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活动并不只是管理中央各部门、扮演重要政治家的角色。他必须为战后政策做长远打算。战后苏联面临的国内外局势相当复杂，如果不同其他同志一起商量，斯大林根本无法应付。他必须要承认的是，仅凭一己的力量难以准确判断世界形势。斯大林觉得，仅靠个人判断就做出决策也不安全。在他看来，比较务实的做法是，先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然后再制定政策。领导层内部出现不同意见实属正常：这些意见本身很有价值。这里也没什么秘密可言；政治局委员很清楚自己的处境。但他们也明白，如果他们在所讨论的事务中立场不明确，斯大林就会认为他们派不上用场了。同时，他们还得注意说话方式，不能惹斯大林生气。只要不惹怒斯大林，他们就还有用武之地。斯大林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刺杀斯大林几乎是不可能的。
斯大林的重要幕僚一般都不直接负责相关部门。对他们来说，肩上的责任相当重大。他们的工作环境很压抑，但手中的权力和特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弥补。受爱国主义热情和意识形态信仰的激励，他们努力工作，并在斯大林领导下工作了好多年。斯大林一直在控制他们，压制他们，而他们对自己的下属采取的也是这种手段。
有些人在工作中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有些人则失宠了，每当这种时候，斯大林都会对领导层重新调整。“二战”结束后不久被降级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就是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一样，莫洛托夫也是斯大林信任时间较久的一名高级官员。最初一切都很顺利。1945年10月，斯大林到南部去度假时，他让莫洛托夫、贝利亚、米高扬和马林科夫这四人组合来掌管克里姆林宫。[1]但其实他正在找寻打击莫洛托夫的借口，丘吉尔讲演集的出版终于让斯大林有了想要的托词。莫洛托夫在“二战”中名声非常大，他作为一名俄罗斯族人也广受欢迎，这些都引起了斯大林的反感。英国媒体猜测莫洛托夫想要夺权，这更引起了斯大林的警觉。[2]莫洛托夫倒台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迅速成为斯大林身边的红人，在1946年3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组成中，马林科夫就排在斯大林之后。[3]到1949年3月，斯大林才免去了莫洛托夫的内务部长职务，但他已经不再是斯大林身边的红人了。
斯大林虽然对莫洛托夫很不满，但他并不想彻底除掉莫洛托夫。1950年5月，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Trygve Lie）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斯大林要求莫洛托夫在讨论时积极发言。[4]莫洛托夫有着扎实的专业知识，斯大林不想彻底抛弃他。莫洛托夫的行政级别大大降低了，他的实际影响力虽说有所下降，但莫洛托夫并未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政治局成员，更重要的是，他仍是斯大林别墅里的客人。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长期的较量。
斯大林提拔安德烈·日丹诺夫来制衡马林科夫，1946年4月，日丹诺夫开始掌管中央秘书处的宣传部门。与此同时，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同日丹诺夫一起在列宁格勒负责掌管中央秘书处的组织部门，这进一步巩固了日丹诺夫的权力。马林科夫深知如何用好自己手中的权力。[5]实际上，谁的权力越大，他很可能会被打倒。1946年5月，马林科夫的中央书记处成员资格被取消。斯大林指责他未能提高飞机制造行业的生产质量。N. S.帕托利切夫（N. S. Patolichev）取代了马林科夫。[6]马林科夫待在高层时间并不长。但是，和莫洛托夫一样，他并未淡出克里姆林宫的视野（至少这发生在他在苏联中亚共和国执行任务之后）。然而，战后高层人员的这种政治斗争仍会导致被打倒的人权力和影响力大大下降。斯大林没逮捕马林科夫，但他在党内和政府内部提拔的人都被日丹诺夫身边的人代替了。日丹诺夫是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
为什么斯大林突然会改变自己信任的对象？至今仍然是个谜。可能斯大林确实对飞机工业领域的低效率很不满。也许他在找借口，目的是让整个政治局的成员都完全听命于他。也可能斯大林确实很喜欢日丹诺夫。莫洛托夫曾回忆说：“斯大林对日丹诺夫的喜爱要胜过其他任何人。”[7]日丹诺夫成为斯大林的左膀右臂后，斯大林开始转向对付米高扬。这也不是几年来斯大林第一次收拾米高扬。1944年，米高扬提出建议，为恢复乌克兰的集体农庄，给乌克兰调拨一批冬种的粮种。斯大林否决了这一建议：他指责米高扬的行事风格不利于国家的发展。[8]1946年12月，斯大林指责米高扬屈从美国为提高双边贸易额而提出的条件，斯大林对此很不满。[9]
在高层，没有人是安全的。应斯大林的要求，苏共中央委员会1947年2月提拔一名叫沃兹涅先斯基的列宁格勒人进政治局。但同时斯大林将尼古拉·布尔加宁提拔为政治局成员：他不想让列宁格勒的人在中央权力层形成派系。实际上，他构建的这种权力平衡关系从来都不会长久。对人员进行大范围调整是他统治的一大特色，日丹诺夫也不可能是他长久信任的对象。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彻底失宠了。1948年，斯大林邀请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缪思里（Myussery）一起吃饭，与波斯克列贝舍夫有关的一个小场景令他们很伤心。吃饭中间，波斯克留贝舍夫突然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你当年去南方度假时，在莫斯科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组建了一个反对你的小集团。”[10]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一幕是斯大林导演的。他们为自己的无辜辩解，斯大林接受了他们的解释，但斯大林已不再信任他们。米高扬认为，到“二战”后期，斯大林才变得反复无常。米高扬实际上是自欺欺人。他忘了，身居高位的斯大林一直处事武断。问题在于，斯大林曾信任过米高扬，所以到现在他才成为斯大林所推行政策的受害者之一。
如果米高扬说的话没错，那斯大林是从“二战”后期才变得处事更古怪。1941年前，斯大林周围的人都害怕斯大林，他们也不知道斯大林会提拔自己还是把自己送进监狱。但战争胜利在望，斯大林那种喜欢愚弄人的本性又暴露出来了，他喜欢戏弄自己的同志。他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征兆。虽说经过与斯大林多年的谨慎相处，他们在政治上幸免于难，但他们并不是成熟的心理学家，根本揣摩不出斯大林的心思。
1948年8月，日丹诺夫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后，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变得对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有利。因受酗酒和心脏疾病的困扰，日丹诺夫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但有人认为是他的医生谋害了日丹诺夫。据负责给日丹诺夫治病的医院的一名官员莉佳·季玛舒克（Lidia Timashuk）透露，医生根本没有给日丹诺夫进行合理有效的治疗。斯大林的办公室也收到了日丹诺夫的病历，但斯大林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实际上，他当时根本不想深究此事。几个月前，斯大林已经不再信任日丹诺夫，现在他授权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调查日丹诺夫的死因，并调查列宁格勒的政治形势。长着一副娃娃脸的马林科夫是大清洗时期重要的职业党员，他声称自己找到了谋杀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成员的证据。斯大林确信，列宁格勒的领导人过去在政策上长期阴奉阳违，进而他认为有必要对列宁格勒的党政领导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调整。1950年，对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的迫害开始了。此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作为斯大林信任的人重新回到了克里姆林宫。
在列宁格勒的领导人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日丹诺夫要求提升党的政治能力的主张。但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因庇护那些致力于提升党的重要性，致力于发展党的意识形态，致力于在部长会议上压制技术专家统治的人，列宁格勒因此声名远扬。[11]马林科夫和贝利亚联手反对日丹诺夫，他们认为，在经济复苏过程中，各部门应该有更大的活动自由。他们用一种晦涩的语言强调指出，应该让技术专家发挥重要作用。占主导作用的应该是专业知识而不是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不是很明显。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并不认为党应该退出行政管理领域。虽说1945年后贝利亚已经不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但他们两人都在这些部门有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意见代表他们所负责部门的利益，日丹诺夫当年的做法也是这样的。但他们在本质问题上有分歧。斯大林将要解决这一问题。
列宁格勒事件是1938年以来斯大林对共产党精英的第一次血洗。“二战”后，针对某些社会阶层，特别是新合并的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中经济和公共生活中的著名人物，斯大林开始收拾他们，将他们流放，逮捕，处决。斯大林还将返回的战俘强制送到古拉格集中营去劳动。但受迫害的列宁格勒人与众不同，他们是苏联的政治精英。这一次，斯大林不会为做样子公审而担心了。几百名党政官员被送进监狱，被枪杀。受害者包括政治局委员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中央委员会秘书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部长米哈伊尔·罗季奥诺夫（Mikhail Rodionov）以及列宁格勒共产党第一秘书彼得·波普科夫（Petr Popkov）。
斯大林虽然没明确说明自己的意图，但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的人很容易就猜到他的目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一直对日丹诺夫以及他在列宁格勒培养的亲信不满，他们打击日丹诺夫亲信的机会终于来了。但斯大林为什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做呢？可能他对沃兹涅先斯基战时不听命于他仍怀恨在心。沃兹涅先斯基也是战后政治局委员中唯一一个写出畅销书的人。也许是沃兹涅先斯基名气越来越大惹恼了斯大林，就像当年的朱可夫一样。当有人发现沃兹涅先斯基遗失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重要资料时，一直对他不满的马林科夫终于有机会收拾他了[12]，马林科夫指责他不负责任，甚至有叛国行为。[13]有人发现沃兹涅先斯基一直隐瞒经济计划与真实的经济形势之间的差距。坦白地说，在他们看来，沃兹涅先斯基就是一个骗子。尽管政治领导人都在骗人，但不幸的是，有人发现了沃兹涅先斯基的骗局。在斯大林看来，没有什么比政治局委员对他的忠诚更重要的事情了。
列宁格勒的其他人对斯大林也不满。作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的英雄之城，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在培育一种当地的爱国主义。自彼得大帝以来，这座城市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首都，1918年3月，俄国将中央政府迁到莫斯科后，列宁格勒一直在与莫斯科较量。列宁格勒人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在德国法西斯的屠杀中幸存下来，主要是因为他们信念坚定，而不是因为有了克里姆林宫的帮助。在苏联这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民族国家中，列宁格勒逐渐变成了俄罗斯的首都。
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的一些做法已经超出了斯大林的容忍范围。[14]斯大林愿意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融入进他的政策和理论之中，但他一直关注俄罗斯人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列宁格勒的政治精英不了解这一真实状况。库兹涅佐夫在未征得克里姆林宫许可的情况下，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了一个零售市场，罗季奥诺夫要求建立一个“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专门机构。”[15]“二战”爆发前，沃兹涅先斯基就已经不在列宁格勒工作了；但斯大林认为他身上有民族主义情感，斯大林给米高扬说：“他认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乌克兰人都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16]再者说，“二战”后，包括日丹诺夫在内的列宁格勒地方领导人对南斯拉夫人很热情。铁托和南斯拉夫人主张东欧走更激进的共产主义道路。当时斯大林对铁托的提法没明确表示出异议。但斯大林和铁托闹翻后，日丹诺夫曾经表现出来的对南斯拉夫的态度难免会让斯大林生疑，虽然日丹诺夫当时还是深得斯大林信任的，但苏联的“第二首都”会不会也是一个反叛核心？沃兹涅先斯基在“二战”期间的影响特别大，而斯大林1948年甚至认为库兹涅佐夫是他的接班人选。[17]
这些人其实对斯大林构不成真正的威胁。列宁格勒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想急于推动俄罗斯民族主义事业的发展。唯一可担心的是，他们想在苏联内部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自主发展奠定基础。虽说他们很谨慎，但斯大林还是没给他们机会。列宁格勒的领导人被逮捕、审问，甚至被处决。他们也不是有共同发展计划的群体，他们中有些人——最有名的是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的利益同日丹诺夫强调党的利益有很大的冲突。但“二战”结束后，他们许多人在政治讨论中意见一致，这很容易让高层领导认为他们就是潜在的政治团体。[18]
列宁格勒事件并没有终止对苏联领导人对政策的争论。当然部长会议这一机构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党的权力却受到影响，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党和警察部门不再干预专家，实际上政治生活中的情况也是如此。斯大林长期以来对改善人民的生活不以为然，故在国家的政策上他又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对于受到严重破坏的苏联经济来说，冷战更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斯大林的部署是扩大重工业的生产，国家的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军事和军工产业，还要研发核武器。关于世界事务，斯大林对外国人很恐惧，反法西斯同盟间的各种制约已荡然无存。他接着推翻了“二战”期间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又开始迫害那些有创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人们在赞许俄国人喜欢的铺张浪费。报纸、广播和学校都在大肆宣传斯大林主义中所体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惩罚措施进一步强化了；在古拉格集中营服刑快要期满的囚犯又被逮捕了，这些人要么是送到劳动营，要么是被转移到特殊的地方了。
斯大林想让整个世界知道，已经没有必要争论苏联发展政策的基本内容了，苏联已经就发展政策达成了普遍共识。因此任何关于“当前路线”问题的讨论都是浪费时间，对国家利益没有任何好处。从某种程度上说，斯大林的思想是党内部分人和工人阶级的想法。但苏共党内的有些人认为公共生活的某些方面还是需要进行改革。马林科夫认为，虽说美苏关系已经恶化，但苏联的轻工业应该加强。贝利亚（斯大林死后，他和马林科夫共同致力于寻求以前军事同盟之间的和解）赞同马林科夫的这一主张。可能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都认为，同南斯拉夫闹僵对苏联没多大好处。但同赫鲁晓夫相比，马林科夫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苏联农业发展的危机。他和贝利亚都认识到了非俄罗斯族人民民族情感恶化所带来的危险。苏联政府不允许讨论当前政策的做法对最高领导层的决策很不利。
对斯大林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苏联培育出一种特别的政治秩序，并让这种秩序能永恒发展。由于斯大林经常随意决定他下属的命运，所以他也冒着颠覆国家秩序的风险，正如1937—1938年发生的那样。掌管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部门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力。社会虽然处在被压制的状态中，但也有可能发生叛乱：俄罗斯帝国人民起义的历史就是对斯大林自大行为的一种警示。这并不是斯大林唯一所担心的事情。他深知，如果在一次大清洗中将自己的下属都清除掉，那自己也就无法生存了。这些人都是他提拔的，如果都清洗掉，那就说明他的眼光有问题。再者说，斯大林也要警惕那些他打算要清洗的人的反应。如果自己让这些人都对他的意图感到恐惧，他们就很有可能建立一个组织。因此，为避免集体反叛，他往往是清洗某些人，而不是将一批人同时处理掉。斯大林不是全能的。他需要谨慎处事，将他的下属一批一批地处理掉。
此时的斯大林就像是历史上一位史无前例的专制君主。比路易十四更胜一筹的是，斯大林真正可以说“朕即国家”。他在大清洗中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最高权力机构——苏共——被他的血腥政策征服了，从此以后，他就可以为所欲为。斯大林之下，各个部门之间都是彼此竞争，互有牵制，但他们都听命于高层，而并不需要对高层的命令做任何修改。这些机构都是斯大林行政管理链条上的传送带，他们的任务就是执行自己每天接到的命令。各部门的负责人听凭斯大林的指挥，他们的职责就是理解斯大林的意图。这样看来，各机构和各机构的负责人仅仅是执行斯大林的政策。这里没有我们普通意义上的政治学，只有行政部门这个庞然大物在起作用，这个庞然大物的主人是一个麻脸的精神病患者。这样看来，斯大林所施行的就是一种集权主义的统治。
中央各部门并不是唯一的难题。每个部门有内部的差别。中央机构往往同地方附属机构之间进行竞争。莫斯科各部门的领导人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基层组织，以此来扩大自己的权力。政治庇护成了正常的政治现象。斯大林将竞争对手安插在特殊的部门中，以此来降低庇护制度所带来的影响，但他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制度的影响，大清洗结束后，他也没有真正尝试着要彻底废除庇护制度。斯大林也把自己挑选的人安插到省级部门。然而完成这些工作必须付出很大的精力。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确实是这样做的，虽然他当时挑选人时主要靠直观判断，并不是根据自己对这个人的了解程度做出选择，但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已经不再会见地方代表。1945年后，他根本不插手非中央部门的人事任命。他事务太多，根本无暇顾及，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考虑：他要考虑外交和经济方针，要考虑朝鲜战争，要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他的政治专权。
斯大林的统治同以前是有矛盾的。大部分权力都集中在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政治局委员手中，只有圣人或者傻子才会批评其统治或者他们的政策。选举只是一种装饰。政府从来不征求民众的意见，选出的苏联公民代表只是去听听上级的指示，同意上级提出的主张。等级式的命令是常态，也是苏联统治的主要特点，任何对这种秩序有疑问的人，甚至那些没疑问的人会被送进监狱，或者送到劳动营去改造。政府的权力是不容反对的，敢反抗政府的人微乎其微。只有一小撮勇敢的俄国大学生聚集在大学里，讨论要转变意识形态，回归到真正的列宁主义。宗教界不满政府政策的人也只是召开秘密的会议。虽然没有出版的希望，但仍有一些知识分子在写作。乌克兰和波罗的海的武装派别解散了，但并没有彻底消失。从表面看来，苏联反抗斯大林主义的势力微不足道。强大的政府后面就是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与他各年龄段的朋友，约瑟夫与阿利卢耶夫一家人，斯大林和政治局，犹如人民之父与他的子民。他牢牢控制着各级权力机构，只要他还活着，这种格局就不会改变。
表象所显示的就是真实情况：他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专制君主。但这些表象却掩盖了他的缺点。在政府和社会的底层，违背这种等级原则的现象很普遍。在苏联整个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层，到处都是盗窃、腐败、裙带关系、非正式的庇护关系、讲假话以及普遍的失序。各地区、各部门、各地方机构都在维护自己的利益。苏联政府付给工人和集体农庄成员的工资十分低，但苏联却没有发展出西方已有的遵守劳动法的传统。在微观管理领域，这种集权主义体制彻底失败了。
没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了解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大林不止一次去参观工厂、农场以及行政机构。他依然相信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视察时，他的陪同人员想跟紧斯大林，斯大林却想尽量甩开他们。他还举办宴会。他与自己的监察机构经常会面。他发布命令，并发出警示电报。他堵住了所有可能宣传异己思想的渠道。他还在逮捕人。然而他的这种“全面掌权”并不意味着他的金字塔就是完美的。他的监察员发现金字塔的最底层出了问题，但他们早就不想将真实的情况告诉斯大林了。即使这些机构将问题报告上去，通常也会认为这是破坏分子、分离主义者或者国外的间谍搞破坏的结果。没有人敢说这是苏联体制本身的问题，也没有人敢说斯大林所执行的政策有问题，最终在苏联造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斯大林只了解他想了解的，他的下属只告诉他想知道的，或者他们想让斯大林了解的东西。拥有最高权力的苏联领导人竟然对社会的底层茫然不知。他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部，但他所了解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别说控制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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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V. Khlevnyuk, 'Stalin i Molotov. Edinolichnaya diktatura i predposylki "oligarkhizatsiya"', p. 281.
[2] O. V. Khlevnyuk, 'Stalin i Molotov. Edinolichnaya diktatura i predposylki "oligarkhizatsiya"', pp. 283 - 284.
[3] O. V. Khlevnyuk, 'Stalin i Molotov. Edinolichnaya diktatura i predposylki "oligarkhizatsiya"', p. 26.
[4] 'Dve besedy I. V. Stalina s General' nym Sekretarem ob" edinennykh Natsii Tryugve Li',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 3 （2001）， pp. 111 - 112.
[5] Politbyuro TsK VKP （b） 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p. 32 - 33.
[6] Politbyuro TsK VKP （b） 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p. 205 - 206.
[7]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377.
[8] A. Mikoyan, Tak bylo, p. 466.
[9] A. Mikoyan, Tak bylo, pp. 496 - 498.
[10] A. Mikoyan, Tak bylo, p. 535.
[11] Y. Gorlizki, 'Party Revivalism and the Death of Stalin'.
[12] A·M·瓦西列夫斯基提供的证据：G. A. Kumanev（ed.）， Ryadom so Stalinym, pp. 237 - 240。
[13] A. Mikoyan, Tak bylo, p. 559.
[14] 在近期发表的Y·格尔利斯基和O·赫列夫留克的著作中，列宁格勒事件中“俄罗斯人”的因素被大大低估了， Cold Peace, pp. 79 - 95.但我还是对强调这一因素重要性的文件和回忆录有深刻印象。
[15] Politbyuro TsK VKP （b） 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p. 66 - 67 and 246.
[16] A. Mikoyan, Tak bylo, p. 559.
[17] A. Mikoyan, Tak bylo, p. 565.
[18] 我非常感谢G·霍斯金在这一问题讨论中给我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