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苏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这使得人们看到了战胜德国国防军的希望，虽然把握并不是很大。希特勒的东线部队装备精良，对战争进程起着决定性作用。德军依然围困列宁格勒，列宁格勒遭受到德军的持续轰炸。这样，冰上通道将成为列宁格勒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此时，莫斯科依旧处于危险之中。对苏联而言，任何战略失误或军民士气哪怕有一点点失落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红军试图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一鼓作气，取得对德战争的完全胜利。斯大林越来越愿意在大本营听取建议。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为了实施策划好的“堡垒行动”（Operation Citadel），纳粹德国曼斯坦因元帅匆匆整编了国防军各师。国防军从乌克兰向东推进，目的是消灭俄乌边境库尔斯克附近南线的突出部红军。曼斯坦因计划采取迅速行动，但是希特勒却阻止他发起进攻和奇袭夺取红军大本营。希特勒明白，每次行动前的精心准备是至关重要的。他无意中给了红军思考和行动的时间。这应该正中红军大本营的下怀。不幸的是斯大林的谨慎是间歇性的，抓住每个机会反击是他的本能。当获悉国防军正在踌躇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命令大本营立即组织大规模的进攻。
朱可夫元帅不同意上述方案。他在给大本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目前最好的选择是进行纵深防御，因为残酷但可靠的损耗比更残酷且冒险的进攻来得好，朱可夫元帅同时预言库尔斯克将是苏德战争的决定性战场。[1]4月12日，红军大本营召开会议，斯大林极不情愿地给朱可夫元帅的建议让路，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阿列克谢·安东诺夫（Alexei Antonov）中将支持朱可夫的建议。[2]当希特勒最精锐的50个师进入朱可夫预计的进攻位置时，德国人的目的很快就清楚了。虽然，斯大林在5月份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对德国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但是，朱可夫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及安东诺夫中将坚持朱可夫元帅的方案，最终得到了红军大本营的支持。[3]斯大林最终被说服并且命令朱可夫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亲自指挥这场战役。7月4日，朱可夫元帅清楚地知道德军的攻击即将展开。于是，朱可夫元帅命令罗科索夫斯基大将实施既定计划。在未经预先商讨的情况下，朱可夫元帅将这一计划通知了斯大林。朱可夫元帅自主地完成了这次战略抉择，侥幸地逃脱了自作主张可能带来的惩罚。最终，他的作战方案取得了成功。斯大林在收到作战计划时并未表现出他惯有的敌意，只是说：“我在大本营静候佳音。”[4]
战斗于第二天凌晨打响，朱可夫元帅紧张地应对德军制造的各种突发情况。这时，斯大林不时打电话过来问：“怎么样了？”“他们开始进攻了？”对此，朱可夫元帅只是简单地回答到：“进攻业已开始！”[5]现在斯大林能做的只有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和默默等待，苏联的命运这时已经交付红军之手。斯大林在莫斯科做的任何事都不会影响到战争结果。
战争开始后的两天时间里，德军的坦克铺天盖地而来，但红军顶住了德军的进攻。朱可夫元帅和曼施坦因元帅之间展开了反复的斗智斗勇。朱可夫元帅的无情打击战术十分奏效，他不是在坦克兵进攻之前先对敌人进行炮火打击，而是让两个兵种同时并举打击敌人。红军伤亡惨重，德军的损失比较起来虽然稍轻，但他们的人员和装备却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朱可夫元帅估计苏联红军占有40%的兵源优势，90%的装备优势，20%的坦克及40%的飞机优势。[6]虽然，这对他来说有点资源浪费，但他已经预计到德军除非能够速胜，否则他们将面临着毁灭性的后果。根据红军精心制订的作战计划来看，红军的反攻将从布良斯克（Bryansk）前线和西线同时展开，德军将被迫后撤。斯大林迫不及待地下达了一系列加强进攻的命令。但通常情况下，命令到朱可夫元帅这儿就变成部队休整以恢复元气和完成战略重组。这样斯大林和朱可夫元帅之间的争吵越来越激烈，斯大林甚至对其进行了大肆谩骂。[7]但是，朱可夫元帅意志坚定，尤其是坚信胜利的天平在苏军一方。8月，当他将最终的胜利报告打给大本营时，朱可夫元帅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时刻。
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失利。但红军也未取得传统意义上的胜利，因为德军的撤退是有计划和有秩序的。这样，苏军没有取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但希特勒连续的战略失误使其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德军步步西撤。红军士气高昂而德军却士气低落；红军可以从农民中得到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而德军及其盟友的兵源却正在枯竭。苏联工厂的生产能力已达到顶峰，且工业能力增长速度高于德国。斯大林及其大本营认为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的失败标志着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开始走向瓦解。
苏军将领们觉得斯大林对库尔斯克战役胜利的贡献不如他们。然而，这一判断只是就军事维度而言，他们很少意识到斯大林在其他方面为战争的胜利所做的努力。红军大本营只是负责军事政策，它与外交政策、政治组织、社会文化政策及经济动员等毫无关系，斯大林介入了这些领域且影响深刻。在1941—1942年期间，斯大林早已进行了多方面调整，他认为这对苏联国家利益而言是必要的。战争初期大片领土的丧失，使得乌克兰的小麦、土豆及甜菜已落入德国人之手，这意味着粮食供应上的灾难。虽然没有公布明确的指令，但苏联政府事实上放松了对农业黑市的管制。像列宁格勒那样处于围困之中的城市例外，在那些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会惩罚任何在街上交易之人。但是，市场经济在更大范围内已经悄悄进入了苏联社会。因为共产党和市政府允许农民大量出售粮食，以此作为缓解城市中营养不良现象的办法。[8]那个在20世纪30年代出台禁止贸易法案的斯大林，此时对黑市贸易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斯大林还明白需要适当放松对文化的管制。政府鼓励许多对当局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进行创造性劳动，其中的著名人物包括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和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阿赫玛托娃曾与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Gumilev）结婚，1921年古米廖夫以反苏激进分子的罪名被杀。她的儿子列夫（Lev）仍被囚禁在监狱里。她自己的作品虽然多年未被出版，仍有很多人记得她。斯大林有意让其作品在广播里和音乐会上传播，但是这种允许是有区别的。斯大林允许传播那些歌颂俄罗斯人民伟大功绩的诗。肖斯塔科维奇在战前已经从其麻烦中吸取了教训且只谱曲不写词。他因为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交响曲）而声名远播，当时他的工作是守夜人，这部作品在1942年首演时即得到观众的认可。
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简装版在前线非常受欢迎。斯大林作为作家进入苏联文学的圣殿，军队各级党组织已将斯大林写的小册子分发到了各部队之中。但事实上他的作品并未在士兵中受到追捧。当局当然知道情况，也没有要求将斯大林的全部作品放在宣传活动的核心。
斯大林决定不再把《国际歌》作为苏联的国歌了，他通过竞争方式为苏联选了一部新国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夫（Alesander Alesandrov）的作品因其震撼人心的旋律而一举胜出。其词作者为谢尔盖·米哈尔科夫（Sergei Mikhalkov）和加布里埃尔·艾尔——雷吉斯坦（Garold El - Registan），他们都是苏联官方宣传中的有效武器。歌词的第一节如下：
伟大的俄罗斯，牢不可破的联盟。
独立的共和国，自由结合成。
各民族意志建立的苏联
统一而强大，万年万万年。[9]
第二节的歌词与献身于十月革命的爱国主义情怀息息相关：
自由的阳光，照耀着我们。
伟大的列宁，指明了前程。
斯大林教导，要忠于人民。
并激励我们，要建立功勋。
国歌在战时引起了人民的共鸣，不能因为歌词中包含有许多对斯大林的赞颂，而称其为文化上的“退却”。但它确实表明当局明白《国际歌》歌颂的世界主义很难激励起俄罗斯人为祖国而战的激情。
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政策调整，就是斯大林对俄罗斯东正教的决定。到1939年为止，整个苏联仅仅只有大约100处对信徒开放的礼拜堂。[10]苏联时期根本就没有修道院，成千上万的牧师都在内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大清洗时期被杀害。但是人们仍然信仰上帝。1937年苏联进行人口普查时，大约有55%的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无神论者，反而宣称自己是一名教徒——由此可见，教徒的真正比例应该更大。
曾在梯弗里斯正教中学接受教育的斯大林非常赞赏代理大牧首谢尔盖的爱国主义立场。斯大林也对教会为武器生产募捐感到高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Dmitri Donskoi）的坦克专项资金便来源于此。俄罗斯正教使其信众为军事目的服务的做法使斯大林非常满意。教堂得以重新开放，人们可以进行祈祷。1943年9月，斯大林通过在克里姆林宫召见代理大牧首谢尔盖的方式正式确认他的地位。谢尔盖到达克里姆林宫时忐忑不安地思忖着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却惊奇地发现斯大林居然亲自迎候他们一行。[11]斯大林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好像苏维埃政府与俄罗斯正教之间未曾有任何冲突。他很高兴地询问谢尔盖随行的牧师为什么那么少。代理大牧首想回答：“如果不是你几十年来的任意逮捕与屠杀，我本可以很容易地召集到更多的神职人员。”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气氛变得十分轻松和融洽，因为斯大林建议苏维埃政府停止宗教迫害政策并且恢复信仰自由。但作为回报，教会必须认同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与此同时，不再指责苏维埃政府的内外政策。[12]
斯大林没有公开双方妥协的具体时间，他甚至不允许《真理报》向社会公布这一消息。这仅仅是一个口头协定。然而，很多人猜测到外交政策的考量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很快，斯大林即将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德黑兰召开会议。大量证据表明反宗教的迫害活动的明显减少，可能是斯大林对西方盟国进行勒索的筹码。[13]
如果斯大林能够同时减少对其他基督教派，尤其是对那些与西方有联系的教会进行有组织的迫害，那么在与西方会谈中他会获利更多。但斯大林公开给予俄罗斯东正教特权。对此，我们的解释是这可能与其对苏联统治秩序的计划有关。他与代理大牧首的会面发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后不久，红军即将展开收复西部领土的军事行动。希特勒允许包括乌克兰自治教会在内的所有基督教派在德国的占领下活动。宗教信仰自由一再被证明难以一时禁止。在恢复俄罗斯正教部分自治的同时，斯大林还归还了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苏维埃政府没收的教产。随着红军开进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当地教会的教产随之就变成俄罗斯东正教的财产。很明显，斯大林认为如果由在1943年9月的宗教会议当选的谢尔盖大牧首统一管理教徒，那么他就可以更加容易地控制教会。斯大林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他任命卡尔波夫（G. Karpov）为监督俄罗斯东正教的政府委员，想从中渔利。
斯大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在1941年早些时候，斯大林就有解散共产国际的意向。斯大林通过季米特洛夫在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之后宣布解散共产国际。1943年5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大会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都服从了斯大林的命令。[14]斯大林宣布，他自己和列宁一样犯了以莫斯科为中心控制全世界共产党人的错误，以至于各国共产党被他们的敌人污蔑为克里姆林宫的傀儡。斯大林希望各国共产党能够成为独立的政党，取消克里姆林宫的遥控。[15]
斯大林的虚伪尽人皆知，无需强调，他丝毫没有放松对各国共产党控制的意图。虽然斯大林表面上使各国共产党有了自主权，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对各国共产党实行短线控制。原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现在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国际部主任。他负责保密工作，本质上其工作职责并未发生变化。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季米特洛夫一直都是斯大林的主要谋士且服从斯大林的领导。即使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情况依然如故。这样我们就可以心领神会斯大林做出这一惊人决定的原因。在当时，这是一种投机行为，随后他一直在努力打消西方盟国对他的意图的怀疑。但这并不是斯大林的主要动机。斯大林需要取得盟国信任的时期已经过去，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命悬一线。当时，德国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然而，斯大林在这两年时间里却毫无作为。他只好一直等待机会，直到红军开始出现胜利的可能。
选择这个时间点不是偶然的。这时，斯大林和他的智囊团已经在安排战后欧洲秩序了。驻英大使伊凡·麦斯基（Ivan Maiski）和驻美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分别到伦敦和华盛顿说明苏联对战后欧洲的安排。季米特洛夫和莫洛托夫也参与此行。他们都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在西部边界最大限度地保证苏联的安全并扩大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势力。秘密的共产主义组织在苏德战争初期已经不复存在。在苏联处于战争防御阶段时，共产国际下属的各国共产党的任何破坏希特勒“欧洲新秩序”的行为都受到鼓励。斯大林想要在中东欧地区扶植共产党势力。这些地区的共产党势力本身十分脆弱，斯大林1938年对波兰共产党的屠杀更加恶化了这一形势。红军信誓旦旦要收复苏联的西部领土——即恢复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署之前的苏联版图。实际上，苏联意欲占领德国以东的诸多国家，斯大林知道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被当作莫斯科的代理人。它们必须假装不是莫斯科的傀儡，这对它们自己和斯大林都很重要。共产国际的解散便是这种伪装的必要前提。
这意味着各国共产党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不仅是国际主义者而且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斯大林使侨居在莫斯科或者通过各种方式与苏联保持联系的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充分理解这一点。各国共产党需要充分利用各自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英雄、各种象征物、诗篇及歌曲来宣传自己。斯大林认为这样做可以加强各国共产党的本土化形象。苏联境内的俄罗斯人已经进行了这样的工作。同样的工作也即将在红军占领的地方展开。共产主义运动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运动，也不仅仅是一个俄罗斯运动。根据斯大林的理解，共产主义运动可以具有民族多样性。[16]
这只是一种掩饰军事占领的让步。在1943年下半年，外交政策的其他变化也半公开、半秘密地开展，其中包括对马列主义的重新架构。大俄罗斯主义远未被消除；旧俄罗斯的伟大先辈们依然为苏联社会所接受：伊凡雷帝、彼得大帝、苏沃洛夫、罗曼诺索夫、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但还是有一些禁区人们“不敢越雷池一步”。随着战争接近尾声，苏联开始强调其苏维埃特征：爱国主义是一个比世界主义更为崇高的价值取向；苏联各民族之间“兄弟般的友谊”牢不可破。世界主义变成了一个肮脏的词汇，任何对西方文化和社会表示钦佩的迹象都会受到严厉的惩治；任何根据《租借法案》由美国用吉普车、炸弹及其他军事装备装备起来的苏联军队都成了斯大林怀疑的对象；任何高质量的外国产品的流入都会对苏联政府的自吹自擂产生毁灭性破坏。1942年，“赞扬美国技术罪”被写入苏联法律。甚至有人仅仅因为表达了一下对吉普车的欣赏，就被投入到了古拉格集中营。[17]当红军和西方盟国军队一道粉碎纳粹德国抵抗的希望即将成真时，斯大林的目标是控制苏联人使其免受外来思想的影响。
斯大林想尽办法提升红军在中东欧地区的形象。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在这一地区推行泛斯拉夫主义。即，凡是斯拉夫人无论民族、政治及文化都具有很多共同点的思想。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都曾利用这种思想扩大俄罗斯帝国对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影响。斯大林想借反希特勒的契机形成一个致力于斯拉夫的统一的集团[18]。他利用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叶甫根尼·塔尔列去兜售泛斯拉夫主义。对斯大林而言，苏联——不像俄罗斯帝国——正在一个特殊的基础上推行泛斯拉夫主义（他自己更愿意称之为斯拉夫崇拜）：“我们，新的斯拉夫派的列宁主义者——斯拉夫派的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者——不是为了斯拉夫民族的统一而是为了斯拉夫民族的联合。”斯大林认为，如果斯拉夫民族想解决自己不受日耳曼民族的欺压的老问题，那么斯拉夫民族的联合将至关重要。
斯大林的意图很明显：如果苏联能够得到中东欧各国人民的支持而不仅仅是这个地区各国共产党的支持，那么苏联对欧洲东半部分的占领将会很轻松。罗曼诺夫王朝的最后两位君主就是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同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保持亲密的外交关系。现在，斯大林也开始推行同样的政策。但是泛斯拉夫主义包含有害的缺陷，只要他打出这张牌，马上就会产生消极影响。不是所有的斯拉夫人都信仰东正教或者都对俄罗斯有一种传统的亲近感，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和捷克人就与俄罗斯对抗了几个世纪。而且，在中东欧地区，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是斯拉夫族。泛斯拉夫主义对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及日耳曼人来说是一种十足的威胁。（这种政策也不适合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毕竟它们无论如何都要被苏联再次兼并。）在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顽固地推行泛斯拉夫主义政策，这并非明智之举。斯大林进行的战时政策调整不是都取得了成功。这也表明在战争结束之前斯大林已经着手争取和平的运动，斯大林对于未来任务的艰巨性有清醒的认识。
根据苏联对外政策的演变，我们可以证明斯大林推行泛斯拉夫主义的政策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官方的宣传中，祖国的概念十分突出。反世界主义的粗鄙论调在不断增长，[19]苏联作家联盟主席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就曾严厉斥责“毫无根据的世界主义”。[20]斯大林对此没有公开表态。但是，法捷耶夫煽动性的论点不容置疑地被确定为党的路线。事实证明这股沙文主义的逆流，正是斯大林所支持的并且是其煽动起来的。当然，尤其是苏联犹太人面临着从事世界主义活动的指控。斯大林正在耍弄反犹主义这一最卑鄙的统治手段。
对于那些想要弄明白斯大林和苏联政治的人而言，以下情况尤其值得关注。苏联的战时政治生活从来都是不平等的。1945年情况也未发生任何变化。当然，斯大林在战时做了许多让步，但它们中的许多措施，尤其是东正教和共产国际的政策确实增加而不是减轻了国家的压力。当不得不妥协时，斯大林会妥协，但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进行反扑。他的行为方式对于他周围的人而言是神秘莫测的！对他们而言，斯大林对待军事谏言的态度和他的国家宗教文化政策与过去相比，明显开明了许多。他们期望的某些改革发生了并且他们希望此种改革能持续到战后，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在1943年甚至更早的时候，已经有许多迹象表明斯大林在战时的让步仅仅是策略性的。那些熟悉斯大林的人尤其是那些国防委员会的成员们注意到根本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老板想要进行改革。他们明白近期斯大林对国家的松绑是暂时的。事实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然而，苏联的其他公民，或者至少说是那些认为斯大林是伟人的公民，仍被蒙在鼓里，战争使他们没有时间进行反思。他们战斗着、工作着并且与饥饿斗争着。他们欢迎松绑，但他们认为做得还不够，还需要继续松绑。事实上，成千上万摆脱了斯大林控制的俄罗斯战俘都相当仇视斯大林并且他们志愿在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中将的领导下去帮助德国人击败斯大林。但是，被德军俘虏的绝大多数战俘还是拒绝与德军合作。[21]像苏联其他公民一样，他们殷切期望苏联在战后可以进行一次大变革。一旦纳粹德国被击败，那么人们在反纳粹战争中所忍受的斯大林的严酷政策就显得不必要和不可容忍。
苏联人在自欺欺人。斯大林是为了战胜德国才做出这点仅有的让步。苏联基本的社会秩序仍旧未变，因为在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实施不久，斯大林就命令内务人民委员部要毫不留情地严厉惩处那些战场上的“懦夫”及田间的“懒汉”，人民稍有差池便会引来祸事。国家计划委员会把所有的物资都送到了前线，留给人民的生活资料几乎难以填饱肚皮。中央对地方进行垂直控制，中央和地方的行政领导关系使得克里姆林宫发出的每一道法令在地方都可以得到坚决执行。一党专政最终经受住了考验，并且在一党制下，权力很容易达到最大化，尤其是当这个党担负起协调红军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这一任务时，起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共产党还可以利用其宣传机器来鼓舞士兵和民众的士气。然而，苏联仍是一个可怕的警察国家，并且其高压政治的基本结构并未松动。知情者对斯大林不抱任何希望。斯大林已经非常习惯于恐怖统治，因而一旦和平恢复，他必然会重走老路。
* * *
[1]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14.
[2]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23.
[3]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32.
[4]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45.
[5]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46.
[6]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61.
[7]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3, p. 59.
[8] W. Moskoff. The Bread of Affliction.
[9] Official military postcard, 6 January 1944.
[10] V. Tsypin, Istoriya Russkoi pravoslavnoi tserkvi, 1917 - 1990, pp. 104 and 106.
[11] D. Pospielovsky,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under the Soviet Regime, p. 111.
[12] V. A. Alekseev, "Neozhidannyi dialog", Agitator, no. 6 （1989）， pp. 41 - 44.
[13] V. A. Alekseev, Illyuzii I dogma, pp. 336 - 337.
[14]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1934 - 1945）， pp. 615 and 617.
[15]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1934 - 1945）， p. 618.
[16] M. Mevius, Agents of Moscow, chapter 3.
[17] J. Rossi, Spravochnik po Gulagu, part I, p. 40.
[18] P. J. S. Duncan, Russian Mssianism, p. 59.
[19] 'Proidēt, desyatok let, I eti vetrechi ne cosstanovish' uzhe v pamyati. Dnevnikovye zapisi V. A. Malysheva', pp. 127 - 128. See also Dimitrvo, Diaria. Gli anni di Masca （1934 - 1945）， p. 802.
[20] A. V. Fateev, Obraz vraga v Sovetskoi propaganda, 1945 - 1954 gg, p. 23. Fadeev' s article appeared in Pod znamenem marksizma, no. II （1943）。
[21] C. Andreyev, Vlasov and the Russian Liberation Movement. Soviet Realities and émigré The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