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对自己撒谎的同时，也不断地向整个世界撒谎。1934年8月，炮兵团统帅那哈耶夫（Nakhaev）兵变失败后，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传递了这样一些信息：
当然（我说的是当然！），他不是独立进行的。我们应该打开他的防线，迫使他说出或透露整个事情的真相，然后进行严厉的惩罚。他是，而且必须是一个波兰——德国的探子，也或许是一个日本间谍。契卡分子还与他一起讨论其“政治见解”（这也叫审问），真是荒谬绝伦。[1]
当时，斯大林正在离莫斯科成百上千英里外的黑海岸边享受度假的好时光，因此，对那哈耶夫事件的认知仅仅是通过电报得知的。莫斯科的人告诉他，在那哈耶夫的诱骗下，他领导的军队才发动了一场起义，尚无证据证明那哈耶夫还有更大的计谋。至于他当了“波兰——德国的密探”，更是一个凭空想象出来的。斯大林为自己和他人编织着一个又一个故事，然后努力为其盖上真实的面纱。
斯大林很少将自己的心路历程公之于众，也不保存日记，他与妻子娜佳的通信最多就是简要提及他的健康、情绪及所处的天气情况。这种状况，对于了解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毫无裨益。有关其想法的那些线索，更多地出现在他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其他政治家的通信中。通常情况下，这些通信的内容充满疑虑、阴谋和仇恨。[2]他不相信那些问题是偶然事件，而是坚信它们是阴谋诡计。他断定，阴谋无处不在，必须揭露它们，惩罚那些阴谋者。[3]斯大林每每总是向政治局成员发号施令，并要求他们完全服从，但几乎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因此，斯大林的通信表明了他的专横和傲慢。他虽然相信共产主义，但并不相信那些共产党员。
托洛茨基记下了他的回忆（这成为他于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后所从事的主要活动），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米高扬写了非正式的回忆录[4]，斯大林的女儿和其他一些姻亲也记录了他们的经历[5]。有时，斯大林会当着他们的面不假思索地说出来的话，给我们绘就了一幅其思想状态的简图。这些话，他能够对莫洛托夫或其他的亲戚随便说说，也同样可以是一场即兴演说，或者在私人宴会上的祝酒词。[6]当然，斯大林在讲话时经常隐瞒一些东西。斯大林在看人时，总是把他们假想成敌人。同时，还不断有意识地向个别人展示自己。他提前决定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并为此而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同僚中，斯大林很少抬高声音，自控能力大名鼎鼎。[7]对于斯大林的思维运作方式，他的很多私人档案甚至都是些模棱两可的证据。
然而，一直以来都激发人们兴趣的是这位20世纪20年代的含蓄的官僚，如何变成一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8]这个谜团源于分析上的惰性，即使那些反共产主义的学者，都拷贝了托洛茨基在其回忆录中所塑造的斯大林形象。但是，托洛茨基提供了一个自私自利的解释。他在牢记内战的同时，尤其强调斯大林如何密谋反对红军的组织政策。不过，托洛茨基没有提及当时斯大林是如何作恶多端，从事恐怖活动的。其实，内战期间，托洛茨基本人是一位醉心于恐怖活动的作恶者，便没有谴责自己也从事这种行为的动机。同时，他也不喜欢承认其应该能够预知斯大林在30年代的行为。
斯大林的暴力倾向，即使以布尔什维克党的标准来看都是很过火的。十月革命后，这种倾向也是很快被觉察到。内战期间，为了激起农民的恐惧情绪，他下令将南方战线附近的一些村庄全部付之一炬。[9]他以最微不足道的理由，逮捕了红军中帝国军队的那些官员，并用驳船把他们运到了伏尔加河。而莫斯科最后一刻的干涉，才阻止他没把他们淹死。[10]就是红军中普通的征兵工作，都有理由让他感到担心。对于作战部署工作，斯大林及其南方战线的同志们都不计后果，疏忽大意。因此，在他们的统帅下，部队中的人员伤亡毫无理由得高。当时，就连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军事专家的列宁，都在1919年3月的第八次党代会上对他提出指责。[11]一小撮残忍的同志聚集在斯大林的周围，就好像他是这个帮派的领袖。每当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他的朋友们就联合谋划，相互支持。为了实现他的目标，斯大林愿意付出任何人的生命代价，当然，他自己的除外。对斯大林来说，政治判断的最高标准就是必须捍卫和提升他自己的个人权力。
虽然斯大林残酷无情，却以其独特的方式保持着乐观主义。对于对他的方针政策提出质疑的同僚，他经常用的处理方式就是除掉他们。斯大林的论断就是，总能够轻易地发现一些人，来取代那些因蓄谋杀戮或无意伤害而失去的那些人。斯大林用典型的阿波罗神谕式的口吻说道：“当人们表明自己的愿望的时候，他就开始出人头地了。”[12]可见，他急于提拔年轻而有才能的人，并认为，从工人和农民阶级中征召上来的人能够迅速胜任大多数特殊工作。在他看来，中产阶级的专家是祸根，而最糟糕的，当属旧俄军队中的军官。托洛茨基明确要求，只有符合职业标准，才能对下面的人进行提拔。列宁时常犹豫不决，但他不愿意仅仅因为阶级出身就除掉那些真正为布尔什维克党所需要的人。如此看来，斯大林才是党的领导层中真正以阶级出身选人的狂热者。同时，斯大林认真对待列宁的灵丹妙药，即共产党的领导人使从旧社会过来的底层人民的潜力得以释放，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管理的任务其实比“资产阶级专家们”所坚称的要简单。
虽然斯大林狂热地坚持这种观点，且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并未流露出这种倾向，但他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并非独一无二的。不光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同意他的基本态度，其他相好的同僚也是如此。当他们在20年代至30年代迅速攀登到苏联政治并不稳定的顶峰时，他们就加入到了斯大林的阵营中来。但他的敌人也是这些人，因此，他们深知，一旦斯大林从权位上跌下来，他们的命运也会被冰封。他们与斯大林一样，将党派对手视为“草芥”和“浮渣”，卑贱且令人厌恶，并开始争相进行严厉制裁。1934年，伏罗希洛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他将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称作“极讨厌的小人物，卖国贼和行将就木的人”，并写道：“应该消灭这种心如蛇蝎的卑鄙的讨厌鬼。”[13]
斯大林的同僚们对政治镇压的狂热源于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从内战时期开始，诸如“反苏维埃分子”、“人民的敌人”这类词汇就被广泛使用，各种各样的社会成员都需要进行严厉政治迫害的观点甚嚣尘上。恐怖主义的方法得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赞成，他们对这种方法进行了“理论化”。[14]从1922年社会革命党的领导人被逮捕和判刑开始，捏造罪责变得很普遍。[15]自1921年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以来，指控那些布尔什维克党的反对派与外国政府及其情报机构有直接联系的做法愈加盛行。“一五计划”期间，逮捕狂潮死灰复燃。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普遍意识到，他们必须选择支持或反对十月革命，而且深知，苏联正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中。斯大林及其同僚都很残忍，而这种情况，正是由于这个政党缺乏教养。
斯大林的同僚并非只有用这些话才能讨好他。诚然，他们中有些人是野心家，需要竭尽全力取悦他们的“老板”。其实，很多人为他服务，对他毕恭毕敬，是由于他们认同并支持他的观点。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更是如此。由固执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发动的肃反运动，也反映了到30年代中期强加在布尔什维克党头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思维定式，不论这种反映有多么扭曲。以斯大林为核心的这个团体有自己的行话和态度，其成员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建议。而斯大林纠集了更多与其基本取向紧密地保持一致的同僚，1930年开始任中央委员会书记的叶若夫，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即使新的野心家也可能会吸收斯大林基本思想中的某些方面。
在他们的圈子里，斯大林是策划者。他为自己在苏联的地位感到自豪，环顾四海，基本没有几个让他感到钦佩的人。1934年6月，这个德国的大独裁者命令德国军事武装——德意志国防军（Wehrmacht）逮捕并杀害纳粹冲锋队的成员，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行动。随着希特勒权力的上升，纳粹冲锋队成为纳粹党的准军事部队，领导人是希特勒的幕僚厄斯特·罗姆（Ernst Rohm）。后来，针对希特勒与德国的政治界和经济界勾结的问题，罗姆提出了批评。这无疑冒犯了希特勒，于是，罗姆在自己及其组织成员的死亡证明书上签了字。斯大林对该新闻津津乐道：“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啊！他把这件事做得真是好极了！”[16]两人真是半斤八两，惺惺相惜。但是，他只是在与米高扬的闲聊中说了这句话，因此，对米高扬而言，斯大林这句话的意义只是在回想时才听起来那么险恶。这个团体的其他成员，或许也会以这种方式说话。斯大林的特征在于，他对希特勒的这种热切的评价，字字由衷；当有这种时机出现时，他也愿意用同样的方法来应对。
斯大林极其崇拜列宁，伊凡雷帝也是他崇拜的对象之一，故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苏联人都会对此感到惊骇。伊凡沙皇与专横统治、恐怖主义及性格古怪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认为斯大林与之相差甚远，可他却时时研究这位15世纪的沙皇的生活和统治。
在1937年11月8日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上，斯大林指责反对派的领导与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相勾结，计划瓜分苏联的领土。因此，他发誓要将所有的反对派打垮。如果有人试图分裂苏联的领土，哪怕是一点点，他都宣称“这个人是敌人，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十恶不赦的敌人”。在高潮之处，他说道：
我们将消灭每个这样的敌人，即便他是个老布尔什维克党员。我们还要消灭他的整个集团，所有家庭成员！对于在行动上和思想上攻击社会主义祖国领土完整的每个人，我们都不会心慈手软。为全面消灭所有的敌人及其集团而奋斗！[17]
无论是在风格上，还是在内容上，这番话都算不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风格。在格鲁吉亚，至少是在山区，仍然保留着氏族间相互仇杀的传统。但是，这不是对他的这段话的唯一解释。格鲁吉亚传统固然可能激励他去寻求报复任何对他的危害，但它们并不意味着消灭整个大家庭的设想是可取的。[18]斯大林一直以来就是R·维珀（R. Vipper）所写《伊凡雷帝传》的忠实读者[19]，因此，一个似乎更合理的解释是他受了早期俄罗斯史的影响。斯大林不光致力于消灭领导者个人，还有他们的亲属，可见，他正在照搬伊凡雷帝的态度和做法。
斯大林继续沉思人类努力的源泉，将人们个性中的某一特点置于所有其他特点之上，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他说：“列宁说的是对的，一个在关键时刻缺乏勇气采取行动的人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的。”[20]1932年，他还就这个问题给卡冈诺维奇写了一封信。两年后，在他给母亲所写的一封短信中，同样的情绪仍然浮现出来。他写道：“孩子们向您表示他们的敬意。现在娜佳去世了，我的个人生活自然要更加沉重，不过就随他去吧！一个勇敢的人必须总是保持勇敢。”[21]斯大林或许正在诚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或许正试图说服自己要保持勇敢。所有与他相识的人都对他的意志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是固执的卡冈诺维奇，都为他的意志折服。但这对斯大林来说还远远不够，他想要自己看起来不仅意志坚强，而且英勇威猛。他的这种品德一直在其思维中占主导地位，直到1952年10月他逝世前几个月，在对中央委员会做最后一次即兴演讲时，都强调这种品质的必要性。
在列宁所写的1939年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上，斯大林做了简单的记录。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就可以管窥他的思维方式。虽然必须定夺所有实际性的国家事务，但他还是要研习这部有关认识论的严苛的著作。在该书的空白处，到处是他所写的评语。在点评列宁争论性的攻击时，他胡乱写下诸如“哈！哈！”、“亲爱的妈妈！真是一场噩梦啊！”这样的词语。[22]从他用拉丁字母一遍遍地写出列宁的名字，就显见他在精神上对列宁的关注。[23]但是，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在这本书最后的衬页上所写的东西，即：
注意！如果一个人：
（1）强壮（精神上）
（2）积极
（3）理解力强（或能力强）
那么，不管他有其他任何罪恶，都是一个好人。
（1）软弱
（2）懒惰
（3）愚蠢
是可以被称为罪恶的唯一的东西。[24]
这种评论的内容非常不符合基督教教义，倒令人更多地想起尼古拉·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而非《圣经》。对斯大林而言，“善”的标准不是道德方面的，而是效果方面的。个体应该判断自己的内部力量、勤勉程度、实用性和聪明程度。如果在为共产主义效力过程中取得了实质性的成就，那么，他名誉上的任何污点都是可以原谅的。而且，评论的内容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即斯大林所轻视的特点是软弱、懒惰和愚蠢。斯大林——这个杀人魔狂——每晚都安然入睡。他并不是不为戴上国家的王冠而担忧，他也迷恋权力。但是，他自我要求也很高，想采取行动，但行动必须建立在合理判断的基础之上。他不能容忍怠惰，以及缺乏明智的承诺，并接受历史的喝彩。在判断自己漫长而充满血腥的革命政治生涯时，斯大林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诟病的东西。但是，像16世纪的加尔文教徒（Calvinist）一样，他感到必须时刻问自己是否真的达到了自己渴求的标准。他在同事中间时而生硬时而直率，也会时而自省，但并不折磨自己。他制定评判标准的这个过程，明显缓和了他自己的这种疑虑。斯大林逐渐走向成熟，创造着自己的神话。
他在某一版列宁的著作中草草记下其评价的事实，可能并非偶然。这说明，斯大林在以列宁的标准来衡量自身。列宁对他的影响并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他非常接近地认识列宁，持续不断地尊敬他，甚至爱屋及乌，对他的回忆都表示崇敬。但是，斯大林在记下评论时，并没有特意使用列宁主义的语言。斯大林非道德主义的风格可能不是来源于马列主义，而是源于更早期的一系列思想。他阅读过《君主论》，还在他自己拥有的那本书上做过注解。（唉！可惜这本书已经从档案中消失得无影无踪。）[25]斯大林坚持认为勇敢是非常重要的，恰好来源于马基雅维利对统治者的最高要求，也就是说，他应该表现出这种美德。“勇敢”这个词虽然是翻译成俄语或英语，但他等同于刚毅、努力、有胆略、有智慧。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斯大林就将自己视为马基雅维利所谓的勇敢的化身。
斯大林心性复杂，性格多疑，生性爱幻想。悲剧的是，他通过迫害亿万民众，有机会将自己所受的心理创伤表现出来。他感觉敌人无处不在，整个认知倾向就是认定他个人生活或政治生活中的任何小问题都是人类有恶意的自主性，怀疑阴谋诡计在本质上是必然存在的，并沉溺在这种想法中不能自拔。斯大林不光对苏联内部持有这种态度，对外国亦是如此。1938年，在对反英的印度国民大会党思忖良久后，他确信该年度新选举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是受欢迎的，他们有一半多是“用英国的金钱喂养起来的间谍”。[26]无可争议的一个事实是，英国政府肯定花钱雇用了间谍。但是这样一大部分人都来不断告发圣雄甘地的说法，是苍白无力的，虽然它可能揭示了其倡导者的心理状态。在苏联，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这些阴谋很可能是一个特殊的牺牲者的单独行动，但他很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点。他的偏爱就是将一个“敌人”与遍地的“阴谋诡计”联系起来，与为外国敌对势力效忠的情报联系起来。斯大林的同僚们总感到在政治上受到围困，这样更增强了他的这种倾向。
在驱逐了反对派、对整个国家实行大规模的暴力统治后，他们的这种感情并未消减，反而增加了。他们将反对或只是批评他们的每个人都视为垃圾，而予以消灭。并非所有人都贪恋恐怖措施，但一些人是这样的，更多人是心甘情愿的勾结者。他的同僚中的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担心，因为整个苏联社会的怨恨情绪很深重，同时，对于是否会有另一个领导层起来推翻他们，每个人都没有信心。
斯大林并未遭受神经错乱（医生现今更喜欢用这个词，而不是“发疯”）之苦。与被归到精神病患者的那类人不同，他的精神问题并未阻止他每天都去工作，发挥自己的作用。斯大林不是一位偏执狂类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他有朝偏执狂和病态人格错乱的方向发展的倾向。在斯大林身上，有很多非常怪异的地方。他那些比较亲近的同事迟早会发现，这个人不能完全控制自己。只要他在场，他们就会感到局促不安，这已经不是新鲜事。从少年时期就是斯大林的朋友的那些人，在意识到他的优秀品质的同时，也深感其不友善的一面。他满腔愤恨，报复心极重，多年来一直满腹委屈。对于他所采纳的暴力行动的后果，所持的态度极为随意。1918—1920年两年间，以及从20年代晚期开始，他采取恐怖措施的对象，大多属于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的社会团体。从30年代中期开始，他不光迫害这些团体，也迫害他本人熟识的个人，其中，很多人是党内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他有能力使朋友和下属们变得神魂颠倒，然后严刑拷打他们，让他们参加强迫性的劳动并处死。这种能力表明，斯大林的性格极为紊乱。
斯大林早年生活中的某些因素促使他走上这条道路。他拥有格鲁吉亚人的荣誉感和复仇感，从未放弃向对手们报仇的观念。斯大林以布尔什维克党人的视角来看待十月革命，因此，暴力、专政和恐怖主义都是他和其他老党员喜欢并习以为常的方法。对他们来说，从肉体上消灭敌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斯大林的个人经历，使这种倾向更加严重。对于自己孩提时代所遭受的殴打、梯弗里斯正教中学的惩罚性制度、布尔什维克党对于他这个年轻的积极分子的漠视、革命期间和内战期间自己才能受到的贬低以及20年代对他的名誉的攻击，斯大林从未释怀。
这还不是斯大林的全部经历，30年代他所处的环境的确非常凶险。当然，这也是由于他自己所制定的政策造成的。然而，他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个人及其政权处于威胁之下。20年代末，斯大林采用了一项为全国人民广为反抗、深深抵触的制度。他的历次演说都让人们深信不疑，官方的政策就是由他制定的。人们对他所表现出的狂热崇拜更加证实了这种印象。“一五计划”期间，富农、牧师和耐普曼灾难深重。人们推测，如果长千上万的受害者们能够挺过来的话，就会寻求推翻斯大林及其领导的政权。可以说，这种推测绝对算不上古怪。他深知，对手们认为他不可信任、愚蠢而危险，因此想要除掉他。斯大林已经习惯了未雨绸缪，哪怕发现一点点同僚不与自己和谐相处的迹象，也要将他们消灭掉。他认为敌人无处不在，无论等多久，都要把他们严厉地处理掉。可见，当时局势非常凶险。而斯大林是个古怪的人，文化、生活阅历，基本性格模式，都可能让他本人也成为一个险恶之人。
斯大林是一个孤独的人。他所结交的那些朋友，要么忠诚于他，要么死掉了。对他而言，稳定的家庭生活或者永久的情感支持也已不复存在。他的第一位妻子早就去世了，同时，他作为一个地下党组织者的生活也陷于混乱，不能让人满意。接下来，他发现在流放中不可能交到朋友（并不是说他不努力）。他的第二任妻子自杀了，此后，他最好的朋友中基洛夫被刺身亡，奥尔忠尼启则最终也反对他的战略思想，从而与他反目。这样，斯大林再次陷入孤独，但是，他没有片刻的内心的宁静。总之，斯大林成了一个蓄势待发的狂人。
在国家发生的事情与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之间，有一个相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他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使局势变得异常恐怖，在乌克兰、南俄罗斯、北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进行农业集体化等过程中，造成了千百万人死亡。城市农村、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大规模的镇压，大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因此，农村发生了起义，工业领域发生了罢工，人们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居于统治地位的党的领导人，甚至都不能全然依靠武装部队。但是，斯大林不光没有改变自己的政策，反而为了加强统治而采取更加强烈的暴力手段，而暴力统治反过来使人们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怨恨。斯大林——这个早已极度多疑和报复心极重的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强化并扩大了国家的高压政治。同时，这种状况也为他带来了最坏的影响。其实，早在他进行专横统治之前，就饱受人们诟病。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绝不是要寻找借口，斯大林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人。只要他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就会肆无忌惮地、决绝地付诸行动。他的这种特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 * *
[1]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425; Lubyanka. Stalin i VChK - GPU - OGPU - NKVD, p. 565.
[2] Stalin i Kanganovich; Pis' ma I. V. Stalin V. M. Molotov.
[3] 莫洛托夫也持这种态度，至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这样的。参见V. Berezhkov, Kak ya stal perevodchikom Stalina, p. 226。作为丘吉尔的口译员，休·伦吉（Hugh Lunghi）指出了别列日科夫（Berezhkov）的回忆录中包括其题目在内的很多不可靠之处，故我要向他表达我的谢意。同时，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尽力避免使用这个史料来源。
[4] L. Trotsky, Stalin: An Appraisal of the Man and His Influence.
[5] 例如斯维特兰娜的回忆录，参见S. Allilueva, Proidennyi put'; A. S. Allilueva, Vospominanya;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and Tol' ko odin god。
[6] 最重要的是斯大林于1937年11月8日在为季米特洛夫举行的招待会上的演说。
[7] N. K. Baibakov, ot Stalina go Yel' tsina, p. 48.
[8] 当然，认为20年代斯大林真的是如此含蓄的观点本身是难以想象的。
[9] R.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p. 15.
[10] R. Medvedev, Let History Judge, p. 13.
[11] ITsKKPSS, no. 11 （1989）， p. 169.
[12]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p. 157。在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宴会上，伏罗希洛夫在演说中说了一句感叹语。这句话是对其所说的感叹语的感叹。
[13] Sovetskoe rukovodstvo. Perepiska, 1928 - 1941, p. 334.
[14] L. Trotskii, Terrorizm i kommunizm.
[15] M. Jansen, A Show Trial Under Lenin.
[16] 在俄语中，这句话是这样的：Molodets, kak on zdorovo eto sdelal！这件事情的亲历者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参见Tak bylo, p. 534。斯大林的翻译之一V·别列日科夫所回忆的内容与米高扬的记录稍有差异，即Kak ya stal perevodchikom Stalina, p. 14。
[17]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p. 148.
[18] T. Dragadze, Rural Families in Soviet Georgia, pp. 43 - 44.
[19] RGASPI, f. 558, op. 3, d. 37.
[20] Stalin i Kaganovich, Perepiska, p. 273.
[21]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i, p. 17.
[22] RGASPI, f. 558, op. 3, d. 167: see for example pp. 43 and 47.
[23] RGASPI, p. 57.
[24] RGASPI, p. 248.
[25] N. Ryzhkov, Perestroika: istoriya predatel' stv, pp. 354 - 355. E. A. Rees, Political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Stalin: Revolutionary Machiavellism.
[26]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p. 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