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在东欧占领区的行动几乎未受到任何干扰。杜鲁门和艾德礼对此虽然嘴里嘟嘟哝哝，但他们的行动却没有逾越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与苏联达成的势力范围划分约定。苏联继续在其占领区进行军事占领和政治统治，而英、美、法三国则强化了各自在西欧的统治，双方这一心照不宣的默契仍然发挥作用。斯大林并不熟悉东欧这片广大的占领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大林曾游历克拉科夫、柏林、维也纳，随后他便忙于共产国际的内部事务而无暇他顾。然而斯大林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的人，他会根据形势的需要迅速补充相关知识。“二战”期间，在希特勒占领苏联周边国家的时候，斯大林曾经就相关地区的形势咨询过季米特洛夫和李维诺夫。斯大林认识到，除非共产党更多地诉诸于民族主义事业，树立更明确的民族形象，否则难以吸引东欧的选民。1941年，斯大林已经做好解散共产国际的计划，并于1943年宣布共产国际解散。共产国际解散后，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国际部负责统领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国际部所下达的命令都会被不折不扣地执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斯大林越来越关注周边国家情况。在莫斯科，斯大林忙着接见各国共产党派来的代表。1945年1月，他与铁托密使讨论了有关战后经济援助、军事安排等事宜，讨论话题甚至涉及未来南斯拉夫的官方语言、边界和外交政策等。当获悉南斯拉夫领导人希望与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组成巴尔干联邦后，斯大林再三告诫其要谨慎行事。鉴于南斯拉夫领导人与东欧其他领导人相比更自信和独断，斯大林不断地利用甜言蜜语劝告南斯拉夫领导人，要求他们在未征得自己同意之前千万不可贸然采取行动。[1]
“二战”后，东欧各国定期向苏联汇报和请求援助，斯大林接连不断地会见共产党世界的来访者，他有做出即兴决定的非凡能力。1946年，他甚至为波兰制定出1947年选举时间表。[2]波兰总统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law Bierut）用下面谄媚的话语开启了他与斯大林的交谈：“斯大林同志，您是我们伟大的朋友！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造访您，目的在于向您汇报波兰的局势和我们的考虑，最重要的是请您修正我们的评估。”[3]借助于苏联军队的保护，斯大林轻而易举地控制了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机构网络，对它们实行恐怖政策，并将其置于从属地位。除南斯拉夫外，捷克或许稍有不同，东欧诸国对苏联都言听计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深知他们的本国群众基础非常薄弱，他们政权的安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军队的支持。东欧各国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新的警察机构，莫斯科渗透其中并且实际上控制了这些机构。苏联的外交官、安全部官员、军官监控着东欧，东欧似乎是苏联帝国的外围地带。
东欧地区有诸多问题等待克里姆林宫处理。东欧共产党在“二战”前以及“二战”中遭受了严重迫害，它们的组织机构脆弱，成员稀少。多数共产党领导人通常被视为苏联的傀儡，共产主义往往被认为是来自俄国的传染病，即便是共产国际的解体也没有消除这种影响。作为战争补偿，苏联占领了德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的诸多工业财产，这种做法也损害了各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苏联安全警察和红军在各地的存在——加之苏联军队粗野的行为举止——加剧了恶化程度。各国共产党面临的更大难题是犹太人在领导人中比例极高。在东欧，反犹太主义不只是纳粹的专利。共产党中的犹太领导人竭尽全力地避免自身的亲犹太人趋向，他们甚至于经常鼓动镇压犹太团体。[4]斯大林不能容忍外国共产党遭受挫折。他早已为此制定了一条政治路线，各国共产党的问题一旦升级，他就让莫洛托夫或者其他下属来加以解决。
斯大林和他在苏联和东欧的下属都信心十足。东欧的历史帮助了他们，东欧各国都没有民主传统，他们多数情况下可根据当地的传统来建立非民主的制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所有东欧国家都是集权政府，甚至是专制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是例外。所有其他国家，即使它们在“一战”之后开始了民主制度的建设，之前也都屈从于专制制度淫威之下。[5]这些国家都需要排除经济和社会上的各种障碍，才能取得精英统治下的进步，这一点对克里姆林宫非常有利。在这些东欧国家中，反动军队和封建地主很有势力，大众的教育时断时续，神职人员对社会改革进步思想缺乏开明态度。贫困广泛存在，外来投资一直很低，纳粹的占领使得情况更加糟糕。共产党由于将东欧国家从过去的锁链下解放出来而博得民众的许多赞赏，工业国有化、教育的普及更是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欢迎。社会底层民众热切期盼在工作中有机会得到提拔。
因此，在东欧推行社会主义遇到的阻力要小于西欧。斯大林确信，共产党之前在易北河以东统治薄弱的状况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克里姆林宫设想，只要革命进程如期所愿，共产党将赢来自己的发展高潮。
南斯拉夫共产党几乎在未得到苏联支持的情况下，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实行一党制并且鼓励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也进行类似的革命。革命进程在别处进展相对缓慢。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废除了君主制，东欧各国都支持共产党加入政府，但是，大多数国家的内阁都是各党的民主联合政府。波兰的情况不尽如人意。斯大林指导下建立的波兰临时政府不情愿地吸收了在伦敦的流亡政府成员，但共产党继续骚扰政敌，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law Mikolajczyk）的农民党不断受到迫害。其他国家的选举也充满不公行为，目的在于使共产党有更出色表现。在格罗扎（Petru Groza）的领导下，共产党控制了罗马尼亚政权。在匈牙利，斯大林面临更大的困难。在1945年11月的选举中，出现了由小农党领导的巨大的反共浪潮。共产党人在政权中占有很多职位，在苏军支持下逮捕了许多反对派。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要容易些，贝奈斯（Benes）总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倡导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在1946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获得38％的选票，成为最大政党，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出任总理。
1947年，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和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改变了世界的整体氛围。冷战在紧张的局势下爆发了。共产党情报局第一次会议在波兰西里西亚的弗罗茨瓦省的波伦巴温泉召开，会上东欧各国共产党预感国际形势将出现重大变化。马林科夫作为斯大林的首席代表出席会议，并在会议开始做了冗长的演讲。他宣称，自战争以来，斯大林的官方传记已经发行100万册。[6]日丹诺夫也参加了会议。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充当了斯大林的耳目。日丹诺夫代表苏联政府进行发言，声称在全球政治中存在着“两大阵营”，一方由苏联领导，另一方由美国领导，而苏联可能领导着世界的进步力量。美国对欧洲的经济复兴不感兴趣。杜鲁门的目标只不过是由美国的资本家大亨来征服欧洲大陆。[7]马歇尔计划只不过是巩固华尔街上述目标的把戏，所有的目标就是强化美国在全球的霸权。[8]
会议进程充满了不和谐因素。南斯拉夫领导人抱怨意大利没有表现出革命的坚定性，指责希腊缺乏镇压叛乱的决心。[9]很显然，南斯拉夫是莫斯科的“共谋者”，虽然希腊和意大利共产党已经执行了斯大林的命令，但是斯大林仍然坚持一定要谴责这两国的共产党。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不折不扣地执行斯大林的指示。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正是马歇尔计划彻底损害了逐步了解美国和美国人民的可能性。如果美国希望打破东欧的稳定，那么他们就应该考虑到苏联将会在西欧还以颜色。共产党情报局不是共产国际的再生。共产党情报局包括那些深切感受到西方威胁的国家，这其中不仅包括苏联红军占领的国家，而且还包括意大利和法国的共产党。
斯大林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巩固共产主义。他命令几百英里之外召开的会议每天送简报给他，这些简报由马林科夫和日丹诺夫负责送达，他们两人只是同志关系，既非朋友又非盟友关系。斯大林就是这样获得竞争性的信息来源的。他试图夺回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干扰和破坏华盛顿的镇静。两大阵营的竞争开始了。为了避免冒犯不在场的斯大林，与会者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所有的决议修正方案皆源于苏联领导层，而且这些调整都需要且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争论焦点还在欧洲，斯大林希望在处理欧洲问题时不会干扰世界其他地区的现状，这也是他断然拒绝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出席会议请求的原因。召开共产党情报局会议是为了应对马歇尔计划的挑战。在反对纳粹战争胜利后头几年，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甚为谨慎，斯大林现在向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暗示应该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
尽管斯大林的工作得到了南斯拉夫的支持，但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南斯拉夫给斯大林带来了不少麻烦。铁托关心的并非只是本国事务，他希望斯大林在希腊共产党反对君主制（希腊君主却得到了英国大量的后勤支持和军事补给）的国内战争中，给予希腊共产党足够的支持。铁托还倡导建立巴尔干联邦，并使南斯拉夫最终控制该联邦。他对东欧各国向共产党政策转变显得比斯大林还心急。斯大林决定把铁托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并将铁托的灾祸作为警示，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最终目的是以儆效尤。从1948年3月开始，斯大林借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之手，发起了激烈的“反铁托运动”。他们给南斯拉夫共产党网罗了冒险主义、地区扩张主义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等罪名。斯大林还指责铁托在奥地利扩张势力，而苏联是奥地利占领国之一。[10]
东欧地区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路线作为一个整体，日趋强硬和僵化。波兰选举的整个过程伴随着恫吓和舞弊。贝鲁特成为总统，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宣传在继续。前共产党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最终以铁托分子的罪名被逮捕，对他的指责还包括极力抵制斯大林关于高速建设苏维埃经济、社会的政策主张。波兰共产党在吸收其他社会党成员的基础上组建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匈牙利，小农党领导人被逮捕，共产党人在1947年凭借选举成为执政党。社会民主党被迫与共产党合并，共同组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在捷克斯洛伐克，警察力量使得非共产党被迫从政府中辞职。新的选举中，共产党未遇到任何竞争对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1948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奈斯被迫让位于哥特瓦尔德。保加利亚的农业联盟被解散，其领导人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被处死，共产党垄断了权力。季米特洛夫1946年出任总理，1949年去世，之后他的妹夫切尔文科夫（Valko Chervenkov）接替他的职位。在苏联和南斯拉夫闹翻之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霍查（Enver Hoxha）的领导下与莫斯科结盟，并处死铁托主义异端分子。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斯大林打击南斯拉夫的大背景下。1948年6月19日，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讨论了铁托的叛逆之罪。南斯拉夫没有参加会议，斯大林也没有屈尊与会，但是日丹诺夫和其他代表依据他的指令行事。建立巴尔干联盟的计划未获通过，南斯拉夫被限制于现有领土之内。会上，不乏强烈反对南斯拉夫共产党者。法国代表杜克洛（Jacques Duclos）报复南斯拉夫在第一次会议期间对他的指控。意大利的陶里亚蒂，仍然为铁托关于南斯拉夫吞并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主张所刺痛，落井下石地指责铁托为间谍。[11]铁托从共产党的英雄变成了资本主义代言人。南斯拉夫问题主导了会议进程，日丹诺夫每天都向斯大林汇报。会议主调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铁托恶语相加，加诸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指责有，反苏维埃、反革命、托洛茨基主义（以及布哈林主义）、机会主义、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及民族主义的趋势，南共受到强烈批判。大会宣布南斯拉夫共产党自绝于兄弟般的共产党家族，自然也就自绝于共产党情报局。[12]
很难从其他共产党那里听到反对斯大林和克里姆林宫的声音。苏联的宣传机器不停地工作着，铁托被描绘成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法西斯分子和欧洲的新希特勒。不久，整个南斯拉夫领导层都被称为外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13]向莫斯科挑战的结果不言而喻。东欧阵营已经形成，只是没有挂名而已。除南斯拉夫之外，易北河以东的所有国家都成为苏联的仆从国，都被强行置于苏联的秩序之中。原本有限的政治多元化至此寿终正寝。经济政策也在深刻变革，大部分国家加快了农业集体化步伐。事实上，东欧各国共产党都加大了对重工业的投入，它们与苏联形成了密切的商业联系。按照斯大林的规划，东欧阵营力图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1949年1月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来控制和协调各国经济发展。包括东德在内的整个地区，都被集结进一个单一的军事、经济、政治堡垒。东欧阵营成为了苏联帝国的外围。
作为对这些国家服从的回报，苏联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向他们提供了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但是，总体来讲，其他的直接利益流入苏联的口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没有掩饰他们的喜悦之情。虽然他们痛斥了丘吉尔在富尔顿的铁幕演说，但是他们的行动恰恰符合了这位英国前首相的描述。正如“二战”之前苏联被资本主义国家孤立一样。1945年之后，东欧被蓄意地与西欧隔离开来。
共产党获得了胜利，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庆祝他们的成功。然而，有一个技术问题必须加以澄清。截至目前尚没有人解释过，即新的共产党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设计的世界进步阶梯上的位置。斯大林过去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该保持独立（他拒绝这些国家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一样并入苏联）。他一再强调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国，苏联在迈向共产主义的道路的阶梯上比新的共产党国家处于更高的台阶上。斯大林在苏联的各个领域宣传这一观点，斯大林吹嘘说苏联尤其是俄罗斯人的成就让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自惭形秽。在斯大林看来，正是他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为几个世纪以来遭受反动统治的地区带来了更高的文明形式。实际上，苏联的光荣，更准确地说是自负已经达到了顶点。东欧国家本应是苏联的兄弟国家。然而，毫无疑问，他们只是小兄弟，而苏联则是当仁不让的老大哥。
根据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教导，社会主义革命通常需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消灭资本主义残余，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义。俄国十月革命便是一个例证。这种无产阶级专政可能会遇到疯狂的反抗，如国内战争期间白军的反抗。许多年来，苏联的理论家们认为这种结果是正常的。然而在40年代后期，形势就不同了。1944年至1945年，红军用坦克和飞机将革命带到东欧。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没有任何机会恢复资本主义，武装反抗苏维埃军队等于是自取灭亡。俄国的历史道路没有重演。
所以，斯大林决定为新的共产党国家指明发展道路。作为全世界共产党首席意识形态专家，这是一项他所热衷的工作。从表面上看，他很少就这一问题向同志们请教。他介绍一种狡猾的命名法，他没有将这些政权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采用了一个新的术语——人民民主。这一术语表明，斯大林认为这些国家的发展道路将比俄国更为平稳。采用这一术语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内战，而且暗示民众的同意已经超越工人阶级而囊括了更大规模的社会团体。由于整个东欧的农民和城市中下阶层在战前的悲惨遭遇，鼓舞人心的社会主义改革对他们颇有吸引力。土地得到重新分配，提供了免费的全民教育，上层社会的特权被废除，为原来遭受歧视的年轻人提供了晋升渠道，这些年轻人在此之前也许是歧视的对象。“人民民主”这样的术语强调他们的基本责任是致力于改革，却迟迟不能兑现，这是意识形态的烟雾弹。
然而，这一术语有很大的欺骗性。尽管各地都有不完美的民主，但民主一般应该包含便于操作的法律条款和和平的选举程序。但这两点并没有出现在东欧。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国内甚至还存在着政治暴力。在那些共产党继续允许其他党派在联合政府中担任较低职务的国家，共产党的主导地位更是不容损害。选举中存在大量的舞弊行为。尽管共产党过去受到一些人的爱戴，但还是非常有限。建立在如此软弱基础上的各国共产党能否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克里姆林宫的指示，值得怀疑。
伴随着镇压行动的强化，斯大林努力提高仆从国的服从度。在与以色列政府闹翻之后，苏联发动了反犹运动。各国共产党被迫挑选出一名犹太人，对他先是进行公开审判，然后将其处死。在有共产党情报局的国家中，这种卑鄙的法律程序纷纷开始运作。毫无疑问，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算计到他们可以从反犹运动获得人民的拥护。然而，最终的判决则由莫斯科来决定。匈牙利的拉伊科（Laszlo Rajk）、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Rudolf Slansky）、保加利亚的保克尔（Ana Pauker），在没有丝毫证据的情况下被判有罪，遭到枪杀，罪名是为外国情报机构工作。苏联势力渗透到这些国家，意味着苏联大使馆、苏联内务部（其前身即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苏联军队以他们中意的方式指导这些国家的高层政治。只有一个国家没有执行这项计划，那就是波兰。莫斯科向波兰施加压力，要波兰将哥穆尔卡以间谍罪进行审判并枪决。但是，波兰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将哥穆尔卡监禁，拒绝对其执行枪决。在东欧，并非任何事情都能准确无误地按照斯大林设计的路线进行。
但是，斯大林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呢？自1949年开始，他要报复犹太人，他的行为和话语越来越残酷。不过，哥穆尔卡是没有犹太血统的正宗波兰人，反过来将他投入监狱的领导人贝鲁特和贝尔曼却是犹太人。或许，斯大林对东欧领导层的民族主义趋势持有反对态度。哥穆尔卡曾经旗帜鲜明地反对波兰日益加快的共产主义化进程，任何时候，他都要保护波兰的国家利益。但是，如果指控匈牙利的拉伊科、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和罗马尼亚的保克尔沉溺于民族主义情绪之中，则很难成立。按照斯大林设定的罪行来调查这些政治人物实际上是愚蠢至极。如果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公开审判的结果可视为一种方向的话，那这种方向就是斯大林意欲在政治上征服东欧诸国。
只要他们是共产党的领导人，那么这些受害者的选择余地就很小。当时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层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各国社会中反对社会主义人士。经济、政治、宗教、军事各个领域年长的精英们遭到逮捕，紧随其后的是强迫性劳动或者是处死的命运。共产党将他们的人渗透到各个机构之中。他们必须照搬苏联的基本机构并与莫斯科保持密切的双边关系。由于1945年各国共产党数量极少，他们不得不将自己转变为群众性政党。他们的任务是灌输思想，招募新人，控制局势。他们很清楚很多人痛恨他们。他们自己也怀疑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二战”结束之前，斯大林认为东欧领导人过分教条主义，命令他们认同自己的国家利益。伴随着共产党的政治架构基本建成，斯大林改变他所强调的重点，要求东欧国家降低对民族利益的认同。东欧国家成为铁板一块，完全服从成为基本的指导原则。斯大林认为必须首先从共产党情报局中的几颗新星中确立一个榜样。
整个过程都置于斯大林的仔细审查之中，主要渠道是各种报告通过东欧各国首都传到苏联内务部。先前为非共产党人士准备的酷刑，现在用在了拉伊科、斯兰斯基、保克尔身上，残酷程度令人发指。这些受害人得到这样的保证，他们只要在法庭上公开承认加诸于他们的指控，就可以保全性命。卢比扬卡监狱的专业知识产生了作用，之前针对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皮亚塔科夫的技术现在被运用在位于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布拉格的监狱和法庭。如果说对20世纪30年代末大清洗的谎言，西方记者未必都能看穿，那么类似的错误在“二战”之后却没有重演。北美和西欧的媒体斥责着这些审判，他们准确地将斯大林指控为上述事件的元凶。
担惊受怕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外表上竭力装出顺从的样子，大家都担心自己任何蛛丝马迹的不顺从将招致更大范围的清洗。与此同时，东欧阵营表示要忠于十月革命、忠于苏联和斯大林。各国以他的名字命名城市，他的著作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他的政策获得官方的推崇。然而这一平静的表象之下潜伏着巨大的民愤。共产党领导人对宗教的不容忍引发了巨大的反弹。拒绝划拨足够资源来满足消费者需求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满。文化领域设置的诸多限制则令知识界异常不满。没有一个共产党政府展示出任何现实的变化迹象，他们都被视为苏联政权的傀儡。美国霸权下的西欧国家则不时表现出对美国的愤怒，而苏联统治下的东欧人民的愤恨则更普遍和深远。到50年代早期，如果没有苏联的军事占领和内务部的渗透，共产党政权要多延续几天都异常困难。斯大林虽然得到了他所渴望的缓冲地带，付出的代价却是不断地对这些国家进行镇压，而这些国家对他的目标又充满敌意。斯大林在1945年到1948年间所取得的胜利，最终被证明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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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d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4 - 1953 gg. vol. 1, pp. 118 - 133.
[2]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d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4 - 1953 gg. vol. 1, p. 303.
[3]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d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4 - 1953 gg. vol. 1, p. 443.
[4] SSSR - Pol'sha. Mekhanizmy pod - chinenya. 1944 - 1949. Sobornik dokumentov, pp. 21 - 22. Jakub Berman'testimony in T. Toranska, Oni: Stalin's Polish Puppets, p. 321.
[5] M. Maz ower, Dark continent, pp. 12 - 25.
[6]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p. 82.
[7]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p. 226 and 244.
[8]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p. 240.
[9]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p. 296 and 302.
[10] S. Pons, 'The Twilight of the Cominform',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p. 483 - 484.
[11]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p. 496 - 497.
[12]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p. 610 - 619.
[13] L. Gibianskii,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Three Conferences, pp. 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