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叶若夫被清除出内务人民委员部为非正式标志，1938年11月23日，肃反运动结束。叶若夫的继任者是副手拉夫连季·贝利亚。直到那时为止，他们都没有试图停下大屠杀的脚步。熟悉斯大林的人知道，此次运动，是在他的积极支持下进行的。
但是，斯大林的一些同僚想要停止这一恐怖机器的迹象已经出现。在1938年1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马林科夫开始有这种想法。当时，他巧妙地谴责前些年在开除党员时所犯的大量错误[1]，但没有直接批评此过程中的逮捕与处决现象。马林科夫牢牢地抓住党内程序这一主题，指责地方领导人将无辜的共产党员开除出党的做法。所有人都知道，对被开除出党的人来说，远远不是被没收党员证这么简单。他们一成不变地被送往古拉格劳动集中营，或被枪决。马林科夫后来宣称说，他是向斯大林施加压力，以使他能够理解和赞同。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将是他做这件事情的唯一一次机会。马林科夫是斯大林的工具，斯大林不批准他的动议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如何，除了一项更加小心地处理开除共产党员这件事情的决议外，尚没有任何措施来制止恐怖机器的继续运转。然而，斯大林对叶若夫的疑虑明显增加。1938年8月21日，叶若夫在现有的工作职责之外，又担任了水运人民委员一职。这样，就以一种典型的间接方式将这种疑虑表现出来。这件事情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即斯大林警告叶若夫如果不能让他满意的话，就会将他内务人民委员的职务拿下来。
叶若夫深知自己所面临的危险。他知道即便是再小的错误，都可以致命。但是，他还要以某种方式向斯大林证明自己是必不可少的。同时，从1938年7月开始，他还不得不与新任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野心勃勃的拉夫连季·贝利亚搞好关系。到那时为止，贝利亚已经成了格鲁吉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在南高加索地区，人们认为他是反对一切对手的阴险的策划者，因此，公众普遍对他心存疑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1936年12月毒死了其中的一个对手，这个人便是阿布哈兹的共产党领导人内斯特·拉科巴。如果叶若夫犯错误的话，贝利亚愿意代替他。其实，他非常高兴能把叶若夫赶下台。与贝利亚的日常合作如同将一头野兽捆在麻袋里，因此，叶若夫的压力逐渐变得无法容忍。他开始酗酒。当这都不能满足他时，他纵情于同在办公室或家中遇到的男性搞同性恋。为了在一定程度上保住其未来的地位，他开始搜集能够危害斯大林的材料。
很难想象，叶若夫如何才能运用这些文件。他的行为表明，这位钢铁般的人民委员，变得有多么绝望。在意识到自己将随时会被逮捕时，他每天都歇斯底里。他的命运全系于斯大林是想改变政策，还是想进行人事变动。如果他想挺过这关的话，就需要斯大林永远致力于国家恐怖主义，且这项工作仍由他来负责。
1938年10月23日，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抱怨被内务人民委员部调查，并博得了斯大林的赞同。在这种情况下，叶若夫的影响进一步下降，已经到了能够察觉出来的地步。[2]斯大林要求他一起倾听肖洛霍夫的抱怨。11月14日，斯大林发布命令，要求清洗内务人民委员部中“愧对政治信任”的人。第二天，政治局批准了党和政府的指示，决定停止正由公检特别法庭和特别军事法庭调查的案件。它还于11月17日提出，人民的敌人早已渗透进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中。[3]对叶若夫而言，这些措施无异于灭顶之灾。因此，他更加疯狂地酗酒，更加放纵地向男朋友们寻求性的满足，更加轻率地谈论政治。[4]当拉夫连季·贝利亚日益以内务人民委员接班人的身份受到斯大林的眷顾时，叶若夫的心理都快崩溃了。11月23日晚间，这群狼一样的人物聚集在一起，其中包括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会上，叶若夫坦率地承认了自己在逮捕人民的敌人方面的无能，请求辞去内务人民委员的请求。[5]他的辞职请求被接受，可是，他作为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职位以及作为水运人民委员的职务还是保留了下来。不过，叶若夫盛气凌人、权势甚高的日子结束了。
贝利亚一接手，便恢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秩序，并使其接受党的控制。他极端残忍，且很有能力，斯大林相信他能够收拾好叶若夫留下的烂摊子。贝利亚也不是个天使，但与叶若夫不同，他积极地参与到严刑拷打中，还在办公室里保存着笞杖，以便随时使用。同时，他的性格也较其前任更加稳健。斯大林与他一起，发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根据1939年1月的指令，允许审讯时使用酷刑这点没有被废除，不过，只是限制在“例外”的案件中使用。[6]有关叶若夫的材料被收集在一起。1939年1月21日，叶若夫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4月份被捕，第二年便被执行了死刑。这样，整个“公检特别法庭”系统走到了尽头，1937—1938年的噩梦终于结束了。这段时间，也被人们认为是“叶若夫时期”。人们的这种看法，正合斯大林的意思，因为他想将所有的责任都从自己的肩膀上卸下来，推到叶若夫身上。虽然肃反的程序减少了，但并未完全废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层面，苏共不再每天都牢牢地控制住内务人民委员部。同时，严刑拷打仍在继续使用。肃反运动所造成的狂乱的氛围尚未完全被驱散，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仍然是一个杀气腾腾的疯人院，大多数领头的狂人们都巩固了手中的权力。
斯大林开始允许其随从们讨论滥用权力问题，此后，叶若夫便被免职了。不过，在两年的时间里，人们被捕的被捕，被杀的被杀。同时，人们也了解到，相当一部分牺牲者并不属于可以被描述为“反苏分子”的那类人。在这个过程中，斯大林在有些方面很有可能是受了叶若夫的误导。叶若夫的职业生涯和生活都有赖于其说服斯大林的能力，使斯大林相信真正的反苏分子和人民的敌人都被逮起来消灭了，而他的这种行为让每个人都如履薄冰。
正如当时的很多人以及后来的一些评论家所猜测的那样，肃反运动不是斯大林主动发起的，因此，苏联到处传播着这样一个观点，即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完全脱离他的控制。斯大林很可能没有预料到叶若夫领导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会带来这么大的灾难。而且，地方警察机构所逮捕的那些被划为某一种类的人，肯定比会上安排给他们的数额要少。1937—1938年的镇压，总是与“错误的”逮捕相始终，滥用权力和过火行为屡见不鲜。同样真实的是，很多真正的反苏分子逃过了肃反运动，并由1941年成立的德国占领政权随意处置。希特勒的军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富农、神父和其他反苏分子。这些人，都是苏联的恐怖组织意欲清除的对象。在那种程度上，斯大林的目标真的受到了重挫。尽管它是世界历史上最彻底的镇压运动，但其“肃清”苏联所有真正敌人及潜在敌人的努力，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斯大林虽然没有完全实现所有目标，但并不能说明他没有取得成功。众多人被错误逮捕的事实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斯大林当时真是使用了他为发展经济体系而建立起来的司法系统。苏联大多数公共事业部门的管理混乱，政策被强制推行。倘若不能达到目标，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制定数量指标，也是“一五计划”期间管理工业增长率的方法。同时，国家也按照这种方法指导农业集体化的进行。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管理体系运作的前提是必须给低层次的官员精确的数量指标。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成员们深知，各地报上来的信息在到达他们这里后，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信的。可以说，信息误报是苏维埃制度的一个基本缺陷。正如工业生产中的浪费一样，肃反运动中无畏的人员损失也是可以接受的。只要能够消灭大多数可能给其带来威胁、并令其不满意的人，实现其最终目标，斯大林就不会对他所造成的混乱心怀歉疚。
斯大林清除了每个机构中的仇敌，成了这个国家的专政者，即使是布尔什维克党，都不能将其约束。肃反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党的权利和地位的下降便是其中之一。斯大林把自己变成苏联当局无懈可击的人，建立了最个人化的独裁政治。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帝王相比，他总是那个最接近全面专制的人。他统治着苏维埃国家，没有任何国家制度可以约束他。斯大林牢牢地控制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不过，他也毫无征兆地干涉国家的小事情，并通过这个手段，让各部门的领导人尝试着去预测他的愿望。而且，国家还使民众保持一种屈从恭顺的状态，这让人们感到非常不快。每个机关和团体都要按照中央政治当局的要求行事。斯大林通过肃反运动，稳定了其专制统治及其组织机构，一党制国家的控制无处不在，无人不晓，根本无法抗拒。
但是，斯大林即使身居高位，也不能确保人们普遍主动地服从他的命令，因此，他算不上传统意义上极权主义的独裁者。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排除异己，但是，每当遇到那些为其憎恶的破坏苏维埃制度的非正式实践，他都不能成功地处理。在这种情况下，他如同在一块肥皂上擦火柴，毫无办法。
同时，尚有很多因素对斯大林的统治形成限制。1937年，斯大林告诉党的中央委员会，他打算铲除苏联的政治庇护网。但是，受庇护的组织和团体还是挺了过来，苏联政治中仍然存在庇护现象。在很多地方，这些庇护网都建立在家庭和部落的基础上。当地领导党、苏维埃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官员中，也存在这类“团伙”。阻碍苏联建立一个整齐划一的国家权力垂直系统的障碍依然存在。30年代晚期，很多官员得到了提升，但无论他们有多么崇拜斯大林，都意识到，在给莫斯科写信时一定要保持小心翼翼来自下层的信息错位，也为当地的官员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那就是自我保护。在新经济政策下，新闻出版机构、司法机构和市场只是软弱无力地抵抗地方性的政治体系。但1928年以后，如果他们还算有一点力量的话，那么，这种力量更是少得可怜。1938年之后，形势几乎没有发生变化。斯大林的朋党们并未在所需精确度范围内了解所有的事情，被提拔的官员热衷于享受他们的特权，斯大林不能永远只依赖恐怖措施，必须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
对于这个问题，斯大林有清晰的看法。他刻意将年轻同志和工人阶级的同志们提拔至高位，培养新的一代来取代十月革命中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员，并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津津乐道。而在法国和英国，年老的一代是不愿意放弃权力的。[7]将年轻人提拔到党和政府的各个层级上，是斯大林长期以来的目标，现在，却通过最残忍的方式实现了。在肃反运动接近尾声时，他力图将被提拔者留在自己的阵营中，各等级的额外待遇和特权也被保留了下来，等级越高，回报也就越多。通过这种收买，斯大林将他们诱至纷繁复杂的谋杀中。进行政治清洗的行政官员们，固定地拥有比其他人多的收入，也能够得到其余社会成员不能得到的商品和服务。即使他们实际不能接替前人的职位，但必定会拥有自己的公寓、别墅、绘画作品、地毯和钢琴，能够雇用属于自己的家庭教师、私人司机和保姆。因此，被提拔的官员属于特权精英阶层。
有些官员仍然担心斯大林可能会重新开始肃反运动，因此，斯大林希望能够让他们镇静下来，不再持有这种想法。1939年在庆祝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时，他在总结报告中谈到了下面这个主题。斯大林说：
正确地挑选干部，这就是说：
第一，要重视干部，把他们看作是党和国家最宝贵的财富，爱惜他们，尊重他们。
第二，要了解干部，细心考察每个干部的优点和缺点，了解究竟在什么岗位上他们才最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第三，要关心培养干部，帮助每个正在成长的工作人员不断上进，不惜花费时间耐心地“照料”这样的工作人员，加速他们的成长。
第四，要及时而大胆地提拔年轻的新干部，不让他们老在一个地方停滞不前，不让他们消沉下去。[8]
他对新提拔的干部的诉求非常热心，宣称一些匿名讨论者认为老同志拥有丰富的经验，国家应当“注重老干部”。但是，他本人坚持认为，比较明智的方法就是他所选择的这个办法。[9]这不是他第一次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新提拔的官员都不如他有更牢固的朋友。
在创造了这个新的管理精英阶层后，斯大林所需要的，就是他们的忠诚。他是为了他们才下令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不是为了社会上的其他团体。的确，他早就瞄准了整个“科学技术知识界”。肃反运动结束后，斯大林和日丹诺夫试图将这个团体征召入党。此后，在入党方面工人便不再有特权，新入党的党员，既要有自身价值，还要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用。[10]
在斯大林的干预下，技术专家治国的紧迫性日渐明显。同时斯大林作为苏联这个新改革国家的领导人，斯大林的自我肯定也达到了极致。他竟然假装人们以某种方式将领导的担子强加到他身上，他时常对此满腹牢骚。当其他领导人各司其职时，他考虑的却是全局。在1940年的一次晚餐会上，他甚至自鸣得意地说道：
但是，我一个人要忙于这所有的问题，在你们这些人中，甚至都没人想过这个问题，我必须独自承担。
是的，我每天都可以学习、阅读、追踪这些事情。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因为你不想学习，只是每天自鸣得意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你们这是在浪费列宁的遗产！[11]
当加里宁提出反对意见，抱怨缺少时间时，斯大林大声嚷道：“不，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乳臭未干的人虽然有时间，但他们不想学习、再学习。他们虽然听我讲话，但很快就会把我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不过，如果我失去耐心的话，就会将你的事情悉数抖落出来。你知道我会怎么做！”
斯大林想让人们遵守他的方针政策，但他也要求下属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在斯大林看来，除非政治局成员们能够提出独到的想法，否则，他们都毫无用处。在他统治期间，频频出现紧急事件，就免不了会有讨论。而这种讨论，几乎要把大多数人逼疯了。斯大林会寻找他们的弱点。总之，他有趁人不备攻其软肋的本领。斯大林总是询问某个下属是否“真诚”，无法忍受被官方宣传称作“两面三刀”的行为。他理想中的共产党员冷酷无情，精力充沛，完全忠诚。同时，他也喜欢那些“从群众中”来的人。即便“大清洗”结束以后，也并非所有下属的出身都是工人阶级或农民。事实上，莫洛托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显然都是中产阶级出身。但总体来说，斯大林的同僚们根本算不上彬彬有礼，因为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其斯大林所喜欢的活动，并展示出他们的男子气概。
斯大林有很强的执行力，他要把理想付诸行动。假如有一个苏联领导人不真诚，这个人便是斯大林。在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他是最不坦诚的一个。他讨厌人们问他一些尖刻的问题，而他自己却喜欢用这些问题去击中别人的痛处。他将个人背叛视为十恶不赦的冒犯，却将对下属的担心外化，这也反映了其性格的基本特征。至少，斯大林恶劣的人格错乱正在毫无限制地起作用。他竭力放纵着偏执狂的、复仇心重的癖性，除了一场内部政变、军事征服和他个人早逝外，没有什么可以将其他人从他嗜杀的狂想中解救出来。
整个30年代，斯大林都在政治局中占据优势地位，支配着其他的政治领导人。肃反运动却将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凌驾于其他领导人之上。他实际上就是一个专政者。同事们继续尊重他，甚至可以说是称赞他，但他们内心仍然充满了极度的恐惧。即使是在私底下的谈话中，也没有人敢反驳他。只有莫洛托夫，有足够的信心在方针政策方面与他有分歧。即便如此，他也必须在措辞和行为方面慎之又慎，其他人更是谨小慎微。实际上，与斯大林交谈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任务，因为他经常故意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政治局成员们在预先不知道其意图的情况下，被迫暴露出自己的想法。在斯大林的威逼利诱、故弄玄虚的把戏下，他们总是紧张不安。毕竟，斯大林杀害了卡冈诺维奇的哥哥莫伊谢伊，给莫洛托夫的妻子降了级，且还要将她与加里宁、安德列耶夫的妻子一起逮捕。因此，政治局成员们面临的肉体上的危险并未消失。通过毁灭其他成员及其家庭，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狂鲨发出了对受害者的欲望尚未得到满足的信号，但他们可以对任何事情都不予理睬。
挺过肃反运动的大多数同僚们都顺利地活到了他们生命的自然死亡期。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自从20年代就追随斯大林，至少到40年代他针对他们中的一些人采取行动为止，还站在他这一边支持他。被提拔上来的新人们，如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维辛斯基和贝利亚，一直与他站在一起，直到他生命的尽头。这个统治集团开始安下心来，从1938年年底开始，直到1949年沃兹涅先斯基（Voznesenski）被解除职务，再没有政治局成员被捕。而且，在1941年6月溃败之前，红军中也再没有将军被拘捕。但是，先前发生的那些事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所有的统治者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所处的位置只是由最高统治者突发奇想随意安排的。
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在苏联神秘莫测的行政性信函往来中，有一封1940年贝利亚向斯大林发送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报告。这份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古拉格作为苏联的经济部门不光能够支付自己的开销，还能盈利。他说：“整个劳动营和劳改队系统，正在全力维持生存，不需要对囚犯（170万人）、警卫和集中营的组织结构提供补贴。”[12]当时，贝利亚正在追名逐利，可能早就知道事实正好与之相反。但是，政权正处于巩固期，斯大林不会考虑对其已经建设起来的制度做基本变革。他强劲有力，信心十足，但工作过度劳累的斯大林强调，国家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启动杆，但他从不相信人们自发的绝对潜力。他希望工人和农民都支持苏维埃政权，在其身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工作，抨击“敌人”。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欣喜若狂。在1937年年中图哈切夫斯基被审判后，有98.6%的投票人支持苏维埃政权，到1938年3月布哈林被处死，这个比例上升到99.4%。[13]
这是这位感到自己大获成功的人的评论。他实现了足够多的目标，从中得知，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他的统治和为苏联所做的制度设计都是能得到保证的。在未来的几年中，斯大林和政治局的成员们如果面临不可预料的风暴而试图消除各种障碍的话，就只需要做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基本的设计仍原封不动。那些按照完全不同的时期来解释这种修补的观察者们几乎不能令人信服，但如果谈论“晚期斯大林主义”或“高级斯大林主义”有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应该定在肃反运动结束时的1938年。斯大林继续修补他的图纸，在“二战”前、战中和战后，苏共、各人民委员会和军队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他胡乱摆弄着俄罗斯民族身份的范围、文化和宗教表达的范围，也根据当时的社会氛围调整着对他的个人崇拜。经济政策被一遍遍地修改，外交政策也在不断被修正。斯大林自己不把他的设计称作斯大林主义，但并不反对其他人使用这个词语。直到他去世，这种制度仍很盛行。即使在他死后，该制度的很多方面还经久不息，一直实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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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z vospominanii Sukhanov D. N., byvshego pomoshchnika Malenkova G. M.', Volkogonov Archive, reel no. 8, p. 5.
[2] Pisatel' i vozhd': perepiska M. A. Sholokhova s I. V. Stalinym, p. 150. M. Jansen and N. Petrov, Stalin' s Loyal Executioner, chap. 7.
[3] Pisatel' i vozhd': perepiska M. A. Sholokhova s I. V. Stalinym, pp. 160 - 161.
[4] Pisatel, i vozhd': perepiska M. A. Sholokhova s I. V. Stalinym, pp. 171 - 174.
[5] Pisatel, i vozhd': perepiska M. A. Sholokhova s I. V. Stalinym, p. 164.
[6] 'Party and NKVD: Power Relationships in the Years of the Great Terror' in B. McLoughlin and K. McDermott（eds）， Stalin's Terror, p. 31.
[7]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 （1934 - 1945）， p. 267.
[8] 参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4页。——译者注
[9] Vosem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 （b）， p. 29. pp. 29 - 30.
[10] Vosem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p. 515 - 517.
[11] Zastol' nye rechi Staina, p. 235.
[12] N. Petrov, 'The Gulag as Instrument of the USSR' s Punitive System' in E. Dundovich, F. Gori and E. Guercetti（eds）， Reflections on the Gulag, p. 22.
[13] Vosemnadtsatyi s'' ezd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 p.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