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8月24日清晨，苏联与德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一事件震动了全世界。斯大林出席了在克里姆林宫的莫洛托夫办公室举行的庆祝仪式。[1]在仪式上，两位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分别在条约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为双方六年来的相互攻击和侮辱画上句号。随之，《真理报》的社论停止了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谴责，而希特勒也不再批评“犹太——布尔什维主义”。苏联影院不再上映反德影片，反苏宣传册与书籍也从德国书店的书架上被撤下。西班牙内战时分别支持对立一方的两大独裁者最终相互拥抱在一起。
在莫洛托夫签署文件时，身着皱皱巴巴大衣的斯大林，俯视着这一切，如同列宁在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一般。在情况不利时，他会本能地迅速后退。自从里宾特洛甫于前天到达莫斯科中央机场后，事态的走向令斯大林十分满意。当日下午3点钟左右，里宾特洛甫到达克里姆林宫，在那里受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迎接。在里宾特洛甫看来，这足以表明，苏联领导人真正对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谈判具有浓厚兴趣。之前三周里，柏林与莫斯科之间通过外交备忘录进行了频繁的交涉。里宾特洛甫提议通过协商解决苏德之间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双方边界问题。希特勒现在最迫切的目标是入侵波兰，但如果没有苏联的共谋，这一野心将极其危险。元首授权里宾特洛甫安排苏德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里宾特洛甫拟定的协议草稿设想将东欧的北部地区分割为苏联与德国的两个势力范围；同时也拟定了一项苏德互惠贸易计划。里宾特洛甫随后带着协议草稿迅速赶赴莫斯科极力表明希特勒的诚意。
欧洲其他大国在与苏联谈判时的半心半意，坚定了斯大林同纳粹德国达成这一协定的决心。到8月中旬时，苏联与英法结成同盟关系的前景消失了，而德国提议苏德联盟的诱惑力则与日俱增。按照斯大林的指示，莫洛托夫发出了一份同意外交谈判的备忘录。德国人开始变得蠢蠢欲动，希特勒急需在冬天来临之前完成对波兰的侵略与征服。斯大林在8月19日秘密告知德国，莫斯科方面已做好准备接见里宾特洛甫。由于这一和解性谈判来得过于突然以至于希特勒来不及去参加；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希特勒都不会去莫斯科。
无论如何，让斯大林非常满意的是，在经过8月23日下午3个小时的平静谈判后，双方仅剩一个问题存在分歧，这一问题关乎拉脱维亚的命运。希特勒临行前授意里宾特洛甫，考虑到拉脱维亚境内有相当数量的德裔少数民族，要将拉脱维亚保持在德国的势力范围内。但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坚决不肯让步，旧帝国的疆界仍萦绕在斯大林的脑际，当然也有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如果希特勒征服拉脱维亚，德意志帝国就将有一块插入苏联疆土内的领地。下午6点30分，谈判暂时中止，里宾特洛甫离开谈判席，去请示他的元首。希特勒很快做出了让步，里宾特洛甫返回克里姆林宫，将这一消息告知斯大林，一贯善于克制自己的斯大林此时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当双方拿出最后的协议文本时，斯大林举起酒杯提议为元首的健康干杯。里宾特洛甫则代表元首回敬。[2]在深夜的正式欢庆仪式上，斯大林在莫洛托夫的背后微笑着。滴酒不沾的希特勒在他的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山顶的鹰巢行宫获悉此事后，居然喝下了一小杯香槟。[3]
希特勒需要苏联保证，不会反对德国占领波兰的大部分领土。这当然只是暂时的妥协，他没有放弃最终入侵苏联的既定目标。但是斯大林又打着怎样的算盘呢？由于希特勒于1941年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人们就要质问，斯大林在1939年的决定是否审慎？
这就需要回答斯大林当时是否还有其他更现实的选择。与德国和解显然是他与莫洛托夫商量之后做出的个人决定。外交人民委员会事先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获得准备事件简报的指令。[4]重要的日报也没有提及此事。除了莫洛托夫，政治局的外交决策集体，包括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对这桩事也是一无所知。[5]如果存在斯大林具有冒险精神的证据的话，那么《苏德协定》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且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后，他也不屑向他人解释他的想法。然而，事实上当时苏联外交政策仅有两套选择方案：要么与希特勒达成协定，要么与英法达成协定。与希特勒的协定将给斯大林以喘息之机，而得以建设苏联的军事力量。与之相比，英、法并没有明显地表示出与苏联达成协定的兴趣。英国之前仅在1939年夏派出一个中级的外交官去讨论两国的谈判事宜，这一做法显然令克里姆林宫大失所望。
斯大林担心苏联在国际上被孤立，因此他认为与德国达成协定，是当下唯一的选择。为此，他必须超越纳粹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大敌人这一意识形态上的障碍。斯大林的确并没有让理论的教条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对资本主义国家做出过根本性的区分。对于斯大林来说，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自由民主的还是法西斯的，从根本上讲都是一丘之貉。在1934年采取人民阵线这一政策时，斯大林仅仅考虑到德意志第三帝国在欧洲对苏联构成了威胁。就像列宁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并没有排除与纳粹德国的前身进行临时性的武装合作的可能性一样，斯大林也没有排除最终与德国达成协议的可能。[6]再有，列宁以前也曾想方设法使苏联避免介入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大战之中。苏联一直以来所秉承的外交原则就是任由大国们去打未来的世界大战，而让红军尽可能渔翁得利。所以，斯大林当然乐于通过与德国签订协议来使希特勒放弃进攻苏联的打算，并进一步诱使德国军队剑指英法。
斯大林当然不相信一纸协议就能确保苏联的和平。他也清醒地知道希特勒是一个潜在的可怕对手。莫洛托夫事后曾回忆道：
说斯大林低估了希特勒，这显然是错误的。他目睹了希特勒曾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成功地将德国人动员起来的奇迹。那里共产党的组织曾相当庞大，然而却很快消失了——被连根拔掉了！希特勒善于讨好并煽动人民投入战斗，而德军战斗力在战争中的表现使得这一切显而易见。斯大林显然以他对重大战略冷峻思考的方式认真考虑过这些问题。[7]
这是千真万确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在公众面前必须强调纳粹主要是受到一小撮中产阶级的支持。然而斯大林深知，他的对手也是一位受到众多国民拥护的元首。同时，他没有预料到纳粹德国在击败波兰后，会迅速打垮法国。和大多数评论家一样，苏联领导人也认为德国在西方会陷入困境，这样就能使苏联继续备战而不需要单独与德国国防军作战。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公开的，另一部分是秘密的。公开部分明确规定，“双方保证决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采取武力行为”。两国间的争议应当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如果谈判无效，则通过仲裁委员会加以解决。协议要求，如果一方与其他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不允许对交战的敌对方提供援助。条约有效期为10年，可以通过协议增补条款将条约延续5年。苏德将在互利基础上进行贸易往来。然而协议的秘密部分则显得更加重要：通过这些条款苏德划分了两国在东欧的“利益范围”。德国从当前东部边界至拉脱维亚拥有行动的自由。两国划分了各自在波兰的利益范围。用不着明说，希特勒与斯大林想占领他们的“势力范围”，并将它们变成直接的政治附庸。
希特勒很快便实现了其地缘政治目标。1939年9月1日，波兰遭到德军闪电战的袭击，其军事抵抗在几天之内就被摧毁，华沙在9月27日陷落。令希特勒惊讶的是，在开战的第一天英法政府仅仅交给柏林一份最后通牒，希特勒则置之不理。但令德国人大为惊讶的是，斯大林在战争开始时拒绝批准红军进入协议规定的属于苏联利益范围的领土。这是因为苏联与日本在远东仍处于交战状态，在苏日两国于9月15日同意和平之前，在波兰东部部署兵力对于苏联来说风险太大。两天之后苏联红军踏上了波兰领土。第二个苏德协定《苏德边界友好协定》在9月28日签署。现在斯大林则不仅要求吞并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还要将立陶宛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他的目标在于恢复大俄罗斯帝国的疆界，并且获取协定规定的苏联缓冲防卫带。希特勒当时正考虑进攻法国，因此立刻便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
斯大林同时也将处理“人民的敌人”的既定步骤在这些占领区付诸实践。政治、经济、文化界的领导人被集中关押起来，部队军官也遭到拘捕。一些人被枪毙，另一些人则被送往位于西伯利亚与哈萨克斯坦的劳动集中营。内务人民委员部有大清洗的经验，事先准备了一份应拘捕人员的名单。斯大林要求惩罚切实打击那些他认为是敌视苏联利益的集团，他和贝利亚并不局限于对个人的迫害，很多家庭都遭到拘捕与流放。波兰第一个遭殃，[8]接着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强迫这些政府与苏联签订互助协定，芬兰也收到了类似的外交照会。斯大林现在寻求的是苏联霸权之下的整个地区的联合。问题是，芬兰在外交上与德国更为接近，因而不愿意臣服于苏联。两国间的谈判由此中止。斯大林会同在莫斯科的芬兰共产党人成立了备选政府。11月30日，在确信会迅速拿下赫尔辛基的情况下，红军对芬兰展开了军事行动。
然而芬兰人英勇不屈。受到大清洗政策削弱的红军尽管作战勇敢但战绩不佳。冬季攻势由此转为北欧冰雪天下血腥的相持战。芬兰政府也意识到不可能彻底打败红军。两国政府恢复了谈判，并且在1940年3月间达成了和平协定。现实的芬兰人放弃了大量领土和若干军事基地，苏联与芬兰的边界线被推进到列宁格勒以北几百英里。斯大林以巨大的代价达到了他的目标，有12.7万名红军死于战争。[9]尽管斯大林对巨大的死亡数字感到无所谓，但对于他来说更致命的是将红军力量的薄弱之处暴露在世界面前。如果红军连芬兰都打不败，那么一旦与希特勒的国防军开战，红军将会陷于怎样的境地？
这在克里姆林宫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拥有如此庞大军力的红军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打败芬兰，进而建立芬兰苏维埃共和国，然后等待其申请加入苏联。这种反差使斯大林异常恼怒。他转而指责伏罗希洛夫，然而酒精作用和与斯大林的旧日交情导致伏罗希洛夫口无遮拦。尽管有大清洗，出于军人的荣誉感，伏罗希洛夫根本无法接受大权独揽的领袖对他的批评。伏罗希洛夫受够了，他操起一盘烤乳猪砸向桌子。[10]这种暴怒会把很多人送入古拉格集中营（不过，他们往往在对领袖发火之前就被关进去了），也是这次战争迫使斯大林对红军进行战略评估和必要的改组。斯大林罢免了不胜任的伏罗希洛夫，任命职业军官铁木辛哥（Semen Timoshenko）去领导国防人民委员部。
当德国国防军迅速通过低地国家进入法国，迫使法国屈服后，1940年夏天英军从敦刻尔克紧急撤离，苏联的备战任务便显得更加紧迫。英国陷落似乎近在咫尺。铁木辛哥经斯大林同意，着手在苏联军官团中重新培养军人的荣誉感。政治教育降低到从属于军事训练的地步，有关在苏联与德国势力范围的边界建立新的工事的计划开始实施。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完全置于苏联控制下，斯大林决不允许类似于芬兰那样的大溃败再次上演。这只需一个小把戏。苏联人故意挑起事端，然后作为克里姆林宫干预的借口。苏联人认为必须震慑波罗的海地区的政治家们，三国的外交部长们被召集到莫斯科来。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凭着数十年的威胁恐吓经验，三国部长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选择被吞并。莫洛托夫对拉脱维亚的外交部长厉声说道：“直到你在自动加入苏联的协议上签字，否则你就别指望回国。”[11]三国政府在军事上相当无助，抗拒不从只会招致整个国家的灾难。
顺从同样会给三个国家带来灾难，接受类似于东部波兰一样的命运。事实上这种霸王作风并没有立刻奏效，三国没有顺从地递交加入苏联的请求。因而红军采取武力行动来达到斯大林的目标。而内务部系统则紧随其后，其中的一些正在波兰活动。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紧密配合斯大林，被派往波罗的海地区去执行他的秘密指示，三国的宪政假象得以保存。警察打着新闻管制的幌子抓人。苏联控制的媒体宣布了新的选举结果，审判与流放紧随其后。只有那些属于或者支持共产党的候选人才能获胜。塔林（Tallinn）、里加（Riga）和维尔纽斯（Vilnius）在7月召开议会，宣布完全同意莫斯科的意愿。遵照斯大林的要求，上述三个国家都请求加入苏联。出于对形势的考虑，斯大林拒绝在同一天接纳三个国家。立陶宛在8月3日加入苏联，拉脱维亚在两天后加入，8月6日爱沙尼亚加入。
斯大林热衷于地缘政治游戏。尽管共产党在欧洲的政治前景已经消失，对于斯大林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机会主义者来说，这并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尽管斯大林坚信共产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他也没有放弃在国外推行极权统治的时机。斯大林不仅要把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纳入苏联特殊利益范围之内，他还和他的同志们坚持要将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也置于类似的控制之中。同时，斯大林也力争将土耳其置于苏联霸权之下。斯大林给正在与英法交战的德国送去充足的粮食和燃料后，要求德国为苏联提供技术作为交换。柏林不得不批准给莫斯科出售梅塞米特战斗机、Ⅲ型装甲车坦克和“吕佐夫”巡洋舰。同时德国还告知了苏联专家有关俾斯麦战列舰的修造计划。[12]人们认为斯大林现在上了希特勒的当。但是对于1939—1940年的柏林来说，事情并非如此。斯大林提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要求，而且要求全部满足，甚至不惜为此牺牲与柏林的友好关系，愤怒的希特勒称斯大林是一个“冷血的敲诈者”。[13]
发生在东欧与远东的事情并没有改变斯大林的看法，但1940年法国的陷落改变了一切。苏联的军事备战计划建立在希特勒在法国会遇到比在波兰更有效的抵抗的估计之上，然而现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完全被颠覆了，很少有人认为英国能撑过接下来的几个月。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意味着更加可怕的后果。德国看来马上就要实现其西线的作战任务。如果希特勒将兵力转向苏联，将不再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法国陷落的影响立刻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关系上得到反映。1939年8月以来对希特勒一直都很蛮横的斯大林，转而开始采取对德的绥靖政策。现在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苏联与德国开战。[14]
在没有任何关于立场改变的宣言的情况下，斯大林开始了他的绥靖政策，但是处在幕后的斯大林的言论（近来公布的）表明了他的忧虑。1940年11月7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十月革命23周年宴会上，斯大林表达了自己对战况的震惊。他并没有仅仅局限在法国的溃败上，如果说苏日战争没有暴露出苏联在坦克上的劣势，至少也反映了苏联在空军上的弱点。对于苏联来说，与芬兰的冬季攻势就显得更加糟糕了，充分暴露了其在组织与计划上的严重缺陷。然后是德军在夏季攻势中打垮法国，进而把英国赶过了英吉利海峡。斯大林直截了当地指出：“我们当前还没有为发生在德英之间的战争做好准备。”[15]据莫洛托夫回忆，斯大林最后说道：“我们只有到1943年才能旗鼓相当地与德国交锋”。[16]战争对外交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必须使希特勒相信他们的军事意图完全是和平的。现在即使德国人的技术没有当即交付苏联使用，苏联也仍会满足希特勒对于原料的要求。以前德国延迟交付会遭到苏联的抱怨，现在则被谅解。
随着1941年上半年国际局势的暗淡，斯大林也修正了他的若干政治观点。他已经为马列主义添加了俄罗斯的民族元素，所以当他观察处于纳粹铁蹄下的欧洲国家时，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共产国际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如果共产主义要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就必须敏锐地配合各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样做可能也是因为斯大林急于借此向希特勒保证，使希特勒相信苏联的扩张主义已经是不复存在的愿望。他曾在1941年向季米特洛夫提及这种政治考虑；他认为各国共产党：
绝对应该独立发展，而不仅仅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必须被改造为民族的共产主义政党，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名称：工人党、马克思主义党等等。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扎根于本国人民中并致力于自己特定的任务……马克思时代创立的共产国际致力于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革命。列宁时代的共产国际也与之类似。而今天，民族任务已经成为各个国家最优先的目标，共产国际不能紧抓着旧事物不放。[17]
这其实等于宣布季米特洛夫的工作已经过时。但这并不意味着斯大林放弃了对共产主义最终会在全世界胜利的信念。实际上斯大林在以一种间接的方式告诉季米特洛夫，在欧洲局势变得如此复杂与险峻之后，再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保持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指挥已大大不利于苏联了。斯大林并没有放弃控制其他共产主义政党的想法。相反，他只是暂时认定如果他主动拉开苏联政府与共产国际的距离，那他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就会大大奏效。只是与德国战争的爆发使斯大林决定推迟解散共产国际。
然而，尽管斯大林一方面努力安抚希特勒，但另一方面仍想提高红军的士气。1941年5月5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军事学院的学生毕业生典礼上发言。他的发言极具战斗性，但当时并未被媒体报道。与他对媒体发表的对德国的安抚性言论不同，他宣布：
与德国的战争不可避免。如果莫洛托夫同志能够通过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将战争后推2—3个月，那我们就相当走运了。但是你们必须出发去采取行动，为战斗做好充分准备。[18]
斯大林敦促苏联武装力量准备战争。[19]他这样解释道：
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实行的是和平的防卫性政策，而且我们也以这种精神教育我们的军队。的确，通过实行这种和平政策我们为我们的备战赢得了时间。但是现在的局势已经改变。我们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20]
斯大林继续说道：
最好的防卫意味着必须去进攻。进攻是最好的防卫形式……我们必须执行一套与进攻政策相配合的和平防卫政策。是的，进攻配合防卫。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教育我们的部队和指挥官，教给他们进攻的精神。
如某些人认为的，这表明了斯大林打算在不远的将来进攻德国……但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并没有因为在盟友背后捅刀子而感到羞愧。希特勒依然我行我素，克里姆林宫并未忘记纳粹有关生存空间和斯拉夫劣等民族的宣传。对于斯大林来说，在希特勒能够进攻苏联之前，先发制人打败希特勒，显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事实上朱可夫与铁木辛哥也确实正在着手起草军事进攻方案。
然而却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斯大林曾认真考虑过要在最近进攻德国。1941年夏在亚欧大陆上的一个军校毕业典礼很难算得上是一位政治领袖对未来军官的战争动员的场合。军官当然需要为战争做准备，他们也必须意识到他们的政治领袖倾向于战争。再者，可以为斯大林未授命朱可夫与铁木辛哥去准备进攻方案提供遁词。所有的军队都必须承担各种备战计划，即使红军也不例外。斯大林希望能够应对每件可能的突发事件。但他也很现实，认为他的军队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够对付德国人的进攻，同时他也没有排除在德国实力衰弱时主动去进攻德国的可能。马列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规定苏联应当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大国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矛盾。这当然也是自古以来所有国家都奉行的法则。如果德国显得衰弱时，苏联山鹰就会俯冲下来并掠走它的猎物。
因此斯大林在1941年5月与6月的首要任务是避免给希特勒发动战争的借口。总参谋部仍需最终完成确定的全盘防御计划。[21]外交和经济绥靖在斯大林看来还是最重要的策略。柏林和莫斯科的军事专家通过分析指出，德国在初夏制造苏德敌对状态的重要性，因为这样的话在冬天来临之前德国就能打垮苏联的防卫，斯大林希望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尽管由于春季以来德军在南斯拉夫遇到了阻力，使希特勒无法在最恰当的时机进攻苏联，但柏林已经下达了密令，一旦希特勒在德占波兰聚集了足够兵力，德军就要对苏联发动攻势。希特勒的信心建立在他对苏联军力轻视的基础上。斯大林的保密措施则使德国人对苏联的真实力量不甚明晰。但是当柏林方面开始获悉这些有关苏联军事力量的信息时，劝服希特勒取消进攻已经为时过晚。[22]
斯大林的希望一个接着一个落空。随着仲夏的来临，他的绥靖政策的恶果也暴露无遗，大量情报显示希特勒对苏联边境不怀好意，斯大林对此却充耳不闻。朱可夫则显得越来越焦躁。在6月中旬，他又一次极力要求斯大林放弃绥靖政策。斯大林就此大做文章，揶揄道：“你到底是何居心？你是拿战争来吓唬我们吗？或者你真的想要战争？难道觉得自己的奖章与头衔还不够多吗？”[23]这一卑鄙的说法导致朱可夫对斯大林大发雷霆，但绥靖政策继续执行。由此，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的超级自信无意中为20世纪最大的军事灾难准备了条件。
* * *
[1] 'Avtobiograficheskie zametki', V. N. Pavlova-perevodchika I. V. Stalin'a, p. 98.
[2] 'Avtobiograficheskie zametki', V. N. Pavlova-perevodchika I. V. Stalin'a, p. 99.
[3] R. Overy, Russia's War, p. 49.
[4] V. N. Palov, 'Prediatoriya 1939 goda' Svobodnaya mysl', no. 7 pp. 109 - 110.
[5] A. Mikoyan, Tak bylo, p. 392.
[6] A. Mikoyan, Tak bylo, p. 178.
[7]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54.
[8] K. Sword （ed.）， The Soviet Takeover of the Polish Eastern Province, 1939 - 1941.
[9] 见H. Shukman and A. Chubaryar（eds）， Stalinand Soviet-Finnish War 1939 - 1940，特别是斯大林关于此次战役胜利和失败的评论，第236 - 237页。
[10] Khrushev Remebers: The Glasnost Tapes, p. 154.
[11]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19.
[12] H. P. von Strandmann, 'Obostryaushchiesya paradoksy: Gitler, Stalin igermano - sovetskie ekonomicheskie svyyazi, 1939-1941', p. 376.
[13] J. Erickso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p. 566.
[14] G.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p. 129 - 135.
[15] Dimitrov in Zastol'nye rechi Stanlina, p. 234.
[16]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p. 40 - 41.
[17]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1934 - 1945）， p. 302.
[18] N. Lyashchenko, 'O Vystuplenii I. V Kremle, 5 maya 1941', Volkogonov Papers, reel no. 8, p. 1.
[19]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 （1934 - 1945）， p. 310.
[20] 这些评论来自V. A. Malyshev所做笔记：'Proedet desyatok let, I eti vstrechi ne vosstanovish' uzhe v pamyati', p. 199。
[21] D. Glantz, Stumbling Colossus, p. 97.
[22] L. Sanuelson, Plans for Stalin's war Machine, p. 199.
[23] N. Lyashchenko, 'O vystuplenii I. V. Stalina v Kremle, 5 maya 1941', Volkogonov Papers, reel 8, p. 3.这一插曲是铁木辛哥叙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