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们对他宗教般的狂热崇拜，斯大林有时也会表达出异议。他要求慎用赞美之词，并且抱怨他的宣传者们做得太过火。1945年，在讨论《斯大林文集》第一卷的出版方案时，由于当时纸张短缺，斯大林提议将印刷数量限制在3万册。与会的其他人员试图劝说斯大林同意印制30万册，他们讨好地指出公众对《斯大林文集》有巨大的需求。[1]一年后，在一个类似的讨论《斯大林传》（第二版）（草稿）的会议上，斯大林同样显得非常谨慎，甚至于为那些奉承的话所激怒：
读者们在读完我的传记后应该干什么？难道要跪下来向我祷告？……我们不需要偶像崇拜……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教导，不需要另外的教导！……虽然我没有在任何地方明确表示过我是列宁的学生……但事实上，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我是列宁的学生[2]。
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革命、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未来。斯大林怒斥道：“倘若我死了，会发生些什么？……你们不能总是（通过我的这本传记）反复灌输对党的忠诚与爱戴……如果我死了，会发生什么？”[3]
然而斯大林并没有认真阻止那些吹捧之声。这要么是由于他正在玩心理游戏，要么就是因为他已经厌倦了对宣传领域的严格控制。1946年，他的文集首版就印制了50万册。修订后的传记于1947年年底单独发行了100万册，1000万册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同时出版。[4]“斯大林崇拜”俨然变为一个国家产业（斯大林业已放弃了此前对印刷数量三心二意的限制的尝试）。
对于肖像的控制更为严格。1946年发生的事件表明如果触犯了领袖的肖像，将面临何等苛刻的惩戒。艺术家V·利万诺娃（V. Livanova）为莫斯科艺术出版社绘制了一幅“五月九日——一个世界性的胜利日”的海报。按照正常流程，首先是对海报的视觉美感和政治可靠性进行审查，然后交由中央文化审查机构（Glavlit）的审查员I. N.克莱纳（I. N. Kleiner）复审。但程序出现了纰漏，编辑在没有得到文化机构最终决议之前就把海报送交德国苏占区印制，当大量海报船运至苏联等待分发时，有人发现了两处错误。第一处是代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十六面旗帜，此时却只有十五面。另一处直接与斯大林有关：他的五角元帅之星却变成了六角。调查证明这样的错误是利万诺娃自己造成的，而非德国恶徒所为（当时人们将德国人列为主要怀疑对象）。中央文化审查机构由于对该事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谨慎，因而陷入麻烦之中。克莱纳遭到解雇，惊恐万分的中央文化审查机构领导层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请求将该机构纳入内务部管辖之下。[5]
这些微小的错误被附加上众多恶劣的意义。如敌视苏联秩序者通过减少官方旗帜的数量，作为号召肢解苏联的武器。也许这就是乌克兰试图摆脱苏联，寻求独立的一个暗示。至于将斯大林的元帅之星描绘为六角，这可能暗含着一个阴谋，那就是将斯大林描绘成犹太人的国际朋友，因为大卫之星也是六角。[6]
这种个人崇拜是斯大林主义信仰体系的核心。尽管它并没有教义，它的信徒们却不得不严格地坚持程式化的术语与刻板的形象。诸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之类的著作实际上行使着《福音书》般的职能，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的官方传记就等同于《使徒行传》。话语与图像的完全吻合让人回想起先前沙皇俄国东正教的教会传统——并且斯大林，那个21岁之前一直都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习的人，可能有意无意地受到了东正教顽固坚持的固定仪式、礼拜和圣像之类记忆的影响。[7]圣像的绘制者们依据严格的规则绘制圣者。也许这正是斯大林对有关自身的公开材料进行异乎寻常的控制的原因。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他就必须通过强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确保忠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原著，以此根除任何非正统的痕迹。中世纪的基督教与庸俗马克思主义在此完成了强有力的结合。
对斯大林形象非人性化的精心构建，被推上了一个狭窄轨道。任何政治局的成员都不允许拥有公众肖像，因为这很可能导致群众偏离对领袖的崇拜。那些诸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以及米高扬之类的老战友只在负有特殊责任时才被注意到。在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的《苏联战时经济》中，甚至未曾提及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此外，在战后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新增章节和斯大林的官方传记中也都没有涉及他们。[8]
领袖对苏联的宣传品保持着一种敏锐的关注。即便是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奖小说也不例外。亚历山德罗·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招致了他的不满，这是一本描述战争中德国占领区青少年敌后游击队活动的畅销书。他们的勇敢、果断以及爱国主义都激起了读者的深刻共鸣，这本书在苏联青少年中尤其受欢迎。但是斯大林却另有所思。与惯例不同，斯大林在这本书获奖之前并没有读过它。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回忆当斯大林看到由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时，他暴怒道：“在这里年轻人竟把他们的命运交给了一个被纳粹包围的村庄！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哪里？党的领导又在哪里？！”[9]斯大林认为每个人都该明白，正是国家等级制度提供的制度框架和指示确保了战争的胜利，不允许将任何个人或者社会组织描述为能够自主行动的单位。历史真相在这里被阉割。任何一个展示了苏联公民正在同纳粹国防军奋力抗争，但却没有展示克林姆林宫自上而下进行直接行政领导的作品，都会遭到诅咒。
战争本身成了一件令斯大林烦恼的事情。胜利日的周年庆典在1946年后宣告中止，直到斯大林逝世后才得以恢复。任何将军、士兵和公民回忆录都被禁止发行，斯大林想要控制、操纵和疏导大众记忆。战时的真相可能会动摇战后政体的重建。没有斯大林权威的情况下，苏联公民居然可以应对战争，这种想法极具危险性。
1947年，斯大林官方传记的第二版在媒体震耳欲聋的赞颂声中发行。其中增加了斯大林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作用的相关材料，同时也对原有章节进行了修订。尽管作者们总体上夸大了对他的描述，但有一处例外。第一版宣称他在1914年之前被捕8次并被流放了7次，第二版却把数量分别减少至7次和6次。除此之外，与旧版相比，新版是一曲更为奢华的颂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部分的记述，除了斯大林外，其他人鲜有提及，而他对前线的一次简单视察却被视为红军取胜的关键。书中罗列了一堆战役，政府和军队虽然有所提及，但更多的情节则是聚焦于斯大林做决定和提意见的环节。这本书整体上缺乏对红军最高统帅部商讨与抉择的艰难过程的描述，也缺乏对其他领导人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众对战争胜利贡献的叙述。它忽略了对斯大林战时工作细节的记载。斯大林成为取得胜利的国家和社会的象征。与战前相比，他变得更像一个缺乏人性的圣像了。斯大林、党、红军、苏联被描述为难以分割的整体。[10]
斯大林加紧将列宁从苏联历史上最重要的位置上强行拉下来。《斯大林文集》第一卷的序言中就存在着这种暗示。他对列宁从1905年起就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但直到1917年才彻底揭示出事实，费时如此之多表示惊讶。[11]以前，官方宣传者都义不容辞地坚称列宁主义经历了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斯大林却在1946年声称列宁错过了其中的一两个环节。
斯大林还以别的方式贬低列宁来提高自己的威信。官方绘制的画像在视觉上制造出这种暗示：两个共产主义领袖中，斯大林似乎更伟大。这种处理方式相当微妙。很典型的是斯大林自信地站着，手里拿着烟斗，似乎正将政治战略的要点解释给渴望倾听的列宁——师生的角色仿佛被调换了一般。且不说列宁不可能处于从属地位，而且众所周知他厌恶任何人在他面前抽烟。另一个不切实际之处是，艺术家们将斯大林的身高描绘得比列宁更为伟岸，事实上他们大体一般高。斯大林的身体的缺陷也被有意掩盖。随着“二战”结束后的岁月流转，历史中展现出来的斯大林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硬朗、成熟的运动员。电影中也贯串着同样的基调。在米哈伊尔·恰乌列利（Mikhail Chiaureli）的《难忘的1919年》中，人们看见斯大林正在冷静地发号施令。电影展示了他在拒绝恐慌中的杰出表现，他总是做出正确的决定，获得普遍的欢呼。苏维埃国家之所以能够幸存，似乎主要应归功于斯大林。
这一切都是有意操纵的结果。领导之术完全是压制型，选举以及与社会的磋商制度基本上荡然无存。公众强烈渴望一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但苏联的领导人们却将这一切看作是威胁。为强化旧制度的外壳，他们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教化。强力本身并不起作用。然而斯大林已经成为苏联秩序的化身，他对于苏联公民的吸引力是如此之广泛而深刻，尽管苏联民众厌恶其某些政策。对这种现象的定量分析又完全不可能：安全部门的报告多数是印象主义的且多为总体的偏见所破坏，独立、开放式的民众意见调查也没有开展。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民众的悲痛以一种广泛而歇斯底里的形式表达出来，体现了苏联人民对斯大林至高的尊重和深切的爱戴。他已化身为军事胜利的骄傲，他代表了工业力量和精神文明。即便斯大林无意让民众对他的伟大顶礼膜拜，但这样的崇拜却不得不被创造出来。
在苏联，所有的好事都源于约瑟夫·斯大林的才能与慈善，公众生活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运行。[12]《美味和健康食品指南》一书就表达了这种崇拜，该书的序言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我们的革命的典型特征，不但包含将给人民提供物质享受，也包含了为人民提供自由，提供过着舒适的文化生活的机会。”[13]任何非小说的著作在没有提及天才的斯大林的前提下，都难以发行。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地理学、语言学，甚至化学、物理学和遗传学研究都指出得到了斯大林思想的指导，否则就被认为研究不够充分。
然而在这位暴君的脑海深处，缺乏对自身外表的真正自信。他那有残疾的左臂、天花造成的麻脸以及矮小的身形，似乎妨碍了他对这种过度崇拜的享受。他对过度奉承既喜欢又厌恶，同时他也深谙自己全新的、罕见的形象将有助于提升公众的兴趣。熟悉则会孕育冷漠或轻蔑。正因如此，斯大林对自己的肖像画设置了诸多技术限制，这种限制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其他外国领袖。相对于拍照来说他更宁愿选择绘画。即便如此，他也不喜欢坐着被宫廷画家描绘；而且当被描绘时，他要求对他从审美角度进行理想化和政治粉饰。时间年复一年滚滚前行，斯大林同意批准的图像数量却逐年减少。在新拍照片逐渐减少的同时，他继续发行那些“二战”前就已批准发行的图片，这种情况也实用于他官方传记的第二版。（该版传记有大量喷刷过的，从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发行的照片。）[14]
但也有两个例外。《斯大林传》中有这样两张照片，其中之一是斯大林站在克里姆林宫墙前挥手的照片，另一张是斯大林身着大元帅服的绘像。尽管这两张照片比之前的照片老一些，然而他们还是对实际年龄做了假。在绘像中，斯大林的八字胡显现成黑色，甚至他头顶的头发也仅有一丝灰色的迹象。他的脸上没有了天花造成的坑洼。他的上装搭配过于完美反倒显得不自然，他胸前那些包含五角元帅之星在内的众多徽章，看起来如同钉在了一个平直的木板上一般。这幅由艺术家B·卡尔波夫（B. Korpov）绘制的画像被用于海报、半身雕塑与书籍之中。[15]同样的，另一张是斯大林正和他的元帅们坐在一起的照片。但是，照片中的他与整个页幅相比，太过微小以至于很难辨认出他的脸和身体——但不管怎样，图像修订者再一次开始了工作：他的肩膀的宽度看起来难以置信，照片中的他看起来要比其他人所占的比例更大。[16]
使斯大林的形象“人性化”的尝试也偶有发生。最引人瞩目的是由阿利卢耶夫一家幸存者所写的回忆录。安娜·阿利卢耶夫和她的父亲谢尔盖，以他们家庭的过去而骄傲，记录了他们对十月革命前斯大林的印象。这些著作于1946年出版。[17]谢尔盖的书在他死后发行，他由于常年的苦工、担忧以及家庭悲剧而筋疲力尽，已于1945年7月去世。安娜对写有关于斯大林的著作的风险有所警觉，她给马林科夫递交了一份正式报告，以确保这些著作得到斯大林的应允。[18]这些文本是歌功颂德的，因而通过了审查。[19]但是谢尔盖无意中吐露了他知道斯大林的本名是索索·朱加什维利。他同时也提到政府于1903—1904年冬天将斯大林流放到新乌达村，他试图逃脱的尝试，由于一个致命的错误而失败：斯大林忘了带保暖的衣服，他的脸和耳朵被严重冻伤了。[20]安娜的回忆录甚至透露了更多斯大林私生活的细节。她描述了他那有残疾的胳膊是如何妨碍他在“一战”中的参军计划。她记述了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斯大林看起来更瘦更老了，且当他与阿利卢耶夫一家一起生活时，他喜欢戏弄他们的家庭女佣。这本回忆录讲述了斯大林在夏末与谢尔盖睡在同一间房里。它同样描述了娜佳·阿利卢耶娃在打扫公寓套间方面的热忱，斯大林对此非常赞同。此外，它还批露了斯大林钟爱他的烟斗的滑稽一幕：安娜回忆说当烟斗还燃着时他就睡着了，于是烧坏了床单。[21]
斯大林很快就后悔同意批准阿利卢耶夫一家所写的书了。安娜因“诽谤”他，于1948年被捕并被判入劳动营服刑十年。斯大林无视安娜写给他的信。安娜在信中说她在出版之前就已经排除了这种诽谤的可能性，而自己没有做错什么。[22]她几乎无法相信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了保护她的家庭和著作，她写信给斯大林。暗中谴责“亲爱的约瑟夫”的忘恩负义：“但是确实有那么一个因为我们家的帮助才逃脱死亡的人，这并非是过度的夸耀，相反却是很容易得到证明的事实。”[23]她居然这样和领袖讲话，要么是她的勇气可嘉，要么就是她太愚钝。斯大林相当多的姻亲在“二战”前就已经丧命，这足以让她明白她所面对的是怎样一个人。
尽管那个斯大林在1915年对她表达了喜爱与感激之情的寡妇奥莉加·阿利卢耶娃没有遭到迫害，但是她变得异常沮丧。娜佳于1932年自杀，帕维尔在1938年死去，费奥多尔从未从内战结束时卡莫（kamo）对他的欺诈造成的精神创伤中得以恢复。在战后的岁月里，奥莉加的孩子或者她姻亲的孩子没有一个可以一直保有自由。帕维尔的遗孀叶夫根妮亚也没能通过再婚以远离斯大林周围来解救自己：她先于安娜一年被捕且受到了同样的处罚。奥莉加伤心欲绝，这位心碎的老妪在1951年去世。这就是斯大林回报阿利卢耶夫一家十月革命前给予他支持的方式。与他有姻亲关系的斯瓦尼泽在此之前已经得到了类似的答谢。斯大林在大清洗时期拘捕了亚历山德拉·斯瓦尼泽，并于1942年将他枪杀；他的妻子玛利亚闻此噩耗突发心脏病。不仅仅是他们，就连斯大林第一任妻子克捷万的两个姐妹——玛利亚和亚历山德拉在“二战”结束前也已经丧生。唯一与斯大林有亲近关系，且处同一屋檐下却无被捕之虞的，是他的两个孩子斯维特兰娜和瓦西里。所有与斯大林有家庭联系的人都会遭到镇压似乎成了一种模式。
阿利卢耶夫一家的问题在于他们太了解斯大林。而斯大林却想要摆脱他个人的历史。他逐渐地倾向于以牺牲自身的真实形象为代价来换取一种国家圣像的地位。他变得比以往更加超然与神秘了。有时他也的确会在列宁墓现身来回忆十月革命或参加五一游行，但很多人对他只能一瞥而已。警察和游行纠察通常都会催促每一个人尽快从红场走过。[24]
既然人们缺乏对斯大林的直接感受，他们通常就会以表达对他的忠诚热爱作为补偿。学校、公司和机关的每一个庄严的时刻都必须承认作为苏联各族人民之父的斯大林是天才般的人物。与此同时，人们必须表达对斯大林人生和事业的高度感激之情。《真理报》每日都引用他的著作。他的那些旧照片，在现今重新润色后定期发行——甚至有时从商店中取出的图像，直接变成了与照片近似的绘像。然而这些都没有损害他的地位，因为只有非常少的人才能真正看到他：他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神。会议总是在对领袖的赞歌中开始。他成为统治者之前的相关历史记忆，只有苏联社会的一小部分人有权知晓。在苏联或者其他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里，所有的事情都受到了他天才般的才能的影响。不论是在办公室的墙上，还是在家里都挂着他的肖像。人们在重要的时刻会依照惯例将他的传记授予青少年。除了尚未被称呼为人间之神外，斯大林已经神化了自己。
1949年当斯大林庆祝他的第70个生日时（并不准确），他制造了一场巨大的慌乱。他无力地试图阻止事态的失控并告诉马林科夫：“永远不要再授予我另一颗星了！”斯大林这样说的含义是：他已获得足够多的奖章了（并且他仍旧对同意称自己为大元帅而后悔，当丘吉尔问他怎么称呼他，是元帅还是大元帅时，斯大林的回答为元帅）。[25]当然马林科夫不会严肃地看待斯大林的这种谦逊。颂歌般的回忆录已经为那个伟大的日子做好了准备，报纸上的赞美文章激增。在12月21号当天，一个巨大的气球飘扬于克林姆林宫上方，映在其上的是斯大林那带着八字胡的脸。为了纪念他，游行队伍依据苏联的长度和宽度组建起来。莫斯科大剧院的欢宴持续至夜间，那时来自苏联与国外的政治精英们聚集一堂，争相表达对领袖的敬意。那是斯大林罕见的露面之一，然而那些见到了他的人都为他如此的身体损耗所震惊：他们满脑都是由狂热崇拜所形成的肖像，因而没有做好看见现实之人的准备。他们眼前的这个干瘪的老头儿真的是那个伟大的斯大林吗？
然而，他们对其所见做了自我调适。他们回归到钦佩和崇敬。斯大林也许老了些，但在他们眼中他仍旧是那个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历史上最卓然超群的人物。他在20世纪30年代发起了现代化、工业化和教育运动，而且——他们认为——他成功了。正是在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他们赢得了对纳粹的胜利。在冷战的风暴中斯大林是引航外交政策舵盘的坚定舵手。如果有人在一瞬间曾经怀疑过他的伟大，那他们也会很快将其驱散。接连数小时的演讲不断强化着这样一种信息，那就是当前世界上最优秀的政治家当下正在大厅。一个接一个的领导人不断吹捧着斯大林对于共产主义的意义。在装饰了花和旗帜的舞台之上，站立的是诸如毛泽东、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Dolors Ibarrnri）（她从西班牙内战被放逐后就在莫斯科）等外国共产主义知名人士。他们之后挂着一幅巨大的斯大林的肖像。斯大林自己会偶尔微笑并向演说家们鼓掌。尽管他的动作中几乎没有什么夸张的手势，但他显然十分满意。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向他致敬。
主宰着他所能俯瞰的一切事物，对斯大林的狂热崇拜超越了苏联的疆界。在海报上、在新闻界他的形象都是显要而光辉的，东欧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如果不能获得公众的敬意，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东欧各国领导人由于与斯大林的直接接触，因而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这种态度。和斯大林谈话，就如同他们在和一位帝王谈话一般。匈牙利首相费伦茨·纳吉（T-erenc Nagy）在他们交谈的开始滔滔不绝地说道：“匈牙利政府已经认识到，在（这个国家）解放一年之后，他必须就斯大林为匈牙利的解放、为匈牙利政治生活的自由以及为匈牙利独立中所做出的贡献向大元帅斯大林表达感激之情。”[26]纳吉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波兰首相博莱斯瓦夫·贝鲁特宣称：“斯大林同志，我们来到您这里，来到我们伟大朋友的身边，目的在于表述我们对波兰历史进程的一些思考并诚挚地请您检验我们对国家政治形势评估的正确性。”[27]斯大林通常因这种可怜的对他意志的屈从而愉悦。但偶尔也会有使他不高兴的汇报，当他因错误的政策训斥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Geoogin-Dej）时，德治除了“承认自己观点的错误外”，[28]别无选择。
除了离苏联较远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外，没有人敢于挑战这一切。除对苏联打击东欧共产党领导层政策心怀恐惧发挥着一定作用外，这些领导人也怀有对斯大林的真切的钦佩之情。如果没有苏联军队驻扎的话，这些共产党政权中的大多数会很快垮台。他们严重依赖于斯大林的善意，这一点他们心知肚明。即使是毛泽东，那位在获得中国内战胜利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得到斯大林支持，且事实上更多的是受到斯大林的阻碍的中国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仍旧表现出对斯大林的崇敬姿态。1952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之际，各国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赞美完全集合在一起。“荣耀归于伟大的斯大林”，诸如此类呼喊不断向他表达着敬意。雕像、小的金属半身像以及海报一再重复着对斯大林的赞美。在他即将逝世的日子里，斯大林听到的是对他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之父般的赞美诗。
* * *
[1]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 466.
[2]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p. 470 - 472.
[3] Slovo tovarishchu Stalinu, p. 471.
[4] Speech by G. M. Malenkov,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82.
[5] Istoriya Sovetskoi politicheskoi tsenzury, p. 507.在1946年仍有16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于1956年被撤销。
[6] Istoriya Sovetskoi politicheskoi tsenzury, p. 507.
[7] 这一观点受益于罗莎蒙德·巴特利特（Rosamond Bartlett）。
[8] N. Voznesenskii, Voennaya ekonomika SSSR v period otechestvennoi voine, passim;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Kratkaya biografiya （2nd edn）; Istoriya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Bol' shevikov）。 Kratkii kurs （2nd edn）。
[9] I. Ehrenburg. Post - War Years: 1945 - 1954, p. 160.
[10]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Kratkaya biografiya （2nd edn）， passim.
[11]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l, p. xiii.
[12] J.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pp. 195 - 232.
[13] Kniga o vkusnoi i zdorovoi pishche.
[14]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Kratkaya biografiya （2nd edn）， pp. 1 - 161.
[15]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Kratkaya biografiya （2nd edn）， pp. 172 and 208.
[16]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Kratkaya biografiya （2nd edn）， p. 228.
[17] S. Alliluev, Proid?nnyi put';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18] RGASPI, f. 668, op. 1, d. 15, p. 67.
[19] See in particular sections of the original text of Anna's memoir in RGASPI f. 4, op. 2, d. 45.
[20] S. Alliluev, Proid?nnyi put', p. 109.
[21]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iya, pp. 165, 167, 168 and 191.
[22] RGASPI, f. 668, op. 1, d. 15, p. 67.
[23] RGASPI, p. 69.
[24] J. Bardach and K. Gleeson, Surviving Freedom, p. 117.
[25] Churchill and Stalin: Documents from the British Archives, doc. 70, p. 4: conversation of Churchill and Stalin at Potsdam, 17 July 1945.
[26]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5 - 1953gg., vol. 1, p. 407.
[27]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5 - 1953gg., vol. 1, p. 443.
[28]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5 - 1953gg., vol. 1, p. 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