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中，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53％。因此，斯大林努力将自己与俄罗斯族扯上关系。[1]20年代至30年代早期，他的这种倾向更是明显。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斯大林曾对姐姐斯维特兰娜说：“你知道，我们的父亲过去曾经是一个格鲁吉亚人。”[2]这个男孩在俄罗斯长大，嘴里说的是俄语，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俄国人。的确，斯大林曾将自己看作一个来自格鲁吉亚的“俄罗斯化的亚洲人”，否认自己是个“欧洲人”。[3]其实，十月革命后，他很少提自己的民族。不过，对于他的这种说法，我们必须慎重对待。根据地理学家的解释，格鲁吉亚位于高加索山脉的南部，属于亚洲。因此，将“格鲁吉亚人”与“亚洲人”放在一起是令人费解的。据推测，这种说法某种程度上源于格鲁吉亚人相对于东方民族的文化优越感。但不管怎样，斯大林是在伏罗希洛夫家的私人宴会上说这种话的，而不是在公开场合。当时，由于他打断了保加利亚共产党员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与客人们的谈话而给季氏进行轻松地道歉时，不假思索地说了这种话。在欧洲人中，“亚洲人”是个轻蔑的称呼。而斯大林将自己称作“亚洲人”，就是一种活跃气氛的幽默行为而已。我们对他的评论必须像往常一样，根据其表达的环境来进行解读。
但是，在斯大林的讽刺语中，其核心具有内在合理性。斯大林生来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并仍然保持着家乡的习惯和态度，他珍爱格鲁吉亚的古典诗作。他也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成吉思汗的著作，因此，亚洲各伟大帝国的统治者们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斯大林对俄国的体验也在他的意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称赞俄国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为这个国家往日的和当前的力量感到自豪，也为失去诸如萨哈林岛（Sakhalin）的领土而愤恨不已。他喜欢俄罗斯，也喜欢格鲁吉亚传统。斯大林的身份更像是两种身份的混合体。斯大林是一个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民族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它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会对社会带来损害，因此，它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斯大林在内心里是否感到有必要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令人怀疑的。不过，他优先考虑的是统治苏联、改造苏联以及保证其个人的专政统治。
无论他个人的身份有多么错综复杂，这些优先考虑的事情都促使他改变民族政策。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一些人由于民族主义问题被逮捕，但同时他命令媒体要避免冒犯普通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由于诗人达米安·别德内嘲笑俄罗斯民众的癖好，而遭到了斯大林的指责。1932年，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下令拆除位于莫斯科中部的基督教救世主大教堂时指出，应秘密拆除，并且不应公开宣布，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想因发布命令的是一个格鲁吉亚人和一个犹太人而受到诟病。[4]1938年，斯大林的官方传记问世时，便几乎不提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背景。[5]
对于俄罗斯人在一位异族的政治家统治下生活所产生的怨恨，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担心。虽然内务人民委员部及此前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看起来不曾对此有过汇报，但斯大林毕生对这件事情都很敏感。在一个秘密海报中，有隔河相望的两队战士的图像。一队是由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领导的犹太人，另一队是由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和叶努基泽统领的格鲁吉亚人。图像下方配文是：“斯拉夫人陷入争论，争论的主体是由谁统治旧俄罗斯”。[6]在斯大林的随从中，的确有几个非俄罗斯人，但这几个人也不都是格鲁吉亚人。20世纪30年代早期，犹太人卡冈诺维奇和亚美尼亚人米高扬是其中比较突出的。因此，斯大林对公众的意见并非不在乎。俄罗斯农民所受的重创，被迫害的东正教会及其生活方式的变化，引起他们对现实政权的强烈敌视。官方将宣传重点放在斯大林在政策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这无疑使他逃脱了责任。
到那时为止，苏维埃政权放弃了很多最初对俄国传统的反对意见。20年代，苏联历史学领域的老资格是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Mikhail Pokrovski）。他将1917年之前的几个世纪的历史，描述为俄罗斯人对其他民族进行压迫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没有一个君主或将军被赋予任何优良品质，整个社会制度被当作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从30年代中期开始，这些都发生了变化。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都被当作管理秩序、经济进步和扩大外部影响的创始人，而受到人们的称赞。俄军统帅亚历山大·苏沃洛夫（Alexander Suvorv）和米哈伊尔·库图佐夫（Mikhail Kutuzov）被当作将俄国和欧洲从法国暴政下拯救出来的英雄，备受人们的尊敬。高加索地区的叛军一度被当作英雄对待。现在，历史学家们开始肯定沙皇俄国统治的诸多积极方面。俄罗斯的科学和文化成绩也被突出强调。他们认为，化学家门捷列夫（Mendeleev）和1936年逝世的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Ivan Pavlov）要比与他们相对应的外国人更优秀。同时，俄罗斯19世纪的文学经典被大量印刷。1939年，为纪念亚历山大·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苏联举行了盛况空前的庆祝活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嘲笑或诋毁俄罗斯及俄罗斯人都是很危险的举动。
在日丹诺夫和基洛夫的帮助下，斯大林对一些历史性著作的出版进行了审查。[7]有说法以为：苏联正在提升沙俄最好的爱国主义和启蒙传统，却不会效仿沙皇专制统治的负面影响。同时，苏联还看重培养国民的国家自豪感，目的是赢得俄罗斯人的支持。1937年，在检阅完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游行队伍后，他参加了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一个私人晚宴，这个晚宴的参加者是几十位主要政治界人物和军队统帅。在晚宴上，斯大林说：
俄国沙皇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们做了一件好事，即创建了巨大的国家，一直到堪察加（Kamchatka）。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8]
斯大林是一个很有才干的演员，他可能不相信这段话中的任何一个词。但他将马列主义与沙皇俄国的情感连结在一起，这很可能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
当时，斯大林也对弥漫在政治空气中的各种涌流做出了反应。个别俄罗斯人倾向于取代被斯大林派打败的对手，犹太人也失败了。根据他与犹太朋友（如果任何人都能够被称作他的朋友的话）之间持久的关系，我们很难把他看成反犹太主义者。但实际情况仍然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些列宁所领导的政治局的杰出的成员，都是犹太人血统。在国家管理层中，俄罗斯人明显受重视。即使在那些非俄罗斯人的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人大多位居重任。相反，除了在那些俄罗斯民族占当地人口少数的地区，非俄罗斯人很少能够上升到高位，担任要职。从30年代中期开始，古拉格劳动营系统中就不乏民族和种族团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但俄罗斯族人除外。俄语获得无上的荣耀，成为所有学校和办公机构的必修课。虽然国家允许各苏维埃共和国继续教授当地的语言，但必须学习俄语。其他语言中的字母表都被修改了，大多数语言中的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文字系统都为斯拉夫字母的模式让道。[9]
种种迹象表明，斯大林只不过在曲解马列主义的过程中遇到了挫折，却使他中途放弃。“二战”后，俄国法西斯主义的领导人、流亡者康斯坦丁·罗扎耶夫斯基（Konstantin Rodzaevski）从哈尔滨返回苏联（他一到达莫斯科，就被枪毙了，因此，这不是罗扎耶夫斯基的明智之举）[10]，这使其确信斯大林主义是可以与法西斯主义划等号的。难道斯大林在主观上没有倡导这种情形而在客观上是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毫无疑问，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他提升了俄罗斯民族的地位，使其高于苏联其他民族。他认为，沙皇俄国通过武力对其他些民族的征服，是他可以效仿的。
苏联在大力吹捧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过程中，伴随着对其他一些民族的残酷镇压。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都认为，斯大林使他们遭受了种族灭绝之灾。在疯狂的农业集体化之间，他们从头到尾忍受着莫斯科强加给他们的苦难。哈斯克民族是一个游牧民族，却被强迫加入集体农庄。乌克兰民族一直是一个农耕民族，但他们的村庄遭到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集体农庄突击队员的入侵。在驱逐了富农后，剩余的居民都被迫加入集体农庄。可以说，这两个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比俄国大多数地区的俄罗斯人更加糟糕。当然，理由是相似的。哈萨克人固有的文化尚未接受农业，更不用说集体农庄了，这与许多乌克兰农户拥有的私人农场相冲突。因此，在始于20年代末的集体化运动中，这两个民族的人一定会遭受官方的沉重打击。
起初，政治局是以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理由来压制这两个民族。但是，这个运动一旦进行下去，斯大林及其同僚就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农村反抗的可能性越来越警觉。哈萨克斯坦的种族和宗教领袖不断遭到迫害。政治局在乌克兰所运用的镇压手段，不光为了对抗富农，也为了对抗神父、作家和学者。
然而，斯大林虽然愿意降低1932—1933年乌克兰的粮食征收定额，但他仍然有理由对这个共和国存有政治忧虑。随着农业集体化和剥夺富农财产运动的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恶化，成千上万的农民试图逃亡到那些食品供应更有保证的地区。根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报告，在这些逃跑者中，就有携带民族主义毒瘤的乌克兰人。在斯大林的鼓动下，政治局命令乌克兰共产党当局从1933年1月22日开始关闭乌克兰共和国边界地区的人行通道。早些年，许多乌克兰人定居在北高加索的库班河流域。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他们将民族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其他地方。[11]在1932年12月14日，政治局发布命令说，在传统上，苏共主要将乌克兰的同志征召到乌克兰及有乌克兰人居住的其他地区的党和政府中，但这个政策运用得太机械，导致国家遭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渗透。于是，政治局命令这些地区在挑选晋升人员时应该采取更加严格的筛选办法。[12]
此后，便是始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的逮捕和审判乌克兰文化领袖的迫害活动。
斯大林虽然没有试图消灭所有的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但他确实想要根除他们中间的所有反对者，最终目标是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变成经济高效的苏维埃共和国。因此，他允许这两个民族保留自己的文化，尽管这种保留在形式上比十月革命后的十年受到的限制更多。如果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能够成为苏联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那它将形成一个赢得东欧社会主义艳羡的经济典范。[13]富饶的哈萨克斯坦，也会成为被外国羡慕的共和国。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消灭教权和漠视大饥荒，成为将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纳入共产主义秩序的标准程序。但是，在斯大林的马列主义世界观中，它们还是稍微有点意义的。
并不是所有将斯大林解读为民族主义者的人，都把他视为一个亲俄者。一些人认为，他对俄罗斯人的放纵是为了掩人耳目，其实是想提高格鲁吉亚民族的威望，改善他们的境遇。他们推测，斯大林远远算不上一个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仍然保留着年幼时的爱国主义热情。虽然他喜欢到阿布哈兹海岸度假，但从未赞成1921—1922年做出的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分离出来的计划。1931年，他迫使朋友内斯特·拉科巴接受将阿布哈兹并入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做法。大多数格鲁吉亚人将阿布哈兹视为历史上格鲁吉亚的一个省，因此，很多人对斯大林的这个举措充满感激之情。然而，阿布哈兹一旦并入格鲁吉亚，就面临着格鲁吉亚文化的同化，尤其是在1936年12月拉科巴去世后。[14]阿布哈兹人的字母表被迫改为以格鲁吉亚文字系统为基础的体系，阿布哈兹语言教学也受到限制，格鲁吉亚官员被调往阿布哈兹。自1937年居住于西格鲁吉亚的明格里利亚人在这里落户后，这里也面临着人口调整。[15]
斯大林保持了自己在幼年时期培养起来的兴趣。他促进了古老的格鲁吉亚文学经典的出版，对绍塔·鲁斯塔维利创作的13世纪伟大的史诗作品《虎皮武士》依然兴趣不见减。他允许重新印刷亚历山大·卡兹别吉的《弑父》，因为这部有关山区土匪的传说曾鼓舞了孩童时代的他。正是这种对文学的兴趣使斯大林愿意花费时间阅读并修改沙尔瓦·努楚比泽的格鲁吉亚诗歌文集。[16]
然而，这些现象并未表明斯大林是一个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这样的解释与他内战末期的政策不符，与他1921年对格鲁吉亚的征服不符，与他1922年对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迫害也不符。总之，它与20年代晚期至30年代晚期对格鲁吉亚农民、神职人员、文化人物和政治家的迫害不符。后来，很多格鲁吉亚人都把这个问题遗忘了。斯大林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早已为人们所知。自从《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于1913年问世以来，他奉行的原则就是：没有有力的出版和文化机构的民族不应当被称作民族。他的前提是：通过加强这些民族与邻近高等民族的关系，提升他们的文化水平。而通过增强格鲁吉亚人的影响力，这个任务是可以在阿布哈兹实现的。但斯大林还希望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在引进俄罗斯文化的情况下，将自身的文化提升到更高水平。斯大林个人的经验告诉他，作为非斯拉夫民族的格鲁吉亚人，运用这种办法来处理并非明智之举，因为他们的民族意识太强烈了。
在苏联，斯大林提高俄罗斯人的社会地位的同时，也特别偏爱某些民族。他的这种做法，既有思想意识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原因。苏联是一个经历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国家，对于如何处理由此带来的问题，斯大林自有主张。但是，他也必须应付那些他和亲信们都没有预料到的状况。
在对俄罗斯民族身份的认同方面，斯大林的举措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与马列主义相去甚远。19世纪至20世纪早期大多数被公开承认的民族主义者们的主要观点，赞扬了俄罗斯人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而斯大林不愿意将这些观点囊括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虽然俄罗斯农民质朴无华，忍辱负重，可在斯大林的思想中，这些都没有从正面的角度表现出来。他翻出俄罗斯的历史，为共产党占据国家权力、进行强有力的统治、实施恐怖主义和世俗主义、实现工业化、建设城市和乡村以及建立强大的组织提供历史依据。在1917年之前的知识界，就有朝这个方向发展的趋势，只不过形式不完全相同而已。他所允许的这种俄罗斯民族主义，很大程序上是他自己的想象。[17]
当然，还存在赞美专政、黩武精神、城市化、大型化、不信任西方国家和诋毁农民、农村和基督教的另一种思想体系，该思想体系就是马列主义。斯大林已经做的，是将各种有关俄罗斯民族身份的说法归结为一个独一无二的、非常特殊的版本，这个版本可以与其自1917年以来不断发展的马列主义观点实现最大程度的重合。他鼓励俄罗斯人保有民族意识，但力劝他们不要对这种民族意识进行探究。当局知道什么样的民族身份是对俄罗斯民族有益的。如果试图跃过“红线”，就会受到惩罚。
此外，苏联共产党希望俄罗斯人像认同自己是俄罗斯人那样认同自己是苏联人。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培养了民众对沙皇俄国的忠诚感，这种对国家的忠诚感比对任何民族的忠诚感还要强烈。因此，斯大林效仿沙皇，激发人们对多民族国家的自豪感。他甚至希望，这种国家的自豪感强过民族自豪感。[18]在11月7日于伏罗希洛夫的官邸举行的宴会上，他发表了一番即兴演说：
现在，旧俄已经变成了苏联。在这个国家中，所有民族一律平等。通过加强自身的政权、军队、工业和集体农庄，它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苏联的各地区和各共和国中，俄罗斯民族是最苏维埃化的，也是最革命的。[19]
对于俄罗斯人为什么对十月革命和苏联比其他民族要忠诚，他没有做任何解释，但两个因素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第一个因素是，苏联是在俄罗斯领土的核心部位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因素是，苏共将不会给予其他民族的优势给予了俄罗斯人。然而，斯大林不想让他们变成民族主义者，故仍对他们忧心忡忡。因此，在其他民族拥有了自己的共产党时，他仍然阻止俄罗斯拥有它。斯大林将俄罗斯人的民族情感转化为苏联身份与俄罗斯身份的融合体，并通过这种办法赢得他们的支持，而无需打开民族主义这个难以驾驭的“潘多拉魔盒”。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的是，在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俄罗斯化是有限度的。苏联仍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斯大林一直希望非俄罗斯民族主动加入到苏维埃秩序中来。为此，他需要建立使用本民族语言的学校和新闻机构，以使当地民族团体有机会得到提升，并培养民族自豪感。于是，1861年逝世的乌克兰诗人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被四面八方的赞美包围。同时，在格鲁吉亚及南高加索地区的其他苏维埃共和国，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人们对民族文学形象交口相赞。苏联试图让中亚各民族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区域单位同化，而且，这个进程仍在继续。1917年之前，白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薄弱，因此，他们继续拥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新闻机构。
在一个革命国家的框架内，这种强烈的民族融合要求新的统治形式。把斯大林描述成穿着红色外衣的沙皇是不公正的，虽然他们在很多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一些重大的国家仪式外，两人都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更别提去参加芭蕾舞会。但是，尼古拉及其妻子都定期前往农民们喜欢去的地方进行基督徒的朝圣之旅。1903年夏天，他们参加了在俄罗斯乡村举行的萨罗夫的圣塞拉菲姆的遗体安放仪式。[20]而斯大林除了定期去他的别墅或度假外，哪里也不去。同时，他也没有像沙皇那样屈尊去接待一群群农民请愿者，而按照列宁的理解，这种活动有利于他了解农村的大体情况，还有利于提高威信。但是，早在他开始担心个人安危之前，就对这种活动避之不及。他一定是知道了农民，或许还有大部分的工人，都会对国家糟糕的现状充满诸多怨言。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例外。斯大林第一任妻子的姐姐玛利亚·斯瓦尼泽，在其日记中记下了1935年11月斯维特兰娜生日那天发生的一件事。斯维特兰娜想要去坐莫斯科的新地铁，于是，斯大林决定安排玛利亚陪同她和弟弟瓦西里前往。但到了最后时刻，斯大林说他和莫洛托夫也陪同他们前去。这时，卡冈诺维奇惶惑不安。虽然他已经提前订好了十张票，但他对斯大林即将前往这一消息感到惊恐，因为他担心斯大林的安全。当他们到达克里米亚广场时，新开放的地铁站的墙尚未干透。旁观者们认出了斯大林，因此，地铁方面为他们安排了有独立引擎的单独的车厢。当他们走出离克里姆林宫最近的奥克霍亚德地铁站时，就迎来了同行乘客的热烈欢呼。[21]
如果尼古拉二世仍然坐在皇帝的宝座上的话，他可能也会进行这种短途旅行。但是，通常情况下，斯大林的行为与尼古拉二世的行为是相反的。斯大林经常就苏联政治和国际政治做演讲，写文章，而沙皇们将这种布道的活动留给他的主教来做。尼古拉二世是一个基督教信徒，他认为，一个君主没必要将他的信仰解释给自己家庭以外的人听。斯大林与他截然不同，二三十年代，他花费了大量时间进行写作。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他无需速记打字员的帮助，因为他认为他们动来动去，让人烦躁不安。他虽然辛辛苦苦地用自己的两只手进行写作，但可以免受任何干扰。自从凯瑟琳大帝以来，尚未有沙皇有如此高的写作热情。凯瑟琳女皇的文章主要是秘密写给伏尔泰、狄德罗等人的，而斯大林所写的这些文学读物，都是面向世界的。总体而言，罗曼诺夫家族对群臣宽厚体贴，但斯大林以羞辱、打击甚至杀害下属为乐。他一直觉得他们会为他带来威胁
在统治方式上，斯大林与历代沙皇还有一个差异，这种差异是个社会问题。在私人聚会上，他一再坚持他的政治成功源于“民众”的支持。他说：
我不否认，领导人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因而是举足轻重的。但是，如果没有民众的话，他们什么也不是。像汉尼拔和拿破仑这类人，一旦失去了民众，就完蛋了。民众决定了每项事业的成败，也决定了历史命运。[22]
然而，沙皇们不会像他这么说。1937年6月，斯大林甚至说得更加过火。他习惯了吹捧人民委员们，这次，他想向“成千上万的”基层领导和中层领导表达敬意。他说：“他们都是谦虚的人，不会出风头，我们几乎都不认识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他们的话，那就是瞎眼了。”[23]
在193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的周年宴会上，斯大林做了一番未被新闻媒体报道的演讲，言辞犀利地表达了自己的这种态度。他宣称，实干家是维系克里姆林宫与民众之间的纽带。20世纪20年代，他的党内对手们比他更受人们的欢迎，但他们忽略了培养基层官员的必要性。当季米特洛夫和其他人试图当面赞美他时，他对这位实干家的溢美之词提出了反对意见。[24]他坚信，党内对手的失败以及接下来几个月的清洗，已经抛弃了那些在革命前的社会中居于高层的领导人。1937年6月，在逮捕并杀害了图哈切夫斯基之后，斯大林也曾对军事统帅们讲到过这个问题。[25]斯大林迫切希望证明他和那些活下来的同僚们，在了解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需要方面，比那些有特权的前流放者们更胜一筹。他们本身都从底层而来，至少很多人是这样。不过，罗曼诺夫王朝的诸位君主们从未吹嘘过自己祖上就卓尔不凡。
然而，在莫斯科地铁这段情节中，有那么一刻，将我们的思维拉回到帝俄时代。在奥克霍亚德地铁站，斯大林等一行人离开了列车，出去试用电梯。与此同时，站台上的旅客蜂拥而至，挤进了他所乘坐的车厢。当斯大林返回车厢、列车继续前进时，他们仍与他坐在一起。
当时，一切都是激动人心的。斯大林一直微笑着，眼睛里流露出来的，除了和善就是温和。虽然他一直很严肃，但此刻打动他的，是人们向他们的领袖表现出来的那种爱戴和专注。这其中，没有用矫揉造作，也没有繁文缛节。对于人们对他的热烈欢迎，他稍稍说到过几句。他说，民众需要沙皇似的人物，他们向他鞠躬行礼，并在他的名义下生活和工作。[26]
这些话看起来并不专指俄罗斯人[27]，斯大林在说这话时，或许心里想的是前俄罗斯帝国的所有黎民百姓。然而，他却解决了他对苏联统治的一些重要理解。在斯大林看来，十月革命还尚未改变大多数苏联公民的心态，至少某种程度上，他们所接受的统治方式，是传统方式。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需要一个“沙皇”。
斯大林喜欢读有关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的书籍，他钦佩他们的强力统治方法，对他们为了追逐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暴行，也能够体谅。显然，某些沙皇比其他的更适合称其为楷模，即使是伊凡雷帝也难入他的法眼。对斯大林来说，伊凡雷帝在镇压其敌人时太缺乏系统性了。然而，更一般地讲，斯大林采用了沙皇们所使用的某些统治手段。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多数沙皇们都隐藏在神秘光环之后，这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尊严和威望。斯大林固守着这一传统。实际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很多君主也与其有相同之处，比如，凯瑟琳大帝是德国安哈尔特（Anhalt）王族和霍尔斯坦（Holstein）王族的公主。斯大林所面临的困难更大，是因为这个统治俄罗斯的人是格鲁吉亚人，他的同僚们大多数也非俄罗斯人。
我们也可发现他坚持“平易近人”的蛛丝马迹。比如，尽管他工作负担极重，仍然抽时间与那些写信给他的普通民众回信。一位名叫菲克拉·科尔舒诺娃（Fekla Korshunova）的妇女给他写了一封信，请求他收下自己送他的一头牛。斯大林回复道：
谢谢你的来信，大妈。因为我没有农场，所以不需要奶牛。我完全是一个尽己所能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雇员，政府雇员是没有农场的。大妈，我建议你将奶牛保留下来，就当对我的纪念。[28]
这封简短的回信是一根鸿毛，重量却大大超过了斯大林大屠杀、大破害的记录。它表明即使是在恐怖主义盛行的年代，他仍然能够和善地对待陌生人。
虽然斯大林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有限，但他的演讲并没有限制。在苏联历史电影中，经常可以看到他讲话的情景。为了确立作为列宁接班人的合法性，斯大林需要在党代会上做主题发言，他还要著书来解释最新发展的马列主义理论。斯大林在发表演说时，总是直截了当，与其说他是一个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位向军队训话的将军。偶尔，斯大林也像一位宣读祷告文的神父，为了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在细节之处停顿一下。总的来看，他不擅于在这种场合搞活气氛。
斯大林终其一生，都保持着老布尔什维克党们一成不变的粗野行为。然而，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比他更像沙皇了，不过他终究还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党员。
* * *
[1] 这是由1926年人口普查获取的数字中计算得出的。参见V. Kozlov, The Peoples of the Soviet Union, p. 69。
[2] S. Allilueva, Dvadtsat' pisem k drugu, p. 39.
[3]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Dokumenty i materialy, p. 158.
[4]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48.
[5] Iosif Vissarionovich Stalin （1938）， p. 5.
[6] K. Simonov, Glazami cheloveka moego pokoleniya, p. 37.
[7] F. Bettanin, La fabbrica del mito, p. 89.
[8] 参见［保］季米特洛夫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马细谱、杨燕杰、葛志强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译者注
[9] S. Crisp, 'Soviet language Planning, 1917 - 1953', pp. 27 - 29.
[10] S. Kuleshov and V. Strada, Il fascismo russo, pp. 229 - 238.
[11] T.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pp. 206 - 207. H. Kuromiya, 'The Donbass', pp. 157-158.
[12] T.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pp. 302 - 303.
[13] Tak govoril Kaganovich, p. 48.
[14] G. Hewitt, 'Language Planning in Georgia', pp. 137 - 139.
[15] Abkhaziya: dokumenty svidel' stvuyut. 1937 - 1953.
[16] GDMS, Hall Ⅲ保存着斯大林为努楚比泽的文集所提建议的副本。
[17] R.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pp. 206 - 207 and 318.
[18] R. Service, A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Russia, pp. 206 - 207 and 318.
[19]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Dokumenty i materialy, p. 151.
[20] D. Lieven, Nicholas Ⅱ， p. 163.
[21] 'Dnevnik M. A. Svanidze, in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p. 174 - 175.
[22]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p. 55.
[23] Zastol' nye rechi Stalina, p. 123.
[24] G. Dimitrov, Diario. Gli anni di Mosca （1934 - 1945）， p. 81.
[25] 'Pravil' naya politika pravitel' stva reshaet uspekh armii. Kto dostoin byt' marshalom?', Istochnik, no. 3: record of Stalin's speech.
[26] 'Dnevnik M. A. Svanidze' in Iosif Stalin v ob'' yatiyakh sem' i, p. 176.
[27]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解释，参见D. Brandenberger, Stalinist Mass Culture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Russian National Identity, 1931 - 1956。
[28] Istochnik, no. 1 （2002）， p. 105.