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斯大林，这个在“一战”期间因左胳膊有点毛病被军队拒之门外，并且又在内战和苏波战争中因指挥失误而饱受世人非议的人，指挥了苏联与纳粹德国的作战。当莫斯科的斯大林面对柏林的希特勒时，在这两个人的脑海中，这次战争不仅仅是个人的较量，同时也是两种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之间的碰撞。在指挥这场战争时，二人都不缺乏自信。
苏联的战争领导者们懂得如何操纵公众舆论。1941年6月22日，莫洛托夫代表苏联领导人发表了最初的战争动员令。当时的另一位英雄就是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伊萨克·列维坦（Isaak Levitan），他那深厚低沉的呼声代表了当时人民大众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来抵制德国入侵的意愿。7月3日，当斯大林最后决定对全体苏联公民发表广播演说时，战争已经进行了11天。为了适应战时紧急状态，他调整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下面就是他演讲的开场白：
同志们！公民们！
兄弟姐妹们！
陆海军战士们！
我的朋友们，我向你们请求！[1]
许多人已经注意到：斯大林通过向“兄弟们和姐妹们”致辞而使自己的演讲极具俄罗斯传统演说的韵味。此话千真万确。但是，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是他在演讲开始时对同志们与国民们的呼吁（至少有一个读者注意到，在“同志们！公民们！”与“兄弟姐妹们”之间有个停顿）。他也没有试着强调自己只属于俄罗斯。当列举受到德国威胁的人民时，他提到的不仅仅是俄罗斯人，还包括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兹别克、鞑靼、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苏联地区的其他自由人民。[2]
国家正积极地准备防御工事的举动令民众非常感动。作家叶卡特琳娜·玛基娜（Yekaterina Malkina）听完演讲后深受鼓舞，而她的仆人则被感动得嚎啕大哭。玛基娜这样写给她的朋友：
我忘了告诉你更多有关斯大林演讲的事情了，当我听他演讲的时候，能感觉出他非常的焦虑。他讲话停顿很久并且不断地喝很多水；你能清晰地听到他倒水与喝水的声音。他的所有举动为他的讲词增添了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就是在那一天，我跑过去签名参加了志愿军。[3]
至今，听到他讲话的那些人对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他在努力摸索着如何用一种适当的方式去交流，有时效果显著：
让我们那光荣的红军向法西斯军队交出我们的大批城镇和街区的事情怎么可能发生？难道德国法西斯军队真像他们那些自负的宣传者不断吹嘘的那样，是不可战胜的吗？
当然不是！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那些号称不可战胜的军队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将来也不可能永存。拿破仑的军队曾被视为无敌的，但最后反过来被俄罗斯、英国和德国联军击溃了。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德皇威廉的德军也一度被视为是无法战胜的，但在俄罗斯与英法联军的手中遭受几次惨败之后，最后被英法联军打败。现在希特勒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也一样。这支军队目前在欧洲大陆上还未曾遭遇过激烈的抵抗，只有在我们的地盘上它才会遭到坚决的抵抗。
这些以强硬的口吻表达出来的话语让当时的人们相信苏联将反击德国。这样，俄国人就把挑战回敬给了希特勒和他的国防军。
不幸的是，就红军面临的这支军队来看，斯大林的豪言壮语是不切实际的。他提醒国民们：如果苏联被德国国防军打败，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遭受“德国王公与贵族”奴役的命运[4]。他忽视了纳粹主义新秩序的本质。奴役他们的是第三帝国的领导者：地方长官和纳粹党卫军，而并非王公与贵族。斯大林一次也没有提到在东方已经存在的种族暴力、移动的毒气车和集中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深刻，内战的记忆使他陷入沉思。1941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的这一天，斯大林在红场上的讲话中漫谈了有关外国“干涉主义者”的一些内容。他说“外国干涉主义者”与纳粹党分子对苏联体制的威胁同等可怕。同样与事实不符的是他宣称德国正被“饥饿与贫穷”所折磨[5]。斯大林还沉浸在布尔什维克党声明中那些陈词滥调之中。由于苏联士兵和平民与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有过直接遭遇，因此他们自己亲身体会过纳粹主义那罕见而又让人极其厌恶的暴行。斯大林作为宣传者的名声往往大于他的成就。
事实上，斯大林的适应能力是有限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国会定期演讲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每周讲话与苏联的惯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斯大林总共只发表了9次长短不一的战时动员讲话。他没有为报纸写过文章。虽然他可能让其他人为他代笔过，但他拒绝用他自己的名字来发表那些不是他写的东西。一般来说，斯大林过得很封闭，缺少信息。对于那些不按照他的思路来行动的人，斯大林放弃了本来可以激励他们的机会。
《真理报》描述斯大林的时候往往带有宗教般的尊敬。他很少允许摄影师给他拍照；媒体公布的照片多是旧照，即使是这些旧照在使用时都有所保留[6]。这似乎决定把它当作苏联战争的无形象征，而不是活生生的最高统帅。斯大林的海报、半身像和旗帜画像被不断地被制作出来。还有他那出名的文章与演讲稿的小册子也在廉价出售。军队中的政委在做有关政治决策与军事战略的报告时就好像只需遵从斯大林的个人领导一样。斯大林不让把有关他活动的任何细节透露给媒体，继续以他的方式来维持领袖的公共印象。而且，斯大林始终不适应西方联盟领导人所钟情的那种频繁的社会交流。同时，他也没有指定下属为其塑造公众形象，戈培尔却为希特勒做过这种工作。就像战前一样，斯大林直接操控了有关他的一切言论。
诚然，他的性格取向在某些层面上讲具有一些优势，这种优势对统治的危害性反而降低了。许多苏联市民幻想着有这么一位英明的领导人来操纵这个国家的政治与军事系统。这也许有利于而不是阻碍战争。斯大林没法使自己满意或让公众放心。他的性格倾向就是在大型聚会与广播中发表霸气十足的讲演。如果人们经常见他的话，那么埋藏于心中的那个善良与睿智的斯大林形象可能就会消失。他的隐居使得人们信仰心中所设想的那个斯大林。他们可能一直在说服自己：一旦德军被打败，斯大林将会把战争期间的所有问题处理好。人民极力期盼获胜了的斯大林能好好整顿一下苏联松散的体制。显然，数以百万计的人错了。但是，也就是他们的过错使得他们能忍受斯大林那恐怖的政策并为胜利战斗。
在国外，斯大林隐居的作用更明显，国际社会对斯大林没有什么了解。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别说其他人，就是战前在莫斯科的外交官也不了解他[7]。各国共产党员对了解斯大林抱有浓厚的兴趣，然而他们只能通过虔诚地阅读苏联官方提供的斯大林传记来获得相关信息，而不敢越雷池半步。而诸如托洛茨基主义者这样的背叛者，虽然知道的多一些，但吵吵嚷嚷不大为人所信。即使在1939年8月《苏德协定》签订后，西方公众对斯大林的了解也没有多少增加。伦敦《旗帜晚报》的漫画家戴维·洛（David Low）画了一幅有趣的漫画。画面中斯大林和希特勒紧紧相拥的同时，背后却各藏了一把尖刀。斯大林是一副阴毒的暴君形象。然而，吸引西方评论员眼球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斯大林。这种情形直到“巴巴罗萨”行动之后才发生改变。“巴巴罗萨”行动之后，斯大林俨然变成了反纳粹国家的英雄。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人们也就不愿探究斯大林所犯的过错了。如果届时红军展开反击，西方国家将不得不支持他，而且西方国家中斯大林的那些忠实的共产主义追随者应当被视为爱国者而不是危险分子。英国的外交官与新闻记者停止了一切批评，斯大林成了他们的新偶像。
1941年12月，当美国卷入战争时，奉承谄媚之词飘扬过大西洋。在接下来的这一年中，《时代周刊》将斯大林定为年度风云人物，溢美之词流于笔端：
1942年，来自五湖四海的各高官政要们经过艰苦跋涉齐聚莫斯科。在这儿，他们揭开了斯大林身上的那层神秘外衣，将其本来的热情好客以及能在国际事务中纵横捭阖的外交能手的形象一览无余地展现给世人。出席这次宴会的有：温斯顿·丘吉尔、W·艾弗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和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kie），主人斯大林说话与喝他的伏特加一样，都是痛快利索，直来直去。[8]
社论高度概括地指出：
这个1942年的年度人物，他的名字在俄罗斯是钢铁的意思，他的少数几个英语单词）包括美国人表达方式——“强硬的家伙”。在1942年，只有约瑟夫·斯大林十分清楚俄罗斯离战胜还有多远，也只有他才知道如何能带领俄罗斯熬过难关。
这段评论在接下来的战争中为西方国家描写斯大林定下了基调。从1940年伊始，斯大林就已经赢得《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的美誉[9]。尽管在这之前他已经被誉为聪明且重实际的战略高手，但现在强调的则是他的坦率与坚定，斯大林已然被当作可以与西方打交道的政治家而受到欢迎。为了维护联盟的存在和发展，丘吉尔做了一些克制和让步。斯大林在国内受到神一样的崇拜，在资本主义世界也是如此。这种模糊和误导在西方各国同样如此。
远离公众视线之后，斯大林依旧和往常一样是个复杂的人物。他能扮演各种他认为有必要的角色，作为一个交际娴熟的伪君子，他能对一只树上的蟾蜍施魔法。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被提升的年轻一代尤其崇拜他。这当中的一个代表就是尼古拉·巴伊巴科夫（Nikolai Baibakov）。给巴伊巴科夫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斯大林的“高效与友好”。当在办公室讨论的时候，斯大林经常会来回踱步并时而向他的客人投去具有穿透性的目光。他有各种应对策略。这些客人中的某一个会被任命主持一次专家间的讨论会，但事前斯大林不会表露出任何倾向性。巴伊巴科夫还回忆到，在没有研习有用材料的前提下，斯大林绝不组织讨论。他对许多事情都了如指掌。他很少提高自己的嗓门，也几乎不向任何人大叫，甚至不会流露出兴奋[10]。
虽然巴伊巴科夫故作愉快地回顾了一段往事，然而他接下来所说的话还是让人觉得与斯大林打交道是件很可怕的事。当斯大林命他掌管高加索地区的油料设施时，曾对他明确提出[11]：
巴伊巴科夫同志，希特勒正冲向高加索。他已经说过，如果不能占领高加索，那么他将会输掉这场战争。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汽油落入敌手。记住，如果你给德军留下哪怕是一吨油，我们会毙了你。但是，如果你过早地摧毁了这些设施，让德军一无所获也让我们两手空空的话，我们也会毙了你。
这当然难以称得上是“最有效率和最友好的”命令。但是，当巴伊巴科夫回顾当时的情形时，他认为这样的残暴是时局所迫。当时，在斯大林的面前，他鼓起了勇气平静地回答道：“斯大林同志，您让我无从选择。”斯大林走到他的面前，举起手拍了拍他的前额说：“巴伊巴科夫同志选择就在这里。快去找布琼尼，与他认真协商并立刻制定出方案来。”[12]
另一件事是A·E·格洛凡诺夫（A. E. Golovanov）将军偶尔听到的。那是1941年10月，当时他在红军最高指挥部。斯大林接起了西线部队政委斯捷潘诺夫（Stepanov）的电话。斯大林的电话里装有扬声器，因此格洛凡诺夫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斯捷潘诺夫代表西线全体将领，请求斯大林允许他们把指挥部迁到波克斯洛夫（Perkhushrovo）的东边，因为这儿离前线越来越近了。正是这个请求把斯大林给激怒了，于是便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斯大林：斯捷潘诺夫同志，去检查一下看你的同志们是否有铲子？
斯捷潘诺夫：您在说什么，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问你看同志们是不是有铲子？
斯捷潘诺夫：斯大林同志，您说的是哪种铲子，是工兵们用的那种还是其他的？
斯大林：别管是哪一种。
斯捷潘诺夫：斯大林同志，他们都每人手握一把铲子了！但他们该拿它去干嘛呢？
斯大林：斯捷潘诺夫，告诉你的同志，就说他们应该拿着铲子挖好自己的墓穴。我们这儿的人将不会离开莫斯科。红军大本营也将继续驻扎在莫斯科，并且他们也不许从波克斯洛夫后退半步。[13]
斯大林并不总是使用讽刺的方法。“大清洗运动”时期他的所作所为就足以让大多数的军政要员战战兢兢。
恐惧与不可预测的气氛就像楔子一样钉在了每个人的心上，让他们对斯大林言听计从。仅有少数几个苏联领导人敢顶撞他。朱可夫与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赫然在列。斯大林甚至还威胁朱可夫，他经常激怒朱可夫。朱可夫写道，斯大林甚至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明白专业的军事将领在进行详细的军事部署时需要准备什么。在讨论中，他就像个“拳王”，本来通过很多同志式的协商会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14]，他非常武断地任命和撤换将领，往往是基于偏听偏信或恶意的建议。如果不是斯大林横插一杠，将领们的斗志会更为高昂。[15]
斯大林的其他下属都已经学会了低头待命。伊凡·科瓦廖夫（Ivan Kovalev）根据他在交通人民委员岗位上的战时经验回忆道：
当我走进克里姆林宫时，莫洛托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总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我总觉得他们在那儿碍手碍脚。
他们从不问任何问题，只是坐在那儿听，有时匆匆做些笔记。斯大林总是忙着发布指令，在电话中交谈，签字……而他们三个就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16]
斯大林来访者的日记使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三个人比其他政客见到斯大林的次数更频繁。对此，米高扬有自己的看法。他猜想斯大林之所以把莫洛托夫留在他的办公室，是因为他害怕如果把莫洛托夫丢下不管，他就可能耍诡计。[17]虽然有点夸张，但米高扬说的确实在理。斯大林不得不把其他人囊括在国家的事务当中，并迫使他们明白将要面对什么。毋庸置疑，他不管这些主要的国家领导人走进他们的人民委员会开始处理自己的事务时是多么疲惫不堪。
他不信任他手下任何一个政客和军官。即使是他喜欢的军队指挥员朱可夫也是他怀疑的对象：斯大林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博格丹·卡布罗夫（Bogdan Kobulov）给他家安装了窃听器。无独有偶，他也对老同事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做过这样的事。他的疑心简直是漫无边际。[18]在战争的一开始就判处迪米特里·巴甫洛夫（Dmitri Pavlov）死刑后，斯大林也开始对西线巴甫洛夫的继任者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表现出不满。科涅夫在阻止德军立即停止前进这一事情上的失败给了斯大林足够的理由来怀疑他的忠诚。斯大林想枪毙他。朱可夫虽不是科涅夫的朋友，但觉得科涅夫罪不当死，因此他一再地请求斯大林宽恕科涅夫。[19]这次经历让朱可夫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哪个军官的职位和生命是绝对安全的。
从1941年10月开始，斯大林就明白他离不开朱可夫。德军的坦克群已经开到莫斯科郊外，并且德国的轰炸机还在莫斯科上空呼啸。苏联的正规军匆忙迎敌。普通市民被恐惧所笼罩，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忙于抓捕这些试图逃跑者。莫斯科战役期间工厂和办公室几乎无一关闭。斯大林和朱可夫讨论如下：
斯大林：你确信我们能守住莫斯科城吗？我是在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后才向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也请求你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据实回答。
朱可夫：我们绝对能守住莫斯科。[20]
在向最高统帅保证莫斯科不会沦陷之后，朱可夫不得不排除万难来履行自己的诺言。
当给斯大林发电报和从战场上打电话的时候，朱可夫称他为“最高统帅同志”[21]。这个专有名词是典型的苏联式大杂烩。朱可夫不得不同时提到他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位军事统帅。斯大林接受并一直沿用了这一称谓，即使在紧急情况出现的时候他都避免以他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在打电话通知各条战线上的将军的时候，他很喜欢用这样的词语“苏联国防委员会和红军最高指挥部强烈要求采取所有可能的与不可能的方法”[22]。许多年之后，朱可夫对这些难以理解的细节仍然记忆犹新。
朱可夫还记得斯大林在使用假名时是多么的兴奋。在战争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们之间有了点点友情，而且斯大林也器重朱可夫（尽管斯大林仍然监视他）。他们通过协商的密码代号在电话和电报中交流，斯大林是“瓦西列夫”（Vasilev），朱可夫是“康斯坦丁诺夫”（Konstantinov）。斯大林在1917年就曾用过这个假名，而且这个假名也暗含着他对俄罗斯的自我认同感。假名只是这场战争的小把戏：德国情报机构不会那么轻易就被糊弄，尤其是这个名字斯大林以前早就用过了。当然，我们不应当如此严苛地要求斯大林。（很客观地讲，斯大林并没有高估这一称呼。）这两个人身上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因此“最高统帅同志”用昵称来宽慰自己也无可厚非。在心情愉悦的时候，就像他懂得如何恐吓他的军队下属一样，他同样懂得如何来鼓励他们。
然而，他不愿去前线视察。事实上，除了不得不去参加在德黑兰和雅尔塔的同盟国会议之外他几乎没有离开过莫斯科。当他无畏地鼓动指挥官们不要怕的时候，自己却不愿冒险。这儿有个特例，并曾在媒体中广为吹嘘。他曾在1942年去过一次前线，假装视察战役的进展程度。当他临近交战区域三四十米处的时候，明斯克——乔斯（Minsk Chaussee）的指挥官接待了他，并建议：如果您再往前走，我们就无法保证您的安全了。斯大林一定知道了他们要这么说。这次是在战争的直接行动中，他靠近前线最近的一次。他从没有见过流弹。但是，和军官们进行过多次讨论，并且在适当地表示失望后，斯大林“愤愤”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在官方的宣传当中，这次旅行意义重大。《真理报》的报道描述的则是斯大林确已到达前线并且给前线的指挥员做了许多必要的战略与策略部署。
米高扬没怎么奉承这次前线之旅。他写道：“斯大林并非是最勇敢的人。”据说斯大林与他的指挥官们谈话时会感到内急。米高扬推测那可能是极度恐惧而不是一般的消化反应。无论如何，斯大林都应身先士卒。他能询问路旁的灌木状况，但是那些即将解放德国占领区的部队的将军们无法保证后面的地雷是否清理干净。米高扬很清晰地记录下来“在那儿，最高统帅看见每一个人都赤身裸体地在柏油路上做他们自己的事。这样他就完成了‘侦察前方’的任务。于是他便径直回到莫斯科”。[23]
避免没必要的冒险是一回事，只是斯大林将此发挥得淋漓尽致罢了。但是，如果说他是懦夫就不公平了。也许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认为自己的存在是战争获得胜利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缺少了他，属下的军官和政客就无法应付时局。当然，一旦从1941年6月22日的震惊中缓和过来，斯大林并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他或因成功领导军队和政府而生或因此而死。为了这个夙愿，他做到了鞠躬尽瘁。并且朱可夫赞扬斯大林填补了自己早期对军事的无知与缺乏经验的空白。在战争期间，他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加上他有处理艰苦工作的特殊能力，在红军最高指挥部的时候，他已把自己提升到能熟知错综复杂的军事情形的水平。后来，赫鲁晓夫讽刺斯大林一直试图在他办公室里的那个小地球仪上来跟随战争的脚步。而且这种印象通过之后的证据也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当威吓他的军官以及经常给他们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要求的同时，斯大林也赢得了他们职业上的钦佩。
不仅是军事部署，就是关于社会和经济的整个民事部门的安排也尽在斯大林的掌控之中。他时刻关注着所有的资源，并且在他的小本上做详细的记录。斯大林经常强烈地要求他的属下节约手中的资源。从坦克生产到外汇储备的所有事宜，斯大林都默默地记录下来。斯大林在批准给有关机构增加物资时也表现得很吝啬。他命令其他人也采取同样的方式对待各自的部下：莫洛托夫负责坦克，米高扬负责食品供应，卡冈诺维奇负责交通，马林科夫负责飞机，沃兹涅先斯基负责军备。他的这个小本子决定了他们的命运。[24]斯大林是苏联取得战争成果的关键人物。该成果的两方面，军事和民事是保持分离状态的。斯大林不想让军官干涉政治和经济，也不想让红军最高指挥部的那些高官们介入政治；当他主持召开苏联国防委员会会议时，他可以把这两方面整合起来进行统筹。
* * *
[1] Sochineniya, vol. p. 1.
[2] Sochineniya, vol. 14, p. 5.
[3] Letter of July 1941: Zvezda, no. 2 （2003）， p. 191.
[4] Sochineniya, vol. 14, p. 6.
[5] Sochineniya, vol. 14, p. 34.
[6] J.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p. 160.
[7] D. C. Watt, How War Came, pp. 224 - 233.
[8] The Times A January 1940.
[9] The Times, 1 January 1943.
[10] N. K. Baibakov, Ot Stalina do Yel'tsina, pp. 43 - 48.
[11] N. K. Baibakov, Ot Stalina do Yel'tsina, p. 64.
[12] N. K. Baibakov, Ot Stalina do Yel'tsina, pp. 43 - 48.
[13] Testimony of A. E. Golovanov in G. A. Kumanev（ed）， Ryadom so Stalinym, pp. 272 - 273.
[14]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59.
[15]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p. 113 and 115.
[16]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 111;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266.
[17] A. Mikoyan, Tak bylo, p. 463.
[18] P. A Sudoplatov and A.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 p. 328.
[19]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266.
[20]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244.
[21]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270.
[22]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p. 134.
[23] A. Mikoyan, Tak bylo, p. 563.
[24] G, A. Kumanev, 'Dve besedy s L. M. Kaganovichem', Novaya i noveishayaistoriya, no. 2 （1999）， p. 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