指挥克里姆林宫。甚至在度假时，他总是给他的高级官僚发布指示。1945年之后，斯大林度假的时间更长了。1949年，他在自己南部的寓所待了三个月；1950年、1951年，他在阿布哈兹的度假时间差不多有五个月。[3]
他一边休养，一边继续他的统治，目的就是想多活几年。1936年，他位于阿布哈兹海岸加格拉（Cagra）北部霍洛达纳亚河上的乡间别墅已经建成。这座别墅用很结实的石头修成，由御用设计师米农·麦尔让诺夫设计。里面有餐厅、会客室、台球室、茶室和几间卧室，楼上楼下都有卧室，还有浴室。（事实上，斯大林睡在办公室里的时间要比在自己家里多。）[4]关键是斯大林的家并不奢华，家里唯一进口的家具是德国的淋浴设备和意大利的台球桌。虽然地毯的做工要比苏联普通商店里面售卖的精细，但要比他童年时梯弗里斯市场上出售的地毯质量差些。他给别墅里定制了一套木质镶木地板，每个房间都用油漆过的木料装修。除了台球室，斯大林主要的放松方式就是一个长廊，这个长廊里有电影放映机和可折叠的墙体屏幕。水从山底下的小溪中抽到南部。别墅的外墙（这其实也是离他女儿最近的别墅）涂成了可以伪装的绿色。[5]
到20世纪50年代，斯大林看起来就像一个从中世纪教堂的贫民区里走出来的丑八怪，走路步履迟缓。他面色无光，头发早就变成像经历过沙尘暴一样的灰色。由于早就不接见外国著名客人，所以他也不注意自己的形象，穿着很邋遢。斯大林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着。乍一看，他的别墅外面都是冷杉树。每当他去别墅居住时，有1500名卫兵保卫他的安全。斯大林一个人睡在别墅的某个地方，[6]因为害怕有人谋杀他，所以他习惯了让人猜测他到底睡在哪里。
斯大林喜欢在下午和晚上工作，直到1953年去世他都没有改变自己的这一习惯。他从没学过游泳，也没有沿路走下826个台阶到海岸上去。在这个别墅里，他能避开那些打扰他休息的政治事务。他最喜欢去花园。在花园边上的阳台上，斯大林能看见夏天最后几个月里平静的黑海。因为斯大林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园艺工，所以他在房子前面种上了柠檬树和桉树。只有柠檬树经受住了1947—1948年的严冬，直到今天这些柠檬树还活着。[7]在他的阿布哈兹别墅，他可以静下心来筹划政治发展，也可以享受他喜欢的高加索风光。这里没有发达的人类文明，也没有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或阿布哈兹小镇上的繁忙。在霍洛达纳亚小河上或沿着里扎湖而上，这里只有乡村别墅、大山，蓝蓝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大海。这里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高加索，来这里的人都是他让弗拉西克和波斯克留贝舍夫允许放进来的。
不管是在南部休养，还是在孔策沃别墅自我放松，斯大林都不想让人知道他糟糕的身体状况。他经常量体重。如果没有医生的监督，他会通过吃药来给自己提神。[8]他从黑海温泉里取水喝，有时候还在莫斯科洗洗桑拿。（他认为这就等同于体育锻炼：斯大林早就不锻炼身体了。）斯大林为自己能在庆典时飞快地走到红场向人们挥手致意而欢欣鼓舞，[9]苏联人民为自己领导人有这么好的身体而感到振奋。斯大林经常让他的随行人员也自己走，借此戏弄他们。他拿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臃肿的身材开玩笑。他总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戏弄别人。他拿布尔加宁的山羊胡子开玩笑。他笑贝利亚不打领带，实际上，他自己也不打领带。他还觉得贝利亚的夹鼻眼镜很有意思：“戴上眼镜你看起来像个孟什维克，再戴一条链子就像极了。”[10]
岁月的磨砺并没有改掉他的坏脾气。每当他感觉到他年老时，他的下属总是辩解说，他是不可或缺的。虽然维诺格拉多夫提出让他退休时他很生气，但斯大林也曾考虑过要让位。1946年他让政治局委员考虑让下一代接班的问题。按照卡冈诺维奇的说法，斯大林也表达过退休的意愿。他想让莫洛托夫接班：“让维亚切斯拉夫来主持工作。”[11]这导致苏联高层出现了恐慌：卡冈诺维奇不想让莫洛托夫接班。但斯大林的决定一旦做出，很难改变。他是猫，政治局委员是老鼠。1947年，他告诉每个委员挑选出最终能接他们班的五六个下属。米高扬提供了斯大林所要求的一份名单，但他指出，这些人提拔的太早了。这帮老人对新人也没有多大帮助。事实上，他们是蓄意阻扰新人进入，而这迟早是要发生的。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些新人因为经验不足而被免职。[12]幸运的是他们的命保住了。
尽管斯大林对他的下属有点吊胃口的意思，但斯大林确实想让他们多承担一点责任，特别是他想把苏联经济和政治的日常管理交给自己的下属。他把自己每天接见来访人员的人数从“二战”后期的145人减少到1952年的37人。[13]他还是决定不退位。[14]他不仅监督总的政策的制定，而且还力所能及地参与具体事务；虽然斯大林身患重病，但他还是在国际关系重大决策问题上自己做决定。在黑海度假时，莫斯科仍会给他寄去大量信件。安全防卫仍是他的主要任务之一。[15]苏共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安全委员会主任亚历山大·波斯克列贝舍夫总是陪伴在他身边。波斯克列贝舍夫在战争期间被授予少将军衔，斯大林喜欢戏谑地把他称为“最高指挥官[16]”。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主人和狗一样，这对斯大林来说很重要。波斯克列贝舍夫处理外面送到别墅的电报，并将那些需要斯大林批示的电报筛选出来。如果出现紧急情况，不管其他客人是否在场，波斯克列贝舍夫有权打断正在进餐的斯大林，向他征询意见。[17]
在阿布哈兹度长假期间，斯大林为来访者准备了丰盛的食物。到访的大多数人来自莫斯科或高加索。谈话主题也是多种多样。在晚宴及第二天的早餐餐桌上，斯大林仍表现得像一个专制者一样。他通常利用吃饭时间同他的幕僚讨论问题，然后偏向于这个或那个，消除他们的恐惧，引起其他人的妒忌。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起，祝福他的身体健康，祝贺他的成就成了宴会的传统。如果你不说他为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准备，他领导并最终在1945年取得了战争胜利，那就是不礼貌的表现。在每一栋别墅里，他都会准备好大量的酒，白兰地和香槟，他也会准备好香烟。斯大林早就开始吸烟了，他特别喜欢吐烟圈。[18]斯大林特别喜欢年轻的地方官员来做客，然后给他们讲述自己早年的生活。在他最后的这几年里，特别是有新面孔来时，斯大林禁不住要很夸张地谈论那些往事；而他的魅力和幽默也令年轻人着迷。
这些党政系统的年轻人很想了解斯大林的一切。阿布哈兹党主席阿卡基·姆格兰泽（Akaki Mgeladze）问斯大林最喜欢喝的酒是什么。斯大林说他最喜欢的红酒是农民酿制的赫万奇卡拉。这让姆格兰泽很惊讶，他以为斯大林喜欢格鲁吉亚本土产的著名的阿特鲁里或西吉斯特瓦。（格鲁吉亚人为他们当地生产的葡萄酒感到自豪。）斯大林解释说，他储藏的西吉斯特瓦很对莫洛托夫的胃口。他喜欢的其他红酒还有西哈维里。[19]早餐他喜欢吃加麦片的牛奶肉羹；午饭他喜欢喝汤，吃鱼。有点不同寻常的是，作为一个高加索人，他不喜欢吃大肉。斯大林很喜欢吃香蕉（如果香蕉不好吃，他会大发脾气。）。[20]东西准备好之后，他会用格鲁吉亚的方式招待客人，通常佣人也和他们一起用餐。客人们吃的是自助餐，饮品就放在临近的小桌子上。[21]
斯大林仍有在餐桌上搞恶作剧的习惯。有时他会在杯子里倒上伏特加，而不是酒。有时候他会偷偷地在鱼肉上撒上胡椒。但其他人不能和斯大林搞恶作剧。如同以前一样，斯大林总是高高在上。他想让客人们酒后吐真言。他想把每个人搞臭。[22]但他有时候很绅士。一位格鲁吉亚的演员瓦加什维里（Bagashvili）认为贝利亚的妻子妮娜想逃出牢笼，而尽管她妻子活得没有尊严，但贝利亚仍不想解放她。妮娜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斯大林很清楚她的处境。斯大林走到妮娜的房间，抓着她的手说：“妮娜，这是我第一次吻一位女性的手。”这天晚上斯大林批评了贝利亚，斯大林赢得了一位受欺凌妇女的感激。[23]也许他这样做是出于伪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行为还是起了作用。由于斯大林身居高位，所以他献媚过的人总是能得到好处的。
然而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和与自己关系亲密的人疏远了。甚至弗拉西克1952年4月都被免职了，波斯克列贝舍夫1953年1月也被免职。斯大林的另外一个目标是贝利亚。坦白说，两个人关系很好。斯大林很欣赏贝利亚，1951年在庆祝十月革命的庆典上，斯大林让贝利亚发表主要讲话。贝利亚担心斯大林不怀好意，他担心的是斯大林的评论。斯大林讲，贝利亚不需要提前给他看讲话稿。[24]
贝利亚觉得斯大林要他说一些不反对他的话。他很清楚斯大林的做法，很快就证明贝利亚的猜测是对的。庆典结束两天后，一份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指责有一个“明格列尔的民族主义组织”。虽然决议中没点贝利亚的名字，但他来自明格列尔，这对贝利亚很不利，实际上，决议具体指出，由叶甫根尼·格格什克伊（Yevgeni Gegechkori）领导的以巴黎为基地的孟什维克组织正在格鲁吉亚从事间谍活动，要命的是这位领导人正是贝利亚妻子的叔叔。[25]明格列尔人的方言与格鲁吉亚语不同，斯大林听不懂他们的话。[26]（当然这也不会减少他对这些人的怀疑。）贝利亚的同僚中也有几个明格列尔人，在征得斯大林的同意后，贝利亚在阿布哈兹给明格列尔人分配土地，当然阿布哈兹人的土地会减少。1951—1952年冬天，几个著名的明格列尔人被逮捕，贝利亚预计他不久也会被逮捕。虽说斯大林到1952年春天停止了清洗，但贝利亚注意到，斯大林对他的态度更多是出于礼节，而不是友善。这些都不是好兆头。内务部人民委员会前主席担心他可能会回到卢比扬卡，这绝不是他自己选择要去的。[27]
9月，几位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逮捕了，这只是刚刚开始。此前有人秘密地检举，称医生给1948年去世的安德烈·日丹诺夫治疗不到位。这个指责的人就是丽季娅·季玛舒克（Lidia Timashuk）。她的检举是日丹诺夫去世后不久送达克里姆林宫的，此时这封检举信被从档案里拿了出来，成了清洗克里姆林宫医学专家的证据。《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揭露“白衣天使的谋杀行为”。这导致苏联医学界出现了恐慌。斯大林的牙医叶夫多基莫夫（Yevdokimov）教授多年来一直是克里姆林宫牙科的首席专家，因害怕警察来抓他，他一个星期都没回过家。[28]
叶夫多基莫夫回到寓所时已经筋疲力尽。可能他已经想到政府要逮捕犹太裔的医生。从大多数受害者的姓氏来看，他们都是犹太人。苏联反对“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苏联境内的犹太人被迫害。他们被免职，在工作中被诽谤。大街上的反犹主义随处可见，没有人对此做出解释。对苏联人来说，要为受害者辩护是需要勇气的。官方从来不承认针对犹太公民的这场运动有暴力因素。许多著名的犹太人被送进了警察局的拘留所。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领导人所罗门·米霍埃尔斯1948年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因车祸遇害；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其他领导人或被逮捕或被枪杀。[29]但莫洛托夫的妻子波琳娜·热姆丘任娜在1949年以来就被监禁流放，但人还活着。她被当做一名犹太人，要在未来的公开审判中重点审理。安全部门的警察仍不断审问她。有流言说政府打算将苏联所有的犹太人驱逐到1928年在东西伯利亚比罗比詹市（Birobidzhan）建立的犹太人自治区去。（最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得出结论认为，苏联那些愿意保留自己祖先文化的犹太人应该有自己的领土。）
20世纪50年代早期，斯大林是否真的打算驱逐犹太人不得而知，但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是事实；但也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这一点。[30]然而形势的变化太快，苏联犹太人普遍缺乏安全感，似乎一场大屠杀就要来了，有犹太血统的卡冈诺维奇非常紧张。也许斯大林在医生谋杀案中已经放过他了，但形势仍不容乐观。一旦清洗开始，谁都不知道情况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被贬职了。由于热姆丘任娜还在狱中，莫洛托夫一直担心最糟糕的事情会发生。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虽然是政治局成员，但他们已没有了实权。但经验告诉他们，一旦失宠，要再次赢得斯大林的信任是很难的。
1952年10月，斯大林完成了苏共十九大的布局，他对整个局势的发展感到震惊。8月斯大林召开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会。这次会议使他有机会采取措施整肃整个党政领导层，斯大林鼓励他们在将草案提交中央全会前应互相批评，这也是他观察年轻领导人的好机会。这些年轻人中就有已经是部长会议副主席的米哈伊尔。两个星期后，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斯大林给别尔乌辛打电话。他问别尔乌辛为什么不在部长会议上而是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法规修订草案。别尔乌辛解释说，他忽略了这一事实，会议主席团已经决定了这些委员会部长。对斯大林来讲，这似乎像阴谋，特别是当斯大林了解到贝利亚、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轮流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时，他更觉得有阴谋存在。他要打破他下属间结成的这种联盟。他对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没好感，但斯大林没给自己的下属留什么机会。在他的指示下，别尔乌辛被提拔为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31]
斯大林然后让已经改过自新的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做政治报告。斯大林本人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1925年以来，做报告的事情都是由斯大林完成的。当卡冈诺维奇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斯大林机智地回答说，他需要“提拔年轻人”。[32]这对卡冈诺维奇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但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很不利。在筹划会议议程的会议上，斯大林提出，由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政治局不积极的成员，所以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开除出主席团。有听众以为斯大林在开玩笑，斯大林坚持说自己说的是真的。[33]在苏维埃大会上，斯大林没怎么发言，他坐在主席台特别显眼的位置上，以让听众知道自己还很健康。发言者高度赞扬了苏联已经实施的各项政策。然而消息灵通的代表已经觉察出了政治局内部的分歧。马林科夫谈轻工业，贝利亚谈非俄罗斯民族的问题，赫鲁晓夫谈农业。所有人都用伊索式的语言发言。表面上看，似乎斯大林和政治局成员的观点基本一致。
他的下属当然知道他不是个糊涂人，也不想成为大会的政治摆设，他在听，在观察，就像一只要捕猎的鹰一样。斯大林的保守主义摆上了议事日程。伴随着掌声而来的是失败，因为党和政府实施的各项政策可能是向取灭亡。马林科夫的报告总体上超出了现实主义，他提出，苏联的粮食储备问题永久性地解决了，但这其实是自欺欺人。
1952年10月16日，在中央委员会会议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大家听取了斯大林最后的口头发言。在其他领导人的陪同下，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现场掌声很热烈。他的演讲有一个半小时，他没有讲稿，但听众听得很认真。[34]演讲主题是斯大林自己拟定的。他暗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回忆起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各方面敌人围攻时的艰难处境：“从列宁那里能学到什么呢？关于列宁，重新读读他当时所写的文章，所说的话。在那极其困难的环境里，他一直在呐喊。他呐喊，但唤不醒任何人。他呐喊，呐喊，呐喊！”[35]谈到列宁，他实际上是在描述他自己，以及他对革命的贡献。“我一接到任务，就开始执行。不然我也不会得到大家的信任。我也不会成长起来。”[36]当有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骄傲地称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时，斯大林反驳说：“我们都是列宁的学生！”[37]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份政治遗嘱。他不是谈对具体政策的建议，而是强调他死后苏联领导人应该具备的品质。这些品质包括勇气、无所畏惧、个人谦卑、有耐心及遵从列宁主义。
他直接的目的是要揭露某些未来继承人的弱点。和列宁不同的是，斯大林惩办那些他的政策的受害者时，他仍然火气很大。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是主要的受害者。斯大林痛斥他们意志薄弱，思想不坚定，指责他们上了美国的当，这导致他们高度赞扬美国的经济实力。斯大林想起了莫洛托夫想减少集体农庄粮食储备这一事件。莫洛托夫一声不吭走了。然而，米高扬决定主动出击，他对此做出了回应。[38]政治局委员知道斯大林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不满，但对其他人来讲，这绝对是新闻。
故事情节就要接近尾声了。莫洛托夫、米高扬和贝利亚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央委员会新建立的主席团取代政治局成为主要的行政机构。斯大林宣读了他提议的成员名单。中央委员会没有讨论就通过了这份名单。[39]新成立的主席团有一个内部机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没能进入这个机构。[40]（贝利亚虽被选进这一机构，但其地位无足轻重。他知道，斯大林每次清洗前都要将重要人员分散开。）10月18日，主席团开会时，马林科夫负责外交事务，布尔加宁负责安全事务，谢皮洛夫负责意识形态领域。[41]斯大林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还坚持读报告，实施他的计划，参加重要会议——如同1937年一样，他放弃了度假的机会。主席团1952年10月后先后开过六次会议，斯大林每次都参加。[42]会议多是研究人事问题，但也会讨论那些可能出现的危险状况。斯大林提出了“医生阴谋破坏”的问题；他要求提交一份有关“苏联国家安全部情况”的报告。[43]
斯大林想把苏共置于自己的绝对控制之下。苏联要尽量消除那些反对他的人。在这种稳扎稳打的攻势下，斯大林也希望年轻人和那些经验不足的主席团成员明白，他所采取的措施是有根有据的。杀人者需要为自己找好借口，他还在使用他惯用的诡计。
和斯大林共事多年的老部下感到害怕。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都很清楚，斯大林随时都会把他们清除掉。不能再相信斯大林了：这是明摆着的事情。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1952年12月21日，经过反复思考后，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决定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给他拜寿。多年来他们一直给斯大林拜寿，虽然近来斯大林对他们很不满，但他们认为，如果他们不去拜寿，斯大林的疑心会更重。他们想错了。他们的到访令斯大林很生气，主席团的另外一个成员建议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躲开斯大林。[44]然而他的行为让所有人感到困惑不解。坦白地说，他变得不像曾经的斯大林了。斯大林死后，他的同事分析了他心理的变态和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对他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总体就是反复无常。以前他是绝对忠诚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自己建立起来的领导组织的，战后1949—1950年发生的列宁格勒事件是个例外。[45]但他开始随意提拔人，随意打击人，这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
那我们的领导要干什么呢？他要实施一项伟大的计划吗？将几个老人清洗掉，迫害所有的犹太人是他打算清洗的终结吗？这种排除异己的行为由一个健康每况愈下的人来实施难道没错误吗？对斯大林的亲信来说，不管斯大林是否训斥过他们，他们都很难猜测出斯大林到底在想什么。多年来斯大林总是在迫害他的同志，到死他都没改掉这个习惯。
* * *
[1] P. Moshentsova, Tainy kremlevskoi bol'nitsy, pp. 6 - 7.
[2] Y. Rapoport, The Doctor's Plot, p. 218.
[3] Politbyuro TsK VKP （b） 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 398：他在南部的度假时间从1951年8月1日持续到12月22日。
[4] 参见K·恰尔格拉维尼未出版的回忆录，第35页。
[5] 这些观察来自于笔者2002年9月11日的一次参观。
[6] 斯大林的住处附近有一营卫兵把守。
[7] 笔者2002年9月11日参观所见。
[8]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40. S. Allilueva, Dvadtsat'pisem k drugu, p. 191.
[9]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40.
[10]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40.
[11]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52.
[12] A. Mikoyan, Tak bylo, p. 527.
[13] S. Wheatcroft, 'From Team - Stalin to Degenerate Tyranny', p. 92.
[14] L. M. Kaganovich, Pamyatnye zapiski, p. 498.
[15] O. Khlevnyuk, 'Stalin i organy gosudarstvennoi bezopasnosti v poslevoennyi period', p. 544.
[16]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p. 71 - 72.
[17]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p. 72 - 73.
[18]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p. 83 - 84.
[19]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34.
[20] A. Mikoyan, Tak bylo, p. 529; K. Charkviani' s memoirs, op. cit., p. 21.
[21]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34.
[22]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41.
[23]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42.
[24]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240.
[25]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p. 349 - 351.
[26]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 91.
[27]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237.
[28] J. Bardach and K. Gleeson, Surviving Freedom, pp. 87 and 235.
[29] J. Rubenstein and V. P. Naumov（eds）， Stalin's Secret Pogrom.
[30] G. V. Kostyrchenko, Tainaya politika Stalina. Vlas' i antisemitizm, pp. 671 - 684.
[31] M. G. Pervukhin, 'Korotko o perezhitom', p. 143.
[32] L. M. Kaganovich, Pamyatnye zapiski, p. 498.
[33] A. Mikoyan, Tak bylo, p. 570.
[34]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 209.
[35]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 210：我是从西蒙诺夫的评论中归纳的。关于会议议程没有速记记录：见A. Mikoyan, Tak bylo, p. 575。
[36]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 210.
[37]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 209.
[38] A. Mikoyan, Tak bylo, pp. 574 - 575.
[39] M. G. Pervukhin, 'Korotko o perezhitom', p. 144.
[40]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 89.
[41]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p. 89 - 90.
[42]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p. 432 - 435.
[43]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 434.
[44] A. Mikoyan, Tak bylo, p. 579.
[45] T. H. Rigby, 'Was Stalin a Disloyal Patr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