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同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英、美、苏三国之间的重大利益结合在一起。苏德战争一爆发，丘吉尔就提出给予苏联援助。英苏双方于1941年7月12日签订了一个协议，以比弗布鲁克男爵为首的英国代表团在美国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的陪同下于当年9月飞往苏联与斯大林会谈。当美国和德国之间在12月宣战后，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谈判也随之展开。英美双方共同成立了一个参谋长联席委员会来协调彼此的军事行动。同盟国的领导者——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一起被称为“三巨头”。
大国同盟因为相互猜疑而不稳固。然而全球性的战争正在进行，欧亚战场间的资源分配尚未达成协议，关于军事战略行动也亟待商讨。随着苏德战争的继续，英美需要决定何时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它们在相互援助方面也存在着问题，美国作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英、苏都指望美国提供武器装备、食物和金融信贷。三国政府必须就此达成协议。战争目的也需要明确。如果同盟国取得胜利，华盛顿也不会再支持大英帝国，为此英、美争吵不断。同样，英、美都不希望斯大林在东欧恣意妄为，盟国也没有就希特勒失败之后德国的去向问题展开讨论。面对如此众多的两难抉择，各国最高领导人的亲自介入和讨价还价就显得非常必要。
三巨头通过电报和大使保持联系，然而这并不能取代直接谈判的作用。问题在于，罗斯福身体残疾，频繁的、长时间的空中往返对他来说太过劳累。丘吉尔倒是一位狂热的旅行者，他于1941年8月越过大西洋，在阿根夏湾（Placentia Bay）与罗斯福会面，并于同年12月再次在华盛顿与其会面。之后，丘吉尔分别在1942年8月和1944年10月进行了更为危险的空中之旅，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这牵涉到中途要在直布罗陀海峡、开罗、德黑兰和古比雪夫的飞机场临时降落。）
斯大林疯狂地想要控制莫斯科的所有事情，他不想乘坐飞机去冒险，反对任何此类的行程，以至于在任何时候都尽可能避免此类冒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1940年曾被派往柏林。1942年5月，莫洛托夫越过波罗的海，穿过北海，飞往英国。他不相信狡诈的阿尔比恩（Albion，译者注：英格兰旧称），因此在睡觉的时候把左轮手枪放在枕头底下。斯大林自私地希望他人去冒险，他的顽固激怒了罗斯福和丘吉尔。罗斯福试图用雄伟壮观的吉萨（Ghiza）金字塔来说服苏联领导人去开罗。[1]就像罗斯福所说的，虽然美国宪法对总统在国外的时间有所限制，但他本人还是很愿意去开罗。[2]斯大林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三巨头的会面，在拒绝了开罗、巴格达和巴士拉会面的建议后，他同意在1943年11月去德黑兰参加会议。德黑兰离苏联不远，而且斯大林确信在伊朗首都的苏联大使馆可以确保他的安全，否则，斯大林会拒绝在苏联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旅行。1945年2月，在苏联南部的雅尔塔召开了三巨头第二次会议。斯大林习惯在晚上工作，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睡觉。为了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议，他不得不改变作息习惯，使自己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3]
斯大林已经为行程做好了准备。1941年，他下令装配一节特别的火车车厢，这个车厢可以保证他在旅途中继续工作。这是一个重量为83吨的重装甲车，里面的设施（书房、客厅、厕所、厨房和保镖的隔室）都秉承了他喜欢的扎实风格。车厢一点也不奢华，斯大林是一个不喜欢低俗装饰品的领导人，车厢里所有设施都是用重木材和重金属定做而成，他要求的是一个能保障正常工作的环境。很大程度上，FD3878车厢就像一个移动的克里姆林宫。[4]
早在斯大林启用他的新设施之前，苏联与西方同盟国达成的协议已经开始实施。苏联迫切需要补给，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丘吉尔就向苏联提供了援助，并派军队护送到北冰洋，但英国自己却是依靠美国的补给船。因此，对苏联政府来说，一旦希特勒向美国宣战，从罗斯福那里寻求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其实，对美国而言，如果加强苏联红军的抵抗力可以削弱德国国防军的话，那么美国的利益就和苏联的要求相一致了。美国将《租借法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苏联，贷款、军需用品和食物都按指定拨给苏联使用。转运到苏联的货物要通过北极护航行动到达摩尔曼斯克，要不就是穿越苏联与伊朗的边界到达苏联南部，因为与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战争，其他航线难以成行。即使如此，美国的吉普车、罐装猪肉、食糖和弹药依然有计划地填补了苏联自身产量上的不足。在德国潜艇的频繁袭击中，英国的船舰遭到破坏，但是斯大林认为与苏联红军为抗击德国法西斯而导致的成百上万的死亡数字相比，英国的损失根本不值一提。
另外一件使斯大林焦虑甚至非常不满的事情是，他要求西方同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缓解苏联军队的压力。斯大林抓住所有机会向美英强调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性。在反对希特勒的军事战斗的初期，美国人还轻描淡写地谈论到1942年年底或许可以开辟第二战场。丘吉尔则更为谨慎小心。在1942年8月访问莫斯科时，丘吉尔打开一张西欧地图，解释从英国进行海上登陆存在着非常大的后勤供应困难。斯大林则揶揄道：“难道英国海军就没有荣誉感吗？”[5]丘吉尔受够了苏联领导人苛刻的要求，差点要放弃进一步的讨论而返回伦敦。斯大林感觉做得太离谱，于是盛情邀请丘吉尔参加另一次欢乐的晚宴来弥补这一过失，危机随之解除。当美国方面认真评估了登陆所需的后勤补给时，罗斯福和他的顾问们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斯大林也意识到除非英美方面做好穿越英吉利海峡的准备，否则任何敦促都没有意义。
尽管斯大林在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通信中不断地指责他们，但一切都显得非常圆滑老练而不至于出现僵局。斯大林有求于罗斯福，他要指望美国人给苏联提供资金和军事上的帮助，他在1942年12月14日写道：
我确信时间没有白白浪费，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至迟会在1943年成为现实。因为总统先生和丘吉尔首相在1942年向我做出了庄严许诺……[6]
承诺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英美不会贸然行动。
英美通过拒不履行承诺以促使斯大林同意参加三巨头会议，德黑兰会议便是在此背景下得以召开。丘吉尔对他的盟军伙伴已经非常了解，而斯大林和罗斯福以前并未谋面。苏联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彼此互相欣赏，他们相处得很愉快，斯大林表现得彬彬有礼。在罗斯福的印象中，斯大林是一个可以打交道的人。斯大林和罗斯福都想看到大英帝国解体，而罗斯福也只是在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才提到这个问题。罗斯福认为斯大林是一个粗鲁但可靠的谈判者，他以深谙对付斯大林之道而引以为豪；斯大林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突然表现得很友好，而罗斯福对此则知之甚少。罗斯福在战争中期生病了，他的精力和聪明才智也在慢慢耗尽。在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尽量利用与罗斯福的友好关系，试图在他和丘吉尔之间“打进一个楔子”。他并不总是成功，但他成功地挫败了丘吉尔在东欧建立一条更加坚固的防线以对抗苏联的企图。
同时他们又必须安抚丘吉尔。在苏俄内战期间，丘吉尔曾是世界上反苏俄运动中最积极的倡导者。他宣称布尔什维克者是最丑陋的人，并扬言要把十月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斯大林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引出这件事，丘吉尔回答说：“我在干涉方面一般很活跃，希望你不要误会。”斯大林勉强挤出一丝笑意。丘吉尔却紧抓不放：“你原谅我了？”斯大林老练地回答道：“一切都已经过去了，过去的事情就交给上帝吧。”[7]
大国同盟的西方领导人与斯大林会面时，总能得到苏联的贵宾待遇。丘吉尔到莫斯科访问时，享受了一次最为奢华的欢迎仪式。1944年10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安排了一次大型宴会，宴会的桌子上摆满了食物和葡萄酒，英国官方代表团在去柴可夫斯基音乐厅前饱餐了一顿。在音乐会上，管弦乐队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和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斯大林同意晚上在英国大使馆用餐，他和丘吉尔在晚宴上相谈甚欢，为了表达他的友好，他故意从大厅穿过，让参加宴会的其他英国人能够看到他的尊荣。大使馆官员抢在斯大林酒足饭饱之前向他敬酒。为了避免喝醉，斯大林经常喝一瓶有色的伏特加酒，而其他人喝的是烈酒，他在1939年向里宾特洛甫坦诚了这个诡计。[8]但是那天晚上斯大林也喝得酩酊大醉，凌晨4点才离开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反动巢穴。[9]
在德黑兰会议上，苏联人同样好客，为三巨头在重大问题上共同商议并做出决定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下决心要防止德国再次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他们一致认为最有效的措施就是肢解德国，[10]罗斯福的一些随行人员希望强制性地使德国去工业化。德黑兰会议也讨论了东欧和中欧的边界问题。斯大林非常关心苏联的安全，诱使丘吉尔提议重新绘制欧洲地图。丘吉尔用三根火柴杆来说明这一点。显然，丘吉尔认为如果不借助于一个直观教具，他将无法使这位高加索人理解他的观点，丘吉尔想要把波兰和德国的边界向西移。[11]依照他的判断，苏联的西部边界应该是以20世纪20年代中期寇松线为准（就像安东尼·艾登指出的，它实际上和西方所知道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是一样的，莫洛托夫并没有反对）。[12]以牺牲波兰为代价，苏联领土得到极大扩张，而波兰将会在德国东部得到补偿。为保证苏联的安全，斯大林要求海港城市哥尼斯堡（Konigsberg）也应归苏联所有，对此，罗斯福和丘吉尔并未表示出异议。
为了达到目的，斯大林必须调整他的作息时间；他可以强制要求苏联所有主要的政治家和司令官像他一样熬夜工作，但显然罗斯福和丘吉尔不可能在灯光下与他谈判。在德黑兰，斯大林窃听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谈话，借助于此种优势维持他的自信，并且用这种自信来玩弄阴谋，同时又用这种隐蔽的优势来胁迫他的谈判者。贝利亚的儿子谢尔戈这样写道：[13]
斯大林临时改变了他的习惯（他经常在晚上工作，上午11点起床），上午8点接待了我和其他一些人。他为我们的会议作了精心准备，并就手边的文件提出他感兴趣的问题。他甚至会问及他们谈话时的语气等细节问题：“他讲到那里时是深信不疑还是没有一点激情？罗斯福的反应是什么？提到那件事时，他非常坚决吗？”有时他会感到很惊讶：“他们知道我们可以听见却还公开谈论此事！”有一天他甚至问我：“你在想什么？他们知道我们在偷听他们讲话吗？”
虽然西方代表团以苏联的情报机构可能在偷听他们为前提来工作，但比起斯大林为难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程度而言，斯大林遭受后两者的为难可能要少得多。
1944年10月，丘吉尔前往莫斯科，他迫切需要对欧洲的未来做进一步讨论。丘吉尔巧妙地提出这个问题：“现在很适合做交易，所以我说‘让我们在巴尔干半岛解决我们的事务吧’。”丘吉尔在一张白纸上果断地、随意地写出他的提议，他建议苏联和英美之间的势力范围应该通过计算来分配。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百分比协定”：[14]
%
罗马尼亚 90 苏联
10 其他国家
希腊 90 大不列颠（与美国一致）
10 苏联
南斯拉夫 50 - 50
匈牙利 50 - 50
保加利亚 75 苏联
25 其他国家
斯大林静静地等待着翻译，匆匆地看了一下文件，然后从青铜壶上拿起蓝色钢笔勾了一个大大的对号。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这两个人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丘吉尔打破了沉默，他说：“我们似乎在以这样一种草率的方式解决对于数百万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难道这不是一种讽刺吗？让我们烧了这个文件吧。”但是斯大林不为所动，他说：“不，你要保留它。”[15]
丘吉尔在与英国大使后来的谈话中，指出自己的建议是“卑鄙的文件”。斯大林再次考虑了文件的细节并要求加大苏联对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影响，关于这两个国家，他要求苏联占有80%的领土。经过丘吉尔的同意，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议上接受了这个修正案。[16]这个“百分比协定”就是一个神话，而且它还在不断继续。例如，斯大林和丘吉尔瓜分了他们两国之间的所有欧洲国家，同时他们的会谈也对所有有关领土和政治的决议做了预先规定，盟国接下来采纳了这些决定。其实，这个“卑鄙的文件”是为未来瓜分世界准备的一个临时性双边协议，很多问题悬而未决。它没有提到德国、波兰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战后对各国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构建，文件中也没有涉及。文件明确阐述了未来欧亚战后的秩序，但这个“百分比协定”并不会束缚住美国的手脚。毫无疑问，他们事先并未征求罗斯福的意见，因此罗斯福总统可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接受或者拒绝这个协定。然而事实上，他希望在德国失败前同苏联保持这种甜蜜关系，因此罗斯福毫无异议地欢迎这个“卑鄙的文件”。
1945年2月4日，三巨头在雅尔塔召开会议。到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是对战后的欧亚进行规划。对斯大林而言，这也是苏联当局者炫耀其精明才干的一个机会。每个代表团都住在为沙皇而建的宫殿里。对于贵族出身的丘吉尔来说，这丝毫提不起他的兴趣。丘吉尔说即使花上十年时间，也找不到一个比这儿更糟糕的地方。如此的长途旅行并没让丘吉尔这样一个旅游成癖的旅行者感到苦恼。雅尔塔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在1917年以前它是帝国高官最喜欢的度假圣地之一。斯大林喜欢从克里米亚到阿布哈兹的整个海滨——斯大林认为丘吉尔沉醉于英国人的粗俗。
雅尔塔会议所做的决定意义重大，斯大林以最大热情参与其中。对于在即将到来的欧战胜利之后加入对日本作战的承诺，斯大林要求得到回报。特别是他要求从德国获得价值200亿美元的赔款，这个要求引发了争议，但最后西方国家领导人向斯大林妥协了。更激烈的争论是对于波兰的处置。在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坚持下，未来的波兰政府将是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合政府，但是他们并没有在细节上对斯大林形成有效的约束。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想要谋取放手处理东欧和中欧事务的权力，罗斯福和他谈得很融洽，甚至会避开丘吉尔来见斯大林。作为西方同盟的伙伴，丘吉尔一方面不得不勉为其难地忍受这种情况的发生，另一方面又要最大化争取自身的利益。当斯大林要求得到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他们的北方四岛）时，为了报答在太平洋战争中苏联的参战，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被迫满足了斯大林的这一要求。斯大林和丘吉尔也接受了罗斯福在战争结束时建立联合国组织的强烈要求。就像“一战”后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对罗斯福而言，建立一个保障全球和平的组织至关重要。
西方同盟国并不是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虽然德国已经处在失败的边缘，但并没有多么明显的迹象显示出日本时日不多。此外，在欧洲的英美武装军队被告知他们要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不仅仅是《真理报》，西方的新闻出版界也忙于树立斯大林的个人形象。苏联加入对第三帝国战争伊始，英国的媒体就不再批评斯大林而是对其大加赞扬。1941年12月，在斯大林的生日宴会上，伦敦爱乐乐团（以前并不是一个亲共产主义的组织）为他演奏了协奏曲。[17]在西方国家，公众舆论更多的是对苏联红军的感激（之前也许已经发生），把斯大林当作勇敢和光荣的化身，后者稍微不太合理。西方盟国和苏联的军事对峙，在当时既存在政治上的困难，也存在军事上的问题。即便如此，他们本来可以向斯大林施加更大压力。比较而言，丘吉尔比罗斯福更坚定，但显然还是太温和。
实际上，雅尔塔会议期间三巨头最严重的意外事件并非发生在正式谈判期间。在一次午餐喝了杯酒后，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西方人把他称为“乔大叔”。[18]暴躁的苏联领导人感觉自己成为了被嘲笑的对象，他无法理解送给他的这个昵称里包含着一种非常勉强的尊重。斯大林几乎拂袖而去，经过劝说方才没有离席而去。事实上，不仅仅斯大林有昵称，丘吉尔在给美国总统的电报里署名“前海军大臣”。[19]斯大林对于挖苦丘吉尔并不感到反感。一次三巨头聚餐时，斯大林提出为了防止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盟国应该枪毙50000名德国军官和技术专家。丘吉尔熟知斯大林的血腥记录，相信他是认真地讲这番话的，因而怒气冲冲地说，他宁愿自杀也不愿“用这种丑恶的方式玷污自己和祖国的荣誉”。罗斯福试着缓和这种气氛，他说处决49000名德国军官就足够了。丘吉尔讨厌这种玩笑，愤然朝门口走去，最终被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拉了回来。他们向丘吉尔道歉，声明那只是一句玩笑话。[20]
丘吉尔依然不相信斯大林在开玩笑，但他暂时还不能考虑离开雅尔塔会议。正如前几次会议，丘吉尔像斯大林和罗斯福一样明白盟国必须团结一致，否则就会被一个个绞死。然而，当有人故意对他人进行人身侮辱时，其他人又不得出面平息事端。事实上，一个名叫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的将军，他是丘吉尔的随从，曾对斯大林恶语还击。这种情况在德黑兰会议的一次宴会上就发生过，当时斯大林指责布鲁克没有对苏联红军表示出友好和同志般的友谊。早有准备的布鲁克立刻以牙还牙地回敬斯大林，看起来在战争中“真相必须与谎言相伴随”。他继续说到，他对苏联军人具有“真正的同志关系”。斯大林默不作声，进而机敏地对丘吉尔说：“我喜欢那个人，他说得有点道理。”[21]
斯大林虽然很聪明，但他并不是一个外交天才。然而当三巨头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就有机可乘了。斯大林已经占足了便宜，但他贪婪地得寸进尺。他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想法：为了在本国和西方侵略者之间有一个缓冲地带，苏联应该征服欧洲的东半部领土。斯大林和筋疲力尽的罗斯福有着相当好的工作伙伴关系，虽然他和丘吉尔彼此互不信任，但他们觉得还可以继续坐在谈判桌旁谈判。波兰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合作关系时间过长，而且波兰流亡政府曾就斯大林的野心提出警告，但一切都是徒劳。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去世。斯大林这个不轻易流露感伤的人给华盛顿发了一份令人动容的唁电。斯大林之所以动容，与其说是由于三巨头中一位同伴的去世，倒不如说是因为某种运作良好的政治关系的解除。个人外交消除了许多自1941年以来可能破坏三方军事联盟的隐患。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大林很喜欢丘吉尔和罗斯福把他看作一个政治家，他们的几次会见也增强了他的自尊心。罗斯福的继任者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有一个“右倾”的名声，斯大林意识到未来世界事务的谈判将会更为艰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
* * *
[1] Perepiska predsedatelya Soveta Ministrov SSSR, vol. 2, p. 98. See also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p. 594.
[2] Perepiska predsedatelya Soveta Ministrov SSSR, vol. 2, p. 101.
[3] S. Beria, My Father, p. 93.
[4] The carriage now stands outside the State Home - Museum of I. V. Stalin at Gori.
[5]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p. 447.
[6] Perepiska predsedatelya Soveta Ministrov SSSR, vol. 2, p. 43.
[7]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4, p. 443.
[8] J. von Ribbentrop, Zwischen London und Moskau. p. 25.
[9] I. P. McEwan, 'Quo Vadis?', p. 113. I am grateful to Phlippa McEwan for supplying me with this memoir.
[10]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5, pp. 334 - 336.
[11] Churchill and Stalin: Document from the British Archives: Conversation of Churchill and Stalin, 28 November 1943, doc. 46, p. 3.
[12] Churchill and Stalin: Document from the British Archives: Conversation of Churchill and Stalin, 28 November 1943, doc. 46, doc. 48, p. 2 : meeting at Soviet embassy in Tehran, 1 December 1943.
[13]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93.
[14]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p. 198. The English spelling in Churchill manuscript and book was 'Roumania'.
[15]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p. 198. The English spelling in Churchill manuscript and book was 'Roumania'.
[16] Istochnik, no. 4 （1995）， p. 17.
[17] N. Lebrecht, 'Prokofiev was Stalin's Last Victim'.
[18]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p. 345.
[19]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6, p. 345.
[20]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p. 345.
[21] W. S.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vol. 6, p. 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