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内政治、国家安全和外交问题彼此纠缠在一起。成千上万无辜的苏联公民由于民族血统而遭到斯大林逮捕，那些居住在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边界地区且又靠近他们原来国家的波兰人、芬兰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经常被驱逐到苏联其他偏远的地区。甚至居住在黑海附近苏联共和国境内，距希腊本土几百海里的希腊人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1]这一切显现出苏联国家安全政策的民族和种族维度。尽管那些非俄罗斯人的出版和教育事业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斯大林对某些种族仍显示出了强烈敌意，后来发展成为众所周知的种族清洗运动，当然对苏联来说种族清洗并不是陌生的事。国内战争结束时，政治局曾在北高加索地区对哥萨克人实施了这一政策。[2]在五年计划开始之初，基于民族血统之上的清洗运动再次浮出水面。[3]斯大林在大清洗运动期间及之后的驱逐、逮捕和处决行动，使这种镇压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规模。
在苏联避难的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也未能够幸免。为使苏联免受外国的颠覆，斯大林近乎疯狂，他甚至到了屠杀在莫斯科流亡的波兰共产党的地步。斯大林不信任波兰共产党。20世纪20年代，曾有几位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同情苏联国内的反对派。甚至早在“一战”之前，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支持波兰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者和理论家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而反对列宁。波兰对苏联可能构成的威胁常常使斯大林焦躁不安，他轻信了叶若夫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波兰的流亡团体已经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情报机关所渗透的报告。1937年11月，斯大林不屑于采用个别人个别处理的办法，他要求解散在莫斯科流亡的波共。季米特洛夫——本身是一个流亡在莫斯科的保加利亚人——温顺地遵照斯大林的意见并写信给斯大林询问一些程序上的问题。斯大林毫不客气地要求他应表现出应有的紧迫感：“解散工作已经晚了两年”。[4]此前已经有几名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被带往卢比扬卡。内务人民委员部很快就把其他残余势力收拾干净，其中大部分人被处决。
季米特洛夫的言听计从并没能消除斯大林对第三国际的怀疑。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大批工作人员被处决。那些现在在西班牙工作、曾经忠实地执行屠杀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特工，也没能幸免。斯大林和叶若夫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从马德里骗回，然后再杀掉。斯大林愤怒地斥责季米特洛夫，并痛斥“你们第三国际的所有人都有通敌嫌疑”。[5]在莫斯科，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执行大清洗；在国外，他派遣季米特洛夫对付那些行动相对自由的共产党员——尽管数量很少——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开除那些与莫斯科路线不一致者或者是斯大林对手的同情者。这种惩罚性的气氛弥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要求国外的共产党员无限忠诚于自己。
共和派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打败后，斯大林的兴趣重新转向法国共产党和苏联对莱昂·布鲁姆（Leon Blum）社会党政府的政策身上。法国共产党领导人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像他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同伴一样，警惕地关注着人民阵线的变化。最终接受了人民阵线政策后，多列士在1936年提议法国共产党加入布鲁姆内阁。这需要获得莫斯科方面的许可。当莫斯科提出反对意见时，多列士再次屈服于莫斯科的指令。[6]克里姆林宫对国外共产党实施了严密的监督，斯大林掌控这一切。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法国以及其他国家获得的信息和情报对斯大林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诸如多列士这样的领导人，因为要刻意讨好斯大林，因而对传递给斯大林的信息往往要根据斯大林的好恶进行过滤。斯大林对于他自己建立的决策体系信心十足，依照自己对全球发展的总体预测来运行该体系。尽管认识到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但由于要保证国内改革的成功，斯大林无法在国际事务上投入大量精力。但是大规模的、血腥的清洗运动仍是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首选。只有具有超凡决断力的领导人才会干出斯大林在欧洲和亚洲干过的事。
这也明显体现在他对中国共产党事务的干预上。斯大林一直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维持联盟关系。尽管毛泽东认为斯大林高估了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所进行的民族主义运动，但由于急需莫斯科在财政和政治上的援助，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斯大林要求的“统一战线”策略。自从1927年遭到国民党的镇压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重新进行了改组。1934年，通过向中国北部挺进的长征，毛泽东巩固了中共在农村的群众基础。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彼此之间抱有很深的敌意，他们彼此之间的怀疑导致零星的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只是因为借力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构成的外部威胁，才暂时阻止了内战的爆发。日本1931年占领满洲并建立了伪满洲傀儡政府，明目张胆地实施进一步的领土扩张活动。斯大林像以往那样，主要从广义的地缘政治学角度进行思考，意欲强化苏联在远东日益迫近的国家安全保障，这种战略要求中国的毛泽东和蒋介石暂时撇开彼此间的对抗，这实际上是第三国际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期间对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主调。
毛泽东一直设法摆脱共产国际设定的路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任何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敢有这样的违命行为（斯大林也持相同观点）。毛泽东等人不仅没有与蒋介石结盟，反而将他俘虏。莫斯科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蒋介石。毛泽东对苏联的干预感到非常恼怒，因为斯大林在庇护这个曾经在1927年对共产党进行过镇压，险些将共产党灭亡的敌方领导人。然而他最终还是采纳了斯大林的指令，否则将面临失去至关重要的援助的危险，这样共产国际最终占据了上风。[7]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局势发生了变化。北京和上海很快沦陷。面对民族大义，中国红军对国民党采取了更加合作的态度，然而中国的联合部队仍没有办法与日本军队相提并论。侵略者在农村烧杀抢掠，对城市居民大肆屠杀。斯大林承诺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加强对苏联边界的防范。斯大林同时下令对居住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进行种族清洗，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分地区领导被撤换，而苏联红军对满洲国日本关东军一直处于戒备状态。苏联和日本双方一直互相猜测对方的地缘政治目标，而频繁的边境冲突更加剧了这种状况。雪上加霜的是1936年11月25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共同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克里姆林宫对此保持着极大的关注。斯大林认定外交上的让步于事无补，当关东军与苏联军队于1939年5月在诺门坎（Nomonhan）发生冲突时，苏联红军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战争就此爆发。远东方面的红军增加了坦克和飞机的补给，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 Zhukov）授命指挥这场战役。[8]
军国主义国家正试图在东方、南方和西方三个方向重新绘制世界地图。日本先后占领满洲和大半个中国，这证明了国联的软弱无力。同样，国际范围内的示威抗议也未能阻止埃塞俄比亚免遭意大利的侵略；而德国在积极干预西班牙内战之后，又兼并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然而一直到诺门坎战役发生之前，苏联红军镇压国内农民反叛分子的行动远多于其对外部敌人的打击。检验斯大林在工业和军事上的战争准备的最终时刻到来了。
尽管遭受了苏联大清洗运动的伤害，红军本身的表现并无太大瑕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如苏联人在1904年希望能够轻而易举地战胜不堪一击的敌人而获得胜利一样，日本人也预期苏联将溃不成军。朱可夫非常聪明且适应能力特别强，他从1933年之前德国军官苏联境内的训练科目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像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样，朱可夫也认为坦克编队对当代陆战来说非常必要。朱可夫的到来，给远东苏军的进攻性战略注入了新的能量。他目睹了斯大林对最高统帅（托洛茨基）的打击，意识到只有对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才能摆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唠叨。[9]他唯一的优势就是，自内战开始斯大林对指挥官在人力和装备给予方面，就再也没有设定上限。朱可夫筹划在资源上首先取得优势地位，然后才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到1939年8月，他已经拥有这样的一支军队，并开始他的战略进攻计划。斯大林透过军队指挥官和军事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谨慎地关注着这一切。此时的朱可夫需要斯大林的信任，而斯大林也离不开朱可夫的胜利。
英国和法国政府为了寻找遏制希特勒的方法，依靠与苏联签订协议不断向斯大林示好。然而这种友好的表示仍然缺乏应有的紧迫感。英国外交部派往列宁格勒参加谈判的官员，官衔过低，而且是坐船而不是选择更加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飞机——来到莫斯科，这位官员也未被授予任何外交决断权。斯大林脚踏两只船，一方面将欧洲外交作为自己的后路，另一方面又向柏林方面传递了并不反对与其和解的强烈信号。
在把国内的恐怖状态扩展到国外其他地区的过程中，斯大林消耗了大量宝贵的资源。在西班牙消灭托洛茨基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只是他狂热镇压行动的一部分，他还在欧洲暗杀反共的俄罗斯移民。个别对斯大林持批评态度的共产党人也成了被攻击的目标，其中最大的追杀目标就是托洛茨基。为了追杀托洛茨基，苏联情报机关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财力。托洛茨基先后在不同的国家漂泊流亡，最终在墨西哥城郊的科约尔坎找到了避难所。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再也没有根本性的威胁了。托洛茨基因为出版了《反对派公报》，并组织了第四国际而惹怒了斯大林。他在科约尔坎受到的第一次攻击来自壁画艺术家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David Alfaro Siqueiros），这次行动的失败使托洛茨基加强了安全戒备措施。但斯大林仍旧执着地要杀掉他。第二次攻击的准备更加精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雷蒙·莫卡德（Raon Mercader）伪装成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并潜入他的家庭。1940年8月20日，莫卡德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他在托洛茨基的家里把一把登山用的冰镐插进了托洛茨基的头部。
由于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于追捕斯大林的死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间谍任务的完成。[10]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间谍网络仍在发挥作用。欧洲许多反法西斯主义者把共产主义看作是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唯一保障。他们中人数虽少却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些人志愿到苏联服务，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也依赖欧洲和北美共产党的定期报告。
苏联领导人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判断，并使其最终服务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日本、德国和英国，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级特工能够通过特殊渠道获得这些国家的机密。但问题不是信息的提供而是信息的处理和分配。斯大林坚持只有一小簇同僚才能接触这些来自外交部门和间谍机构的报告。斯大林疑心甚重，他很多时候都是独自把握这些绝密报告。国际关系的危机在1939年进一步加深。同时，斯大林也需要审查国家政治、安全、经济、社会、宗教、民族、文化等领域的政策报告，这占用了斯大林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得他审查从国外流入的一些重要资料的时间就非常有限。相关情况汇报在内容上总是相互矛盾，它们的可信度也各不相同。斯大林对同僚的怀疑意味着他浪费了他的情报网络所提供的优势资源。[11]
斯大林也应该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力量大不如前而负责。苏联大清洗运动杀害了成百上千的人才，特别是对犹太人的镇压，导致在1937—1938年之后，莫斯科的官员和大使馆人员都避免谈论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情，他们尽量避免向斯大林提激烈和直接的意见。
1939年，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官员们在密切关注欧洲和亚洲事务时常常需要一种钢铁般的意志。斯大林对外交事务的干涉越来越频繁。1939年5月5日，斯大林通过变更苏联人民委员会的领导层而使这一情况程序化，他本人首次就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之前他一直拒绝出任这一职位。自1930年起，斯大林一直放手让莫洛托夫管理政府。国际关系中出现的黯淡局面，促使斯大林改变了想法。但莫洛托夫并没有被弃用，而是出任了外交人民委员一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倾向于在欧洲建立反法西斯威胁的安全体系，这似乎限制了苏联在1939年中期的外交政策选择，最终李维诺夫于1941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如果有机会，苏联将有机会采取更灵活的对德政策。（事实上李维诺夫的犹太人身份成为与希特勒和解过程中的一个深层次的阻碍因素。）莫洛托夫是俄罗斯人，更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新的信号已经释放出来，斯大林深信重大的变故正在酝酿之中。
这不禁使人猜测这是斯大林用来与德国做交易的长远手段，而且符合苏联外交政策的传统。1917年11月，在柏林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后，列宁仍试图依靠对德妥协来推动苏联经济的复苏。列宁知道不管这种经济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没有德国的支持，苏联想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几率很小。1922年的《拉帕洛条约》也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难道斯大林也有类似的定位？很明显这几乎不可能。斯大林提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为了解除苏联对国外援助的依赖，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内，苏联一直在引进美国和德国的技术。
华尔街的经济崩溃坚定了斯大林对世界局势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是危险的。在红军成为欧亚两大洲不可战胜的力量之前，苏联的外交运作必须与其他列强相协调。即使对德国，尽管双方在西班牙内战中处于对立面，但双边关系未必就是不可调和的。斯大林也将德国作为他制定对日政策的一个恒定的地缘政治因素加以考虑。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大林逐渐认识到苏联的军事和工业成就，已经能够允许其采取更加积极的外交政策。20世纪20年代，曼纳海姆（Mannerheim）元帅和毕苏斯基元帅分别掌握了芬兰和波兰的政权，苏联政治局一直担心他们会有反叛的意图。在后来的10年当中这种忧虑不断减少，红军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红军在1939年与日本军队交战中也很好地保存了自身的力量。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处理与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些邻国的关系时，总是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这些国家只有行动协调一致，才会对苏联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希特勒掌握权柄之后，他们更担心被德国人征服，而无暇思考推翻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然而德国人却可以独立行动，因为英国和法国也容忍了德国一系列的扩张活动。苏联在外交上试图与英法联合来一起抵抗德国，却被英法断然拒绝。1939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占领，而在此之前，斯大林一直给予它援助，但斯大林是否真正打算派遣红军参战仍是值得怀疑的。在了解英国和法国几乎不可能立场鲜明地反对希特勒的侵略的情况下，斯大林公开发表了苏联反法西斯声明。捷克斯洛伐克人本身并不愿意让苏联军队开入境内。1939年春夏期间，希特勒加大了对波兰的压力，他欲染指波罗的海沿岸的但泽市。波兰处于军事威胁之下，而当政者却拒绝与苏联结盟。苏—波间的敌意是华沙方面进行战略估算时一个恒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开始考虑与希特勒进行交易，或许比置身于东欧事务之外更可取，也就不足为奇。
斯大林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情报机构和外交手腕来实现他的目标。来自共产国际的援助并不牢靠。中国共产党既要面对日本人，而且还要打败国民党。德国的共产党党员要么死在集中营、要么被关在集中营——也有少数流亡苏联。在中东欧地区，共产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力量也异常软弱。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也受到打击。在世界其他地区，包括北美，共产主义没有太大的影响力。英国的共产主义只是对现状尤其是工党的一个小小的困扰而已。只有在法国，共产党才拥有一大批追随者。但法国共产党只是众多左派政党中的一个，尽管他们能组织工业罢工和政治示威，但他们主要是国家政治上的一个破坏性因素。斯大林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对共产国际的冷淡而经常受到批判，特别是受到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的批评。事实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没有为革命的发生提供任何希望。
即使革命爆发了，也只会使苏联的军事和安全政策变得更加复杂，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最后几年中选择的机会很少。斯大林对欧洲革命高潮到来的预测总是持怀疑态度，而满足于苏联目前所取得的成就，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会在全世界爆发的信念。斯大林相信全球性转变最终将会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所预测的那样发生。但斯大林非常现实地看到了当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弱点。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只信任他的军队、他的情报机构，尤其是他自己和他的下属搭档莫洛托夫。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他们有限的外交经验，承担着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责任。尽管莫洛托夫在意识形态方面偶尔反对斯大林，[12]但他们在外交政策方面从未发生冲突。然而他们的这种一致性有时也增加了国家的危险，导致在关乎国家命运的决策方面，斯大林可能做出更为冒险的安排。他独自作出最高决策，国家的命运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和平竟然取决于他的心智的敏锐性。大部分领导人在面对这种责任的重担时可能会失眠，但斯大林不会。因为他已经清除了那些可能导致他变得焦躁（焦躁隐藏在斯大林的内心深处）和多余的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斯大林现在表现得更为自信，他意志坚决。政治局其他成员对于1937—1938年的大清洗仍然心有余悸，他们战战兢兢地忙于其他繁杂的管理事务，而将外交政策完全留给斯大林处理。内部的讨论逐渐地减少，然而它的成员仍然铭记斯大林的能力和决心。这种情况预示着一场灾难就要降临了。
* * *
[1] S. Alieva（ed.） Tak eto bylo, vol. 1, pp. 44, 50, 86 and 96.
[2] S. Alieva（ed.） Tak eto bylo, vol 1, pp. 169 and 203.
[3] S. Alieva（ed.） Tak eto bylo, vol. 1, p. 267.
[4]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 - 1943, p. 28.
[5]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1943, p. 32，引自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我重新翻译了短语naraky。
[6] Editorial notes of A. Dallin and F. I. Firsov, Dimistrow and Stalin, p. 34.
[7] Dimistrov and Stalin, p. 108.
[8] H. P. Bix, 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351.
[9] J. Erickson, The Soviet High Command, p. 522.
[10] C. Andrew and V. Mitrokhin, The Mitrokhin Archive, p. 300.
[11] G. Gorodetsky, Grand Delusion, pp. 57 - 58, 135 - 136, 180.
[12] 'Avtobiografich eskie zametki' V. N. Pavlova—perevodchika I. V. Stalina, pp. 362 - 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