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总是反复无常。1917年十月革命的发生就像地震一样搅动了整个世界秩序。由此造成的战栗，布尔什维克和它的西方对手均有翔实的记载和描述。各国政府都不相信此种对抗会长期持续下去，认为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难以长期共存，最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过，共产主义的领导人赞成双方应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在这一点上杜鲁门和艾德礼无疑可以和斯大林达成一致。斯大林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坦承，虽然他和所有信仰马列主义的人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然而他们也相信战争在短期内却不会爆发。斯大林也认为自己的意志和判断要比他的西方对手们更为坚定和高明。此外，他还相信由于共产主义在欧洲和亚洲已经得到快速传播，因而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相比，共产主义世界的内部力量更为强大。尽管苏联在核技术方面是弱项，然而苏联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努力。为了能够与美国在核技术方面势均力敌，斯大林已经为相关部门划拨了大量的资源。
苏联和西方国家过去都认为双方业已签订的协定——自1921年的商业协定起——难以持久，应该中止。随后事态恰恰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1924年英国撕毁了1921年同苏俄人民委员会所签订的条约。日本和德国分别于1938年和1941年与苏联开战，尽管之前苏联与他们彼此都有友好条约。斯大林和英美在“二战”期间形成的战时合作关系，始终伴随着紧张和怀疑，斯大林和另外两巨头的关系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只是因为反法西斯的共同利益才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得以维持而不是崩溃。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都认为对方难以理喻。
然而，仅仅从上述情况难以对双方分道扬镳的时间和方式做出合理解释。斯大林在战争中斥责盟友的背叛；而杜鲁门则对苏联残酷的领导人没有心存幻想，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个性之间的冲突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盟国内部也存有利益的冲突和矛盾，英国希望维持原有的大英帝国，而苏联和美国希望解除他的这种优势地位。美国致力于建立欧洲和远东的霸权，这注定会激怒受到长期与德国和日本作战洗礼的苏联领导人。然而，苏联事实上已经先下手为强，将东、中欧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完全不顾及盟国给予东欧各国战后独立的美好承诺。同时美、苏都想主导对德、日问题的解决。事实上，战后的苏联经济，除军事领域外，都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一切无疑增加了杜鲁门的自信。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充分发挥着它的经济和工业方面的优势，截至1949年美国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世界局势危如累卵，如果要避免军事冲突，斯大林和杜鲁门彼此间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小心翼翼。
在德国即将失败的时候，斯大林就预测到了未来一定会矛盾重重。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1945年5月8日，美国停止了1941年通过的《租借法案》，并且命令公海上的船只陆续返回美国。苏联曾经为美国的军事利益提供过服务；现在它如果希望得到进一步援助，就必须向美国证明自己的价值，美国对西欧采取的政策也正体现了这一特点。美国以公开和秘密的方式支援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组织，目的在于削弱他们国内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战后美国已将西班牙纳入自己的霸权之下，因而对弗朗哥与希特勒战时的合作也不再追究。英国帮助希腊的保皇派镇压国内的共产主义力量，杜鲁门政府也在全球范围内追求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利益。美国在亚洲和非洲获得了空军基地。[1]在中南美洲建立了亲华盛顿的独裁政权。英美干预中东地区以获得廉价的石油资源。美国赋予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全权代表权，直到日本可以按照美国的政治目标建国。
大英帝国衰落了，美国急迫地想在更多地区扩大自己的政治和军事霸权，这一切都在斯大林的意料之中。随着英国日益显露的衰落，苏联和美国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要角逐者，为此斯大林必须熟练地操纵。1945年4月在旧金山召开大会讨论成立联合国问题，斯大林希望苏联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为此，莫洛托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谈判，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因为美国人不再担心和顾及苏联敏感的神经。[2]
苏联的政策在1946年时也开始变得明晰起来。虽然丘吉尔在这个时候已经离职，但他仍在1946年5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富尔顿（Fulton）演说”，这个演说充满了火药味，丘吉尔说：“由于斯大林和共产主义的存在，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并且认为不应该对苏联妥协。丘吉尔高度总结了杜鲁门上任以来就此问题的多次零星言论，但是在美—英战略中还有一个漏洞，直至美国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在1946年2月22日从莫斯科发回来了一封长电报，才填补了这一漏洞。凯南认为西方盟国应该采取除军事以外的其他措施遏制苏联。随着美国核武器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可以遏制苏联的军事冒险和进攻。这也是接下来几年美国国家政策的核心，任何美国领导人如果胆敢挑战这一政策就会面临解职的危险，这也使得杜鲁门总统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显得更加自信。英国只是美国政策的助手，并不掌握政策的决定权，英国对美国这一政策取向持支持态度。同时斯大林从苏联的情报系统了解到，如果他要想避免和美国这样一个较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那么在全球事务中就必须有所节制。
1947年成为战时联盟冲突公开化的一年，几件事情加剧了盟国内部彼此的憎恶。每一次危机都在证实双方对对手的不信任是多么正确，杜鲁门和斯大林对此深信不疑。恢复合作关系是困难的。战时同盟关系逐渐进入冷战状态，杜鲁门和斯大林开始互相指责。军事方面的胜利使得双方都想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并相信对手——华盛顿和莫斯科对此皆不敢掉以轻心。
在“二战”之后，苏联想要用除军事之外的其他手段来显示自己的实力，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被置于最优先考虑地位。苏联在远东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动作，斯大林接受了美国对日本以及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无可挑战的控制，他满足于雅尔塔体系中得到的千岛群岛。他也意识到延长红军对伊朗北部的占领可能会导致与美国关系的恶化，西方联盟一再要求苏联撤出在该地的军事武装，直到1947年4月苏联才最后撤军。尽管苏联撤军后伊朗政府继续镇压北部的分裂运动，但苏联再未重返伊朗。与此同时，苏联为了得到土耳其的领土，不断向其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总统积极致力于保护土耳其主权，防止了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苏联妄想把利比亚变成自己的保护国，但是遭到了英国外交官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的强烈反对，之后苏联选择了默默放弃。[3]
由于欧洲遭受了纳粹的侵略，所以当乔治·马歇尔在1947年6月5日决定要援助这一地区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苏联也在援助范围内，苏联本打算派保加利亚和罗马利亚的代表来破坏“巴黎大会”，但斯大林经过再三考虑并最终确信这是西方集团精心设计的包围苏维埃的计划。[4]马歇尔希望通过对西方提供援助，来削弱苏联对东欧的控制，莫斯科的外交官员曾考虑过美国的援助是否真正有助于苏联战后经济的恢复。他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只援助那些市场开放的国家。马歇尔和杜鲁门也早已料到苏联不会接受附有如此限制性条款的援助。“马歇尔计划”服务于美国地缘政治利益，这其中包藏着极大地削弱苏联对欧洲控制的目标。即使是瓦尔加（Jeno Vargo），这位主张欧洲可以通过议会道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官员，在看到“马歇尔计划”的时候，也认为它如同一把匕首插入了莫斯科。[5]苏联外交政策的节制性就此暂时中止了，“冷战”就此爆发。之所以称之为“冷战”，是因为美苏之间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
既然已经占领了东欧，斯大林决不会轻易放弃到手的利益。斯大林信奉建立在缓冲国基础上的传统安全战略。远程轰炸机和核导弹很快使这些传统安全观过时。苏联低估了占领东欧国家可能带来的沉重负担，甚至不惜直接卷入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东欧国家的一些共产党领导由于预测到斯大林对“马歇尔计划”的可能反应，因此中断了在巴黎与美国的谈判。
然而包括共产党部长们在内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热切地希望到巴黎讨论“马歇尔计划”。以哥特瓦德（Klement Gottwald）为团长的代表团在1947年7月10日出访莫斯科时为此受到了斯大林的训斥，斯大林大为光火：
我们对你们决定要参加巴黎会议的计划感到很吃惊，对我们而言，这是关系到苏联和捷克友谊的问题。不管你们希望还是不希望，客观上正在使苏联孤立，你们应该认清当前的局势，所有与苏联友好的国家都拒绝参加这次会议，而与我们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却计划参加这个会议。[6]
捷克共产党人领导哥特瓦尔德留下外交部长托马斯·马萨里克（Tomas Masaryk）经受苏联这场暴风雨的考验。马萨里克试图提醒斯大林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工业对西方的依赖性；最后他说波兰也希望参加“巴黎会议”。然而斯大林并不为此所动。抗争无效后，马萨里克只好请求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帮助他们编造退出大会的理由。斯大林只是简单地建议捷克应该照搬保加利亚模式。马萨里克只能说捷克内阁会议第二天晚上才能召开，言外之意即是到那时才会就是否参会作出最终裁定，为捷克挽回了一点点尊严。此次访问也就此结束，代表团最后还得感激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出的必要建议。[7]
全世界都见证了斯大林对美国持续的诽谤，这种不明智的策略最终导致就连最初认为美国对苏政策过于强硬的美国国务院官员，也迅速转变了态度。杜鲁门因而发现自己的政策在国务院获得通过非常容易，他不需要费多少口舌就向国会证明对西欧国家的经济援助与美国的国家利益相吻合。现在轮到斯大林进行战略抉择了，他面临的挑战非常明确，即美国力图将尽可能多的国家置于美国霸权之下，尽可能多地为美国工商企业带来利益。苏联经济仍然处于极度的困难之中，美国没有任何帮助苏联经济复苏的愿望。尽管如此，斯大林本可以更灵活地应对这种局势，他可以通过延长谈判期，而不是断然拒绝杜鲁门的条件，来向世界证明马歇尔计划的利他主义背后隐藏着的是美国的私利，但是斯大林与美国决裂的决心已定。波茨坦会议后，斯大林再也没有与杜鲁门会面，他压根就不想跟杜鲁门会面，他也不愿意与西方外交家谈判。既然美国已经下了战书，斯大林就选择接招。
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不愿意为将东欧从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付出更多的努力，遏制政策实质上是美国接受了东欧国家处于苏联控制下这一事实。1945年是解放这些国家的最好时机，因为当时西方公众的意见尚可操控，两年之后操控的空间就很小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接受的教育是要他们尊重“约瑟夫叔叔”；他们被告知，德国和日本已经被打败，战争已经结束。在此背景下，如果在1947年年终试图动员英国和美国士兵对抗苏军，将会极其困难。
苏联对美国挑起的冲突很快就进行了报复。1947年9月，在波兰召开了各国共产党会议，斯大林并没有屈尊出席，他只是通过电话和电报的形式命令共产主义世界建立一个铁桶般的组织体系。日丹诺夫代表斯大林出席了会议，任何偶发事件日丹诺夫都会请示莫斯科。这次会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囊括东欧各国，包括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在内的共产党情报局，以便大家协调行动。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恶化，斯大林也收回了原先的各国以不同方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承诺，号召东欧各国加速共产主义化的步伐。在西欧，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由于不愿意放弃议会斗争方式而不断受到指责（尽管斯大林自己曾经鼓吹过这种方式），一直到易北河以东建立起严格的共产主义秩序是当时的目标。斯大林在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野心。他希望通过手头唯一的政治手段——共产党的好战性，打破英美在西欧的霸权。[8]
然而，美国通过公然资助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方式来干涉意大利的选举，而且这种方式被证明行之有效。欧洲形成了两大阵营，战时联盟现在开始了武装对峙。然而，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居然还是德国，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在德国都有各自的占领区。这四大国在柏林居然也各自拥有占领区，尽管柏林作为一个整体位于苏联势力范围内。
随着形势的发展，斯大林变得焦虑起来。于是他想极早试探一下西方对德国的决心。苏联代表首先是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政府，条件是德国的非军事化。斯大林长远的目标是把德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中立国，他还希望德国能够增加对苏联的赔款。1948年6月22日，苏联开始对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柏林的占领区实行封锁，当发现这一方法失效时，他又选择了将苏占东区与德国其他部分分割开来，同时还让军队守卫在边界地带。冲突不可避免，斯大林的赌注是西方不愿意冒战争的风险。事实证明斯大林的算盘打错了。美国和英国利用空运的方式给他们的柏林占领区提供食物，是否挑起军事冲突的决定权再次转向斯大林。英美通过空中走廊运送物资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斯大林最终选择了放弃。此次试探表明双方的决心非常坚定，难以调和。美苏之间的关系因此进一步恶化。西方在1949年9月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回应克里姆林宫在同年10月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这是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像其他人一样，斯大林为特定事件和局势所震惊，他花大量时间应对接连发生的危机，然而没有什么事可以改变斯大林对全球政治局势的判断。他并不期待赢得美国人的欢心，而马歇尔计划也证实了他之前的悲观预测。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 Conference）会议上，日丹诺夫提到的两个阵营将会永存、竞争不可避免的提法居然像预言一样准确。资本主义阵营率先形成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North Ah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组织于1949年4月成立，美国占据主导地位。这个联盟包括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丹麦、挪威、冰岛和卢森堡。希腊和土耳其在三年之后也加入进来，联邦德国于1955年加入，西欧与北美的许多国家依附于北约，这是一个强大而协调的联盟。抵御苏联的入侵是其一目了然却没有公开宣称的目的。对于所有欧洲盟友而言，北约最大的优点在于将美国政府及其强大的军事实力捆绑在欧洲战车上，共同将苏联遏制于“铁幕”之外。如果说在1936年出台了反共产国际协定，那么在1949年实际上出台了反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协定，只是在名称上没有体现而已。
当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西方的安全忧虑增加了。贝利亚任命库尔恰科夫（Igor Kuichatov）为原子弹项目的主要技术研发人员，他组织了一些杰出的物理学家。同时苏联的情报机构为他们提供了从美国那里得到的秘密材料，这提升了原子弹的研发速度。对铀的提取则由成千上万的战俘从西伯利亚的矿藏中采集而来，这些战俘生还者少之又少。在1949年6月，苏联在本国和捷克的矿藏中得到了足够的钚和铀-235，这些都为原子弹的研发提供了条件。[9]
斯大林对原子弹很感兴趣。在开会之前，他就迫不及待地把主要研究人员召集来，让他们逐个汇报主要的研究成果和进展。此外，斯大林还连珠炮似地问了许多问题，米哈伊尔·别尔乌辛（Mikhail Pervukhin）给他解释了重水和轻水之间的区别，告诉了斯大林关于核武器的一些基本常识。[10]由于斯大林以前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学习，很少学习物理知识，因此他甚至于对科学的一些基本原则也不甚了解。斯大林对这些知识的欠缺，甚至会威胁到科学家的生命。他在重新阅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后认定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即使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也不能质疑这些概念。（这与他“一战”前对该书的态度迥然不同。）而爱因斯坦的理论往往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故弄玄虚，但问题在于，这一理论对于原子弹的研究非常重要。作为原子弹研发负责人的贝利亚，在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和原子弹的研发之间徘徊不定，最后他决定还是利用爱因斯坦的方程式。斯大林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也接受了这一理论，他说：“让它们和平地存在吧，反正我们随时可将其击落。”[11]
库尔恰托夫和他的团队把原子弹放在哈萨斯坦的赛穆巴拉金斯克（Semifalatinsk）城外的沙漠，令他们惊讶的是当“蘑菇云”从地平线上升起的时候，贝利亚高兴地拥抱了他，贝利亚从未如此激动。贝利亚和库尔恰托夫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们共同生活在斯大林的阴影之下，如果原子弹试验失败，他们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所以贝利亚在过去的四年中总是威胁库尔恰托夫。当他们把这个成功的消息汇报给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斯大林十分高兴，苏联也迈进了有核武器国家的大门，他终于可以在未来的外交谈判中与美国和英国领导人平起平坐了。
同时这也使得斯大林认定苏联在未来全球政治中应该更加自信。他之所以这么高兴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首先，不仅东欧的共产主义者都服从于苏联的领导，没有大的倒退，而且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10月也获取了政权，这样共产主义占领了世界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尽管在中国的国内战争中，斯大林并未给予毛泽东太大的援助，然而毛泽东还是战胜了民族主义领袖蒋介石。中国革命的结果并没有软化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斯大林认为新的共产主义政党应该像莫斯科所指定的那样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事实上他指的就是苏联的需要高于中国自身的需要。斯大林仍然想继续占领旅顺港作为军事基地，并控制满洲。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和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企图不让毛泽东提出归还旅顺港的要求。双方的直接谈话开始于斯大林明确地表示他不同意废弃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这个条约的签订发生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当时中国处于最为虚弱之时。[12]
斯大林并没有满足毛泽东提出的所有经济和军事援助要求。斯大林确信中国再无外敌入侵之虑了：“日本立足未稳，很难想象会再次发动战争。”[13]此外，美国也没有心情发动另一场战争。为了不影响美苏关系，他还建议中国不要收复台湾和西藏，这就大大增加了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正如毛泽东和斯大林后来承认的，毛泽东在中国掌权仅仅几周后，就几乎被斯大林软禁在莫斯科郊外的政府别墅中，但是在1950年1月22日斯大林转变了自己的态度，他决定重新签订一份《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另外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谁应该对冷战的爆发埋单？杜鲁门总统承担一定的责任，他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用语非常恶毒。特别是他精心设计的马歇尔计划，难免让斯大林有受到极大冒犯的感觉，问题是最初莫洛托夫也曾有意接受该援助。[14]杜鲁门想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他也考虑到了他的前辈们在同斯大林处理东欧问题上所经受的挫折。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在战争中并没有受到破坏，除了士兵外，美国公民没有与战争发生过直接接触，美国国家和人民都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美国各种利益团体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商机。美国的军事实力强于任何竞争者，他不会轻易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但是他却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霸权。这造成的结果只能是加剧了苏联的紧张局面，这种紧张外溢到双方的外交，甚至于可能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还有另外一种设想，那就是如果战时谈判中对斯大林更为苛刻一点的话，那么冷战的局面或许可以避免。但是不仅是罗斯福还包括丘吉尔都向斯大林就此做过承诺，现在反悔自然冒着与斯大林彻底决裂的危险。丘吉尔甚至也反对向苏联控制下的地区及其在西方的盟友发动入侵。丘吉尔对此有更为久远的记忆。“一战”结束后，一些社会人士和劳动激进主义者反对英国在苏俄内战后对其进行干涉。但1945年以后是工党领袖艾德礼执掌英国，鲜有重要人物提议入侵易北河以东，杜鲁门和艾德礼在国内要获得相应的支持将会非常艰难。英美军队得到的教育是要将苏联当作自己的盟友，公民们听到的宣传也是这一基调，日本和德国被认定为唯一的敌人，重新塑造公众意见将会极其困难。这样的机会在雅尔塔、德黑兰和波斯坦会议中已经丧失——即使在上述三次会议中也将是一件极其棘手之事，容易在国内引发骚动。
美苏都是大国，双方没有竞争的共存，令人难以置信。与杜鲁门相比，斯大林在导致局势恶化方面责任更大，他扩张领土并且强行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他想当然地认为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冲突难以避免。相比于英国和美国的领导人来说，斯大林时刻为战争的爆发做准备。因此令人吃惊的不是冷战的爆发而是冷战居然没有演变成热战，尽管冷战并非绝对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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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pp. 56 - 59.
[2] M.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pp. 19 and 115.
[3] M. P. Le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p. 148.
[4]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4 - 1953 gg., vol. 1, p. 673.
[5]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4 - 1953 gg., p. 26.
[6] Vostochnaya Evrop a v dokumentakh rossiish arkhivov, 1944 - 1953 gg., vol. 1, p. 673.
[7] Vostochnaya Evrop a v dokumentakh rossiish arkhivov, 1944 - 1953 gg., vol. 1, pp. 673 - 675.
[8] The Cominform: Minutes of the Conference, p. 270 ff.
[9] M. G. pervukhin, 'Kak byla Reshena Atomnaya Problema v nashei Strane', p. 133.
[10] M. G. pervukhin, 'Kak byla Reshena Atomnaya Problema v nashei Strane', p. 133.
[11] 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p. 211.
[12] V. Zubok and C.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p. 58 - 59.
[13] V. Zubok and C.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p. 59.
[14]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