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夏季，西方盟国终于做好了开辟第二战场的准备。6月6日“霸王”计划开始执行。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指挥下，美、英、加和其他国家的部队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海滩登陆。这是一次极富智勇精神的水陆两栖作战。盟军在确切的登陆地点的选择上欺骗了纳粹国防军，并且迫使其撤退。倘若是斯大林正在东线开辟第二战场，他肯定会要求盟军在同一时间对德军发动攻势。然而这时的斯大林却在不紧不慢地做准备，恰如几年前的美国和英国一样。东部即将发动“巴格拉季昂”攻势，取这个代号并非偶然。巴格拉季昂是1812年俄法战争中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最成功的军事指挥官，他同斯大林一样都是格鲁吉亚人。德军大批部队仍停留在东线，总兵力高达228个师，与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在西线对峙的德国兵力仅为58个师。6月22日，在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几个月精心准备后，苏军发起了“巴格拉季昂”攻势。准确地讲这是德军执行“巴巴罗萨”计划围攻布格河苏军主力后的第三个年头。坦克和飞机的联合作战力量已经完整地部署在绵延不断的前线。[1]显然，无论在东线还是西线，欧洲战场上的终极对决已经迫在眉睫。
白俄罗斯和波兰交界的普利佩特沼泽是下一个战场，由于指挥官在军事上的成功，沉浸在荣耀之中的斯大林取得了这一地区。7月22日，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越过了布格河，红军最高指挥部集中部队向华沙和勒武韦克方向行进。斯大林曾于1920年参加过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战争，这一次他却摇身成为红军军事行动的总负责人。7月27日勒武韦克被攻克后，国防军撤回到维斯瓦河对岸，无论希特勒还是他的将军们都拿不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来扭转第三帝国的颓势。德军在东西两大战线上都遭遇强劲对手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盟军此时正进攻阿登高地，与此同时红军通过双筒望远镜已能看到华沙。
国防军不仅在波兰而且在东欧各国都阻挡了红军的进展。越过布格河后的红军面临的最大诱惑就是直捣华沙，消灭留在华沙的敌人。但有一个考虑与此相矛盾，那就是苏联军队尚未完成对波罗的海三国的重新占领，而且希特勒在波兰已筑好大量防御工事。红军最高指挥部有理由允许红军进行休整和重新补给，以便为日后艰难渡过维斯瓦河进行艰苦作战做好准备。斯大林也需要确保针对华沙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至于将苏联部队的一翼暴露给驻扎在罗马尼亚的德军。尽管国防军已被驱逐出苏联国土，但斯大林意识到还有更激烈的战役在等待着他。[2]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苏联对波兰形势的情报收集工作存在不足，斯大林对此负有很大责任。大清洗运动中，他下令消灭了数千名在莫斯科的波兰共产党员，而他们本可以成为1944年潜入波兰的特工。而且斯大林在1939—1941年对仓皇出逃的波兰人实施了蓄意谋杀，这种行为增加了波兰人对他的怀疑。
事实上，波兰的反德抵抗组织已秘密策划在华沙发动一场起义，该计划业已进入到后期筹备阶段。民族主义者们并不欢迎红军的到来，他们希望在不受苏联干预的情况下推翻纳粹在华沙的统治，其目的是防止波兰从德国的魔爪下解放后又沦为苏联的猎物。这一军事组织由国家军（Home Army）领导。8月1日，华沙起义打响，这是一场勇敢无畏而又注定要失败的悲剧。德国人召集国防军进行镇压，起义失败了，然而整个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2日才结束。
红军长期的休整和重新武装在当时和随后几年都引发了许多负面言论。尽管波兰国家军计划通过波兰人自己的努力来打败华沙的德军，然而它还是竭力向苏联求援，只是这种求助几乎一无所获。这并不是说莫斯科没有就武装干涉波兰问题进行过讨论，实际上这场争论是库尔斯克战役之前红军大本营最激烈的争论。不幸的是，直到华沙起义结束时，各方的意见才大白于天下。军事指挥官朱可夫仍旧主张红军在10月初需要进行长期的休整，莫洛托夫则持相反观点，要求立即采取攻势。贝利亚则以离间红军最高指挥部成员为乐，在二者之间挑拨是非。斯大林起初倾向于莫洛托夫，立即采取行动符合他的风格。然而朱可夫坚持己见，斯大林最终做出了让步，尽管这种让步一如既往地缺乏风度。[3]朱可夫赢得了这场争论，日后却要为此付出代价，在战争后期他与斯大林之间累积了很多矛盾。红军到达维斯瓦河东岸便停止前进，在1944年余下的时间里几乎是原地不动。
尽管红军的疲倦状况确实是进行通盘考虑的唯一因素，然而斯大林并没有向朱可夫和盘托出他全部的想法。斯大林已经开始想办法，来确保苏联在战时和战后波兰的政治优势地位。1920年苏波战争的经验使他确信波兰人不值得信赖，因为波兰人的爱国主义超过了其阶级意识。“一旦成为波兰人，就永远是波兰人”便成为斯大林对付波兰普通大众和精英分子时的一句座右铭。斯大林已经下定决心无论波兰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怎样的国家，都要将其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就意味着，在伦敦建立的波兰流亡政府将被视为不合法政府，同时波兰境内由波兰人组成的任何军事组织也都属于非法组织。斯大林无法同情波兰人。1940年4月，他曾下令在俄罗斯的卡廷森林中屠杀上千名被俘的波兰军官。他不希望波兰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得以幸存的决心，就像他打算保留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中坚分子一样执着——而且他一直精通于通过消灭这些中坚分子的肉体来解决问题。
关于拒绝较早发起对维斯瓦河的进攻的决定，斯大林也有客观的战略原因。希特勒和他的指挥官们在8月将苏联红军视为最紧迫的敌人，便将镇压华沙起义的任务交给安全部门，国防军则大量聚集在维斯瓦河一带，以期击退罗科索夫斯基所做的任何渡河尝试。纳粹当局自信地认为他们能够轻易地将波兰起义镇压下去。然而斯大林在军事上不可宽恕之处在于，当1944年8月1日华沙起义开始时，他就拒绝了波兰人所有的援助请求。丘吉尔察觉到这一卑劣的行径并谴责了克里姆林宫。[4]同时还派遣驻扎在意大利的英国飞机对波兰空投援助物资。但是斯大林依然不为所动，红军也几乎未移动半步。
德国费了很大气力才将华沙起义镇压下去。当红军抓住机会进行休整、恢复和重新补给之时，波兰的国家军忙于自己的事业。起义经过了灵活而精心的组织，而且起义军下了必死的决心。在下令将起义地区夷为平地之前，德国人对于如何遏制波兰人的行动也是不知所措。斯大林甚至认为对维斯瓦河进行两栖突袭的军事援助行动绝对会削弱国防军，从而有助于波兰。如果是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党人组织的反对第三帝国的起义，他一定会空投起义者需要的枪支和食品，并轰炸德军。斯大林拒绝援助华沙与他对波兰命运蓄谋已久的安排有关。斯大林当时已经安排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由克里姆林宫任命的波兰临时内阁听命于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打算让这个政府在德国溃败后能上台执政。其他的波兰领导人，不论他们在国内多么受欢迎，都将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斯大林渴望通过他的共产党傀儡来控制波兰。德国人消灭的起义者越多，斯大林距离自己的目标就越近。丘吉尔有正当的理由谴责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采取的政治和军事行动。
尽管在1944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丘吉尔毫不怀疑地认为红军是有意后撤，[5]但大同盟的团结必须置于最优先位置。德国国防军虽然在东线和西线都采取守势，但仍可能在短期内恢复战斗力。盟国知道他们需联手打一场恶战，因为即便德国人抱怨希特勒的军事和经济政策的失败，但他们对领袖的忠诚依然毋庸置疑。丘吉尔和斯大林都知道首先夺取柏林的重要性，谁先占领这块土地谁就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战略制高点。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则与此不同。他们所有的策略安排都以将己方伤亡人数降至最低点为前提，而不急于参加一个谁先到达柏林的竞赛。即使美国人拒绝参加这样一种特殊的比赛，斯大林赢得比赛的决心却并未打折。他担心美英会为结束战争而与德国人单独媾和，这将导致反苏的联合运动。即使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德国人也会向西方盟国投降，从而有损于苏联的战后收益。于是斯大林选择了他最优秀的战地指挥官——罗科索夫斯基、科涅夫和朱可夫——来增强攻势以夺取德国首都。
1945年1月12日，红军按照斯大林的指令发起了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尽管红军的兵力3倍于国防军，但德军的抵抗意志仍未瓦解。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包抄到一支纵深跨越波兰境内的德国军队南翼。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行进至北部。随着德军防御的崩溃，朱可夫报告说他已控制了奥得河沿岸。少数未撤退的德军被俘虏。哥尼斯堡及其居民被苏军围困。在去波兰的途中，红军在集中营里发现了可怕的情景。在贝尔泽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集中营里，大屠杀的证据已被销毁，然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已逃跑的德国人没有时间来掩盖难民被关押、强制劳动、饿死和被屠杀的事实。即便没有这样的经历，苏联士兵的行为也会狂暴凶残。自“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以来，德军在苏联的暴行都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苏联的战时宣传也使得苏联人对德意志这个民族挥之不去的敏感变得麻木了。当挺进中欧时，红军继续着其残暴行径，军队肆意地实施抢劫和强暴，几乎丝毫不受节制。
红军实施这些暴行时几乎不分国籍和民族。不仅德国人，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也被残忍地对待，而斯大林却拒绝惩治这些罪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om Djilas）曾向斯大林申诉，但毫无结果。“哦，那么，”斯大林回答道：
想象一下一个人从斯大林格勒战斗到贝尔格莱德，穿越千里被破坏的国土，跨过战友和最亲密的人的尸体！这样一个人能做出正常反应吗？在遭遇这样的恐惧之后，从一个女人身上寻找乐趣难道是件可怕的事吗？你认为红军是完美的化身，但它不是，也不能是……重要的是红军能与德国人作战。[6]
吉拉斯曾征战巴尔干，一向比较愚钝，此时难以相信这样的言论竟然出自斯大林。
斯大林对于自己士兵在战场外的行为漠不关心，他只是下定决心要他们攻取德国首都。他对西方盟友隐瞒了自己的意图。1945年4月1日，正在莫斯科制定军事计划的他发电报给艾森豪威尔，同意苏军与盟军在爱尔福特、莱比锡和德累斯顿会师，并说到：“柏林已经丧失了先前的战略意义，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考虑派遣二级部队到柏林去。”[7]为进一步迷惑美英，他提议最后一击应放在5月下旬进行，同时命令朱可夫和科涅夫加快准备工作。[8]丘吉尔越来越焦虑了。丘吉尔认为，政治上与红军尽可能远地在东部相遇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苏军进一步行动之前，他也没能得到罗斯福的正面回应。4月19日，苏军摧毁了国防军在奥得河与尼斯河（Neisse）之间的防御工事。4月25日，苏军已到达柏林外围的波茨坦郊区。就在同一天，科涅夫的几个师与美军第一军在易北河畔的托尔高（Tolgau）会师。但是红军先期到达柏林，朱可夫在这场比赛中击败了科涅夫。4月30日，希特勒感到大势已去，遂自杀身亡。德国无条件投降。[9]
国防军的很多师团在5月8日便向美英军队投降，而朱可夫仅在第二天才开始受降。德国军事力量的崩溃使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向东方。倘若一个野心勃勃的日本雄踞于苏联东部边境，那么苏联将永远没有安全可言。他指的是从1905年在对马海战中遭到失败时起俄罗斯帝国所积聚起来的耻辱感。俄国内战期间，东京向远东地区派出了军队。1931年日本入侵满洲，1936年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1938年日本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爆发，包括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坦克战。直到1941年中期，日本统治者才决定不再通过西伯利亚向西扩张，而是沿着太平洋沿岸向南扩张。
西方盟国为了节省人力和物力资源，因而仍然需要借助红军的帮助。所有迹象都表明日本人决心守卫自己的领土直至剩下最后一个十兵。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要求罗斯福和丘吉尔向他承诺，倘若盟国胜利，苏联应取得千岛群岛。这仍旧是欧战胜利后斯大林的目标。红军最高指挥部很快做出决定，派遣红军进入太平洋作战。鉴于曾在30年代日本扩张时吃过苦头，斯大林打算促成一项和平决议，以长久性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他将近百万的军队经过跨西伯利亚铁路输送到远东地区。但是，蒋介石掌权下的中国国民党拒绝接受斯大林向西方盟国提出的条款。斯大林安排与中国进一步协商，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国妥协，索取日本的领土。除此以外，他还声称，日本对于它的邻居来说仍然是一个危险，他说到：“我们需要为期30年的对大连港和旅顺港的占有，以防日本恢复军队，那时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打击日本。”[10]
然而，1945年7月16日，美国人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成功地进行了原子弹试验。日本人显然抱着寸土必争之决心，杜鲁门总统便将核武器作为避免作战时美军大量丧生的有效手段。他认为现在无需苏联的军事介入。罗斯福在柏林问题上已经上过当，杜鲁门不会再被斯大林愚弄。总而言之，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日趋强硬，尽管杜鲁门没有撤销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斯大林做出的关于中国和日本的明确承诺，这是由于他无意开破坏盟国间协议之先河。斯大林却不知道这些。他尚需进一步探清杜鲁门作为协议一方的诚意。他感到，除非红军迅速进行干预，否则美国人就很可能在日本溃败后拒绝他接手千岛群岛。斯大林希望保障苏联的总体安全：“我们被堵死了，我们没有出海口。应该使日本对东西南北各个方向都保持着软弱的状态，这样它就保持安静了。”[11]对千岛群岛的争夺取代了对柏林的争夺。
自7月17日起，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聚首。这一次，在会议地点的选择上各方没有讨价还价，三巨头希望在已陷落的第三帝国的中心体验一把胜利的喜悦。当斯大林乘坐专列离开莫斯科时，杜鲁门也长途跋涉飞过大西洋，来与斯大林、丘吉尔在柏林集会，会议在萨西林霍夫宫召开。战时的个人伙伴关系已经结束，杜鲁门已经取代了罗斯福。也许，根据美国的全球野心，罗斯福不管怎样都会在战后停止对斯大林的纵容。无疑，此时杜鲁门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
波茨坦会议召开期间，三巨头之间还发生了另一个显著的变化。7月26日英国大选，工党上台执政。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取代丘吉尔开始参加波茨坦会议。英国新政府对待斯大林并不比丘吉尔更温和，波茨坦会议转变为对美苏实力的考验，英国仍一如既往地支持美国。有些议题相当复杂，如对日作战问题，欧洲的和平条款问题，波兰的边界和政府问题。由于对核武器技术的垄断，美国人也不再渴求苏联在远东的军事援助。这一次，是斯大林强调苏联参战的必要性。在欧洲，盟国已就所占区域实行分区占领达成了协议。但是争执仍在继续，协议细节移交给外长会议。波兰问题不可能推在一边，在斯大林的坚持下，会议听取了苏联支持的临时政府代表的发言。然而美英则一再控诉苏联的操纵和对华沙的压制。西方盟国希望斯大林能尊重波兰的独立，并促进其民主改革。
杜鲁门和斯大林都知道美国的原子弹已经准备投入使用了，但是杜鲁门并不知晓斯大林对此已经清清楚楚。其实，苏联间谍已向莫斯科做了准确无误的汇报，这一次斯大林相信了这一情报。当杜鲁门告诉他关于美国科技的进展时，斯大林就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因而表现得泰然自若，他的镇定反倒使杜鲁门大吃一惊。同时，斯大林鼓励苏军将领提前对日发动进攻，但技术上的原因阻碍了计划的变动，斯大林本人依然坚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西方盟国却越发地忽视他的意见。杜鲁门、丘吉尔和蒋介石发出了对日最后通牒的《波茨坦公告》，居然没有征求斯大林的意见。[12]
回到莫斯科，斯大林不断纠缠华西列夫斯基，要他给出对日作战的确切日期。华西列夫斯基的回答是，苏军对日作战不会迟于8月9日。但即使是这个时间也太晚了。杜鲁门已经决定命令轰炸机开始第一次核军事行动。8月6日，从提尼安岛（Tinian）起飞的B-29型轰炸机向广岛投掷了一枚原子弹。随着整个城市在飞越领空的军事行动中化为一片废墟，战争对人类的毁灭也已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尽管这样，斯大林仍希望把他自己包括在胜利之中。8月7日，他签署了命令，要求红军在两天后出兵满洲。但这次又被杜鲁门抢占了先机。日本拒绝和平使得杜鲁门批准B-29机组于8月8日再次进行原子弹的突然袭击。这一次袭击的目标是长崎。结果如出一辙，整个城市顷刻间化为乌有，人们的生命遭到毁灭。在裕仁天皇的命令下，日本政府于1945年9月2日投降。斯大林失掉了争夺东京的竞赛。由于莫斯科设定的计划，满洲的战役仍在继续，关东军遭到重击。但是，日本的命运实际上掌握在杜鲁门总统的手里。[13]
斯大林在外交上的唯一手段就是故作镇静。在8月8日接见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的招待会上，他表现出一种对广岛和长崎的结局似乎毫不关心的态度。斯大林还表明他已经获悉英国与德国试图开发原子弹。很明显，他希望杜鲁门知道，苏联间谍正在向克里姆林宫汇报世界范围内核军事技术的发展情况。他故意透露信息，表示苏联已经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计划。[14]斯大林为自己选择的角色扮演得可谓天衣无缝。但是美国外交官员深知，苏联的政治精英们被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一事弄得十分沮丧。苏联作为胜利一方的实力，在与美英的优越地位相比后遭到质疑，1941—1945年整个时段内，苏联付出的巨大牺牲很快便被证明没有给苏联人民带来多少益处。斯大林虽然赢得了很多局，却没有拿到赢得整个比赛的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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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R. Overy, Russia's War, pp. 240 - 241.
[2] J. Erickson, The Road to Berlin, pp. 274 - 290; N. Davies, Rising' 44, pp. 209 - 211 and 265 - 272.
[3] G. K. Zhukov, Vospominsniys i razmyshleniya, vol. 3, pp. 173 - 174.可惜，此事的其他参与者——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对此都没有留下有价值的回忆。
[4]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p. 117.
[5] Churchill and Stalin: Documents from the British Archives, doc. 55, p. 1: telegram of A. Eden to Sir O. Sergeant, 12 October 1944. It must be added that Churchill said this in a movement when he was thying to cajole Stalin into making concessions to the 'Londen Poles'.
[6] M.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 p. 87. Stalin also made exculpatory remarks about Red Army soldiers to a Czechoslovak delegation on 28 March 1945: 'Proidet desyatok let, I eti vstrechi ne vosstanovish' uzhe v pamyati. Dnevnikovye zapisi V. A. Malysheva', p. 127.
[7]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 3 （2000）， p. 181.
[8] No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 no. 3 （2000）， p. 181.
[9] J. Erickson, The Road to Berlin, pp. 606 - 616.
[10] 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p. 125.
[11] 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p. 124.
[12] 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p. 126.
[13] 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p. 128.
[14] D. Holloway, Stalin and the Bomb, pp. 128 - 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