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起，斯大林撇开了红军最高统帅部的繁重工作，重新开始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只是之前的行为限制了斯大林现在的选择。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从阿利卢耶夫和斯瓦尼泽这两个家族中找人作伴，但是后来又杀害或者逮捕了他们中的一些成员。幸存者生活在巨大的心理恐惧中，不利于宴会气氛。
斯大林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德国人枪毙了他的长子雅科夫，而次子瓦西里有点败家，他在苏联空军服役时就与同事不和，也因为酗酒常遭到父亲的斥责。女儿斯维特兰娜给斯大林带来了些许欢乐。斯维特兰娜在和卡普列尔的爱情无果而终后，她诱骗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与她结婚——但这个冒险难以成功，因为谢尔戈是有家室之人。斯维特兰娜这次冒险受挫后，她违背斯大林的意愿在1943年和格里高利·莫罗佐夫结婚，这次婚姻就像一场暴风雨难以持久，他们在1947年就离婚了。那个夏天斯大林邀斯维特兰娜在黑海附近的冷河别墅一起过了几周[1]，斯大林在自己巨大别墅的陡坡上为她新建了一栋别墅。尽管斯大林表现出这样友好的姿态，但父女二人依然难以和睦相处，在他们眼中对方都显得过于急躁。斯维特兰娜很快就对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有了好感，他俩在1949年匆忙结婚。对这个看似般配的婚姻，斯大林依然缺乏热情，并拒绝出席婚礼仪式。尽管斯大林有时也邀请斯维特兰娜的孩子到他的别墅，但总体而言他对外孙们的兴趣很难持久。斯维特兰娜和尤里很快就陷入无尽的争吵，不久便分道扬镳。斯维特兰娜这次轻率的婚姻彻底激怒了斯大林。任何人如果希望融入斯大林的情感世界，那他必须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标准，甚至要按照斯大林的喜好来重新塑造自我。
斯大林仍然有强烈的情感需求，孤独并不是斯大林的生活方式。他甚至通过与别墅的保镖开玩笑来排遣寂寞，卫士长弗拉西克（Vlasik）和侍从副官波斯克留贝舍夫（Poskrebyshev）往往是斯大林的取笑对象。他经常与管家瓦伦蒂娜·伊斯特姆米娜（Valentina Istomina）聊天，有传闻说她是斯大林的情妇，这点虽然未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斯大林从她的陪伴中得到许多慰藉。
然而，这些交往没有让他快乐起来，他越来越追忆早年的生活。1947年，他写信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图鲁克汉斯克地区认识的V·G·所罗门（V. G. Solomin）：
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忘记你和图鲁克汉斯克的朋友们，事实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今天，我从我的工资（最高苏维埃）给你寄去6000卢布。钱虽然不多，但希望对你能够有所帮助。[2]
1948年秋季在冷河别墅度假时，斯大林陷入了深深的怀旧情绪之中，责令下属尽快安排自己与哥里的同学会面。彼得·卡帕纳泽（Peter Kopanadie）、姆·提特尼则（M. Titvnidze）和米哈伊尔·德泽拉则（Mikhail Dzeradze）都受邀而至，会面之初都有些尴尬。卡帕纳泽就雅科夫的牺牲向斯大林表达了哀悼之情，就此打破了僵局。斯大林回答道，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数以百万的父母失去了亲人，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而已。卡帕纳泽因有事情要打理，几天后离开了冷河别墅。随后的几个晚上冷河别墅歌声迭起，待了将近一周的时间后提特尼则和德泽拉则明显感到不安。斯大林询问他们是否感到有些无聊，提特尼则回答说，他们深知斯大林日理万机，斯大林自然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斯大林的朋友们很快就收拾行装，在经过简短而温馨的告别后，他们返回了格鲁吉亚。[3]斯大林也意识到此种见面过于矫揉造作，而昔日的友谊难以再现，自此斯大林再也未与老友们见面。
政治局成员都渴望成为斯大林宴会的座上宾。斯大林的晚餐聚会，几乎全部是男性的事务。对这些政客来说，接到斯大林的邀请即意味着主子的恩宠和自己政治生命的延长。宴会期间，先是丰盛的晚餐，继而是放映电影。即使自己的声音已经失去了昔日的美感，斯大林依然热衷于和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一起唱那些教堂歌曲，日丹诺夫则弹钢琴伴奏。[4]除此之外，宴会就是一片喧嚣。斯大林不停地向贵宾敬酒，同时也喜欢接受他们的恭维，尽管不乏对他们的斥责。
只是这种宽松气氛在瞬间即可能凝固，斯大林的同志们对这一点非常了解，他们深知老板在利用这样的机会从大家口中套话，很多人不需要鼓励即会迎合斯大林的胃口。《真理报》编辑列昂尼德·伊利切夫（Leonid Ilichev）对自己的最后一次孔策沃之行记忆犹新。斯大林在午夜邀请他过来讨论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在斯大林别墅中，他与正在陪斯大林休闲的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不期而遇。一小时的辛苦工作后，大家坐在精心准备的餐桌前。伊利切夫给自己倒了一杯格鲁吉亚白酒，贝利亚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并提议为斯大林同志干杯。伊利切夫考虑到尚未吃东西，因而只是谨慎地喝了半杯和吃了一点食物。但贝利亚已经盯上这“失礼行为”：“向斯大林同志敬酒时应喝光杯中酒。”当伊利切夫小声地为自己辩解时，贝利亚以一种悲愤的声调大声说道：“斯大林同志，请您允许我喝光他的杯中酒，以此为您的健康祝福！”斯大林的眼睛嘲笑般地眨眨，却没有说话。伊利切夫攥紧他的酒杯，贝利亚试图从他手里抢夺杯子并大喊到：“我想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结果伊利切夫紧握酒杯，喝光了杯中酒。
斯大林用带有尖刻的语气大声宣布，接下来向贝利亚敬酒，还问伊利切夫为什么看起来好像不愿意加入。这位《真理报》的编辑害怕得几乎说不出话来。“那好吧，伊利切夫同志，”斯大林进一步揶揄道，“我愿意喝干你杯中的那一点小酒，为我们尊敬的朋友贝利亚干杯。”伊利切夫在一轮轮的敬酒中难以支持，烂醉如泥后成为众人嘲讽的笑柄。破晓时分，马林科夫帮他穿上大衣把他送进了小汽车里。
斯大林询问他的政治局成员伊利切夫是否是一个称职的编辑，斯大林就是用这样一种草率的方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专业评估。贝利亚认为伊利切夫说话太过放肆，马林科夫则认为一个更坚定的人方能胜任这一职位。酒醒后的伊利切夫，发现自己已被解职。[5]然而他从来没有为此指责过斯大林，他完全不理解这种社会机制的运作方式，这是一种斯大林能随时掌控其运作和贬低自己身边“宠臣”的机制。斯大林身边的人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只要斯大林能维持政治局成员间的互相猜忌，他就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政治局委员对此个个心知肚明，然而除了暗杀斯大林外，这一切都无法发生改变。即使他的下属脑中闪现这样的想法，他们也会迅速打消这个念头。暗杀的风险实在太大，因为斯大林的卫士忠实地效忠于他个人。如果有政客胆敢聚集起来搞阴谋对付斯大林，那么其他政客就会很快联合起来对付他们，并以此来讨好斯大林，等待密谋者的肯定是拘捕。
任何试图与斯大林和解的努力都被他置之不管——卫国战争结束后，他有计划地迫害那些在“二战”后掌权和崭露头角的人。[6]莫洛托夫的妻子波利娜·热姆丘任娜在1949年被捕。热姆丘任娜是犹太人，斯大林讨厌她对以色列外交使节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的热情欢迎。在政治局就热姆丘任娜驱逐出党一事投票时，莫洛托夫投了弃权票，但随即就向斯大林道歉：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声明完全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这一决定符合党和国家的利益，也给我们如何理解党性上了重要一课。进而言之，我对自己没能管教好热姆丘任娜，而导致其酿成这一深重罪行表示忏悔。正是由于我的疏忽，使得一个与我如此亲密的人，一步步地堕落为一个米霍埃尔斯式（Mikhoels）的反苏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分子。[7]
莫洛托夫不是唯一被强行夺去伴侣的苏联领导人。叶莲娜·加里宁娜（Yelena Kalinina）（加里宁的妻子）和塔玛拉·哈赞（Tamara Khazan）——安德烈·安德列耶夫的妻子——长期被关在劳改营（尽管加里宁娜在她丈夫死后获释）。[8]
莫洛托夫在1945年12月与斯大林发生一场不快后，向斯大林保证：“今后我将努力用行动来证明我没有辜负您的信任，每一个崇高的布尔什维克都不仅将这份信任看作是您个人的信任，而且认为这是党的信任，这份信任的价值超过了我的生命。”莫洛托夫居然允许丘吉尔的演讲片段在莫斯科多次重印，这在斯大林看来是“粗鄙和机会主义的错误”。[9]这件事情本身并无大碍，问题是斯大林拒绝这样看问题。斯大林从阿布哈兹发来电报，电报中愤怒地责问：“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方面地改变我们的政策，而莫洛托夫却妄称自己有这样的权限。他为什么这样做？他怎敢这样做？这是不是他整个通盘计划中的一些小把戏呢？”[10]当斯大林因为粮食收购问题而咆哮大怒时，米高扬也不得不表现出谦卑恭顺：
我和其他同志不具备像您那样高屋建瓴地处理重要问题的能力。我要竭尽全力向您学习如何适当地开展工作。在您慈父般的领导下，我将从您严厉的批评中吸取教训，这有助于我日后的工作。[11]
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知道他们必须追随斯大林，好像他是苏联苛刻而公正的家长——只有这样他们才可以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存活下来。
在斯大林举办的一场舞会上，莫洛托夫邀请波兰共产党领导人雅各布·伯曼（Jakub Berman）作为自己的舞伴，一起跳华尔兹，男人之间这种违背习俗的活动正中斯大林的下怀。当时，斯大林在摆弄留声机而莫洛托夫则带着笨拙的伯曼跳起华尔兹。他们因此犯了严重的错误。斯大林认为伯曼在和莫洛托夫跳华尔兹时，对苏联外长耳语了诸多平时不便说的大事，而非简单的甜言蜜语。[12]
斯大林喜欢在下午四五点左右吃午餐，而晚餐安排在晚上9点以后，所以整个领导层也必须集体调整他们的生物钟来适应斯大林的习惯。[13]卡冈诺维奇生活作息时间严格遵循斯大林的时间，二者相差不到几分钟。[14]莫洛托夫的应对办法则是白天打盹。莫洛托夫经常对下属讲，“我现在准备在隔壁房间休息13分钟。”13分钟后，他会像机器人般地准时从会议室的沙发床上起来返回到办公室。[15]所有人都知道领袖会在傍晚开始工作，苏联的精英上层都必须照做——他们的家庭也必须忍受这一切，这是他们维持生命和享有特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的工作时间表也得按克里姆林宫标准调整。从苏联到柏林、地拉那和索菲亚，党和国家的领导者根本不敢远离电话，因为斯大林会在白天或晚上的任何时间打电话过来。[16]
随着斯大林在南部度假的时间变长，他开始频繁地使用电报。很明显，他不能完全在细节上控制整个国家机器了。“我并不是对每件事都了如指掌，”他对“二战”后的通信部长伊万·科瓦廖夫（Ivan Kovalev）说道，“我会注意那些不同意见和抗议，要弄明白它们产生的原因和内容。”[17]斯大林解释道，下属们总是对他隐瞒真相，他们在把实情上报前总是事先编好一个折衷的妥协方案。对斯大林而言，这简直就是阴谋，只有沃兹涅先斯基特立独行，无此陋习，斯大林对此大为赞赏。斯大林厌恶其他政治委员这种“不诚实”的做法。虽然他可能没有侦察到具体的欺骗事例，但他知道他们在欺骗自己。下属不可信任这是斯大林工作的前提，他为此启动了应对机制。斯大林为努力寻找领导人相互之间说法上存在的分歧而累得筋疲力尽。[18]政策断层线处极易产生分歧。斯大林偶然间找到了一种刺探“克里姆林宫走廊”上存在秘密的经济而实用的方法。
斯大林还有其他秘密的信息来源渠道。1946年3月从内务部分离出去并保持独立的MGB会定期向斯大林报告他们通过窃听手段获得的苏联领导人之间的谈话。斯大林相信其他政治局委员都充满个人野心，他们扣押了斯大林数以百万计的命令，斯大林由此断定他们会制定出针对自己的阴谋。对德战争期间，斯大林命令在几百万军事人员的房间里安装窃听设备，文职人员也没有幸免，甚至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在1950年也被窃听。[19]
斯大林的另一种手段是让他的下属们彼此嫉妒，互有争执，而斯大林则是唯一的仲裁者。他从不允许任何最高政治领导者在一个位置上干得太久。不允许任何人在克里姆林宫扎下根来，这是他的原则。斯大林深知，未来接班人的政治命运越是充满变数，越有利于自己的掌控。莫斯科的政治“旋转木马”不时地把一些人甩下来，幸存者则必须不断地“上马下马”，从一个位置挪动向另一个位置。这一复杂的工作仅仅依靠斯大林自身显然不够。斯大林的病痛导致他难以像20世纪30年代和“二战”期间那样进行监管。就像列宁在1922年4月曾向他寻求帮助一样，斯大林需要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充当耳目。在1945年后的岁月里，斯大林在政治上会对某人最为偏爱，有时候他会暗示这个人就是选定的接班人，但他不会明确授予其接班权，这是为了在其丧失利用价值后非常容易地将其抛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取代斯大林的位置。
斯大林控制下属的手段不断翻新。苏联部长会议（人民委员会在同一年进行了重组）在1946年时共有48个部委，每个部委负责一个庞大的国家职能部门。斯大林不再亲自主持部长委员会工作，他增设了评议员职位作为替代。这实际上是一个垂直的系统，斯大林指定苏共中央的领导人分别负责几方面的工作。[20]斯大林需要确保整个国家服从他所设定的意图，同时又想把流动性和模糊性作为他统治权的守护神。评议员制度就是他的解决之道。他们经常面见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因其他机构的告密而坠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每个机构中的不同部门都相互竞争。政治局希望每个机构的部门尽量多，这种做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也得到了斯大林的授权。如果哪个部门机构数目呈下降趋势，则表明该部门已经处在被斯大林非难的阴影之下——甚至是领袖对其致命的怀疑。斯大林的同事总是生活在高压之下，他们总担忧会因下属犯下的一些低级错误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在1946年3月党的中央委员全体会议上，斯大林讲道：“一个人民委员必须是一只野兽，他必须事必躬亲，为工作承担直接责任。”[21]斯大林面授给政治局委员和评议员们的锦囊妙计，绝不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罗伯特·米歇尔（Robert Michelle）所描述的官僚主义生活模式。尽管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苏联秩序稳定，某些方面出现了僵化，但总体上保持了好战性和活力。
政治类似于捕熊的陷阱。政治局委员只要上交的业绩符合斯大林的要求，他们尽可以彼此残忍撕咬。只有斯大林在场的情况下，这些属下才会有所收敛。政治局在战争期间已经停止开会，战前的传统没有得到恢复。[22]斯大林继续和其他领导人通过一些非正式方式交换意见。他总是喜欢通过政治局文件、电报和电话来征得其他人的同意，从而确保他的领导地位。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和书记处——包括部长会议和主席团——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难以做出决断。党的代表大会，从形式上讲应该拥有超越各级党组织的神圣的最高权力，但全国性党代会在1952年以前从未召开过。斯大林希望通过非正式渠道统治国家，他深谙破坏党的规章制度可以延长他个人的专制统治。他可以根据自身的喜怒哀乐而随时干涉下属的工作。他有意传达给下属相互矛盾的工作指令，任他们去揣摩。问题是，下属们不可能像斯大林那样恣意妄为，他们必须严格地根据程序来工作。与此同时，他们为了获得实际的结果而违反规则。除斯大林外，每个人都承受着这种持久的压力而不敢有丝毫的不满，因为这种状态正是斯大林所中意的。
实际上斯大林经常离开莫斯科，这让很多同时代的人（以及后来的评论家）推测斯大林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控制，这纯粹是一个误解。事关国际、政治和经济工作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由斯大林完成最后裁决，克里姆林宫的政客们由于对他深存的恐惧而不敢存有任何的欺骗心理。在中央和地方都在运作的这样一种管理方式也处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战争结束时政府、党、安全警察和军队四大机构，同时发挥着重大作用，这符合斯大林的需要，他需要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中没有一个机构因为其主导地位而威胁到斯大林的地位。“二战”结束后，最明显的威胁来自红军，英雄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顺理成章地成为斯大林怀疑的重点对象。
刚刚在红场上检阅完部队，同艾森豪威尔、蒙哥马利完成了盟国相关军事谈判的朱可夫，很快就消失在公众视线之中。斯大林手中握有大量关于朱可夫的污点资料，可以随时对他发难。安全机构向克里姆林宫报告说朱可夫从德国用列车偷盗战利品，这是一份数额庞大的清单，包括3420匹丝绸、323件皮革、60幅金属框架镶嵌的画，29件青铜雕像和一架豪华钢琴。[23]这实际上是苏联红军占领一地之后的惯例。换言之，每一个苏联红军高级指挥官都可能面临同样的指控。斯大林曾经意欲对朱可夫诉诸审判，但最终还是将这位库尔斯克和柏林战争中的英雄调任奥德萨军区司令（1947年2月，朱可夫又被从敖德萨军区解职）。《真理报》逐步减少了对元帅们丰功伟绩的报道，警察被授权加紧对各级军官的监督。不可否认红军（1946年恢复了苏联武装力量的称呼）在维持政治秩序和保证苏联对东欧的政治控制方面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任务，同时大量财政预算划拨给红军，而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在中央经济计划中越来越多地偏向于军费开支。然而斯大林渴望能够把军队置于文官政府控制之下。
安全部门也处在斯大林的怀疑之中，不过斯大林采用了不同的手段。和平时期的贝利亚不像朱可夫一样，他具有太多利用价值因而斯大林不能抛弃他，不过斯大林还是免去了贝利亚秘密警察头子的职务，这符合斯大林的利益。贝利亚知道的太多了，而且他在政府部门中安插了很多亲信。斯大林打发贝利亚去负责原子弹工程，安排年轻人负责国家安全部和内政部。谢尔盖·克鲁格洛夫（Sergei Kruglov）在1945年12月被派遣去内务部工作，阿列克谢·库兹涅佐夫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管理国家安全事务，1946年5月维克托·阿巴库莫夫（Victor Abakumov）成为国家安全部的首脑。尽管在理论上行政领导的连续性是一种理想状态，然而斯大林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确保他个人权力的不可侵犯性。一个长期占据秘密警察头子位置的人，将会对斯大林的统治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国家安全部掌握着大量正式的武装力量，他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调遣。斯大林也保留了完全归他自己所控制的一个叫“特别处”的安全部门。斯大林非常依赖波斯克列贝舍夫（Poskrebyshev），希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他感兴趣的重要事宜。他也要确保他的保镖头子弗拉西克对自己感恩戴德，并且只对他负责。这是一个警察的国度，但这里的统治者又从来都不信任警察。
斯大林非常依赖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要是没有它们在相关事务上的高效率，就很难降低苏联军队的领导地位。苏联的国家预算总是给予安全部门大量的物质资源。古拉格（前苏联劳动集中营）仍然大量生产钻石、黄金和木材，1945年开始的铀矿开采也是由古拉格的犯人进行。斯大林对安全部门的信任伴随他对警察的支持而增长。大部分公民渴望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放松管制，然而这一希望无情地泡汤了，对社会的高压统治显得非常重要。
当国家安全部和内政部有效运作之时，斯大林并没有为苏联未来做好规划，部长会议承担了这方面的职责。经济日益的复杂化使得对专业知识的要求日渐增加，而安全部门显然难以胜任。部长会议自然希望从党的机构的过度控制下解放出来，有几个政治局主要领导人追求专家治国。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时已经反复思考过这一问题。跟之前一样，斯大林徘徊于两种解决方案之间，一种方案是放权给部长会议，党不再干预经济工作，马林科夫尤其热衷于这一方案。另一个解决方法是扩大和增强党的权力，即使不像20年代后期那样由党完全控制经济生活，至少不会像40年代那样削弱部长会议的权力，安德烈·日丹诺夫对这一方案情有独钟。“二战”结束后前几年斯大林倾向于肯定日丹诺夫的方案。但日丹诺夫很快就失宠了，斯大林转而支持马林科夫。
从结构的角度来衡量，两种观点得到了很好的平衡。日丹诺夫和他的朋友指出如果放权给部长会议，部长会议恐怕难以保证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确性。如果没有了意识形态为基础，十月革命的成果就会被逐渐侵蚀，最终损害苏联得以存在的基础。单独依靠专家治国的苏联难以生存。而争论的另一方同样有足够的反对理由，他们认为苏联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军事和经济力量竞争激烈的时代，在竞争中如果党的教义占了上风，苏联在赶超美国及其资本主义盟友方面将会处于劣势。党的那些无用的监管将会束缚住苏联的手脚，最终导致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苏联需要更具竞争力，同时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政治控制也具有极端重要性，斯大林对这两点有着异常清醒的认识，无需说服。他的国家既不能没有政府也不能没有党；甚至当他宠信这两个机构中的某一个时，他总是故意含糊其辞。机构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斯大林的个人统治，将这两个机构置于相互竞争的状态，可以加强斯大林作为裁决者的地位。但这同时意味着他必须容忍行政的低效率，而斯大林本来更喜欢高效率。斯大林认定每一机构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然以损害另一机构利益为前提，持续的竞争导致了系统性的障碍。政府、党、警界之间的纷乱斗争造成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官僚作风盛行，文件堆积，政策的审议和落实进程缓慢。只有斯大林自己直接下达的命令或是得到他允许的下属所传达的命令才可以得到有效执行，才可以看到难得的活力。斯大林明白他不可能无所不知。中央机构网络的良好运转有利于保持他的专制统治，但相应地运转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斯大林为自己的专制付出了代价。
* * *
[1]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 177. Svetlana in this memoir fudged the fact that stayed in the separate dachas.
[2] D. Volkogonov, Triumf i tragediya: politicheskii portret I. V. Stalina, vol. 1, part 1, p. 41.
[3] 参见K·恰克格拉维尼尚未出版的回忆录，第55页。
[4]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 65;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p. 65 and 181.
[5] Interiview with L F. Ilichev: Stalin I "Pravda": rabochii kontakt'.
[6] Y. Gorlicki and O. Khlevniuk, Cold Peace, pp. 19 - 29.
[7] Politbyuro TsK VKP（b） 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 313.
[8]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p. 326 - 327.
[9]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 200.
[10] Politbyuro TsK VKP（b）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 198.
[11] Politbyuro TsK VKP （b） i Sovet Ministrov SSSR, 1945 - 1953, p. 224.
[12] T. Toranska, Oni: Stalin's Polish Puppets, p. 235.
[13]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 113.
[14] V. Semichastnyi, Bespokoinoe serdtse, p. 41. A. Mgeladze, Stalin, Kakim ya ego znal, p. 46.
[15] A. A. Gromyko, Pamyatnoe, vol. 2, p. 326.
[16] Testimony of Yakub Berman: T. Toranska, Oni: Stalin' s Polish Puppets, p. 337.
[17]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geo pokoleniya, p. 139.
[18]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geo pokoleniya, p. 139.
[19] P. A. Sudoplatov and A.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p. 328.
[20] P. A. Sudoplatov and A.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pp. 30 - 32 and 51.
[21] P. A. Sudoplatov and A.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p. 29.
[22] P. A. Sudoplatov and A.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pp. 421 - 431. Y. Gorlizki, 'Stalin's Cabinet: The Politburo and Decision-Making in the Post-War Year's for a fuller account.
[23] Neizvestnyi Zhukov, pp. 476 - 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