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思想这时停滞不前。1945年的斯大林不可能满足大众对于改革的渴望，他对于战后政策的设想坚如磐石。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深知对政治权力任何的松懈，都有可能危及到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对于斯大林来说，更重要的是巩固个人的统治而非考虑其统治模式将会从根本上损坏经济的持久竞争力和政治发展的动力。斯大林严密地按照自己的世界观和设想来思考和行动，专制的习性使他漠视人们的苦难。他每天要涉猎成千上万的事实，却有意忽视了自认不相宜的信息。
只有斯大林的死亡或罹患重病才有可能促使苏联体制走向改革。1945年10月上旬，他的心脏出现问题，差点送了性命。[1]岁月不饶人，从十月革命开始斯大林已经疾病缠身，第二次世界大战加剧了他病情的恶化，66岁的他已经过了精力旺盛期。斯大林的心脏问题是国家机密，他曾因心脏问题休假两个月。[2]战争期间的间歇性休养似乎并非稀奇之事。甚至他的随从人员也并不了解其身体状况的细节——他们只是推测斯大林正在承受某种疾病之苦，然而并无大碍。除了其内科医生维纳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没有人了解他的病情。政治局成员知道如果自己对斯大林病情表现出任何的好奇，都可能给自己招来灭顶之灾。在斯大林看来，大家意识到他的身体在日渐衰弱非常危险，他会马上怀疑正出现一场针对他的政变。斯大林脑海中哪怕闪现对某些人的稍纵即逝的怀疑，都可能使涉及之人最终难逃交给秘密警察的命运。
尽管斯大林的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依然可以通过既有的政治机构、各级干部以及各种程序对苏联进行统治。斯大林的个人权威建立在维持独裁的一党专政基础之上，意识形态和恐怖行动是专制统治必不可少的工具，斯大林从未动摇过维护独裁统治的决心。斯大林带领苏联走向更广阔的世界的意图从未动摇，目的在于增强苏联作为大国的国际地位。斯大林加强了对西部与苏联接壤国家的控制：红军占领的欧洲地区也处于他的严密掌控之中，并且试图寻求机会扩大苏联在亚洲的影响。在赢得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战争后，斯大林试图继续维持与西方盟国的和平关系。在与密友的会谈中，他命令他们对苏联国内任何关于民主的建议“给予重击”。[3]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社会中对民主的渴求是1941年与美国、英国合作的不幸后果。1917年后西方政治家畏惧俄国革命浪潮的传播，斯大林则自1945年起苦恼于苏联国内反革命浪潮的侵袭：在他的思想中议会和市场是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病态产品，必须从他的国家中过滤殆尽。
斯大林巩固了与西方盟国的和平关系，并通过日渐增加的贸易和贷款寻求经济利益。在战后他允许扩大公开辩论的范围，他仔细考虑了扩大工业消费品供应的计划，然而这些措施完全服务于中心任务。斯大林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增强国家军事实力和安全力量的计划，并且致力于利用大量资源制造原子弹以及强化克里姆林宫对东部和中东欧的控制。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统治政策是温和的还是强硬的，而在于他决定如何进行强硬的统治。苏联国内政策的残暴性已经延伸到国外。同等重要的是，与西方盟友关系的任何可预期的恶化，都会导致斯大林在国内强化镇压措施。
1943—1944年，斯大林把一些高加索民族驱逐到哈萨克斯坦的荒野。在1944年，再度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时，他逮捕了这些国家各领域的精英，这些受害人或遭枪杀，或被扔进劳动营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定居点。他血腥地强制实施了没收富农和教士土地的政策（Dekulakisation and declericalisation），14.2万新加盟到苏联共和国的公民于1945—1949年被放逐。[4]斯大林命令情报机构逮捕任何不忠于他个人和国家的人；对于从德军监狱中释放的战俘，斯大林命令对他们进行仔细的甄别。高达227.57万红军战士因遣返而受到审讯，他们中的一半被送至劳动营。[5]警察和党的各级组织无处不在，高度警惕地监视着任何的反抗行为。1945年战争行将结束时，再次高调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性，这种宣传力度一直持续到1945年之后。苏联人民的幻想破灭了：苏联将重新报复性地实施战前的秩序。
苏联武装力量和安全机构已经完全控制了苏联全境，尽管为部队提供供给的任务十分艰巨。[6]反抗行为在“二战”前非苏联控制地区尤其激烈，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西内俄罗斯和西乌克兰保卫民族性、宗教和社会习俗的游击战异常猛烈。斯大林并不是克里姆林宫高层中唯一一个认为需要进行大规模报复的人，克里姆林宫传递出这样的信息，苏联的新边界是永久的且不可妥协的，居住于此的公民要么接受这一事实，要么遭受惩罚性后果。斯大林将国家转变为军营，1945年6月28日——像苏沃洛夫（斯大林崇拜的英雄之一）一样——斯大林接受了大元帅头衔，他暗示苏联公共生活的军事化特征。制服、征兵制度以及武器装备得到赞美，《真理报》的社论中服从党和政府的内容铺天盖地。媒体坚持宣称国防的必要性，似乎透露出和平难以持久的信息，而且官方媒体宣传中坚持社会应该做出进一步的牺牲。
与此同时，通过控制半个欧洲，苏联巩固了打败纳粹德国的成果。红军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为被解放的民族预设了一个适合当地共产党统治的政治框架，斯大林为此已经做了多年准备。在斯大林看来，前任外交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和伊凡·麦斯基（Ivan Maiski）对西方过于软弱，因而将他们解职，然而他们仍承担了为如何应对西方及其西方联盟准备绝密材料的使命。[7]德国的战败，使得苏联制定实际性的指导方针来增强对东欧的控制的任务日益迫切。斯大林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了区别对待政策。在德国，他的目的是竭力扩大在普鲁士的影响，盟国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斯大林在其他国家的政策更具灵活性。斯大林依然是谨慎行事。因为除南斯拉夫之外，各国的共产主义追随者数量甚少。因此斯大林最初谨慎行事是为了帮助共产党人进入联合政府，而尽量避免建立绝对的共产党专政。
对处于苏联直接控制之外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则显得更为复杂，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对于惹恼战时同盟的行为，斯大林犹豫不决。虽然缺乏与美国匹敌的军事实力，但是斯大林仍想保持其在中东欧的利益，他同时也十分渴望从与美国的战时关系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战争中的巨大损失，导致苏联难以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依靠出口谷物、石油和木材来购买进口机械设备和技术。如果苏联能够获得美国政府提供的贷款，无疑是雪中送炭，这一直是斯大林多年的主要目标。
同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试图将苏联在全世界的影响最大化。他们认为，如同华盛顿和伦敦一样，苏联凭借战时巨大伤亡赢得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资本。莫斯科的胃口并不仅仅满足于欧洲东半部。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帝国崩溃以后，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强迫刚获独立的利比亚成为苏联的保护国。苏联也没有立即从阿塞拜疆人口占大多数的伊朗北部撤军，并且在克里姆林宫商讨了将伊朗北部领土并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人特别热衷于这一计划。[8]斯大林是否认真思考过西方盟国是否会如预想的那样退让，尚不明确，或许他只是想碰碰运气。斯大林是如此的现实，以至于他认为苏联科学家研制出像美国空军向广岛、长崎投放的那种炸弹之时，也就是苏联在全球大部分地区削弱“英美联盟霸权”之时。像希特勒一样，斯大林未能理解原子弹潜在的破坏力。他任命政治局成员贝利亚负责此事，以彻底改善苏联在原子弹问题上的被动局面，要求以只争朝夕的精神赶超美国。
克里姆林宫的其他成员的残忍程度不亚于斯大林，假如他们不能以斯大林的超道德标准证明自己的实力，就会被免职。他们对苏联的状况心知肚明，这也使得他们中的某些人员怀疑战前政策的合理性。斯大林最终见证了事情是多么糟糕。1946年夏天，斯大林乘车去黑海，车队缓慢行进。道路崎岖难行，斯大林和他的客人，连同几百名卫兵在许多城镇停下来。斯大林受到当地共产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他们向斯大林展示了1941—1945年战争破坏之后其重建国家的超凡勇气。在乌克兰，粮食的匮乏已转变成饥荒，地方官员为斯大林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每晚他的餐桌上满是鱼、肉、水果和蔬菜。但是他们的掩饰并没起什么效果，斯大林自己可以看到道路两旁的人们一直生活在地洞里，战争遗留下的残骸随处可见。根据他的管家瓦伦蒂娜·伊斯托明娜（Valentina Istomina）的描述，这些状况使斯大林局促不安。[9]假如斯大林乘坐的是专列FD3878，他就可以避免这一尴尬。
斯大林并未受制于上述窘况。在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斯大林并不打算仅仅是因为大部分公民处于饥饿和贫困状态就改变政策。他相信自己可以继续通过降低公众福利，来实现国家财政预算。政治局成员很快明白了这一点。假如他们想对党和政府的纲领施加影响，他们在怎样向斯大林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就必须保持一定的警惕。他们有时高估了斯大林的忍耐程度。1945年后，一些观点被允许公开讨论。然而如果政治局成员们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和政治地位，那么他们就必须慎重。但是如果他们对苏联面临的困境未能提出战略性的观点，斯大林也同样难以容忍。这也是斯大林对下属要求的一个部分，忠实地执行现有政策并不能令斯大林完全满意，斯大林有让下属反映出自己真实心迹的天赋。事实上，由于斯大林掌握了对他们的生杀大权，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与此同时，下属们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他们面对斯大林时还得假装自己对此并非了然于胸。只要斯大林活着，他们就要根据他制定的规则来办事。
贝利亚、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等逐渐认识到，政治高压往往会适得其反。经济方面可以说明这一点。在草拟的年度报表中清晰可见的是：古格拉劳动营的花费大于其所赚取的利润，为了提高生产率，货币激励政策开始引入劳动营。[10]这不足为奇。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北部工作的缺乏食物和医疗保障的人们，工作起来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有效率。而且，为了让他们屈服，必须配备众多的管理人员、守卫、铁路人员和秘书。这种非正式的奴役制度并不是获得木材、黄金和铀的最经济的方式，但是没有人愿意承担直接向斯大林汇报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他们唯恐自己被送入劳动营。古拉格的真实情况，克里姆林宫的上层实际是心知肚明。
斯大林计划中的其他方面同样困扰着一些政治局成员。马林科夫后来阐述了发展轻工业的重要性，尤其提倡增加消费品的生产。贝利亚关注的是，官方政策仍然冒犯了那些非俄罗斯民族的人，他也不赞成对民族文化自我表达的高压控制。在赫鲁晓夫看来，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需要是土地，因此农业改革至关重要。对外交政策发表意见则会冒着更大的危险，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机遇问题的辩论告一段落之后，斯大林对类似讨论进行了限制，这一点在斯大林去世后仍然继续。同样还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坚持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人类将是一场灾难。透过官方政策的表象，大家意识到有些政策必须改变。一些政治局成员战后认识到僵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不能为所有苏联问题提供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政策的改变不仅关系到政治局成员的政治生命，而且也是为了确保苏联的实力和威望得以延续。
然而，当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他的政策没有受到丝毫挑战。斯大林并非完全缺乏灵活性，战争期间实行过的一些“妥协”政策，现在依然大行其道。他没有忘记俄罗斯东正教会在战时的作用，这些在战争中重新开放的教堂，继续发挥其功能，东正教牧首同意为苏联政府的“和平政策”担当非官方大使，作为交换，俄罗斯东正教会贪婪地占有了之前属于其他基督教派的地产。
斯大林战时偏袒俄罗斯民族的政策同样得以延续，这种现象在历史教科书上表现得很明显。1941年前，对抵抗俄罗斯帝国扩张的人表示尊敬仍然是可以接受的。穆斯林传教士沙米尔在达吉斯坦和车臣与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军队进行过战斗，他因此被宣传为反沙皇的英雄。而“二战”后他的名誉却不断遭到损害，实际上现在的克里姆林宫将十月革命前任何反对沙皇军队者都定罪为反动分子。俄国已经将特定的文化、启蒙和秩序渗透到边境地区。对沙米尔的处理，是其民族问题政策发展进程中的一次真正考验。城市景观中的视觉象征也被重新调整，在1947年9月庆祝莫斯科建城800周年之时，斯大林命令在高尔基大街树立尤里·多尔戈鲁基大公（Yuri Dolgoruki）的雕像，线条强壮的男性设计令人们对中世纪俄国的伟大感到敬畏。[11]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为俄罗斯民族的举杯祝颂具有永恒性。
尽管对文化表达的限制同战时一样宽泛，但是艺术界和学术界的情况较卫国战争之前有轻微放松。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和诗人阿赫玛托娃仍旧在为公开演出而辛勤耕耘，学者们亦是如此，他们都从与战前相比较宽松的工作环境中受益。
苏联公民的物资供应一直受到斯大林及苏联政府的关注，他们认识到战争胜利后民众对政府会有更高的期望。最初，斯大林对于经济的短缺状态没有任何改善计划。尽管他对政治进行强制性的控制，他仍然寄希望于通过零售业来扩大对食品和工业品的供应。1946—1948年的一些政府法令重申了这一目标。[12]他们就如何促进消费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政策进行过多次讨论，并认识到对一些商业结构进行重组势在必行。[13]为了实施这些政策，战时的通货膨胀政策必须终止。1947年12月党和政府果断地宣布卢布贬值，公民的存款金额也因此减少到原有价值的十分之一。同月，定量配给制法令的实施被终止，苏联公民不得不倾其囊中所有进行消费或储备起来，等待升值。
苏联不是唯一一个对战后经济复苏采取紧急措施的国家，然而绝少有政府像苏联那样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困境。法令的宣布是如此突然，且事前没有任何警告，斯大林常以这种方式统治国家，他希望“人民”能顺从地接受他的要求。尽管货币贬值激怒了数百万公民，但他并不是引起人们生存危机的罪魁祸首：人们拥有如此多的货币的原因在于商品供不应求。由于颁布贬值法令，斯大林的存款也在贬值，但是他从来不是一个崇尚物质的人。他去世后，人们在其孔策沃别墅发现了未动用的工资，斯大林所重视的不是财富而是权力，任何情况下他和亲信有专门的购物渠道因而免受经济波动的影响。由于斯大林长期以来的高压政策，部下已经习惯于竭力减少对真正苦难的汇报。1947年一场可怕的饥荒肆虐整个乌克兰时，作为基辅市党的书记的赫鲁晓夫负责处理这件事。在向克里姆林宫求助时，赫鲁晓夫做得异常谨慎，以免斯大林得出赫鲁晓夫已经变得软弱这样的致命结论，因此当时整个乌克兰的恶劣环境，斯大林并不知情。[14]
尽管赫鲁晓夫如此谨言慎行，他还是发现自己已经陷入麻烦之中，他说：“斯大林给我发来一封极其粗鲁和极具侮辱性的电报，指出我是一个可疑的人，因为我写备忘录试图表明乌克兰不能实现斯大林计划的配额目标，我为了解决民众的肚皮问题而提出的配给卡要求也被讥讽为数量空前。”[15]斯大林对于1946年颗粒无收的干旱不承担责任，但是他依然是集体农庄制度的创始人和主管者。他残暴地拒绝了援助乌克兰的请求，这样对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数百万死于饥荒的人们来说他难辞其咎。在乌克兰，“食人事件”屡见不鲜，这些经历在赫鲁晓夫的脑海里留下了烙印，他开始理解苏联经济体制中愚蠢的暴行。斯大林不可能做出类似的反应，他十分厌恶任何情绪性的表现。斯大林往往倾向于认为，任何关于农村苦难的报道都是乡下人欺骗城市当局，迫使当局放任他们的伎俩。[16]
斯大林及高层领导人并不能控制一切。他们关注的是恢复对1941年之前已被当局控制的国家部门和社会领域的统治。有时候并非总是如此，具体政策也会发生改变。尽管一些西方学者喜欢称苏联战后时期的独特性，然而没有道理将这一时期称为“高度集中的斯大林主义”。事实上，斯大林的行为大多数是反动的，他试图强制性地再次恢复“巴巴罗萨”计划之前的苏联模式。然而，克里姆林宫未能完全控制俄国的社团和边缘地带，原有的混合和混乱状态依然在持续；与战前相比，有更多的团体公然表达他们的愿望。当然，最明显的是处于重新划入苏联的西部地区的游击队员，古拉格也开始动荡起来。对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反对者的逮捕，给古拉格劳动营输入了宁死不屈分子，他们的桀骜不驯得到了其宗教信仰和民族自豪感的支撑，这一点在战前的古拉格并未引起大家的重视。
假如一个极权国家不能在其统治区阻止抗议和罢工，这表明其政权出现了问题，克里姆林宫的某些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向斯大林汇报。尽管镇压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古拉格的动荡局面并未平息。即使在苏联政权根深蒂固的地方，仍然保留着顽固而又难以解释的政治不服从行动。战时的高压机构致力于消除失败主义，然而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仅仅只希望能在没有国家干涉的情况下享受个人生活。在某些情况下，年轻人接受了西方音乐和流行时装，莫斯科学生对国家的疏远特别明显。同时熟练的技术工人拒绝为官方宣传所蒙蔽；他们知道自己对工业企业的价值，而企业则承受着大幅度提高生产力的巨大压力。由于劳动纪律不再像战前那样得到法律的严厉支持，因而有所松懈，难以执行。
向斯大林汇报他不喜欢之事极其危险，他可能会对汇报之人进行责难，因而他们在向斯大林汇报时往往会精心挑选内容。[17]斯大林通过其落实到位的机构和雇员进行统治。战后他从未参观过工厂、农场或商店（除了在苏呼米市场的短暂行程外，这与20世纪30年代没有什么不同）。[18]除了在他的黑海别墅与儿时朋友的短暂相处外，政治圈子外的人很难得到斯大林的接见。他通过法令、报告和指责等书面形式来感知和指导苏联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种方式导致了他对形势的一知半解。
斯大林没有能力根除持久的冷漠、混乱和不服从。对于民众要求放松对社会管制的合理要求，政府进行了严厉打压，而斯大林对此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战争结束后一切都会改变的设想化为了肥皂泡，甚至出现了诸如如果斯大林在军事胜利时去世的话，工人、集体农庄和行政人员的生活是否会有根本性改变此类问题的讨论。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只能猜测。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不是持续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政权可以长久坚持。城市、村庄和所有经济部门的毁灭，给国家财政预算带来沉重的负担，而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使得一切更加糟糕。对苏联来说，开展核武器竞赛注定是代价昂贵。与美国友好的外交关系以及美国的财政援助本来可以缓解这种情况，然而现在情况却是必须以延滞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发展核武器，这也是中央和各级地方精英的主要工作。如果没有古拉格和安全警察机构，这种局势断难持久。[19]
斯大林的同僚若要生存，就必须通过各种镇压措施来维护其权力。当然在许多政策上也有适可而止的现象。事实上，他的同僚们已平静地提出了众多对经济、民族和外交政策的修改建议，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程序民主主义者或市场经济的提倡者。并不是说单单斯大林个人的恐怖统治阻止了任何对激进改革的尝试，苏联秩序从未向西方社会那样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而是“二战”后的状况使其更是前所未有的僵化。斯大林主义会比斯大林本身更加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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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 Alliluev, Khronika odnoi sem' i: Allilueiry. Stalin, p. 218. see Simon Sebag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p. 472; 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1953, p. 177.
[2] Politbyuro TsK VKP（b）i Sowet Ministrov SSSR, 1945-1953, p. 398.
[3] A. S. Belyakov' s recollections of A. A. Zhdanov' s oral accout of a meeting of central party leaders: G. Arbatov, Svidetel' stvo sovremennika, p. 337.
[4] V. Zemskov, 'Prinuditel' nye migratsii iz Priballiki', pp. 13 - 14.
[5] E. Bacon, The Gulag at War, pp. 93 - 94.
[6] N. A. Antipenko, Ryadom s G. K. Zhukovym I K. K. Rokossovskim, p. 71.
[7] F. Gori and S. Pons（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 1943 - 1953, especially the account by A. Filitov, pp. 5 - 22.
[8]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p. 148 - 149.
[9]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p. 176 - 177.
[10] A. Applebaum, Gulag, pp. 424 - 425; Y. Gorlizki and O. Khlevniuk, Cold Peace. Stalin and the the Soviet Ruling Circle, 1945 - 1953, pp. 127 - 129.
[11] 然而，必须补充的是斯大林即使在这种场合也没有重复他的赞歌：也许他越来越担心过度鼓吹俄罗斯民族主义，《真理报》，1947年9月。
[12] For examples see Resheniya partii i pravitel' stva po khozyaistvennym voprosam, vol. 3, p. 350 ff.
[13] A. Pyzhikov, Khrushchevshii 'ottepel', p. 19.
[14] W. Taubman, Khrushchev: The Man and His Era, p. 201.
[15] N. S. Khrushchev, 'Memuary Nikity Segeevicha Khrushcheva', Voprosy istorii, no. 11 （1991）， p. 38.
[16] R.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pp. 88 - 89.关于斯大林对农民的看法，我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马克·哈里森。
[17] The exception after the war was NIckolai Voznesenski: see below, p. 535.
[18] The exception after the war was NIckolai Voznesenski: see below, pp. 294 - 297.
[19] G. Bordyugov, 'Ukradennaya pobeda'; Ye. Zubkova, 'Obshchestvennaya stmosfera posle voiny （1945 - 1946）', p. 12; D. Filtzer, 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 pp. 1 -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