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斯大林对于“大清洗”运动有过预先设想，我们仍然会感觉到他在1936年年底加剧并扩大的高压措施显得很突然。他直接操控国家暴力机器长达两年，将不同政见的组织全部摧毁，逮捕了成千上万的反对者联盟中的成员。他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杀害，将数以万计的“旧时代的人”驱逐出大城市。古拉格（集中营）中被他塞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敌人。如此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不会受到任何挑战了。斯大林要求部下接受自己所有的政治观点，一旦部下对他没有完全服从，他就会将他们换掉。自从基洛夫谋杀事件发生后，这些程序就被大大简化了。尽管斯大林也在形式上与政治局成员商议事务，而一旦内务人民委员部认定并执行的决定，政治局成员几乎不会有什么反对意见，党章不再像以前那样起作用了。
1936年12月中央委员会集体会议后，他们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并且演化为后来的“大清洗”[1]运动。斯大林把他豢养的凶狠“猎狗”放出笼子，让他们在布哈林和传统的右翼分子身上撕咬。叶若夫是这些人中的头目，他宣称布哈林知晓所有关于“托季联盟”的恐怖策划和活动（纯属子虚乌有）。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叶若夫负责扩大从前持不同政见受害者的范围，并且给他们贴上里通外敌和同谋的标签。布哈林几个月来战战兢兢，十分担心这种事会落到自己头上。当时他还是《消息报》的主编，写了几篇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斯大林政策不良影响的警示。但他没有和左翼反对派的幸存者有任何接触，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几年没有联系了。虽然布哈林要求和被叶若夫关起来的那些囚犯们当场对质，表面上看上去像他们举报的布哈林。然而，斯大林和叶若夫希望把他打倒，这才是真正的目的。当场对质时，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也来了，叶甫根尼·库里科夫（Yevgenni Kulikov）除了把卢比扬卡（Lubyanka）拖下水，还宣称布哈林组建了一个中心联盟[2]。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Georgi Pyatakov）更加夸张，宣称布哈林定期和托派分子联络，对托派分子十分熟悉。[3]
布哈林尚未被捕，但自1936年12月到1937年7月，高压网络涉及面更加宽泛，受害者的数量也达到了顶点。内务人民委员部抓捕了大量反革命分子，他们既有来自左派的，又有来自右派的，还逮捕了党、政府、军队和其他公共机构的大量当权者，只要和革命前的精英有任何联系的人都会进入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抓捕了大量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成员、教士和富农子弟，将多个国家和民族团体人士发配到苏联的边疆地区。在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分门别类地压制过程中，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恐怖机器保持了高负荷运转，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38年l1月。
尽管在苏联有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并不完全是斯大林的过错，但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是斯大林一直在唆使手下从事1937—1938年的大屠杀。或许还有一种可能，是斯大林的助手和智囊团说服他，使他认为只有采取极端措施才能挽救国家免于垮台。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有大量文章对这种措施进行赞美。[4]但这仅仅是一种自我欺骗罢了，为了实现“大清洗”运动，他发动并持续推进这些强力措施。斯大林不需要别人怂恿来做这些事情。他常常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纪律和苏维埃实践先例的外衣掩盖下从事恐怖活动，也经常使用心理学中人的内在冲动为自己辩护。[5]尽管斯大林没必要使用很多诱骗方法就能将对方消灭，但在他脑海里还是有一个战略谋划的。斯大林明白自己在“大清洗”中要对付的是哪些人，他更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行为有一个基本的逻辑，这种逻辑只在个人态度的框架体系中才有意义，这种个人态度则与布尔什维克在理论和实践中相互作用。然而斯大林是一位独裁者，他所思考并下达的命令总会变成苏维埃国家最高层决策的主导因素。
斯大林所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安全，而且他将自身的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导集体安全和国家安全混为一谈。晚年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曾宣称，斯大林很有理由惧怕出现一支“第五纵队”，在发生战争时支持入侵的武装势力。[6]斯大林对此曾有过暗示，他对1936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弗朗哥将军轻而易举地获得大量支持者感到震惊。[7]斯大林设想一定要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苏联，这种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另一问题，他原本就是一个国家恐怖主义信徒，继而发动了1937—1938年的残酷暴力活动。即便没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他很可能也会感觉到实行恐怖政策的必要性。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斯大林而言，发起恐怖活动的冲动就已经产生了。不仅在党内，人们对他本人及他的政策有很多不同意见，在整个国家，民众对他的怨恨也大量存在。尽管斯大林似乎无所不能，但他从未让自己满足于现状，因为他知道，更大的不满有可能造成针对他本人的抗议运动，这一问题不能不予重视。斯大林在新经济政策环境下的革命间歇造成的震动远未平息，在沉默与服从等表面现象下，国家和社会上更深层的怨恨正在发酵，这些问题使斯大林更为焦虑。
因此，如果斯大林对西班牙内战的反应和上述背景是匹配的，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苏联的整个政治和社会形势很显然就像一个易燃物。1936年9月25日，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Zhudanov）从黑海寄给卡冈诺维奇（Kaganovich）和莫洛托夫的信笺中，斯大林更进一步表明了这种状况。
我们认为完全必要且急需安排叶若夫同志作为内务人民委员，亚戈达（Yagoda）并没有能力揭穿季托联盟的行径，国家安全总局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四年。[8]
为了减轻这种压力，斯大林并没有像1928年初经济转轨时那样事先就制定好计划，尽管遇难者名单中的人有时会部分重叠，但斯大林并不需要在很短时间把所有人都铲除。然而当时党内外复杂而紧张的形势又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制订了一个又一个名单，将他们设法予以铲除。
叶若夫还没被提拔时，托洛茨基从前的盟友格奥尔基·皮达科夫就被逮捕了，皮达科夫曾经作为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的副手兢兢业业地工作，因此在1936年12月中央委员会会议后的讨论中，奥尔忠尼启则拒绝相信对皮达科夫关于恐怖主义和间谍活动的指控。在这场“战斗”中，斯大林必须要赢，因为他要把这种镇压运动继续推进，他们使用心理压力等各种办法让皮达科夫承认与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最终，皮达科夫屈服了，只能被迫参加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的会面，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确认了证据。1937年1月末，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皮达科夫进行了第二次公开审判，皮达科夫本人、索柯里尼柯夫、拉德克、谢列布里亚科夫被指控领导反苏维埃托派中心。指控证据牵强附会，但这并没有阻碍法庭宣判皮达科夫和谢列布里亚科夫死刑，拉德克和索柯里尼柯夫则被判处长期的监禁。同时，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奥尔忠尼启则的哥哥被射杀。奥尔忠尼启则终于精神崩溃了：在与斯大林进行激烈的争吵后，1937年2月18日，他在自己的公寓自杀身亡。至此，政治局中不会再有人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也不再有人设法阻止这台镇压机器的运转了。[9]
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事件发生在1937年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这个会议一直持续到3月份。这时的斯大林已不用躲在叶若夫身后。他指控季托联盟已经设立了为德国人服务的从事间谍活动、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的专门机构，[10]叶若夫反复强调，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派和右派分子正在运行他们的独立组织。在全体委员的授意下，斯大林命令叶若夫进行彻底调查。[11]斯大林同时也威胁那些在党内拥有职务的人，并意图将党内原有的委托授权的权力运行格局打破，并将其替换成垂直管理的专制统治：
把与你并肩战斗的同志组合为一个整体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获得了相对于地方组织的一定独立性，如果你想做的更多一些，就能获得相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对立性，他有他的群体，我有我的群体，并且这些人对我毫无二心。[12]
党内和秘密警察领域整肃运动的警报拉响了。2月27日，布哈林被捕，3月29日亚戈达被捕，一直到夏天，大规模的党内驱逐行动同时发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高层的多数成员于5月27日被捕，武装力量成为继党内和秘密警察队伍之后又一个被调查的对象，图哈切夫斯基6月11日就被枪决了。在被枪决之前，他惨遭暴打，此后，用血迹斑斑的手在供认书上签了字。
苏联的主要缔造者们基本被打倒了，这时另一个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6月23日召开，叶若夫汇报了他的调查，并恬不知耻地编造了证据。他汇报道，一个又一个反革命司令部被揭穿，包括右派分子、孟什维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红军、内务人民委员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各地区党的领导人，这是被断定的最大规模的谋反集团。不仅反布尔什维克分子和从前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被囊括在内，就连当前的党内领导人也被认为参与了推翻斯大林的阴谋。同时，叶若夫暗示，正是他自己的警觉使得这些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行动未获成功。[13]
斯大林控制着整个局面，他再次图谋让叶若夫作为挡箭牌，以示自己和这些高压政策没有任何关系。然而，当这场运动的矛头指向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时，斯大林仍然说和他没关系就是不可能的了。1937年6月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卫生人民委员G·N·卡明斯基反对道：“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我们要毁掉整个党。”闻听此话后，斯大林呵斥道：“你和这些敌人的亲密关系不是偶然的！”卡明斯基坚持原则，坚定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他们绝对不是我的同伙。”斯大林再次回击道：“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和他们一样都是一丘之貉。”[14]另外一位反对者是奥西普·皮亚特尼茨基。作为苏维埃第三共产国际的重要人物，他强烈反对处决布哈林，并且指控内务人民委员部编造罪证。斯大林为此暂停了执行进程，并安排了政治局讨论这一突发事件。这时，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纷纷劝说皮亚特尼茨基做出退让，但他拒绝了。党中央委员会再次召开时，叶若夫宣布，皮亚特尼茨基是奥赫拉那的代理人，他剩下的日子也就不多了。斯大林在6月29日召开了全体会议，他已经打倒了所有的反对派，并且让中央委员会驱赶了35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受到惊吓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们对此全都投了赞成票。[15]
有了中央委员会的“同意”，7月2日，政治局决定颁布法令实施针对“反苏分子”的整肃运动，各种“反党集团”均被清除，甚至连一些社会组织的成员也被抓了起来。[16]这次运动波及有富农、孟什维克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神父、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派、非俄罗斯政党的成员、白卫军士兵、获释犯人等。由斯大林和叶若夫起草的00447号令在7月31日获得政治局的批准。这场运动计划在8月5日开展，斯大林没有去黑海度假，并以此暗示来监控该行动。叶若夫频繁地向斯大林请示，他建立了覆盖全苏联的专门从事迫害民众的“司令部”。经过复杂的计算，他决定将268950名党内外人士逮捕，这一过程也包括不少司法闹剧。受害者虽被传讯，但他们没有辩护权和申诉权，直接就被判有罪。据精确考证，有多达193000人被发配边疆做劳役，其余75950人则被直接处决了。
通过00447号令，被斯大林处决的人占到被捕总数的3/10，这一事实推翻了其在1937年年中“大清洗运动”中被捕者大多只参加劳役的规定。[17]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开办的企业显然需要有劳动力扩充进来，包括建筑、采矿和制造业。大清洗运动虽然带来了经济上的作用，但它实际上更是一个彻底的人力浪费。大规模的屠杀彰显了只有安全利益才是摆在斯大林面前的最重要考虑因素。
1937年7月25日，斯大林和叶若夫推行了第00439号令，使得这张恐怖网更广泛而深入地铺开，所有在苏德国人和具有德国国籍的苏联人都要被逮捕。然而00439号令并没有指定一个具体的逮捕配额，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按照其要求自行确定，结果有55000人被判刑，其中包括42000人被枪决。[18]斯大林认为一些外国人、国内富农和反苏分子一样都会危及他的统治，但他并未完全排斥德国人居住在苏联，之后有曾在中国哈尔滨流亡的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及其他人陆续来到苏联。这一措施从1937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38年年末。
为了解决斯大林在安全方面的担忧，国家内务委员部发动了长期的大规模逮捕和谋杀。曾经设定的“反苏分子”配额经常被扩充，民族群体中的“敌人”也在不断增加。各地方政府领导很容易就能申请增加逮捕人数，斯大林常常在电报中推波助澜，催生各地的屠杀热情。对于这场逮捕、严刑拷打和残杀的洪流，没有任何档案显示斯大林曾经试图阻止这一切。当克拉斯诺雅茨克地方党委向他报告一次有关粮仓起火事件时，斯大林的回复很简单：“不妨试试更快捷地处理这些有罪之徒，直接判他们死刑吧。”[19]对于如何人道地处理这些反革命分子，斯大林从来都没有过相关指示。相反，他所强调的总是督促下属热情地将“大清洗运动”推行下去。党、政府和其他所有机构的大量人员被他除掉了。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情况：如果想活下来，唯一的方法就是积极主动地遵守有关镇压的每一道命令。
甚至连卡冈诺维奇都要向斯大林祈求宽恕，因为他曾经的伙伴爱奥那·雅基尔将军被斯大林认定为“人民的敌人”。卡冈诺维奇鼓起勇气指出，是斯大林曾在十年前向他推荐了雅基尔[20]。作为当时莫斯科党委书记，赫鲁晓夫也异常担心，因为他被斯大林指责为极端分子，当波兰共产主义者流亡至莫斯科并被杀害时，赫鲁晓夫急切地希望证明自己拥有纯正的俄罗斯血统。[21]
斯大林对“大清洗活动”的参与依然是直接且深入的，他的特使已经进入核心决策圈，这些人直接负责对地方领导人的逮捕和软禁。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是他众特使中的一个，他曾经是反对派的成员，后来痛改前非。由于他过去的这种经历，安德列耶夫不得不对上级唯命是从。他的活动范围包括多个城市，如车里雅宾斯克、克拉斯诺达尔、萨马拉、萨拉多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沃洛涅日以及苏维埃共和国地区的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22]安德列耶夫很快就决定了哪些人应该被捕，而哪些人能够接任，但他在实施计划之前要先征求斯大林的意见。他从塔吉克斯坦首府斯大林纳巴德向斯大林报告：“这里的敌人还基本上和以前一样工作着，并且很自由地在做事情”。对此，斯大林1937年10月3日回复了电报，写道：
我们指定普罗托波波夫（Protopopov）作为（党的）第一书记，伊斯坎德罗夫（Iskanderov）是第二书记，库尔班诺夫（kurbanov）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沙格达耶夫（Shagodaev）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阿谢尔（Ashore）和弗罗洛夫（Frolov）应该被抓起来，你需要及时回到莫斯科参加10月10日全联盟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
让贝尔斯基（Belski）几天内去土库曼斯坦来推行整肃运动，叶若夫会告诉他该做什么。[23]
安德列耶夫、马林科夫（Malenkov）、日丹诺夫和其他人在多个地区蹲点，督促执行斯大林的政策。
尽管从技术上来说，斯大林很难对不同地区的每一个活动都一一批复，但在整个大清洗期间，斯大林仍然对383份受害者名录进行了检查。仅这些名录就包括44000人，受害者的地位越高，叶若夫就越有可能在实施清洗活动前请示斯大林，请他签字。斯大林一直很繁忙，但无论何时，只要他发现名单中有认识的人，就会仔细浏览整个名单，并且标出自己的建议。他一如既往地勤勉，包括处理这些事情。没有迹象表明，斯大林不愿意做和“名录制定”相关的事务。他还一直让政治局中的其他成员参与到制定过程中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人常常被征求意见，他们也经常对这些名单大加议论。莫洛托夫曾形容道：“让这只狗像狗一样死掉！”此时，斯大林还尽力避免招致过多的非议。很明显，他还存有一些忧虑，这些忧虑是他发怒时无法规避的。他使用各种手段使他的同志们能够宽恕他的做法，因为斯大林需要他们继续合谋这一肃反运动。
斯大林将多达百万从未触犯法律的人作为打击对象的事实，随即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他清除了每个独立的公共机构，这一行为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政府和秘密警察系统官员的支持与合作显得十分关键，否则这些群体有可能打乱肃反运动的整个过程。随着形势的发展，事实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注定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赞同肃反运动。或许正因如此，斯大林才需要对他们进行这一考验，尽管他们的支持是虚假的而且短暂的。不但如此，他十分迫切地获取他们的犯罪证据，不管怎样，他需要向大清洗运动的幸存者，包括不明不白被他提拔的那些人证明，这场恐怖的大清洗运动是合法的。把大清洗运动和纳粹德国进行类比是贴切的，当德国安全机构抓捕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者和精神病患者时，德国政权对他们的敌视是公开的，对于被捕人员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命运，希特勒保持缄默。但这种羞怯的目标在于防止德国国内民众不必要的反对：让这些受害者披着间谍和破坏者的外衣来接受惩罚显得没有必要。他们被捕仅仅是因为自己的犹太人、罗姆人、同性恋和精神病人身份。
这种方式对斯大林来说并不合适，富农分子、神父、孟什维克党人、德国人、哈尔滨人和托派分子等称呼所涉及的抓捕范围，比希特勒在德国搞的清洗范围要小得多。对于备受尊敬的、崇高的苏维埃社会来说，这一方式会给苏联带来致命的形象损失。实际上，斯大林正在统治一个恐怖国家，他还是在乎一些官员的生命的，要让这些人拥有信心。斯大林对于这些受害者的态度本来就让人匪夷所思，但这还不是问题所在，更重要的是速记员曾经记录的内容：就整个国家范围而言，应有的法律程序也曾发挥作用，但这些都受到斯大林个人倾向的影响，因为斯大林本身就带着非黑即白的观点去看待世界，那些中间过渡的颜色对他来说并不存在。很显然，斯大林认为那些无法获得他信任的人，一定是在反对他和他的政治。就心理角度来看，他也需要找到那些受害者所犯的错误，既然国家内务委员部缺乏实际证据，唯一的可能就是将这些受害者认定为间谍和破坏者，并迫使他们承认有罪。此时，国家利益与领导人奇怪而反常的意图结合在了一起。
从表面上看，斯大林和这些事情并不相干，因为是国家内务委员部将证据送到他面前的，一些帝国主义代理人、颠覆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被统称为“人民的敌人”。斯大林是如此的多疑，以至于他基本上都要说服自己大多数被投入集中营和被枪决的人原本就有危害国家的罪行。他最为近距离接触这场野蛮行为并感受其后果，是当他发起双方对抗时，当时他让已经下台的领导人进行有罪“忏悔”，另一方则为已被揭发但还没被捕的领导人。1936年12月，面对库里科夫，布哈林感到自己就像一只蝴蝶被别人用针插在板子上。
尽管从表面上看，斯大林从以上这种双方对抗中获得满足，实际上，当时他还是需要政治局其他成员对这些裁定进行批准的，只有当他需要政治局其他人的赞同时，他才会组织这些活动。1937年上半年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需要这样一种对抗形式了。随后的几个月里，肃反运动仍在进行，既波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机构，也影响到“普通”民众，国家对内务委员部的屠夫们进行了褒奖，叶若夫的名字仅次于斯大林而备受官方尊敬。12月16日，轮到对阿贝尔·叶努基泽和一同被诉者接受审判，他们被判军事间谍罪、民族分裂罪和恐怖主义罪，都被秘密而快速地执行枪决了。[24]
1938年3月轮到布哈林了，在被告席上还有另外三位，他们在列宁时代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分别是：阿列克谢·李可夫、尼古拉·克列斯廷斯基和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亚戈达也是被告中的一员，他们是几名次要人物。在“大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国家内务委员部领导人组织了第三次审判，这些指控和以前一样荒诞，布哈林被指控在1918年密谋暗杀列宁和斯大林，妄图窃取政权。他避开了这一指责，但认可并承担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反斯大林阴谋集团的政治责任。克列斯廷斯基属于次要人物，第一次出庭时，他撤销了入狱证词，然而第二天，看起来更为憔悴的他又不得不认可原先同意的证言。几乎所有被诉者都经受了野蛮的殴打，布哈林得以幸免，但他看上去已经像一个残废之人了。他在狱中向斯大林写了一封信：“柯巴，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然而斯大林是个嗜杀者，在庭审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和瓦西里·乌尔里希一直在征求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命令道，一定要让世界上所有的媒体都相信宣判前，受审人员的忏悔是真实的。[25]这样，很多西方媒体记者都被欺骗了。3月13日裁决结果被宣布：几乎所有被诉人员均被枪决。
两天后，斯大林批准了一项更深入的针对“反苏分子”的肃清运动。这一次他希望在全苏联逮捕57200人，在斯大林和叶若夫的授意下，仅通过这三巨头的许可，48000名被捕者就被执行了枪决。长期以来，叶若夫一直负责类似事情，并对自己的职责“充满热情”。1938年，整个春、夏、秋季，大屠杀持续进行，内务委员部成为代表斯大林利益执行恐怖任务的绞肉机。自从斯大林让叶若夫接手这一恐怖机器，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利益，他就一直确保该机器的运行。
斯大林从未亲眼见过卢比扬卡的地下集中营，他甚至未曾看过“大清洗运动”中的“绞肉机”。为了完成大量工作，叶若夫向斯大林请求获得大量资源，内务委员部执行机构的资源对他来说远远不够。“大清洗运动”需要大量的速记人员、警卫人员、执行枪决人员、清理人员、拷打人员、办事员、铁路人员、卡车司机和信息员，一些标有“肉类”、“蔬菜”的卡车装载受害者，运到莫斯科附近的乡下地区布托沃，这里是已经备好的行刑场所。专门为运送牲口设计的货运火车常常在夜间启动运输任务，将集中营中的犯人运送到苏联北部地区、西伯利亚或者哈萨克斯坦等地。这些不幸者在途中缺粮少水，冬天寒风刺骨，夏天又会酷热难耐，仅气候就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折磨。斯大林曾说，他不希望给予这些被捕者“度假”的待遇，他在新乌达村、纳雷姆、索利维切戈茨克甚至库雷卡村所感受的些许舒适绝不可能给予这些被捕者。到达劳改营地后，他们又会长时间处于饥饿状态，叶若夫的“膳食专家”们会精准地计算出提供囚犯们最少的卡路里，并让他们从事高强度的劳动，如伐木、金矿采掘、建筑工等。同时，集中营中的腐败现象很严重，囚犯们很少能够得到全部供应配给，况且斯大林也从未尽力去发现这种真实的状况。
这就是“大清洗运动”中的混乱局面，尽管斯大林曾坚称每一位受害者都要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但被捕和枪决的人数从来都没有被弄清楚，这种混乱状况下不可能弄清楚这一精确数字。所有记载虽具体细节不同，但都指向共同的问题。把各方面的数字整合起来粗略统计，总共有150万人在1937—1938年间被内务委员部抓捕，最后只有20万人被释放，被抓进内务委员部，十有八九意味着死亡的结果。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三人夜以继日地从事着骇人听闻的恐怖工作，有一种看法流传很广，或许是故意流传出来的，那就是斯大林强迫集中营里所有犯人从事劳动即可。事实上，内务委员会接到的命令是，将一半的集中营犯人运至西伯利亚或苏联北部地区不是劳改，而是直接枪决。粗略统计，在短短的两年里，有75万人在扫射中丧生，这就是“大清洗运动”的可怕真相。
* * *
[1] 这个词是在历史学家罗伯特·康奎斯特的同名著作中首次出现，现在已被俄罗斯及世界其他国家广泛接受。
[2] 'Stenogrammy ochnykh stavok v Tsk VKP（b）。 Dekabr' 1936 goda', Voprosy istorii, no. 3 （2002）， p. 4.
[3] 'Stenogrammy ochnykh stavok v Tsk VKP（b）。 Dekabr' 1936 goda', Voprosy istorii, no. 3 （2002）， p. 5.
[4] J. A. Getty,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Purges Reconsidered.
[5] R.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pp. 3 - 22 and 53 - 70.
[6] Molotov. Poluderzhavnyi vlastelin, p. 464;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35.
[7] O. Khlevniuk, 'The Objectives of the Great Terror, 1937 - 1938' in J. Cooper et al., Soviet History, 1917 - 1953; O. Khlevniuk, 'The Reason for the "Great Terror": The Foreign-Political Aspect' in S. Pons and A. Romano, Russia in the Age of Wars, 1914 -1945.
[8]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p. 682 - 683.斯大林在这里指的是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但1934年归入内务人民委员会，其部门名称是国家安全理事会（GUGB）。
[9] R.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pp. 135 - 173.
[10] I. V. Stalin, Sochineniya, vol. 14, pp. 189 - 191.
[11] 'Materialy fevral' skogo-martovskogo plenuma TsK VKP（b） 1937 goda', Voprosy istroii, no. 10 （1994）， pp. 13 -27; no. 2 （1995）， pp. 22 -26; and no. 3 （1995）， pp. 3-15.
[12] O. Khlevnyuk, 1937 - i, p. 77.
[13] M. Jansen and N. Petrov, Stalin's Loyal Executioner, pp. 76 - 77.
[14] B. Starkov, Dela i lyudi stalinskogo vremeni, p. 47.
[15] B. Starkov, Dela i lyudi stalinskogo vremeni, pp. 48 - 49.
[16] Trud, 4 June 1992.
[17] Trud, 4 June 1992.
[18] N. Okhotin and A. Roginskii, 'Iz istorii "nemetskoi operatsii" NKVD 1937 - 1938 gg.', p. 46.
[19] Izvestiya June 1992.
[20]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46.
[21]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Glasnost Tapes, p. 38.
[22] Sove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28 - 1941, pp. 364 - 397.
[23] RGASPI, f.73, op. 2, d. 19, p. 101.
[24] R. Conquest, The Great Terror: A Reassessment, p. 245.
[25] S. S. Montefiore, Stalin: 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 pp. 185 - 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