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2日黎明前，德军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启动了“巴巴罗萨”行动。世界历史上最经典的陆军联合闪击战就此拉开帷幕，斯大林此时正躺在乡间官邸孔策沃别墅的床上，综合分析最近频频上演的外交危机，斯大林坚持认为情报部门所预测的德国入侵仅仅是挑衅行为。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以及总参谋长朱可夫均认为他判断失误，所以他们连夜商讨对策。凌晨3点30分他们收到一份关于苏德边境出现猛烈炮轰的报告，他们意识到战争已经开始。铁木辛哥要求朱可夫电话通知身在孔策沃的斯大林，朱可夫顺从地要求斯大林的卫队长弗拉辛哥（Vlasik）叫醒领袖。[1]
如同小学生拒绝承认简单的算术结果一样，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伴着沉重的呼吸声，他告诉朱可夫目前不应进行反击。[2]德国此前从未遇到如此温顺的敌人。斯大林给朱可夫唯一的交代就是从床上起来并且乘坐轿车返回莫斯科，随后他会见了朱可夫、铁木辛哥，以及莫洛托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列弗·梅利斯（Lev Mekhlis）。[3]（梅利斯是党部官员，在“大清洗”时期为斯大林完成了诸多任务。）面色苍白、神情困惑的斯大林与他们同坐在一张桌子前，抓着一只空烟斗释放压力。[4]他不能接受自己对希特勒的误判，并低声抱怨敌人的突袭肯定是源自纳粹内部的阴谋。德国确实需要一个阴谋！当铁木辛哥对此表示异议时，斯大林重申：“如果德军认为有必要开展挑衅进攻，德国的将领也许会轰炸德国本土的城市。”但荒唐的是，斯大林一直试图说服自己情况是可以扭转的，并坚称：“希特勒肯定对此事并不知情。”斯大林命令莫洛托夫联系舒伦伯格（Schulenbug）大使澄清这一情况，这是他试图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然而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事实上，舒伦伯格已经要求在克里姆林宫会见莫洛托夫。与此同时，铁木辛哥与朱可夫继续恳求斯大林同意组织武装力量进行抵抗。[5]
舒伦伯格曾经试图阻止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今天却带来了明确的军事信息。莫洛托夫向斯大林汇报：“德国政府已经向我们宣战。”斯大林萎靡地跌坐在椅子上，随后陷入沉默之中。还是朱可夫打破了沉默，他建议立即采取措施以阻止敌人的攻势。铁木辛哥纠正说：“不仅仅是阻止敌人进攻而是最终彻底击溃敌人。”即使这样，斯大林仍继续要求苏联红军不得侵犯德国领土。在上午7点15分，斯大林发出第二号指令。[6]
德军如蝗虫般地涌到苏联西部边境。斯大林比任何人更急切地抱有苏联红军把德军迅速打退至布格河的希望。然而，20世纪规模空前的军事灾难降临了，此时的斯大林还未从如此巨大的打击中缓过神来。他显得狂乱不安，也并不能集中精力于重要的事情上。从国防人民委员部返回的铁木辛哥试图与斯大林商议国事，但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见面。即使在如此紧要的关头，第一位的依然是政治，斯大林坚持认为应该首先召开政治局会议。铁木辛哥最终于早晨9点获许递交了关于成立最高统帅部的计划，同时政治局委派莫洛托夫在中午进行电台演讲。[7]尽管如此，斯大林依然感到不知所措，本来他完全可以亲自发表讲话。但是震惊与窘境击败了他，斯大林决定承担重任。同时，他也深知莫洛托夫的讲话效果不会太差。斯大林并没有在表达对德国进攻的愤怒上浪费过多时间，东部地区的战争已经开始，而他和苏联必须获得胜利。
斯大林是如何被愚弄的呢？几周以来，德国从欧洲各个地区调遣了数十个师的兵力聚集在布格河西岸，同时德国空军派遣侦察机分遣队盘旋于苏联的城市上空，军事情报部门向斯大林汇报了发生的一切。5—6月份，斯大林连续接到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的采取措施以防止德国空中打击的要求。身在德国的苏联情报工作人员理查德·佐尔格和苏联驻日本大使均已提出了警告，温斯顿·丘吉尔也致电警告斯大林，在德国的苏联间谍汇报了德国为军事打击苏联所作的战略部署，甚至中国共产党也提醒莫斯科要警惕德国的军事意图。[8]
然而斯大林一意孤行，对于这些警告置之不理，他只相信自己，这样酿成大错也在情理之中。即使存在可以缓和苏德关系的条件，但斯大林相信同德国的战争终究会发生。同各地的军事评论家一样，斯大林也为希特勒如此轻易地攻占了法国而感到震惊。纳粹在西线取得的胜利很可能导致希特勒开始谋划下一步对东部地区，特别是对苏联的作战计划，但是斯大林有理由相信德国不会在1941年冒险进攻苏联。虽然法国因迅速战败而蒙羞，但德国并没有给予英国致命一击。同时巴尔干、南斯拉夫等地对入侵的德军的反抗也消耗了本该被派遣执行“巴巴罗萨”计划的德国武装力量。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斯大林固执地认为至多到夏初，德国才会对苏联展开大规模进攻。拿破仑在1812年的命运显示出如果要击败俄国，就要尽可能避免冬季作战。甚至到1941年6月中旬时，他认为德军入侵的威胁似乎消失了。
一些情报部门否认德国入侵是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些报告也误导了斯大林的判断。[9]纷繁杂乱的情报混淆了斯大林的视听，而正常处理情报的渠道在苏联已不复存在。[10]而他坚持他是情报是否真实的唯一仲裁者，这使得事情更糟糕，斯大林仅仅靠个人直觉与个人经验来处理情报。不但他的政治同僚，甚至像铁木辛哥、朱可夫这样的高层将领都无从获悉来自大使馆与情报部门的情报。[11]德国利用了这一形势并且散布虚假情报，进而使斯大林相信军事进攻并非是箭在弦上。因此在1941年上半年，斯大林制定并实施两手准备：一方面，谨慎地审视与德国所签条约的各个条款；另一方面告诉苏联的政治与军事精英，一旦德国开始进攻，苏联将会以惊人的速度予以还击。他是在拿他的国家进行豪赌。即使出现了多处征兆，他仍然不与任何人商讨，相信自己有能力参透希特勒的战略意图。
“巴巴罗萨”军事行动震动了斯大林，但是一贯维护斯大林声誉的莫洛托夫声称斯大林并没有被压力击垮：
这不能说明他完全崩溃了，他只是隐忍不发。斯大林的确在承受压力，但他没有一丝的表露。斯大林确确实实遇到了极为严峻的困难，如果说他没有煎熬的感觉，那是极端愚蠢的。但是将斯大林描述为身负重重悔意的罪人，却严重地歪曲了事实，而且是极其荒谬的。他总是夜以继日地持续工作；他甚至没时间去崩溃，没时间丟掉演讲的天分。[12]
斯大林的来宾留言簿也证明斯大林并没有在逆境中沉沦。[13]朱可夫也证实了斯大林迅速地从低谷中得以恢复，次日他就恢复了原有的状态。几天后，他跟以往一样精神抖擞，斯大林坚强的意志帮助他挺过了这一关，他别无选择。无论是对共产党还是对苏联而言，如果不能有力地击退德军的进攻，结果将是致命的。十月革命的成果也许就此灰飞烟灭，而苏联将会遭受到德国的奴役。
6月23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不停地工作。从凌晨3点20分开始的15个小时内，他不断地与最高统帅部的成员进行磋商。至关重要的是制定核心军事计划，这次他同意和下属分工合作，当然他依然自以为是。下午6点25分，他要求主要官员和指挥官向他口头报告相关计划的进展状况，莫洛托夫一直陪在他的身边。斯大林正在为发出进一步指令而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据记载，直至次日凌晨1点25分来访者一直络绎不绝。[14]
最高统帅部或称大本营——这是尼古拉二世在“一战”中所使用的术语——于6月23日成立。斯大林最初拒绝成为它的领导。尽管战争形势极端严峻，而他并不急于承认自己是指挥作战的首脑。因此由铁木辛哥作为大本营的主席来领导由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朱可夫和库兹涅佐夫所组成的统帅部大本营。其他成员试图劝说斯大林担任最高统帅，尽管实质上他的行为似乎证明他已接受了这一领导位置，但他还是拒绝了。斯大林敲定了大本营的人选。[15]值得注意的是，他坚持认为政治要员必须加入大本营。实际上，莫洛托夫甚至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这些要人都缺乏操控当代战争部队的专业知识。
这样铁木辛哥、朱可夫以及库兹涅佐夫在人数上已经不占优势。尽管斯大林前段时间犯下重大的军事错误，他仍然坚持军方做出任何重大决定都必须有政治人员的参与。斯大林命令所有高级将领到他的办公室，以便询问莫斯科西部的战事并且下达各种指示。显然，他的最高统治权不容置疑。
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工作到6月29日清晨，此时个个都是精疲力竭。莫洛托夫、米高扬和贝利亚最后才离开斯大林的办公室。（国家安全总局局长梅尔库洛夫在几分钟前已经离开。）[16]此时斯大林开始表现得十分神秘，两天前质询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场景就令人难以理解。当铁木辛哥与朱可夫向他展示作战地图时，他被红军的溃败情形震惊了。6月21日“巴巴罗萨”军事行动使他承受着沉重的压力。政治局成员、国防人民委员部和大本营并不清楚，斯大林在此之前究竟经历了怎样的震惊。因为当各地的电话接二连三地被接进孔策沃官邸时，其侍从武官声称并不知道斯大林身在何地。事实上，他就躲在别墅之内。指挥官与斯大林的同志们只好尽力与德军作战，而别墅之外没有人知道他是生是死。
德军先遣部队迅速越过苏联国境。习惯于接受斯大林的随心所欲，他的政治和军事下属们只好若无其事地工作。但是他们却担心因为未在展开行动前向他汇报，而会承担责任。局势瞬息万变，多年来斯大林对政策的首肯已经成为必备的程序，而总参谋部也总是依照他的决策部署关键事务。斯大林突然消失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性之一，就是他的信心已经降至最低以至于他不能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他有足够的理由对自己最近的表现感到悲观。另一个可能性是斯大林在试图提醒其下属，尽管他此前很糟糕，他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领袖。斯大林是伊凡雷帝书籍的狂热读者，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自己就是伊凡雷帝。据记载，沙皇伊凡四世一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而进入修道院，其目的就是诱使特权贵族以及主教重视沙皇永久统治的必要性，几天之后代表团公开请求伊凡四世重返克里姆林宫执政。斯大林也许正在策划相同的情节。
由于斯大林对此事一直保持缄默，因而真实情况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是斯大林的下属最终还是鼓足勇气，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尼古拉·沃兹涅先斯基（Nibolai Voznesenski）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内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当时他正在与米高扬讨论事务，这时他们接到莫洛托夫的电话，要求他们迅速来见。他们到时，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以及贝利亚已经先期到达，贝利亚建议成立苏联国防委员会，米高扬与沃兹涅先斯基均对此表示同意。成立国防委员会的目的是集中党和政府的权威来抗击德国，他们建议由斯大林担任最高领导。这是多年来推行斯大林的下属首次在未经斯大林首肯的情况下自主完成的决策部署。
征得斯大林对于成立国防委员会的同意才是真正的难题，他们决定到孔策沃官邸直接向他提出建议。当莫洛托夫提出斯大林最近的萎靡不振的问题时，沃兹涅先斯基的一席话使他更加坚定，“维亚切斯拉夫，你走在前面，我们紧随其后。”米高扬解释这不只是旅行计划。沃兹涅先斯基表示斯大林倘若不能重整旗鼓，莫洛托夫便可以取而代之。到达别墅之后，他们发现斯大林正躺在扶手椅上。眼光中充满陌生和警惕，迥异于往日所见的领袖模样。他低声说道：“你们怎么来了？”米高扬认为斯大林怀疑他们是来逮捕他的，随后莫洛托夫代表众人解释此行正是筹建国防委员会的需要。而斯大林的疑虑并未消除，询问道：“谁来领导？”莫洛托夫称“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听后表现得很惊讶，随后便简单地说了一句：“好。”坚冰瞬间融化了。贝利亚提议四位政治局委员应加入国防委员会，他们分别是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以及贝利亚本人。斯大林恢复了自信，并且希望米高扬与沃兹涅先斯基也加入。[17]
贝利亚不认为米高扬与沃兹涅先斯基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不可或缺的人物，沃兹涅先斯基因此对贝利亚强烈不满。斯大林非常满意：他的下属关注相互之间的斗争而不是挑战自己。组建五人国防委员会的建议获得通过，米高扬被安排负责军事供给，沃兹涅先斯基负责协调武器配备问题，二人获得广泛的权力。[18]7月1日的新闻报道了此事。[19]斯大林重新掌控大局。但是他们对莫洛托夫可以接替斯大林的建议守口如瓶，也对斯大林保密。但是斯大林怎么都不会忘记这次会面。贝利亚认为，在斯大林状态堪忧的情况下造访过他的人，日后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20]
7月10日，在朱可夫等人激励之后，斯大林成为最高统帅。即使这样，他依然十分警惕，接连几周他都刻意对媒体隐瞒这一消息。这样做的原因没人知晓，他也不会和亲近的人讨论这一问题。但是人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大林不希望公众过分地将他与前线的灾难相联系。如果遭受持续的失败，他恐怕要寻找替罪羊。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正式接掌大本营。直到8月8日，他才成为最高统帅部主席。这是另一个迹象吗？即他从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丁的传记中了解到实权比头衔更重要。不管这是否体现了斯大林对于自身形象的态度，但充分证明了他认为苏联红军在抗击德国的过程中已经从灾难中复苏，并开始组织一些高效的防御，秩序和效率代替了原有的混乱局面。斯大林最后可以冒险担任最高统帅这一职位了，如果他不这样做势必会导致外界质疑其致力于战争的决心。
即使是没有目睹斯大林在别墅的失落情绪的人也可能惹恼他，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个人就是西线指挥官德米特里·巴浦洛夫（Dmitri Powlov）。尽管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及此前的错误部署给苏联造成了困境，但是最终却是巴浦洛夫成为德国军事胜利的替罪羊。人类生来都会犯错，斯大林的失误严重至极。斯大林宽恕了自己却没有原谅他人，他犯错但是要他人代他受过。巴浦洛夫被逮捕了，进而交由军事法庭审判，他被判死刑，其他人无法理解斯大林这样做能够得到什么。这一审判并未公开，这种行为很可能是其一贯的做法，并且以此维持其他将领对斯大林的畏惧。他意识到必须竭力避免全体士官信心崩盘的灾难，因此他倾向于妥协。他逮捕了这些无辜者，但没有像先前那样拷打、公开审判和强迫他们认罪。这并非为了安慰不幸的巴浦洛夫，但这些是最初的细微标志，即显示出斯大林认识到在战争熔炉中需要改变他固执态度的必要性。
纳粹军队继续疯狂地进攻苏联。德国的战略计划是穿越苏联西部边界的平原与沼泽，几周内占领欧洲大部。他们看似即将实现元首的每一个计划。在大规模行进过程中德军坦克编队遭到了苏联红军勇猛但无效的防御行动。6月29日，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陷落，7月16日斯摩棱斯克陷落，在斯摩棱斯克与莫斯科之间没有大型的城市。由于对西线现存军事力量的失望，斯大林命令铁木辛哥与朱可夫重新进行作战部署以加强抵抗。红军对希特勒的中央集团军的抵抗使德军放缓了进攻，但是德军的坦克群同时铲平了通往北部的列宁格勒和南部的基辅的道路，致使整个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均受命于希特勒指定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救苏联了。一支无往不胜的军队执行着“巴巴罗萨”计划，进攻苏联的德军超过了300万人，超过3000辆坦克以及2000架飞机听命于希特勒的指挥。德军后续的安全部队在沿途继续巩固战争的胜利果实，盖世太保消灭了所有不利于新秩序的敌对思想。显而易见，所有的一切对于德国称霸世界来说都是万无一失的。
恐慌笼罩着莫斯科与列宁格勒，数以千计的居民试图在德军占领之前逃离，难民包括党政干部和政府工作人员。斯大林对此表现得十分冷酷。斯大林授权国防委员会中负责全面监督安全事务的贝利亚，在莫斯科市郊建立障碍性隔离设施，并简易审判试图逃跑的人。随着国防委员会设立了西北线、西线和西南线三个高级指挥部，开始实施新的战略。斯大林并不完全信任专业的军事人才，他任命铁木辛哥控制西线，命令伏罗希洛夫控制西北前线，而布琼尼控制西南前线。[21]后两者是斯大林的革命同志，他们纵使没有在苏芬战争中获得荣誉，但仍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而且他要求各省的党委和政府委员会直接听命于国防委员会，并强化抵抗精神。苏联红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征兵工作，军备生产增加，同时严明军队管理纪律，并且征得乡村食物补给。至于如何达到这样的目的斯大林并不关心，他只看重结果。
大量的红军落入德军之手，明斯克一役，40多万红军被俘。德军在开战的头两天就摧毁了苏联空军（大部分飞机还在地面上），同时相互联结的运输线、交通线已被毁坏。在斯摩棱斯克被占领时，党的领导甚至没有时间烧毁机密文件。在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纷纷陷入德军统治之时，苏维埃就已经失去了它的西部的加盟共和国。苏联已经丧失了一半工农产业生产能力以及同等比重的工农业人口，尚未被占领的地区士气低落，国内政局一片混乱。德国轰炸机持续不断地轰炸国防军先遣部队之外的数英里范围内的居民区。莫斯科弥漫着恐怖气息，许多政府官员都试图逃跑。不论是莫洛托夫在6月22日的演讲，还是斯大林在11天之后的讲话，都无法使多数人相信苏联的抵抗可以成功。
在苏联，也不乏对德国入侵现实感到欣喜的群众，西部边境地区的许多人把国防军当作解放者来欢迎。乌克兰的农民用传统的食物、面包、食盐夹道欢迎纳粹军队的到来。斯大林通过实行大清洗来根除第五纵队的努力被证明难以奏效，事实上他所做的一切加剧了人民对其统治的愤懑，农民渴望摆脱集体农业体制的枷锁。不仅仅是农民，乡镇和城市都不乏对希特勒的统治存在期盼者，尤其是那些非俄罗斯和非犹太人民众。由于德国对占领区的政策并不清晰，产生这样的情况并不稀奇。纳粹某些部门也认识到，可以在占领区通过废除苏联1917年以来实施的管理模式，而寻求当地居民的自愿合作。教堂因此重新开放，商店和小规模商业再度营业，但是希特勒却愚蠢地叫停了这一切。纳粹宣称所有的斯拉夫人都是污秽的人，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供德意志第三帝国进行经济剥削。到达占领区的纳粹军队以及党卫军如同榨柠檬汁一样榨干乌克兰的劳动力与原材料。
此时苏联国内的抗德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党的各个支部授命召开会议，告知工人德国的进攻将会被阻止。他们向苏联居民提出了诸如延长工作时间、严明工作纪律等苛刻的要求。纳粹主义的威胁将会被驱散。不论当前的情况如何恶劣，第三帝国必将失败，苏联必将赢得胜利。战时的苏联体制如同和平年代一样，依然残酷。
少数乐观主义者的观点很难使人信服。官方发言人则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发布信息。直到7月21日，德国空军还在轰炸莫斯科，持续一个月之久的战斗使得苏联几乎屈服。德军北方集团军正在紧逼列宁格勒，莫斯科的陷落似乎迫在眉睫，希特勒及其军事将领已经开始策划将作战部队转至南部，以确保顺利夺取基辅。苏联大量难民涌向俄罗斯中部，他们到处散布德国军事胜利的神话，进而摧毁了《真理报》所宣传的苏联红军已经停止撤退的说法。“一战”中，德国元帅鲁登道夫和兴登堡曾威胁，如果列宁和苏俄共产主义者不在1918年签订割让苏俄西部领土的《布列斯特条约》，苏维埃就要全盘覆灭。希特勒正要上演这一幕。德国依靠占领区丰富的经济资源对抗苏联。按照斯大林的要求，撤出德军占领区的工人以及机械设备。在撤退过程中苏联红军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了焦土政策，意在最大限度地减少纳粹军队可获得的任何利益。而此时的希特勒已经做好了成为东部霸主的准备。
* * *
[1]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8.
[2]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9.
[3] the archivally based account of G.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 311.
[4]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9.
[5]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p. 9 - 10.
[6]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10.
[7]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p. 12 - 13.
[8]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1934 - 1945）， p. 319.
[9] G. Gorodetsky, Grannd Delusion, pp. 275 - 278; D.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 242.
[10] G. Gorodetsky, Grannd Delusion, pp. 53 - 55.
[11]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9.
[12] Molotov. Poluderzhavniya vlastelin, p. 60.
[13] Zhurnal poseshcheniya I. V. Stalina v ego Kremlevskom kahinete' in Yu. Gor' kov, Gosudarstvennyi Komitet Oborony postanovlyaet, pp. 223 - 224.
[14] Zhurnal poseshcheniya I. V. Stalina v ego Kremlevskom kabinete' in Yu. Gor' kov, Gosudarstvennyi Komitet Oborony postanovlyaet, pp. 223 - 224.
[15] G. K. Zhukov, Vospominaniya i razmyshleniya, vol. 2, p. 73.
[16] Zhurnal poseshcheniya I. V. Stalina v ego Kremlevskom kabinete', loc. cit., pp. 223 - 224.
[17] Zhurnal poseshcheniya I. V. Stalina v ego Kremlevskom kabinete', loc. cit., pp. 223 - 224, p. 391.莫洛托夫回忆道，斯大林当时有点不知所措，但态度依然坚定。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60.
[18] A. Mikoyan. Tak bylo, pp. 391 - 392.
[19] Pravda, 1 July 1941.
[20] S. Beria, Beria, My father, p. 71 gives the account supposedly provided by his father. This account has Moscow party City Committee Secretary Alexander Shcherbakov, not Voznesenski, as having made the proposal for Molotov to take over the leadership.
[21] Yu. Gor'kov, Gosudarstvennyi Komitet Oborony Postanovlyaet, p. 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