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9日凌晨，电台播音员伊萨克·列维坦播报了人们渴望已久的胜利消息。对德战争已经结束了，普遍的兴奋与日俱增。当这一时刻到来时，庆典活动丰富多彩。苏联以及所有与希特勒“新秩序”相抗争过的国家里到处弥漫着庆典气氛。虽然苏联政府已经安排了晚上在莫斯科广场的烟花表演，民众却迫不及待地提前开始庆祝。数百万的人聚集在中心区域，到处都是歌舞，每个身着军装的红军战士都有得到拥抱和亲吻的机会。美国大使馆外面同样聚集了欢庆的群众，他们高声唱着赞美诗：“罗斯福万岁！”美国总统成为战时同盟的化身以至于大家似乎忘记了这位伟人已于4月逝世。欢庆的形式多种多样，到处都是开怀豪饮，青年对着莫斯科公园酒店的墙壁撒尿而警察却置之不理。餐厅和咖啡厅都挤满了客人，那儿食物缺乏但伏特加酒却十分充足。纳粹主义已经被红军的坦克碾碎了，大家为此欢欣鼓舞。
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听完电台报道后，立刻与父亲通电话：“爸爸，祝贺你，我们胜利了！”斯大林回答说：“是的，胜利了，谢谢！也同样祝贺你！你好吗？”这一温暖的时刻融化了父女之间的隔阂[1]。赫鲁晓夫却没那么幸运，当他给斯大林送去类似的贺电时，斯大林却指责了他。赫鲁晓夫暗示：“他想让人知道，我占据了他宝贵的时间。我几乎呆了，这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我把它搞砸了。我心情糟糕透了，把自己臭骂了一通。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他？毕竟，我非常了解他的性格特征，我也深知无论多好的事情在斯大林那儿都不该期待好结果。我知道斯大林想让我明白，过去只是一个我们已经经历过的阶段，而现在他在思索着新的重大问题。”[2]
斯大林发表的《告苏联人民书》以这样开头，“同志们！男女同胞们！”[3]在“巴巴罗萨”作战计划开始时斯大林电台讲话的那种温柔的呼唤不见了。苏联得到拯救，“各族人民自由与和平的伟大旗帜”最终得以飘扬，伟大的卫国战争结束了。[4]即使他的声调庄严肃穆，但至少对于他的俄罗斯听众来说非常亲切。在5月24日为红军将领们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宣称：
同志们，允许我敬最后一杯酒。
我想以这杯酒，祝愿苏联人民健康，而我首先要敬俄罗斯民族，因为俄罗斯民族是组成苏联的众多民族中最为出色的民族。
我祝愿俄罗斯人民身体健康，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它作为苏联的主导力量的地位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和尊重。[5]
他此前从未明确表示在众多构成苏联的民族中存在一个优越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对许多俄国人来说，战争的烤箱似乎已经融化了包裹斯大林的坚硬的金属外壳，成就了一个值得他们相信和敬仰的无瑕的领导人。
这是些伪善的话语，因为斯大林对俄罗斯人民的恐惧不亚于骄傲。但是，官方评价中将俄罗斯人民抬高到比战前更高的地位，符合斯大林的利益。斯大林似乎从直觉上判断，他需要赋予民族爱国主义以合理性，而马列主义对此并无太多阐释，至少斯大林曾一度做过这样的尝试。（斯大林或许对这欢快的时刻高兴得有点过头。）1945年夏天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之事，现在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希特勒已死，欧洲东部几乎都处于苏联军事控制之下，美国和英国都将苏联视为战后世界命运的联合仲裁者。
当然斯大林更希望活捉希特勒，因而懊恼于希特勒的自杀行为。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朱可夫曾发誓一定要活捉希特勒，把他装进笼子在红场游行。事实上，这可能是一位军事长官向自己的政治老板吹牛。但是斯大林不可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不希望给盟国不必要的刺激。美国和英国的目标是系统地清除德国公众生活中的纳粹主义，而且他们希望成功说服德国人抛弃对希特勒的感情。古罗马在庆祝成功的将军的凯旋仪式中，征服者最后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继续羞辱敌军的首领。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猎物已经死去，他指示情报机构对存留的遗体进行体格检查。检查在绝密的情况下展开。当查明燃料库外那几截被烧焦的尸体来自元首时，它们被立即送到了苏联首都。斯大林处理危机的能力源于他对政治的关注，他要确保不在德国境内留下任何可供纳粹支持者用以纪念的东西。
斯大林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无意间却对希特勒表达了一种尊重，因为它表明斯大林认为他的对手即使死了依然是一种威胁。除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对于世界上其他的领导人，他至多是故意屈尊。（斯大林如何看待墨索里尼依然不得而知，他唯一认真对待的意大利人是共产党领导人帕尔米罗·陶里亚蒂。）丘吉尔的继任者艾德礼在斯大林的脑海里几乎没留下印象，即使是杜鲁门也未能给斯大林留下深刻印象。然而罗斯福引起了斯大林的好奇心，他几乎没认真地思考过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在斯大林的谈话中没留下任何迹象显示斯大林欣赏杜鲁门的天赋的记录，比较而言，他更欣赏丘吉尔。然而正如斯大林的经济学顾问如杰诺·瓦加（Jeno Vargo）向斯大林表明的那样，英国已今不如昔，在世界事务中不再是强大的力量。丘吉尔可以虚张声势，但苏联的大厦不会因此而坍塌。斯大林认为他自己是历史上最为出色的人物之一。当碰到如他一般盛气凌人的毛泽东时，斯大林拒绝体面地对待毛泽东。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于1949年12月抵达莫斯科，他被无理地告知，苏联期待中国做出大量的让步。在战后斯大林的威严达到顶峰时，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准备允许一个共产主义的同伴挑战他的权威。作为共产主义世界的决策人以及战胜国的领导人，斯大林希望独占世界的荣光。
苏联准备在1945年6月24日这一天庆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红场上当着成千上万的观众举行阅兵仪式。届时，从德国和东欧凯旋的军人将从克里姆林宫前面通过，接受检阅。按照俄罗斯的传统习惯，骑着白马的斯大林将会尊荣备至。（这也是俄国的将军们通过第比利斯时的阅兵方式。）于是挑选出了一匹阿拉伯战马，斯大林试着骑上它，然而这匹战马让斯大林陷入窘境。斯大林用他的马刺给了这匹成年公马不合时宜的一击，这匹马于是暴跳起来。斯大林徒劳无益地拽住马的鬃毛，最终还是被摔到地上，摔伤了头和肩膀。站起来的斯大林当时心情极差，他愤怒地吐了一口口水，喊道：“让朱可夫主持这次阅兵，他是个老牌骑兵。”[6]在阅兵式前几天，斯大林召见了从柏林归来的朱可夫，问他是否可以掌控一匹马。在国内战争期间，朱可夫曾隶属于红色骑兵。但他本能地觉得应对斯大林的任命表示异议，并且认为应由斯大林作为最高军事统帅来指挥这次阅兵。斯大林回避了他骑术上的缺陷，答复道：“我太老了，不能指挥阅兵了，你更年轻，你来指挥阅兵式吧。”[7]
当天，阅兵仪式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进行。斯大林和其他政治领导人站在克里姆林宫下方的列宁墓的观礼台上观看，骑着战马的朱可夫元帅从红场经过时向斯大林致敬，1941—1945年间苏联做出的全部军事努力得到赞美。由伟大卫国战争中各条战线选出的士兵组成方阵，在朱可夫后面行进。所有人都向斯大林致敬。拥挤的人群——这些人都是从政府意欲表彰的人中挑选出来的——高声表达着他们对斯大林的拥护和爱戴。当被打败的纳粹党卫军的旗帜拿到铺有鹅卵石的广场上，当着斯大林的面降下时，仪式达到了最高潮。天气并非最佳，早些时候有一场倾盆大雨。[8]但是对斯大林和苏联军事力量的欢呼声，消除了天气的阴霾。斯大林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他被拥戴为苏联人民的父亲。
6月24日那天除了不合时宜的大雨外，所有的事情都照计划进行，苏联的秩序似乎比以前更为稳定。红军主导着易北河以东的欧洲地区。东欧和中东欧现在都处于苏联的军事和政治控制之下，尽管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苏联红军随时准备参与对日本的最后一击。同时，苏联正在秘密地加紧研发原子弹技术。苏联的军备工业有能力提供维持苏联实力和威望的全部军事力量。在“二战”前得到巩固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苏联共产党、政府和警察拥有毋庸置疑的权威，工业、农业、教育、医疗的和平重建的任务在苏联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等级制度和纪律达到了顶峰，国家的道德水准很高，斯大林的专制地位坚不可摧。
隔天，在克里姆林宫为参加“胜利日”阅兵式参与者举办的招待会上，斯大林满面春风，说道：
我敬佩那些最淳朴、普通、谦逊的人们，敬佩那些像“小螺丝钉”和“小齿轮”一样平凡的人们，他们使我们伟大的国家机制在科技、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都有效地运转着。他们有太多人；他们的名字太多足可以组成一个军团，因为有千百万这样的人。[9]
这些人对斯大林来说仅仅只是国家机械上的一个小小的钝齿，而不是具有社会、文化、精神需求和抱负的有血有肉的个人和群体。国家优先于社会。
然而，斯大林塑造的苏联政府无所不能的形象，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因为苏联有着令人气馁的难题。斯大林命令安全机构核对信息并准备相关资料，这样在盟军接下来的“分赃”过程中，苏联可以讨价还价。他们编辑出战争中蒙受损失的清单。苏联有2600万人民在“二战”中牺牲。斯大林在这项罪责上并非无辜，其监禁和驱逐政策增加了死亡人口的总数。（正如他的灾难性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削弱了苏联养活自身的能力。）但大多数的受害者是在前线或纳粹的占领下死亡的。据报道，在苏联大约有1800万公民被德国人杀害，这一数字是乌克兰人口的两倍。[10]死亡并不是苏联人员损失的唯一渠道，成千上万的人严重伤残或者营养不良，他们的生活即使恢复也将残破不堪。无数孩子成为孤儿，且得不到国家的照顾或私人慈善的抚养。整个西部边境地区由于人口急剧地减少而导致农业荒废。苏联为它的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将需要数年来恢复。
当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完成编纂任务时（尽管没有停止逮捕所谓国家敌人的任务），苏联遭遇的灾难就更加明晰。在先前被德国占领的土地上，几乎没有一家工矿企业或商贸企业有幸逃脱被毁坏的厄运。纳粹党卫军并非唯一的罪犯，在1941年6月22日后，为剥夺希特勒的物资资源，斯大林下令实行焦土政策。德国在1943—1944年的撤退持续了很长时间，这为纳粹党卫军执行系统的毁坏政策提供了时间。近7万个村庄和不少于1710个苏联城镇被德国毁坏。即使党卫军未能烧掉整个城镇，也会烧毁该镇的医院、电台、学校和图书馆。希特勒的罪行几乎与文化汪达尔主义无异。
不只如此。行政控制的体系比战前更为不可靠。到处都是无家可归的人，当军人从欧洲复员归来时，混乱更加加剧了。有关这方面的图片不允许出现在报纸或新闻汇编上。报道的重点仍然是在德国和其他被占领的中、东欧国家的红军的英勇与功绩，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尤其是在那些未曾被德国统治的大城市，苏联秩序比较容易重建。但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对军事任务的极度关注导致对民事问题的极大荒废，这种荒废不单单是由于抗击德国而产生。在先前被党卫军占领的地带，地方组织混乱情况严重。在某些地方甚至不敢相信苏联曾经统治过，因为农民的生活水平退回到十月革命前的状况。私人贸易和流行的社会风俗超越了共产主义的要求而再次得到肯定。斯大林的法令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其他大都市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但在一些小地方，尤其在村庄（大多数人生活在农村）很难感受到官方的影响。
尽管红军在欧洲取得了胜利，但在苏占区仍然存在问题。苏联的军事、国防、外交和政治部门在1945年已经达到了极限，现在又必须应对和平问题。南斯拉夫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在铁托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摆脱了德国人的统治。而在其他地方，红军扮演着击败党卫军的关键角色。与占领相比，胜利更能证明这一点。在中欧和东欧，几乎没有人愿意屈从于共产主义制度。斯大林和政治局知道，共产主义者们是如何被希特勒和他的盟友消灭的，而侨居在莫斯科的民族共产主义领袖在他们的祖国极其不受支持。
在要解决一系列迫切任务的同时，斯大林不得不想出一种能够获得被占领国普遍支持的方法。必须建立食物供应系统，必须重建经济和组织后纳粹政府，必须检察官员们的政治可靠性，必须重建破碎的城市以及受损的公路、铁路系统。与此同时，斯大林决定从前敌对国家取得赔款，不仅指德国，还包括匈牙利、罗马利亚和斯洛伐克。而这使他为自身和共产主义赢取欢呼声的想法变得更难实现。西方盟国是另一个难题。在他们中间存在这样的共识：在欧洲从北到南有这样一条大致的线，这条线将美、英、法占主导地位的区域与苏联主导的区域划分开来。但是没有清晰的条文规定胜利的国家有权将他们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们所占领的国家。胜利者也无权指定哪些规则可以接受。当战争灰飞烟灭时，盟军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升温了。
在他们已经打败了他们的德国和日本敌人时，盟军间的全球性竞赛必定会加剧。斯大林的军队承担了欧洲主要的军备负担，但美国的力量同样具有决定性作用且日渐增长。在远东战场，红军直到最后几天才有所贡献。更重要的是，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核大国。战后全球秩序的安排对苏联构成了许多威胁——而斯大林迅速地意识到了这种危险。
如果他的统治在国外不受欢迎，那么在苏联民众中同样不具有吸引力。在这里存在着矛盾。毫无疑问，苏德战争奇迹般地提高了斯大林的声望，他被广泛地认为是爱国主义和胜利的化身。即使原来憎恨他的人也开始给予他最基本的尊重。当访问苏联的叛逃者时，我们发现政府宣传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是得到支持的。对免费教育、避难所、医疗保健以及广泛的就业的承诺具有长久的吸引力。但是苏联境内的怀恨者也相当多，武装反抗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很普遍。这些都是新近占领的地方。其他地方的统治秩序得到掌控，很少有公民敢于组织起来反抗斯大林和他的下属。敢于这样做的大多数是青年人，尤其是学生，他们对大清洗运动没有印象。在大学里形成了一些小的秘密团体。他们主要致力于消除马列主义思想和行动中的斯大林主义的痕迹：国家的说教使最出色的年轻人支持十月革命。这些组织易被渗透和解散。
更令政府不安的是在社会上普遍流行着这样的希望，即广泛的政治经济变革将随军事成就而发生。斯大林研究过俄国史，他知道俄罗斯帝网军队在1815年打败拿破仑后进入巴黎，引发了俄国的政治动荡。那些在法国经历了更大的公民自由的官员和军队思想发生了变化。
1825年发生的一场未遂政变几乎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斯大林决定避免像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起义的事件再次上演。进攻过柏林的红军目睹过在东欧和中欧的可怕景象：毒气室、集中营、饥荒、城市毁坏。纳粹主义的影响十分明显。但那些士兵依旧瞥见了一种十分不同且吸引人的生活方式。教堂和商店正常运转着，货物至少在大城市供应充足，而在苏联，货物只在部分企业出售，且只为精英人物服务。饮食更是丰富多样。农民，就算不盛装打扮，看起来也并不总是赤贫的。同样，苏联普遍流行的严格控制在那些他们曾行军过的国家，包括德国也是见不到的。
斯大林没有收到这方面的明确报告，因为安全部门非常清楚他们必须以思想意识上可接受的术语来告知斯大林真相，但斯大林并不想听到国外生活更加舒适这样的说法。安全局告诉他的信息已经够令人担忧的了，士兵们带回来的战利品包括各式各样的物品，从地毯、钢琴、绘画到留声机唱片、长袜和内衣应有尽有。红军士兵养成了收集手表的习惯，收集很多但却并不同时都把它们戴上。即使那些没有跨越过古老的苏联边界但是也曾处在德国军事统治下的公民，也已经经历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非常惬意。教堂、商店和小作坊在“巴巴罗萨”行动初见成效后就已经被重建。这些苏联公民既没有战利品，也没有出国旅行的经历，但是他们期待苏联改革的愿望十分强烈。事实上，在整个苏联存在着这样普遍的感觉：只要能引起改革，那么打这场战争是值得的。[11]
对斯大林和他的统治而言，在胜利的红旗飘扬下，潜伏着危险与对斯大林及其政权的不确定性。比起克里姆林宫中他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斯大林更敏锐地了解这种形势。正是这种对局势的清醒认识，加之他暴躁的脾气，导致在攻克柏林后这样喜庆的日子，斯大林依然简单粗暴地对待赫鲁晓夫。他明白危险的时刻即将来临。
然而如果温暖的情感没有偶尔弥漫他心间的话，他也就将不再被称之为人。在那壮观的仪式上，他激情澎湃。“二战”结束之时，外国的首脑们如洪流般涌进莫斯科，这也激起了他内心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骄傲优于焦虑。斯大林、红军和苏联在与一个可怕的敌人的对抗中赢得了战争。像往常一样，他对比了目前的情形与他敬佩的前人统治的情形。这一点在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来访者说的话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在列宁时代，他并不敢想象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取得的军事力量。列宁预计所有人都打算攻击我们，如果任何一个远方的国家，如美国，保持中立都将对我们是有利的。但现在证明：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参加战争反对我们，而另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则站在我们一边。先前列宁觉得不可能与资产阶级的一翼保持联盟而与另一翼相抗衡，这恰恰是我们的成就……[12]
斯大林感到骄傲的是他比列宁所能想到的走得更远。列宁曾设想，通过置身于资本主义内部军事冲突之外以及让资本主义大国间互相的战争来保存苏联国家政权，而斯大林通过他自身的力量使苏联转变为一个大国。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使得美英不得不寻求苏联的援助。
然而，在结束了对日本和德国的战争之后，战时同盟还能持续多久？他在会见波兰代表团时就非常明确这一点：[13]
我们的敌人尤其强烈地散布着关于战争的谣言。
英美通过他们的间谍散布谣言去恐吓那些目前的政治体制不为他们所喜欢的国家的人民。我们或者英美两国，目前都不可能发动一场战争。所有人都厌烦了战争。更主要的是没有战争目的。我们并没有准备去攻击英国和美国，他们也并不打算冒险攻击我们。至少在接下来的二十年中战争是不可能的。
尽管斯大林在公开场合宣称西方盟友的好战倾向，但他还是期待从1945年开始的和平能够更长久些。苏联和东欧地区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将度过一个不轻松的阶段。战争造成的毁坏以及战后政权巩固的复杂化将在许多年内影响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和能力。但苏联在它的堡垒里面是安全的。
对于许多人，尤其是对于那些还没意识到斯大林的残暴行为的人而言，他们认为如果不是斯大林的功劳，苏联很难在“二战”中取得胜利，德国或许将永久占领欧洲大陆的腹地。同样，在苏联，对斯大林的称赞也是与日俱增，然而要准确地衡量这种支持度却很难。显然大多数公民对斯大林并不是简单地怀着一种单纯的感情。在整场战争中，斯大林尽量避免使得自己与一些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政策相挂钩。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犯了错，他人为地与“冒进式成功”拉开距离，即便如此也不能摆脱农民的咒骂。没人清楚谁该为这本可避免的恐怖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负责。千百万人愿意以证据不足而承认他无罪：他们希望并设想战争结束后会出现一种宽松的统治。
斯大林获得了比他能料想到的多得多的爱戴。当他心情舒畅时，斯大林喜欢将自己与盟军的领导人作比较。斯大林告诉其他人，他的优秀品质包括“高超的理解力、分析能力和概括能力”。“而丘吉尔、罗斯福和其他领导人与我不同：他们——资产阶级的领导人——充满愤怒和复仇心态。一个人应该使情绪得到控制；如果感性的情绪占了上风，那么你将会输。”[14]这句话出自一个自身暴力敏感性极其严重的领导人之口是十分难得的。但是斯大林没有心情自我批评。在一次与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的机密会谈中，斯大林嘲笑丘吉尔未能预测到在1945年6月英国议会选举中败选。但据莫洛托夫回忆，丘吉尔是斯大林最尊敬的外国政治家。结论很明显，斯大林逐渐对他自己的天赋深信不疑。他是超级大国的决策者并且开始履行他的使命。他的名字同共产党和红军庆祝的胜利一样光荣。这位出身于古老城镇哥里的补鞋匠的儿子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
* * *
[1]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 175.
[2] N. S. Khrushchev, 'Memuary Nikity Sergeevicha Khrushcheva', Voprosyistorii, no. 7 - 8 （1991）， p. 100.
[3]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 197.
[4]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6, p. 198.
[5] Pravda, 25 May 1945.
[6]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308.
[7]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308.
[8]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309.
[9] Pravda, 27 June 1945.
[10] S. G. Wheatcroft and R. W. Davies, "population", p. 78.
[11] Te. Zubkova, Obshchestvo i reformy, 1945 - 1964, p. 43.
[12]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5 - 1953gg., vol. 1, p. 132.莫斯科会议的时间是1945年1月9日。
[13]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5 - 1953gg., vol. 1, pp. 456 - 457.这次会面发生在1946年5月22日。
[14] Vostochnay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 1945 - 1953gg., vol. 1, p. 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