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很喜欢思考问题。他对别人说自己一天可以读500页书，[1]这些书都是他多年来一直喜欢读的，其中有埃米尔·左拉（Emile Zola）写的《萌芽》，斯大林认为左拉在记录青春的变奏。[2]他还喜欢舒塔·鲁斯塔维里写的中世纪格鲁吉亚史诗《虎皮骑士》。[3]到了晚年，斯大林仍坚持自己童年时的爱好，他对遗传学家季莫菲·李森科的支持极大地妨碍了苏联生物学的发展，也对李森科学术上和政治上对手的生命及职业带来了不利影响。[4]
斯大林的研究兴趣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建筑学、语言学和国家关系。他特别喜欢读历史著作，他一直在研读俄国史，美索不达米亚、古罗马和拜占庭的编年史。[5]每当遇到他特感兴趣的主题，他就会和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进行对话。他会认真阅读苏联那些赢得斯大林奖的小说，那些民间音乐和古典音乐在正式售卖前，他都要听听（然后给他们评出“好”或“差”来）。在莫斯科，他经常去看芭蕾、歌剧，去参加音乐会。他经常在自己郊外的别墅里观看那些还没有上映的电影。《伏尔加河！伏尔加河！》是他最喜欢看的电影。[6]他所做的这些都是因为个人爱好。斯大林不喜欢看国外当代作家的作品，但对苏联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很感兴趣。但如果他不赞同书中的观点，他也会迁怒于这个作家。不管自己对书中的主题是否熟悉，斯大林都会马上讲出自己所理解的文化理念。苏联没有一个人敢不重视他的嗜好。如果在历史上要找一个疯狂追求知识的业余爱好者的话，那这个人非斯大林莫属。
然而从1946年以来，他只发表了三次公开演讲，其中的两次只持续了几分钟。[7]“二战”结束后，他也没写过几篇文章，更没发表过专著，1950年才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的问题》一书。[8]内战结束后，他也很少写东西。这样一来，他的零星讲话就成了指导纲领，苏联和国外的共产党人只能印刷或广播斯大林的这些讲话以作为指导思想。
尽管如此，他公开坦言，对崇尚国外文化和科学的行为很反感。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他几瓶可口可乐，他很生气。于是斯大林命令苏联食品科学家米特罗凡·拉吉泽（Mitrofan Lagidze）研制一种由梨制成的高级汽水，并回赠给杜鲁门。（这一次斯大林的行为得到了某些人的支持）[9]由于只赞扬苏联的成绩，所以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在思想上把苏联与外界隔离开来。唯一的例外是，他主要靠窃取国外发明的科技间谍活动来发展苏联的军事和工业产业。除此以外，斯大林的主导原则是，国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劣质的、有破坏性的。正是出于这一理念，1947年5月13日，斯大林命令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和两位文学家康士坦丁·西蒙诺夫（Konstantin Simonov）、鲍里斯·格尔巴托夫（Boris Gorbatov），随同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法捷耶夫是苏联作家联合会主席，他想讨论版税政策。但斯大林的动机很隐秘。版税政策制定后，斯大林交给法捷耶夫一封信，让他在公众面前阅读。信的内容与两位研发出有可能抗癌的药物的苏联科学家有关，这两位专家将与药物有关的信息透露给了美国出版商。[10]法捷耶夫读这封信的时候，斯大林在人群后面来回踱步，法捷耶夫很害怕。当法捷耶夫看到斯大林那严肃的表情时，他害怕极了。斯大林说：“我们在作践自己。”
当法捷耶夫听到自己没事，但还要同国外各种思想潮流作斗争时，他如释重负。由于同西方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内务部做不了这些事情。[11]（见证人记录了斯大林具体的打算）斯大林正打算将苏联人的思想彻底封闭起来。他自己的思想已彻底拒绝了来自西方的各种影响。现在他正计划将自己的这种心理复制到每个苏联人身上。
西蒙诺夫记下了斯大林的话：[12]
但这里有一类非常重要而且作家们应该感兴趣的主题。这就是我们苏联的爱国主义。如果你们看看苏联的知识分子阶层、教授学者和医生，就会发现，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感并不浓。他们在外国文化面前抬不起头。他们还觉得自己不成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们已经习惯了做学生。
斯大林继续讲道：
这种落后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彼得大帝时期。彼得有一些好的想法，但德国人势力太大，不久德国人就建立了自己的东西；这个时期俄国在德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我们看看，对罗蒙洛索夫（18世纪俄国有知识的人）来说，他活得有多么委屈，他工作有多难做。起初是德国人压着我们，后来是法国人压着我们。我们有太多在外国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例子。[13]
虽说斯大林很崇拜彼得大帝，但他认为自己能将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思想中形成的这种劣根性去除掉。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已经不再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能够强化对苏联的控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还是为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14]他也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描绘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社会肯定要发生巨变。但他有自己独特的思想。20世纪20年代，他提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圈中，社会主义能够在一国建设成功，这一观点引起了轩然大波。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理论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两个以上的国家取得胜利才能发展壮大，斯大林的观点显然与这些革命家的观点相矛盾。“二战”前，斯大林进一步提出，共产主义的建设——马克思主义一直追求的无政府社会——将在苏联率先建成。[15]
1939年3月，斯大林在第十八次党代会上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到共产主义阶段，我们的政府还将保留吗？是的，只要我们不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圈，只要国外军事侵略还在，我们的政府还将继续保留。”[16]同列宁1917—1918年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解释不同的是，斯大林没有明确说明政权将怎样“消失”。莫洛托夫指出了斯大林主义这一理论的不足。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36年的苏联宪法，根据宪法的规定，苏联政府将按照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工作程序发挥作用。正如莫洛托夫指出的，苏联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而把集体农庄看成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是有严重错误的。苏联社会管理中有着极其严重的不公正。莫洛托夫还推翻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建成的论点。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开始，但它还在建设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彻底实现。[17]斯大林明白莫洛托夫的意思，但一直在敷衍他，斯大林讲道：“我认可你的理论，但我更明白：这是生活，不是理论。”[18]正如斯大林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直做的那样，生活就需要大力宣传我们现实社会的美好，即使这有损列宁主义也在所不惜。
他对苏联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有一次他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主席阿卡基·姆特拉泽（Akaki Mgeladze）一起看地图，他说道：
看看我们所处的位置。北方尽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芬兰不敢对我们怎么样，我们的边境已经从列宁格勒开始延伸。波罗的海地区——由真正的俄罗斯的国土组成的！——又是我们的啦；白俄罗斯现在也成了我们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也一样是我们的。西部同样在我们的掌控之中。[19]
他对苏联东面的情况也很满意：“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什么呢？……千岛群岛现在是我们的，萨哈林群岛全部都是我们的，多壮观啊！亚瑟港和大连湾都是我们的。中国铁路是我们的。至于中国和蒙古，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唯一令他不满的是南部边境。他本来想得到达达尼尔海峡，也许还想控制伊朗北部。他一直想恢复俄罗斯帝国的疆界，把罗曼诺夫王朝的外交目标看成是自己的追求。斯大林对有关莫斯科和俄罗斯帝国的历史著作特别感兴趣，包括19世纪尼古拉·卡拉姆辛的著作。
斯大林为俄国人已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当他读到V. V.别特洛夫斯基（V. V. Piotrovski）《古代文化的发展阶段》一书时，他在亚述人这一章中看到了“Rusa””这个单词。他在这个地方作了注解。[20]显然斯大林认为，这个单词提供了有关俄罗斯国家起源的线索。就像一位年长的火车监督员直到看到最后一个蒸汽机车正常开行才可以安心一样，斯大林对俄国已经变得有点狂热。
苏联没被斯大林批评过的作家几乎没有。斯大林也批评了别特洛夫斯基。作者在书中有一页称自己有资格成为文化历史学的先行者，但斯大林在这一页的边上批上“哈哈！”两个字。[21]斯大林有意要彻查别特洛夫斯基的著作。斯大林对中东古代语言所做的笔记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想写一篇关于语言学方面的长篇论文。如果说斯大林的这种做法令苏联知识分子很惊讶，那就低估斯大林了。其实只要他拿起笔，斯大林就会发表自己关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看法。他有自己的一套方式。在阅读时，他看到了尼古拉·马尔（Nikolai Marr）的著作。马尔是1917年前俄国科学院的一名成员。十月革命后他与苏联政府和平相处，并把自己的理论用马克思主义重新武装，后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苏联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马尔提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语言学中运用政治学中所运用的“阶级原则”。语言是有阶级表征的，是统治阶级的创造。这正是斯大林决定要推翻的官方东正教学说。
1950年夏天，这些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最后整理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的问题》一书。苏联的大学老师都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研究斯大林的思想。[22]斯大林所写的大部分内容都是为了解决苏联当时语言学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的。马尔提出，当前俄国的语言学有一种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特征，应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语言学。斯大林认为这是一派胡言。他认为，语言有其历史发展的根源；实际上，在大多数社会，语言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俄国近来发生的变革主要是引入了一些新词，并根据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形势摒弃了原来的一些词。语法大大简化了。但19世纪早期亚历山大·普希金当年所使用的语言和我们20世纪中期所使用的差不多。[23]虽说有些社会阶层有自己的行话，有些地区有自己的方言，但基本的语言是全国通用的。[24]
斯大林要干什么，这让那些已经习惯了他的世界政治、政治集权和经济转型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很困惑。他惯有的富有战斗性的话语不见了。只有一次斯大林发怒时才表现出他以往的风格。有一次，他说道，如果他不清楚某位作家是否忠诚，那他可能会怀疑他有蓄意破坏的倾向。[25]在其他情况下，斯大林就像一位有耐心的、谦恭的老师。
人们已经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一书了。虽然斯大林向著名的语言学家阿诺德·契科巴瓦（Arnold Chikobava）请教过，但这本书主要是斯大林自己写成的，他写这本书不会是没有目的的。[26]这本书也绝不仅仅是探讨语言学的问题。其内容显示出他对俄罗斯国家起源问题感兴趣。在书中，他严肃地提出，“俄罗斯民族语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库尔斯克和奥廖尔省。[27]现在没有哪个语言学家会认可这一观点。但这一观点在苏联历史上很重要，因为这表明，斯大林想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土地上寻找俄国人的根。这对斯大林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许多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把乌克兰的基辅看成是俄国人的发源地。进一步讲，他用俄语来说明这种民族语言悠久的历史。俄国虽经历了外敌入侵和各种文化的渗透，但俄语历经磨难仍坚忍不拔，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28]由于经常夸赞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所以斯大林内心并不怀疑俄罗斯和俄国人的特殊性。
然而，对“俄罗斯问题”的浓厚兴趣并不影响他关注共产主义和全球化。事实上，斯大林一直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民族语言最终会消失。最终人类将发展出一种单一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从“地区”语言发展而来的，而地区语言是从民族语言发展来的。[29]一般认为，斯大林转而变成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他不再支持世界语。但他对俄罗斯民族的赞美并未影响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认为，世界历史的最终发展将会诞生一个后国家的全球化社会。
不管怎样，他思想中主要还是对俄罗斯和苏联怀有无限热情。这一点在他的最后一本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往常斯大林写书都是他口授给秘书，由秘书执笔，而这本书是他自己写成的。[30]1952年，苏共十九大召开前，《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1951年11月，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苏联对苏联的经济问题进行了公开讨论；在准备自己的讨论意见时，他让马林科夫整理近来关于政治经济学著作中的思想，并讲给他听。马林科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整理马克思主义有关这一主题的所有论述是最艰巨的任务之一。[31]斯大林明白，要完成这一有创新的政治经济学论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甚至思想上准备不足。但关于苏联的问题，他脑子里还是有一个框架。他想为苏联以后的发展提出总的指导思想。疾病缠身的斯大林想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当成是自己思想上的遗嘱。[32]
这本书概括了苏联马克思主义者不敢涉及的几种所谓的异端邪说。最重要的是，有些人认为只执行政治意志会影响经济转型。斯大林反对这一提法。斯大林认为，发展的“法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和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一样的。[33]我们被假象蒙蔽了。如果说靠单纯的意志和暴力就可以实现经济转型的话，那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之下早就实现了。
但1952年，斯大林不想整个社会再发生混乱。当时人们认为集体农庄不久就会变成国家所有的、政府主导的国营农场，斯大林想改变人们的这一看法。他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现有的农业发展框架仍将继续，建立“农业城镇”的想法操作性不强。类似地，他还认为，苏联国家预算中工业生产资料的投资必须优先考虑。虽说对苏联消费者来说，产品的增加很重要，但机器生产、军事工业和钢铁产业仍不可忽视。斯大林完全是在谈经济学。他并不是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然而，尽管他建议不断完善苏联的经济结构，而不是突然改变其结构，但对现存的政治体制，他提出了一种稳妥的建议。斯大林对自己这几十年的工作很满意。现存的政治结构、政治制度仍在发展，而他还活着。
但在国际关系上，他希望能有更大的发展。斯大林提出了两个问题：
（a）是否可以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大林提出的有关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稳定的论断仍有意义？
（b）是否可以认为，列宁提出，他1916年进一步完善的理论，即虽说资本主义不断走向腐朽，但总体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要比以前快得多，这一理论是否还有意义？[34]
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主要的理论家，斯大林做了如下的回答：“我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下，这两个命题都失去了意义。”[35]他解释说。
但与此同时，中国和欧洲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打破了资本主义体制，他们将和苏联一起组成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阵营。两个敌对阵营存在的经济后果就是，单一的世界市场已经分裂，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有彼此敌对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36]
斯大林认为，共产党国家数量上的增加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全球资本主义市场地理上的萎缩不会停止，相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有力。[37]德国、日本虽说在军事上战败了，但他们的工商业很快就会恢复，将与美、英、法展开激烈的竞争。而战胜国本身有经济利益上的冲突，美国意图做世界经济的霸主，并挤占其西方盟友的地盘，因此将来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斯大林武断地说：“为了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彻底打垮帝国主义。”[38]已到暮年的斯大林断言，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本质上有助于推动科技进步。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和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会走向坟墓，其发展最终会阻碍人类生产力的进步。[39]
斯大林对犹太人的态度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斯大林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有反犹主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从技术的角度出发认为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这并不是说他为了将犹太人排除在外而提出民族的概念。十月革命后，他认为犹太人有权表达自己的文化；事实上，他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为推动犹太人事业的组织提供人员和经济支持。但针对他的指责有：20世纪20年代，在同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耶夫的斗争中，他的支持者高唱反犹主义。在他家里，斯大林反对自己的女儿同犹太人电影剧作家阿列克谢·卡普列尔来往。然而，在党内斗争中他的支持者有反犹主义思想并不能证明他也是反犹太人的。再者说，作为一个父亲，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不让自己的女儿同已到中年、风流成性的卡普列尔交往。
斯大林反对“无根基的世界主义者”的运动也不能看成是他对犹太人的不满。他反对苏联境内的任何人同外国人有共同的民族情感。由于这一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腊人、波兰人和朝鲜人都深受其害。1947年苏美关系急剧恶化之后，苏联开始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40]起初犹太人并不是斯大林明确的目标。但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不久，20000名苏联犹太人在莫斯科犹太人教堂举行了庆祝仪式。[41]斯大林很生气，他由此把犹太人看成是颠覆分子。虽说在最后几年的发言中或公开行动中，斯大林对犹太人很粗鲁，但这主要是出于政治考虑，他骨子里对犹太人并无太大的偏见。
然而本身是犹太人的贝利亚和卡冈诺维奇宽恕了反犹的斯大林。[42]当然卡冈诺维奇有时候也很不满。在他们心里，斯大林的做法很没礼貌。有一天斯大林问他：“为什么我们嘲笑犹太人时你总是哭丧着脸？看看米高扬，我们嘲笑亚美尼亚人时，他也和我们一道嘲笑亚美尼亚人。”卡冈诺维奇回答说：“斯大林同志，你关于民族情感和民族品质的论述很有见地，显然在犹太人的性格中，他们经常遭受打击，他们的反应就像含羞草一样。你一碰它，它马上就合拢起来了。”[43]斯大林动了恻隐之心，他许诺说，卡冈诺维奇可以缺席嘲笑犹太人的场合。当然这一段小插曲不是为斯大林开脱，需要补充说明的是，20世纪50年代早期，斯大林的有些评论确实对苏联犹太人是有恶意的。也许他最终走向了反犹主义一边。或者他对犹太人说粗鲁的话是为了赢得政治上的支持。他真是让人太难以捉摸了。
显然我们不能从一个角度去看斯大林。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有些人认为他有反犹主义思想，有人进一步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强权政治家。他们的理由是：首先他一直在追求沙皇原先的目标，其次他是一个机会主义的政治家，他渴望与其他的大国领导人平起平坐。现在很少有人认为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斯大林的思想很复杂，他表达思想的方式也很有个性。起初他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分析这个世界，但这是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还不断对此进行调整，有时候甚至歪曲其思想，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的思想和其他因素的融合。斯大林有选择地对待列宁主义。和列宁一样，他也认为，并不是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但他关于政治统治的思想无疑受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帝国观念、国际地缘政治及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时刻影响着他的思想，他却没有将这些思想系统化。这些都表明，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外，其他人对他的思想影响也很大。无论如何，如果那些思想不利于他的行动自由，他都会加以修正。
斯大林是个很有思想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尽力理解自己发现的这个世界。他研究了很多问题。在不断的学习中，他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基本的变革。斯大林不断积累，然后加以消化吸收。他不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也不是一个杰出的作家，但可以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 * *
[1]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43.
[2]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43.
[3]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 271.
[4] D. Joravsky, The Lysenko Affair, chapter 3, ff.
[5]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143.
[6] A. Malenkov, O moem ottse Georgii Malenkove, p. 24.
[7] 1946年2月10日，给斯大林选区有选举权的人发表的演讲；1948年4月13日，在欢迎芬兰官方代表团招待会上的讲话；1952年10月15日，在第十九次苏共中央全会上的讲话。
[8]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p. 114 - 157.
[9]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p. 224 - 225.
[10] V. Brodskii and V. Kalinnikova, 'Otkrytie sostoyalos", Nauka i zhizn', no. 1 （1988）。
[11]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文学报》的主编，他在日记中写下了关于自我审查制度的感受；后来在1979年，他关于这次见面写了一些附加材料和评论：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p. 113 - 116。
[12]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 111.
[13]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p. 113 - 116.
[14] 其实，他还是希望苏联社会能更听从他的指挥：see above, pp. 537 - 540.
[15] Vosem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b）， pp. 36.
[16] Vosem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 36.
[17]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p. 346, 48, 351 and 352 - 353.
[18]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353.
[19]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19.
[20] RGASPI, f. 558, op. 3, d165: v. v. Piotrorskii, Posledam drevnikh kul' tur, p. 77.
[21] RGASPI, p. 8.
[22] 参见R.麦德维杰夫的回忆：Zh. and R. Medvedev, Neizvestnyi Stalin, pp. 259 - 260。
[23] I. V.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yazykoznaniya, in Sochineniya, vol. 16, p. 119.
[24] I. V.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yazykoznaniya, in Sochineniya, vol. 16, pp. 123 and 133.
[25] I. V.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yazykoznaniya, in Sochineniya, vol. 16, p. 145.
[26]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237.
[27] I. V.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yazykoznaniya, in Sochineniya, vol. 16, p. 159.
[28] I. V.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yazykoznaniya, in Sochineniya, vol. 16, p. 143.
[29] I. V. Stalin, Marksizm i voprosy yazykoznaniya, in Sochineniya, vol. 16, p. 169.
[30]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301.
[31]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32] Ekonomicheskie problemy sotsializma v SSSR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p. 188 - 304.
[33] Ekonomicheskie problemy sotsializma v SSSR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 197.
[34] Ekonomicheskie problemy sotsializma v SSSR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 226.
[35] Ekonomicheskie problemy sotsializma v SSSR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p. 188 - 304.
[36] Ekonomicheskie problemy sotsializma v SSSR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 224.
[37] Ekonomicheskie problemy sotsializma v SSSR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 256.
[38] Ekonomicheskie problemy sotsializma v SSSR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 231.
[39] Ekonomicheskie problemy sotsializma v SSSR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p. 235 -236.
[40] B. Pinkus, The Soviet Government and the Jews, 1948 - 1967, pp. 151 - 164.我非常感谢J·科列尔在我写作这章时提供的帮助。
[41] L. Rucker, Staline, Israel et les Juifs, p. 238.
[42]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211.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211：显然，L·贝利亚认为斯大林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
[43]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