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领袖，斯大林是一个具有多张面孔的人。他嗜杀成性，与俄国历史上诸多残暴的统治者相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是一个党魁、行政首长、编辑和联络员。他像马克思主义者那样思考和写作。在他的乡间别墅里，斯大林是一位家长和友好的主人，也是一名博览群书的贪婪读者和聪明的自学者。他可以将自己的形象划分为多张面孔，并可以再进一步细化。基于各种环境需求，斯大林会展现出他个性的方面。斯大林这种多样性的面孔使他的同伴既对他印象深刻，又对他感到困惑和恐惧——事实上，这正是他凌驾于同事之上，成功地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秘诀之一。
关于斯大林是否能称得上一名国际政治家，素来争议颇多。历史的审判提供的大多数证据表明，斯大林过于专注于苏联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巩固，这使他无暇关注国外事务。许多人就此指责斯大林不了解也不关注国外事务。斯大林一直标榜“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位总书记过度地赋予这一口号以优先地位，无形中强化了斯大林不关心世界事务的错误观念：人们普遍认同斯大林并不关注世界事务。对此，人们普遍存有一种猜测，那就是斯大林和政治局已经抛弃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理想。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以及众多评论家都持此种观点。毫无疑问，斯大林关注苏联内部状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忽视了对外政策，事实上苏联外交政策如果没有他的积极介入就很难出台。像在20世纪20年代一样，斯大林继续高度关注对外事务。
斯大林一直认真思索国际关系和苏联的外部安全。在内战时期，他负责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政策制定。1920年，他与列宁讨论在欧洲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前景，并对红军在波兰的战役提出了军事和政治的思考；他特别建议沿着边界，主要是从土耳其到阿富汗这一线扩大苏维埃影响。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斯大林不是专注于派系斗争和官僚问题，而是积极参与并领导政治局制定有关对英国、德国和中国的政策。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等机构，则负责相关政策的详细阐释。1930年，格奥尔基·契切林因健康原因辞职，与斯大林并没有密切交往的马克西姆·李维诺夫接替了他[1]。在1935年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产生了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职，斯大林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员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担任这一职位，而没有任用诸如莫洛托夫或者卡冈诺维奇这些亲信。季米特洛夫原本鲜为人知，但自从他在德国接受纳粹审讯之后便名声大噪。斯大林在代表中央委员会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多次公开提及对外政策，只是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如果突然面临重要的任务，政治局内部会临时设立一个专供咨询的小组。[2]斯大林关注这一小组的工作，并适时进行指导和必要的调整，不断发出指示。除非斯大林点头同意，否则任何重要的决议都断难通过。只是在处理国际事务时，斯大林一反国内事务事必躬亲的做法，并不直接介入具体或琐碎的事务。
外交人民委员部与共产国际的分离运作以及苏联最高层不为外人所知的秘密会议（这一直持续到斯大林去世数十年之后）[3]，为政治局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对此，国外流传着各种猜测。苏联军力正在稳步提高，每年的“五一”游行标志着苏联正在恢复其欧亚大国的地位。
那么，斯大林如何看待世界事务呢？如果单单以他自己的言论和文章作判断，我们会发现斯大林习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全球政治，任何只考虑苏联利益的现实主义的苏联外交政策，都会遭到他的拒绝。斯大林反复宣称他受惠于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观点。在历届党代会上，他都将列宁思想作为苏联共产党继承的主要遗产而加以引用。列宁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在世界上存在，那么就会发生帝国主义间的对抗。先进的工业强国之间的经济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外交冲突，最终必然会导致战争。那些缺少海外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强国，一定会寻求更有利于它们竞争的市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不可避免，这可能是更具全球规模的战争。在十八次党代会的总结报告中，斯大林重拾列宁的这一话题。20世纪3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外交和军事冲突，似乎进一步验证了列宁在每一个细节上的分析，资本主义本身没有能力维持世界和平。
从这一观点出发，“一战”结束后签署的和平条约反倒成了未来军事冲突的诱因。1919年德国在凡尔赛受辱，决心通过实力重振雄风，而这必然会引发永无休止的冲突。美国是“一战”的战胜国，专注于肢解大英帝国和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影响。整个欧洲和亚洲的关系犹如一块化脓的溃疡，必将导致战争。问题的解决可能有赖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坚挺。在此期间，苏联依然是一个被遗弃的国家。国际联盟在1920年1月召开第一次会议时，拒绝给予苏联政府席位。而且战后条约产生的东欧新国家敌视十月革命。苏联政治局深切地感受到这样一种威胁：某种程度上，这种动荡不定的局势也许会导致一场针对苏联的“十字军东侵”。
对于斯大林来说，列宁先前的观点是正确的，苏联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便是避免介入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冲突之中。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斯大林便强调“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这并不意味着他推崇和平主义或者想永远放弃军事活动。事实上，斯大林期待着红军能巧妙地利用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的战争而坐收渔翁之利。他一直坚信他在《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所阐述的不断革命论的观点，即：苏维埃国家需要更多的革命来确保自身的安全，以对抗外国军队的干涉和颠覆。[4]他用更多的精力来阐述列宁思想的另一个方面，即：苏联应该力求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斯大林将这一观点概括为，他和他的同志们不会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利益“火中取栗”。
上述对外交政策的考虑实际上是以战争为前提的。但是这些考虑仅仅具有一般性，许多同时代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们却被其误导，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已经将意识形态抛在身后的实用主义者。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话题。苏联的外交活动的确出现了急转弯，列宁与斯大林的外交活动很少有一致性。在列宁时代，1918年签署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令许多观察家，包括许多共产主义者认为苏联抛弃了布尔什维克这一革命目标，然而红军1920年入侵波兰，并致力于“革命战争”。同样的不一致性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明显地显现出来。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来指导欧洲共产党的初期活动，将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视为共产党最大的敌人，但很快他转而坚持共产党应该和“社会民主工党”一起加入“人民阵线”。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强调苏维埃外交政策灵活的重要性几乎不是什么特色，因为这是外交的普遍法则，与时间、地点或政治取向没有关系。1917年之后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改变了古老的国际关系运作方式。
斯大林甚至在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时期，也从没有忽视对实际利益的考虑。作为一个孤立的国家，苏联的政治经济结构给资本主义强国带来了挑战。因为苏联受到敌视，并导致了内战期间遭到外国的军事干涉，政治局经常警惕这种状况再度出现的可能。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切切实实需要结束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但他们又继续寻找各种机会鼓吹革命。如果不消除十月革命的影响，就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苏联的这种孤立境况。最起码，苏联需要重新引进市场经济，并承认1917年之前俄国政府所欠债务。
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斯大林打算走这一步。托洛茨基指控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斯大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歪曲和抹掉了列宁的遗产。斯大林仍然是一个列宁主义者，只是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加入了个人色彩。他的行为似乎证明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便是揭露以及消除来自国内外的阴谋活动。列宁向来怀疑外国的动机。在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时，列宁认为他们里通外国。斯大林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很少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区分，他不加区分地对待国外政府中的法西斯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人民阵线的政策是以现实主义的判断而不是根据意识形态为前提的。然而这与列宁的观点没有什么不同，列宁曾经在1920年就迫使德国共产党与德国极右势力联盟从而颠覆魏玛共和国，并撕毁《凡尔赛和约》。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夸大了列宁与斯大林在对外政策方面观点的差异。[5]
但是，斯大林是如何把这些原则转化成具体行动的呢？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并没有外交政策的建设性方案，只想维护苏联的生存。他并没有主动塑造外交事务，而只是对它们做出被动反应。对于当时的苏维埃国家而言，它的存在被视为是对世界上其他强国的挑战，几乎没有可供选择的联盟国家，因而这种外交策略无疑是正确的。斯大林最好的愿望便是抵消针对苏联的“十字军”威胁。他为边界上的扩张主义迹象感到不安，在北部和南部边界地区很少有威胁，而东部边界地区情况却糟透了。在1931年12月，日本入侵满洲，并建立了关东军控制下的傀儡政权——满洲国，军国主义分子控制着东京。克里姆林宫对此极为关注，以防这成为日军穿过西伯利亚进攻苏联的前奏。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斯大林对西部的发展充满希望。实际上，国内外政策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在20世纪30年代初，这两个方面均发生了极端事件。斯大林鼓励欧洲的共产主义政党继续与它们的政府进行政治对抗，极左分子的活动得到赞许，共产国际开始对那些受其指控的“右派思潮”进行对抗，而它曾在德国革命失败后对德国的事务持谨慎态度，并清除了同情托洛茨基的左派领导人。斯大林乐观的基础便是世界经济中的严重困难。1929年，华尔街股市暴跌，给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当政治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并实现了苏联工业产出大规模增长时，北美和欧洲的市场陷入混乱——德国的经济危机最为严重。德国主要城市中的共产主义者取得了政治优势，宣称大萧条是全球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斯大林同意这种解释，这恰恰验证了布尔什维克主义长期坚持的预言和分析。
因此在1932年7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斯大林授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命令德国共产党将社会民主党视为最主要的敌人，而不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将取得对政治左派的领导权优先于与纳粹主义斗争。这一异乎寻常的错误证明了斯大林从没有认真观察欧洲的普遍状况，德国共产党领导人接到了他的指示和他派出的代表团的警告。当他们提出最迫切的威胁其实源于纳粹党时，斯大林反驳说他已经考虑过了，斯大林也深知希特勒长于竞选。他在回答包括弗朗茨·诺依曼（Fianz Neumann）在内的拜访者时，答案非常简洁，显得极为坦诚。他争论道：“诺依曼，你难道没有想到如果民族主义者取得德国的政权，他们将完全专注于西方，我们则可以利用此段和平时期建设社会主义吗？”由此，他似乎意指纳粹作为凡尔赛和约最根本的敌人，将摧毁整个欧洲。他似乎认为这样的结果将有利于共产国际由俄国向西推广革命。[6]
实际上，被击败的右倾领袖布哈林曾预料希特勒比斯大林想象得更具进攻性和更强大有力。希特勒在选举中获胜，并于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证实了这一预言。他公然撕毁了《拉帕洛条约》，取消了德国国防军与红军的合作，肆意指责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是欧洲的威胁。《我的奋斗》与希特勒的言行并无二致，除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外，其内容没有显示出针对欧洲的任何不轨之图。斯大林对于德国政治倾向的断言被证明是极其危险的呓语。西部的威胁变得与东部同样尖锐，并且德国和日本成了苏联此后10年中对外政策关注的两个焦点。除了鼓励与美国发展更加密切的贸易关系之外，斯大林几乎不关注北美。关于南美、非洲和亚洲其他地区，他很少提及。政治局继续避免任何冒险性的革命行动，军备生产被赋予最优先的地位。莫斯科进行了漫长的讨论，以期制定对外政策充分应对德国的扩张。
政治局为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功所震惊，从而采取步骤来提高苏联的安全。美国宣称在外交上承认苏联，这是当时苏联最大的外交成就，也符合美国海外的商业利益。经过几年提升苏联在欧洲影响力的努力后，斯大林获得了通向新世界的一个窗口。[7]同时，远东的红军军力得到了加强，以防东京利用满洲半殖民地为跳板入侵苏联。斯大林没有忘记日本人在布尔什维克赢得苏联国内战争之前对东西伯利亚的入侵。与日本相比，德国有着更为开阔的战略空间来进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与欧洲所有的反法西斯政党合作，组成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符合苏联的根本利益。这一观点得到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他于1934年2月在德国的一座监狱中获释，并在苏联寻求政治避难。季米特洛夫反对官方将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和成员界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8]虽然这些观点首创权属于李维诺夫和季米特洛夫，但必须得到政治局和斯大林本人的同意。很多人认为苏联需要在欧洲拉拢法国。因为与苏联一样，法国也感受到了希特勒对外政策的威胁；斯大林理所当然地认为苏联和法国的和解符合双方的共同的利益。
斯大林也接受了李维诺夫的建议，采取了“集体安全”政策。在1934年1月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斯大林表达了希望改善和提升与法国、波兰的外交关系的意愿，虽然他不承认这意味着苏联对凡尔赛和约抵制态度的转变。斯大林反对纳粹领导人明确的反苏声明，因而没有向德国伸出橄榄枝。当时，他寄希望于美国（甚至是日本，他认为可以引导其与苏联合作）。
斯大林说道：
我们拥护和平与和平事业。但是我们不惧怕威胁，对于战争狂人，我们做好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准备。任何希望和平的人以及寻求与我们的事业合作的人都将受到我们的支持。但是那些试图攻击我们国家的人，将遭到毁灭性的报复，从而教会他们在将来不会把他们的魔爪伸向苏维埃。
这就是苏联当时的对外政策。[9]但是斯大林没有提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但有一点非常明确：苏联领导人正力图摆脱孤立的状态。
建立人民阵线是一个新的提法，但这并非是一个全新的政策：这一政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曾试用过。然而由于受到来自纳粹德国的威胁，季米特洛夫认为共产国际不得不重新部署以便更有效地应对这一局势。在10月份，他声称目前的共产国际过于集权。他对斯大林写道：应该赋予海外共产主义政党更多的自主权来灵活应对各国具体形势。[10]这并不意味着国外的共产主义政党可以选择是否组建人民阵线，他们被强制要求建立人民阵线。[11]季米特洛夫所说的只是次一级的问题。他希望各国政党能正常地处理日常事务，而不是事事都请示。季米特洛夫要求赋予这些政党以一定的独立性，但并不是要打破上下之间的链条关系，即便如此，他还是认为这种要求颇类似于期盼天上掉馅饼。
斯大林几乎完全同意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些观点。季米特洛夫是使苏联和欧洲的共产党得以合作来适应快速变化的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智力源泉。斯大林自己的创新乏善可陈，然而这些变化与对外政策的变化一样，都必须经过斯大林本人的同意。事实上，给予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首脑的地位时，斯大林与李维诺夫另有打算，即斯大林并不限制苏联与中——左派政党建立积极的国际联系，他也想与法国加斯东·杜梅格（Caston Doumergue）政府和解。苏联领导层正在稳步推进建立“集体安全”政策。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斯大林允许他的外交官提出申请并最终使苏联于1934年9月加入国联。不仅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与罗马尼亚也是苏联示好的目标。[12]那些普遍害怕德国再度崛起的国家给予了斯大林所需的援助，这些国家对第三帝国的存在感到恐慌，并且所有这些国家都考虑克服对苏联根深蒂固的厌恶心理。红军是东欧和中欧潜在的一支反纳粹力量，此时与克里姆林宫的谈判比十月革命以来的任何时期都更具吸引力。
观察家们对斯大林意图的判断有很大的分歧。对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他在对外政策方面向着更加传统的俄罗斯式的议程稳步地推进。特殊的条约和联盟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问题：这样的事在每一代人中都会发生变化。但是流行着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斯大林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中的国际主义的目标，并希望苏联被世人看作是一支对于颠覆世界政治和经济制度不感兴趣的大国。另一些人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但这种判断需要修饰。在他们看来，苏联的地缘政治地位与斯大林的个人偏好导致了一种倾向：以牺牲与英国和法国的友好关系为代价，恢复与德国的友好关系。然而这种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挑战，他们认为斯大林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家除了对情势做出被动反应外，并无其他过人的才智。
他们低估了斯大林丰富思想的适应能力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突破程度。同样明显的是斯大林极力避免列宁领导时期所犯下的错误。他在一次季米特洛夫参加的晚宴上对客人说，列宁曾在“一战”期间错误地号召一场欧洲国家间的战争，[13]但他也推动了国际关系史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在列宁的发动下，莫斯科出版了许多有关这方面研究的学术成果。当这些信息猛然进入列宁的世界观框架内时，他仍然准备保持苏联对外政策的灵活性。列宁曾凭借这种态度获得了权力，斯大林对此印象深刻并希望超越他。正如列宁曾在1917—1918年面临德国压力的严峻考验时得以维持苏俄的存在一样，斯大林决定在20世纪30年代的竞争中证明自己的勇气。当欧洲与亚洲的威胁同时增长时，斯大林希望做好至少是知识上的准备。他深知，如果没有这些理念，看问题就缺乏应有的深度。斯大林最厌恶和竭力避免的就是自己被看作是这些问题的门外汉，只是听从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共产国际的摆布。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法西斯将领弗朗西斯科·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反叛了迭戈·巴里奥（Diego Ballio）（他的权威来自人民阵线）的共和国联合政府。弗朗哥向德国和意大利寻求援助，两国都同意了。当时的法国和英国虽然同情民选的政府，但依旧维持中立立场。西班牙政府联合了所有能联合的左翼政治力量，共产党是联合政府最坚定的支持者。
莫斯科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苏联是否像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样干涉西班牙内战的决定的时候。虽然很难向如此遥远的地区派遣红军，但是革命的传统使斯大林不得不认真关注来自马德里的请求。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不表现出抵抗德国的魄力来，欧洲将整个暴露给第三帝国，成为其扩张的对象。行动的失败也将标志着人民阵线政策没有任何的实质性意义。资金和军需品运输船由列宁格勒驶向西班牙，同时，共产国际派出化名为埃尔科利（Ercoli）的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去指导西班牙共产党的活动。陶里亚蒂与作为政治和军事使者的其他同志所面对的是一幅混乱场景。在斯大林的指挥下，西班牙共产党虽然没有加入联合政府，然而却成为左派实际的领导力量。人民阵线政策得以保持，同时莫斯科反对西班牙共产党夺取政权。季米特洛夫建立了由他领导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经过克里姆林宫同意的。季米特洛夫明白，忽视斯大林的意见极其危险。[14]
当弗朗哥迫使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撤退时，西班牙政府催促共产党人加入联合政府，斯大林打电话表示同意，并且由季米特洛夫给共产党领袖乔塞·迪亚斯（Jose Diaz）发去了一些策略性指导。最终，社会党党魁拉尔格·卡瓦列罗（Largo Caballero）出任政府首脑。在1937年3月之前，卷入一场结局无法控制的国际冲突，联合政府的有效性问题，以及来自军队的令人沮丧的消息都令斯大林焦虑不安。他本能地认为德国和意大利从西班牙撤军时，苏联也应撤出西班牙，并解散国际纵队。但在当时，斯大林坚持西班牙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15]这立刻成了共产国际的政策。然而，西班牙国内党际间的谈判几没有进展，多年来的相互对抗很难在一夜间消除。斯大林派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去搜寻并清除托洛茨基分子，也依然无济于事。对左派政治力量的不信任随着忠于托洛茨基观点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的聚集而迅速加剧。西班牙共产党冷酷地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在政府中的影响。
情况每个月都在变化，社会党人拒绝服从西班牙共产党。到1938年2月，斯大林决定共产党员应从政府辞职。在莫斯科的季米特洛夫以及在西班牙的陶里亚蒂都服从了这一决定，尽管这引起了反弗朗哥联盟中的混乱。[16]斯大林并没有制造任何使左派出现政治紧张形势的事件，但他使他们陷入了比以前更加致命的混乱局势。如果有人认为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对受害者所犯的罪行还只是为了巩固专制独裁的话，那么发生在西班牙的事件就使他们迷惑不解了。因为一系列同样的政治迫害在西班牙上演。斯大林决定在共和派中的极左立场影响到西班牙共产党之前将其清除。的确，西班牙有大量的左派分子，按他们自己的信仰，他们是托洛茨基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独立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不需要仔细考虑怎样选择，他知道不得不烧灼极左多元主义的伤口。西班牙将在斯大林的政治杀戮状态下获得援助。
那时，内战的形势已经无可挽回地偏向了弗朗哥。自1939年3月起，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支持的弗朗哥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共和国政府失败了。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的政策过分谨慎，在他看来，西班牙内战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向苏联以西扩展革命，并摧毁整个欧洲极右势力的政治基础。然而斯大林深切关注由他实行任何强有力的干预所带来的风险，他总是害怕将法国和英国推向弗朗哥的怀抱。很明显，一个由共产党人掌握领导权的西班牙联合政府也许很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但是他和共产国际至少做了许多事，如果没有他批准西班牙共产党、共和政府几乎不可能坚持这么久。托派的批评者指责在斯大林管理下的苏联对外政策过分倾向于实用主义，他们忽视了苏联所能利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经济的、军事的，尤其是地理上的这些掣肘因素阻碍了斯大林在当时取得更多成果。
如果说斯大林当时没有办法做更多有助于共和事业的事，但是他至少可以少做妨碍其发展之事。他对西班牙左派的态度，特别是镇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中的所作所为，恰如其分地证明了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中对他的羞辱。由于他在自己假想的牢笼中实践，所以他无法想象如果不清洗掉其中一些不可靠元素，革命运动怎能适时动员起来。斯大林在苏联国内清除这些人的同时也在共产国际展开了类似行动。革命事业建立在左派政治内部健康的基质上，托洛茨基分子则是具有传染性的病虫。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理人在遥远的西班牙的高山和平原上捍卫着苏维埃自身的政治理想。
* * *
[1] 他们在“一战”前有过短暂的合作。
[2] D. Watson, "The Poliburo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30s", pp. 149 - 150.
[3] 直到20世纪80年代外交档案开始对外公布，研究者方可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外交政策进行较为充分的研究。
[4] O voprosakh, Leninizma in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8. p. 64.
[5] R. Service, Lenin: A Political Life, vol. 3, p. 136.
[6] M. Buber-Neumann, von Posdam nach Moskau, p. 284.
[7] 我特别感谢卡迪亚·安德烈耶夫对两战期间苏联外交政策的评论。
[8]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 - 1943, p. 13.
[9] Semnadst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p. 13 - 14.
[10]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 - 1943, p. 18.
[11] A. Kriegel and S. Courtois, Eugen Fried, pp. 255 - 261.
[12] J. Hochma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Failure of Collective Security, 1934 - 1938, pp. 43 - 51.
[13]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 （1934-1945）， p. 203.
[14]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 （1934-1945）， pp. 46 - 47.
[15] Endnote 10 in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 - 1943, p. 50.
[16] P. Togliatti, Opere, vol. 4, part 1, pp. 258 - 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