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晚期，这位列宁的信徒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主持各种有关列宁的纪念活动，列宁尸体的安放也是由他安排的。同时，他还组织了列宁回忆录的出版发行，鼓吹对列宁思想永葆忠诚。在列宁纪念馆的建设过程中，斯大林也起了很大作用。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期间，他宣称自己仅仅是这位伟人的小学生。
20世纪20年代末期，斯大林在苏联的政治地位达到顶峰，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在将布哈林及其他右翼分子打败后，斯大林已不满足于民众仅仅将他视为一位党的领导人。1929年12月21日，人们举行仪式，兴高采烈地庆祝斯大林五十大寿。[1]当时，反对派的领导人正在对他进行严厉地批评。但即便他还有些局促不安（实际上，他担心如果允许媒体对自己过度赞美的话，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可笑），但政治上的利己主义依然促使他命令媒体高度赞誉他。可见，斯大林渴望人们对他的个人崇拜。
斯大林对列宁的敬慕之情仍然存在，虽然他也允许其他人使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一术语，但他本人还是避免使用。斯大林甚至都不允许自己完整的著作集出版，而托洛茨基早已出版了二十一卷文集。1938年，在一次大型的莫斯科宣传工作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谴责人们把他与列宁这位党的理论家相提并论，并坚称自己的《论列宁主义的基础》只是一本注释性的著作，其思想来源于列宁。这也是他讨论马列主义而非仅仅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之所在，因此，不应将老师与学生混为一谈。[2]
然而，人们还是开始对两个人进行比较。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学家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Yemelyan Yaroslavski）认为，在这两个领导人中，斯大林更加果断，原因在于列宁被流放在外的岁月太长。[3]1931年元旦的《真理报》在首页上刊登了一张斯大林的线条画，而列宁的名字只出现在上面所印的一面旗帜上。[4]为了突出斯大林在苏联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丰功伟绩，1937年元旦，这张照片又再度被使用。[5]整个30年代，《真理报》一直沿用这种传统做法，没有人敢侵犯斯大林的尊严。而且，每当他的画像出现在苏联报纸上，就是要确保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图片必须向人们传达这样的信息：斯大林是一位有决心、有智慧改变苏联的天才。无论编辑还是审查官，都小心翼翼地遵从这个原则。
斯大林的照片频繁地见诸报端，其中，最著名的是小格利娅·马尔基佐娃（Gelya Markizova）向其赠送鲜花时斯大林将她揽在怀中的照片。[6]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马尔基佐娃灿烂的笑脸曾装饰了无数的书籍。然而，读者们并不知道，在她的好日子刚过去不久，父母双亲就在肃反运动中死亡了。但斯大林仍是整个国家所有儿童最亲密的朋友代表。
总的来说，斯大林喜欢与青年人打成一片，《真理报》不断刊登很多他接待劳动英雄、科学英雄或探索英雄的照片。但他也并不总是独占这种新闻宣传，而是将权威报纸的首版让给当时的年轻英雄们，包括斯达汉诺夫运动中的矿工、打破纪录的挤奶女工、探险家和飞行员。报纸的报道，足以让这些英雄们感到自豪。同时，也让苏联公民相信，斯大林领导的国家有强劲的动力，朝先进的方向发展。飞行员对斯大林有特殊的吸引力，他乐于接见他们。斯大林说：“你知道我多想像一只老虎那样去战斗！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冒犯我们的飞行员了。”[7]可以理解，这些飞行员也因领袖的关怀感到自豪。[8]通过与普通公民的接触，斯大林作为属于人民的、温和的领导人的形象得到了提升。每当政策引起怨恨时，斯大林就会例行公事地斥责下属。这些该受谴责的下属充当了避雷针的作用，转移了人们对其他人所受政治迫害的关注。
斯大林也打算加强自己与处于苏联底层的政府组织及企业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在30年代斯大林逮捕了一大批老领导人，之后他呼吁年轻人来接替他们的职位。在克里姆林宫于1937年10月30日举行的冶金工业和煤炭工业官员招待会上，长期标榜自己是个实干家的斯大林宣称：[9]
同志们，我举杯的意思多少有些与众不同。我们通常总是为领导者、首长、领袖和人民委员的健康举杯。这当然不坏。但是除了高级领导者，还有中级和下级领导者。他们，这些下级和中级领导者，在我国有成千成万个。他们都是谦逊的人，他们并不出头露面，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如果漠视他们，那就是盲目无知，因为我们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命运都取决于这些人。即是说，我们的经济领导的命运也取决于他们。
在做演讲时，为了避免将自己的身份降低到听众的水平，斯大林巧妙地选择词语。这样，使人们深信不疑，他是“大领袖”之一。而对这位领袖的崇拜，又使人们确信他就是这些“大领袖”中最伟大的一个。他将赞誉肯定与谦逊质朴结合在一起，赢得了朋友们的信赖，对克里姆林宫的精英、布尔什维克党和广大人民产生了深刻影响。
斯大林希望人们认为他并不热衷于民众对他的狂热崇拜。个人崇拜往往令人生厌。如果下属不能参透他的真正想法超出了奉承的限度，就会遭到他的训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很多年，有人意欲将斯大林所写的文章发表，令他气愤不已。1936年8月，在黑海海岸度假时，斯大林写信给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莫洛托夫，向他们寻求帮助，阻止文章的发表[10]。
然而，在斯大林的批准下，贝利亚出版了一本外高加索联邦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史。这本书驳斥了这样一个公认的观点：只有圣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流亡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对党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它的内容大部分属于历史小说，但他所强调的边疆问题的历史重要性，早就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贝利亚并非真正的作者。他委任其他人写了这本书，然后将作者枪毙，将其据为己有）。贝利亚在高加索地区的强大对手内斯特·拉科巴也写了一本书，记录了世纪之交斯大林时在黑海沿岸的经历。[11]同时，其他人还写了多部有关斯大林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的回忆录。[12]但是，对于斯大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如何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重要人物、1912年如何被选入中央委员会的细节，尚没有只言片语。斯大林将很多问题隐藏得严严实实。斯大林还将敌人从布尔什维主义的史书上删除，那些在十月革命前与列宁很亲密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逐渐被从书中除去。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
这种浮夸的赞誉之风持续增长。在1930年6月的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人们对斯大林报以“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继而是长时间的欢呼”。代表们站起身，大声喊着“乌拉！”在1934年1月的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同样的一幕。人们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并高声喊着“斯大林万岁！”1939年3月，肃反运动后，苏联召开了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人们认为前两次的表现远远不够。于是，会议的组织者们安排大家反复地喊道：“为我们的领袖、导师和朋友斯大林同志欢呼！”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传记层出不穷。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在1935年所写的斯大林传记，被翻译成俄文。[13]正是巴比塞，使“斯大林是当代的列宁”这句话传播开来。但是，即使是巴比塞的这番作为，都不能让斯大林完全感到满意。正是这种不满，促使他在1938年责令中央委员会开始写作《斯大林传》记述他从哥里小镇出生到登上党的权力最高峰的经历。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卓越地位，也得到了肯定。同一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同时，关于苏共历史的书相继问世，本本可以与之相媲美。有些书获得了中央委员会的赞许，这也为它们的作者——尼古拉·波波夫（Nikolai Popov）、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安德烈·布勃诺夫（Andrei Bubnov）——带来了巨大的荣耀。但是后来，坚持正统成了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官方只允许一种立场存在。为此，政治局组织了一批由V.G.克诺林（V. G. Knorin）、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和P. N.波斯佩洛夫（P. N. Pospelov）领导的作家，来专门写这种著作。
斯大林也在幕后悄悄地关注并参与这件事情，他亲自撰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章，还五次参与了该书的编辑工作。[14]这本书上溯至马克思和恩格斯，然后经列宁，一直到斯大林，是对马列主义的合法继承，但由于作者的主观立场所限，使得这本书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它表明，对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们每个争论，只有唯一一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列宁及其继任者斯大林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点。他们在用摩尼教的语言，来解释苏共的历史。其中，既有列宁主义统领下的正义力量，也有反布尔什维克党团体下的欺诈和背叛的力量，比如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各式各样的民族主义者，以及敌视斯大林的布尔什维克党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谴责“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分子、民族主义异端分子及其他反列宁主义团体”。书中坚称列宁从不曾在理论或战略上犯过错误，斯大林幸运地继承了这个传统。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这两位主要领导人所受到的待遇大相径庭。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这本书帮助斯大林将列宁排挤出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神话。[15]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尽管斯大林成功地建立起公众对他的个人崇拜，但他清楚，承认列宁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是有用的。[16]显然，这是在对党的早期历史进行处理。斯大林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教程》开篇的几章中。在整本书中，引用列宁的著作有49处，但只有11处引用了斯大林的著作。很明显，斯大林认为有必要继续在列宁的掩护下行动。[17]
著作没有对斯大林的形象进行描述。1956年，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运用“个人崇拜”谴责他，因此，这个词就成为官方的悼词。其实，将这个词从俄文翻译过来，更精确的说法是个人迷信。1938年版的《斯大林传》列举他在政策层面上的措施之前，简单明了地叙述了斯大林前半生的细节，但很少关注他的家庭、学校和孩童时代生活的故乡。同时，他在“一战”之前作为一名地下党的职业生涯，也不准提及。无论是在《教程》中，还是在传记中，甚至都没有涉及他在十月革命、内战、新经济政策和“一五计划”中的所作所为。斯大林不允许人们从历史角度或文化角度来解释他在开始实施专制统治之前的所想和所做，但他不遗余力地让作家、画家和电影制作人将他以党的化身的形象表现出来。尽管国内媒体都关注斯大林，但他根本不允许他们将自己的出身、教育背景、信仰、行为和思想告知公众。
斯大林离群索居，非常孤独。在1932年之前，报纸上从未提到他是个已婚男人。当他出现在列宁墓前，只有一些主要的政治家相伴。对于娜佳的离世，《真理报》只进行了简单声明。对于斯大林的母亲，报纸也以同样的态度进行了报道。1935年，在其母去世前不久，《真理报》就他去看望母亲进行了报道。其后，她的葬礼也被报道。[18]在其他方面，他的隐私被包裹得严严实实。当然，也有几桩例外的事件。1939年，V·卡明斯基（V. Kaminski）和I·韦列夏金（I. Vereshchagin）就斯大林的早期生活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斯大林学生时代的一些朋友所写的简短回忆录，以及涉及他的教育情况的文件。[19]同时，有关他被捕和遭监禁时期的一些个人文件也陆续出现。[20]
斯大林继续对个人崇拜进行严格限制，也招致了外界的评论。第一种可能是，他承认自己过去和现在的大部分生活不可能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因此他想把这些事情隐瞒起来，这无异于异想天开，根本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是一个杜撰历史的大师，单纯的事实本身不能阻止他伪造一整部虚假的传记。第二种可能是，希特勒拥有戈培尔（Goebbel）式的人物，而他没有。因此，他是个人崇拜的主要创造者。但斯大林身边不乏那些急于证明自己有用的同僚，如果说他们没有向他提出过其他主意，那也不可信。最合理的解释是，斯大林仍然相信，严格限制个人崇拜最适合俄国的文化氛围，也最适合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敏感性。在1934年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不再被称作“总书记”，而是改称为“党的中央委员会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一直由列宁担任，1941年5月6日，斯大林坚决拒绝接受这一职位。甚至都不接受最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职位，这一职务继续由米哈伊尔·加里宁担任。通常情况下，人们给居于统治地位的共产党领导人的信，不是写给斯大林的，而是写给加里宁或他们俩的。[21]
但是，实际统治苏联中央的公共生活的还是斯大林。人的生或死，都在他的一念间，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取决于他的意愿。在苏联，斯大林是一位有主见的领导者，也是一位管理者。他深知表现谦逊的优势所在。斯大林认为，最好是让人们认为他既不渴求权力，也不渴望声望。难道是他对罗马帝国第一任皇帝奥古斯都的兴趣影响了他？奥古斯都虽然成了一个王朝的创立者，但从不接受过往的头衔。[22]
当然，斯大林需要阿谀奉承，人们对他充满溢美之词，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很过分。但是，他对这种行为的限制实际上具有刺激作用。他认识到，如果他本人阻止那些克里姆林宫的马屁精们的奉承，那么，他将拥有更多的仰慕者。因此，对他而言，这个控制过程十分关键。对于允许人们主动地赞赏他的危险，他时刻保持警惕。他甚至禁止人们阅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或他个人的官方自传。他给出的原因是他不想民众们在劳累了一天后，还不得安宁。在与一位列宁格勒党的宣传家交流时，他命令道：“让人们平静地生活！”[23]但这是不真诚的，共产党员们必须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参加工作后的会议。斯大林的真正目的，当然是要把争论完全控制。
当然，个人崇拜大获成功。1935年，一位71岁的纺织女工被请到红场，参加“十月革命”庆典。她是个近视眼，开始没能一睹斯大林的风采。她无意中遇到了奥尔忠尼启则，便大声喊道：“瞧，我很快就要死了，难道我真地不能再见到斯大林了吗？”奥尔忠尼启则告诉她，她不会很快就死掉。她继续向前走，这时，一辆轿车停下来，从里面出来的人正是斯大林。她高兴得连连拍手鼓掌，说道：“嘿，我见到了我想见的人！”斯大林笑了，并谦恭地说：“真是太好了！我们都是最普通的人！”这位老妇的泪水夺眶而出，然后说道：“你是聪明的人，是我们的伟大领袖……现在我见到你了……现在我可以死而无憾了！”斯大林头脑反应很快，回答说：“你为什么要死呢？让其他人去死吧，你继续工作！”[24]
这个小小的插曲表明，很多民众，尤其是那些对当局心存感激的人，有强烈的冲动来尊崇他（这也表明，斯大林虽然喜爱这种阿谀奉承，但他主要关心的，是哄骗她在退休之前继续努力工作）。而且，人们更有可能在人群中表现出对他的个人崇拜。这时候，他们是受官方所制造的氛围的影响。不光那些淳朴的民众向他表示个人崇拜，就连很多政客和知识分子也打心底里感到有必要吹捧他。他们虽然只是与他有过简短的会面，却认为自己很幸运。作家康斯坦丁·丘科夫斯基（Konstantin Chukovski）算不上一个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对斯大林所要求的那种文学感到困惑不已，便转而为孩子们创作童话。即便如此，他在1936年所记的日记中记录了他在一次代表会议上的印象：
突然，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安德列耶夫、日丹诺夫和斯大林出现了。这个会堂里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呀！斯大林静静地站在那里，有些疲倦，有些忧郁，但很雄伟。人们能够觉察到他习惯了权力和力量，以及一些女性化和温柔的东西的存在……[25]
丘科夫斯基被斯大林脸上“优雅的微笑”所吸引，这非常能够体现个人崇拜的影响。
然而，它并不像斯大林所期望的那样成功，尤其是农民中间，弥漫着对斯大林的厌恶。很多村民将这个格鲁吉亚人、无神论者和国际主义者，视为无政府主义者。到30年代末期，农村的绝望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很多农民非常渴望与德国开战。他们断定，只有军事入侵才能将苏维埃共产主义从权力的宝座上拉下来，并为取消农业集体化创造机会。[26]这种敌对情绪并非仅仅存在于农村居民中，1930年3月，列宁格勒的50名工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错字连篇，语法错误百出，内容包括：
人们对苏维埃政权都没有同情心，且认为你是俄罗斯人民的刽子手。既然我们与帝俄时期一样，十分贫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执行“一五计划”呢？我们只是以糖为例。过去，它们多得都用来喂猪。现在，即使用钱都买不到。同时，我们的孩子正在忍饥挨饿，却完全找不到让他们充饥的东西。[27]
老百姓们在心目中将“一五计划”时期与斯大林直接联系在一起。那些年，他为工业化和文化革命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邀功。然而，事与愿违，每个人都知道谁应当为当时的困难状况负责。
实际上，这种憎恶感究竟有多普遍，有多深重是一个永远不会有满意答案的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不断地汇报民众的意见，但他们的语言和方向大有改进之处。安全机关的兴趣在于警示斯大林，它们的权力和威望建立在其劝说斯大林的能力基础上，让他知道，只有它们的警戒，才使国家免受成千上万的内部敌人的侵扰（但他并不经常听人劝告）。
但是，毫无疑问，很多苏联民众，都像这位纺织女工一样，热爱他们的领袖。30年代，对每个人来说，形势都没有恶化。被提拔者不光有工作可做，而且薪水和消费品数量有所增加，居住条件有所改善。在苏维埃的制度上，斯大林不采用平均主义的原则，这就使他们的前景变得很有吸引力。通常情况下，他的受惠者都来自工人阶级或农民中，他们都不相信好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就是他们，取代了那些违背斯大林命令的精英。他们都是有野心、有抱负的年轻人，机智而顺从，且想立身处世。当时的学校系统巩固了这一信念，即斯大林正使苏联沿着进步的轨道前进。不用说，即使是这些被提拔者本身，也可能有他们的疑虑。他们可能喜欢他的政策或人格的某些方面，而不赞成其他方面。很多人不顾所有的事实，希望恐怖主义的政策最终能够被放弃。他们或许认为，斯大林将很快发现改革的必要性。还有一些人认为，在消灭了那些使他误入歧途的顾问们后，暴力统治就会停止。[28]
斯大林不能使那些被清洗的富农、神父和当地反对派们喜欢他，也不能希望很多营养不良、工作负担过重的人或集体农庄的农民为他唱赞歌。然而，毋庸置疑，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很钦佩他。最重要的是，新的管理阶层希望继续追随他，因为他能够给他们提供有前途的工作。他对经济进行了变革，并建立了一个经济强国。斯大林是领袖，是首脑，是政治老板。在从斯大林主义的国家秩序中受惠的那些人的心目中，“伟大”就是斯大林的代名词。
* * *
[1] Pravda, 21 December 1929.
[2] 'Stalin o "Kratkom kurse po istorii VKP（b）", Stenogramma vystupleniya no soveshchanii propagandistov Moskvy i Leningrada…', Istoricheskii arkhiv, no. 5 （1994）， p. 10.
[3] Stalin, K shestidesyatiyu so dnya rozhdeniya, pp. 193 - 194.
[4] Pravda, 1 January 1931. J. Brooks, Thank You, Comrade Stalin!, pp. 80 - 81.
[5] Pravda, 1 January 1937.
[6] Pravda, 29 June 1936.
[7]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p. 175。这句话源于1938年1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为新当选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的演讲。
[8] A. Fadeev（ed.）， Vstrechi s tovarishchem Stalinym, pp. 40, 98, 112, 133, 160, 178 and 195.
[9]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p. 123.
[10]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526.
[11] Stalin i Khasim （1901 - 1902 gg.）。 Nekotorye epizody iz batumskogo podpol' ya.
[12] V. Shveitser, Stalin v turukhanskoi ssylke. Vospominaniya podpol' shchika.
[13] H. Barbusse, Staline: Un monde nouveau vu a travers d' un homme.
[14] F. Bettanin, La fabbrica del mito, p. 157.
[15] F. Bettanin, La fabbrica del mito, p. 174.
[16]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斯大林对列宁的崇拜是真的。
[17] Istoriya Vsesoyuznoi Kommunisticheskoi Partii（Bol' shevikov）。 Kratkii kurs.
[18] Pravda, 7 October 1935.
[19] V. Kaminskii and I. Vereshchagin, 'Detstvo i yunost' vozhdya: dokumenty, zapisi, rasskazy', pp. 22 - 100.
[20] V. Kaminskii and I. Vereshchagin, 'Detstvo i yunost' vozhdya: dokumenty, zapisi, rasskazy', pp. 22 - 100.
[21] Pis' ma ko vlasti, pp. 124ff.
[22] 0. Volobuev and S. Kuleshov, Ochishchenie, p. 146.
[23] Cited by N. N. Maslov, 'Ob utverzhdenii ideologii stalinizma', p. 78.
[24] V. Ivanov, 'Krasnaya ploshchad', Novyi mir, no. 11 （1937）， pp. 259 - 260.
[25] K. Chukovskii, Dnevniki, 1930 - 1969, p. 86. B·S·伊利扎罗夫（B. S. Ilizarov）向我提供了这份参考资料，我要向他表达我的谢意。参见'Stalin. Bolezn', smert' i "bessmertie"', pp. 294-295。
[26] S. Fitzpatrick, Stalin' s Peasants, pp. 289 - 296.
[27] Obshchestvo i vlast'. 1930 - e gody, p. 25.
[28] Popular Opinion in Stalin' s Russia, pp. 155 - 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